鲁宝琪烈士
鲁兴君（鲁宝琪后人）
我叫鲁兴君，我父亲是鲁宝琪，1943年牺牲，是革命烈士。他牺牲的时候我还小，只有七岁。记得那一年深秋，天开始有点冷了，有一天，县里来人告诉俺娘父亲牺牲了，让家里人去老县衙的宪兵警备队抬遗体。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很小的偏房屋里，父亲蜷着身体侧卧在地上，一只手托着头，看他浑身是伤不像样，我吓得不敢看，哇哇哭，我娘也哭。入殓的时候，父亲躺在棺材里，肚子是破的，他的头、胳膊、腿、屁股都是伤口，十个手指甲全是黑的，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后来，听父亲的战友们讲，当时我父亲带人到泰城东北的水牛埠村一带执行任务，由于叛徒告密，我父亲的住处被日伪特务包围，一个叫刘明的警卫员冲出门突围，中弹牺牲，后来烧死了。我父亲也在突围的时候受了重伤，肚子破了肠子都流出来，身上多处中弹，他觉得没法脱险了，就把携带的机密文件撕开嚼碎吃到肚子里，不久就昏迷了。后来，敌人用门板把他抬回城里，关押在老县衙的警备队。
当时，我们一家人谁也没法见他，只有一个叫王复元的，是我爷爷的老部下，去给我父亲送饭能见一面。敌人知道鲁宝琪是敌工部长，是共产党的情报专家，我父亲醒了以后，他们软硬兼施，千方百计想从他口中得到情报，然后交给日本人邀功。我父亲他很勇敢很坚强，抱着牺牲的决心，绝食绝水，拒绝治疗，这个期间，据说党组织派同志想解救我父亲，让亲戚朋友作证说这个人不是鲁宝琪，鲁宝琪已经烧死了，还通过关系，让翻译官讲明利害劝说特务，说万一抓错人欺骗皇军可是大罪，汉奸特务的意志渐渐开始动摇。眼看就要解救成功，这时我父亲伤口恶化，高烧不退，又拒绝治疗，在被捕后第八天壮烈牺牲。他的墓现在就在泰安烈士陵园。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我们鲁家是泰安城四大家族之一，宅子位于岱庙以东升平街，东临城隍庙一墙之隔，南北有条长胡同以我家命名，叫鲁家胡同，我家是前后院，后院很宽敞，是我们家里人住的地方。我父亲1913年生人，17岁考上济南省立高中，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先后在济南、泰安和胶东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在泰安期间参与组建泰安特支，担任过书记，主要是宣传抗日，发展党员。我们家是大户，也是进步知识分子家庭，我爷爷兄弟三个，大爷爷是革命老人范明枢的女婿，他儿子有癫痫病身体不好，我父亲就发动三爷爷家几个堂兄妹参加了革命，后来两个叔叔鲁宝珩、鲁宝瑛也都在战斗中牺牲了，还有一个姑姑鲁宝瑢也参加革命队伍，建国后住在上海。
1934年，我父亲结识冯玉祥将军，协助冯玉祥将军兴办了15处武训小学，其中位于泰山东麓韩家岭村的一处武训小学，就是在我们老家祖宅基础上建起来的。我记得我家还有冯玉祥将军送给我父亲的一些字帖，可惜后来搬家搞丢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亲是个大忙人，我家成了党组织和流亡学生地聚集点，经常在后院开会，那时候我很小，具体开的啥会讲的啥不知道。泰安的夏辅仁、马馥塘是常客，那时候我很小，也经常听大人提到黎玉、赵笃生、朱玉干这些人名，我家人来人往，流亡学生就住在我们家后院，我见过后院地下室里放着很多长矛、土炮，说是俺家卖了城外东关几亩地换的，这是为起义准备的武器，解放后这些东西还在岱庙遥参亭搞过展览。一到开会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俺娘坐在大门外头胡同口做绣活，让我在胡同口玩儿，远远看见生人来就给俺娘说。
1937年底泰城沦陷，我们一家躲到城外韩家岭老家避难，父亲参与组织徂徕山起义以后，很少回家，从来不主动联系我们，怕连累了我们。他担任过省委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起义部队转战莱芜以后，他留下成立泰安独立营，任指导员，后来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锄奸科长、鲁中区敌工部长，一直在敌占区从事情报搜集和秘密交通工作。
1942年夏天，泰山地委书记廖容标和我父亲谈完工作后，一起登泰山查看地形，发现几个上山的日军，我父亲他们在南天门设下埋伏，活捉了三个鬼子，其中有一个是山东日伪政府电报局长，叫简本。这个简本经过我们做工作以后释放回去，后来还为我们秘密传递情报。
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我父亲在泰城串联起情报站和秘密交通联络网，多次护送党的干部穿过敌人封锁，我知道江华夫妇从济南去延安，就是我父亲送他们出的泰安，后来解放以后江华夫妇还找过我们，他们对我父亲评价很高。还有有一次，父亲接到上面的指令，到城南接应一位“刘先生”，这个“刘先生”患有严重肺结核，吐血不止，有生命危险，即便出了城也很难继续前进。于是，我父亲安排情报员江衍红将“刘先生”送到刘焕民（交通员）家中，请江衍红的父亲江踞东（中医，共产党员）为他治病。由于病情严重“刘先生”需要住院静养，我父亲通过关系，几经周旋，把这个“刘先生”安排到日本人开办的博济医院治病，病愈以后又护送他归队。后来知道这个“刘先生”叫宋云，这段历史我看到泰安党史材料有记载。
我父亲这个人为人谨慎，吃苦耐劳，他常年不回家，不与我们来往，当时我们一家对他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省委表彰的先进敌工干部。有一年，我只有四五岁，我印象特别深刻，日本人带着伪军来到韩家岭我老家，把我们全家人全部拉到街上，让我们跪在地上，有的绑着绳子，他们非常凶狠，让我们说出我父亲的事，藏在哪里。我们一家人都不说，这可坏了，他们疯了一样用棍子、枪托打人，用鞭子抽，我爷爷让他们打的站不起来倒在地上，胳膊也打断了，他们把男的拉到河边的一个大石头上，给他们灌辣椒水，然后用棍子压肚子，让他们吐出来，再灌。日本人给伪军特务说，“小孩滴，不打！”我母亲弯着腰抱着我，一只手护着头，汉奸用棍子一直打我母亲的头，把我母亲头顶打开一个大口子，浑身是血。我吓得一直哭。他们就这么折磨我们一天，我母亲的头肿的老大，不像样子。这件事当时搞得挺大，韩家岭的老一辈人应该记得。后来宪兵队把我们全部押到老县衙，继续拷打。后来，实在问不出啥线索，过了几天就把我们放了回来，日本汉奸特务想把我们当诱饵，放长线钓大鱼，把我父亲引出来。我母亲后来脑子落下后遗症，好犯头疼病，经常流鼻子水，身体不好，六十多岁就去世了。
我父亲一直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在艰苦的环境里，总是考虑别人，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先给同志们，有紧急任务总是带头往上冲。他嘱咐我从小要坚持正义，对敌人要狠，对自己人要亲，上学以后一定要加入儿童团。我按他的话，上了小学以后就申请加入了儿童团，放学排练节目，上街到处演出，宣传抗日。父亲曾经送给我一个小书包，还有一个精致的小本子，嘱咐我要经常写日记，每天遇到比较重要记忆深刻的人和事都要记下来，平时注意安全，听老师和家长的话，好好学习。父亲牺牲以后，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当过老师，在我的学习上要求很严，她经常对我说，要长志气好好学，向你爸爸学习，继承好他的事业。
我1954年考上北京医学院，1958年响应烈士子女到边疆工作号召，分配到甘肃兰州工作，1976年我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才调回泰安工作。我母亲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父母的一点照片，还有他们当年结婚时留下的两把椅子和一个小方凳，我小时候就是趴这个方凳上念书写字，转眼80多年过去了，这也是父母留给我的一点念想。
鲁兴君 口述 刘晓东 整理
（鲁兴君，女，1936年生人，鲁宝琪烈士唯一后人，现退休居住泰安。刘晓东，泰安市警史馆民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