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敏
葛德孚，名存厚，字德孚。曾用名葛耀东、孙明，曾化名于光治。1904年出生于沂南县铜井镇竹园村。父亲葛育成，母亲孙氏在葛德孚四岁时因病去世，父亲续弦邻村另一孙姓女子为妻，再生五女。葛德孚作为家中的独子独孙，受到格外的关爱，同时也受到更加严格的教育。祖父祖母更是因他幼年丧母，对他十分的溺爱和娇惯。据说，为求其长命百岁，祖母吃斋念佛，早晚烧香，广结善缘，还为他找了两位同族人当义父母，借以看护与教养。
葛德孚幼时时常跟随祖父去街上听书，从《三侠五义》、《岳飞传》、《杨家将》等传统评书，到老人们之间谈论的甲午战争、义和团起义等历史故事，他都听得不亦乐乎。从那时起，这些荡气回肠的家国故事便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嫉恶如仇、保国安民的忠肝义胆的种子。葛德孚八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直至十六岁，所接受的都是封建伦理、科举功名、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等教育，但是葛德孚对此并不感兴趣，却对武术情有独钟，年幼的他希望籍此除暴安良、保国安民，父亲见他痴迷武术便为他请了一位武师，上午私塾，下午练武。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葛德孚变得身手矫健，练就了强健的体魄和过硬的本领，这也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良好基础。
农民协会初建，农民运动兴起
20世纪二十年代，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那时的中国仍然是内忧外患——政府受到帝国主义控制，而民间也受到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各派军阀也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割据称雄，混战不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彼时的沂水也如中国各处一样，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沂水在外的进步知识分子陆续将进步思想带回了家乡，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沂水传播。1926年，葛德孚参加了张恒远（1892～1933，曾用名张会久，沂南县铜井镇东营庄村人，农民出身。擅长武术，青旗会总会长、总老师）组织的大刀会（又称青旗会或三翻子）。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分别在沂水农村组织起了农民协会，号召农民抗匪护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葛德孚和贺佰珍，在竹园村组织了一个红色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农村生力军，不仅有统一制定的章程，入会程序也非常严格，须经本人申请、介绍人介绍、填写志愿书、会员大会批准后方可入会。农民协会还以会员拥有的土地面积为衡量标准，有针对性地对会员身份进行筛选：以户为单位计算，三十亩地以下者，只要申请即可接收为会员；三十亩至一百亩地者须有选择接收；百亩以上者无特殊情况，一般不予接收。农民协会还有统一的会旗、会徽和会歌。会旗红底黄边，旗徽是金黄色的一张犁，规格按县级、区级、乡级依次减小。会员统一佩有“农民协会会员”字样的红布徽章。他们还会用歌声唱出农民朴素却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苦哇！我们庄农人，终年受苦辛，难得饱和温，有土豪，有劣绅，剥削咱庄农人，谁要稍迟延，马上遭监禁！”“吾辈这次来革命，打倒奉鲁军，铲除新军阀，钱不爱，死不怕，为民为国家。”这种精神在当时的口号中同样有所体现：“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这些鲜活易懂的口号迅速传播，久受奉鲁军阀张宗昌及其爪牙土豪劣绅残酷压榨的广大贫苦农民，了解到农民协会的性质和宗旨后，欣然前往入会。全县区、乡、村纷纷建立了农民协会领导机构，负责人多数是地下党员或贫民会会员。从此，红色组织迅速在沂水广阔的农村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农民运动可谓风起云涌。
1927年4月，沂水县第一个红色党组织——中共沂水支部成立。支部成立后大力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同时在沂水广大农村地区发动民众，组织群众团体，建设农民协会。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汪蒋合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但当时沂水县国共合作的局面仍然被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当年6月，蒋介石的东路北伐军熊式辉部到达临沂，其何耀祖部来到了沂水南乡葛沟村。当时，由于沂水的党员（包括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没有真正识破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误将蒋介石的北伐军看作是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军，便没有隐瞒身份，纷纷以公开身份欢迎南军。他们召集了一百多名党员在沂水城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张贴标语，悬挂国民党党旗，一时间，革命气氛甚浓。县党部的成员，除少数几名是纯国民党员外，绝大多数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于是，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过后，中共沂水支部成员的身份近乎全部暴露。大约十天后，南军撤退，革命形势骤变，沂水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和革命民众实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沂水县的共产党员为了保存实力，被迫分散隐蔽，转入地下活动。
1928年，葛德孚在苏村由徐湘南介绍入党。同年，葛德孚又介绍秦鸿钧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徐葛秦三人成为沂水县南乡党的主要负责人，领导成立了南乡农民协会，沂水南乡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当时红色农民协会实行全县分片领导，沂水南乡司马村一带，由徐湘南、葛德孚负责；西南乡依汶一带由朱寿年、郭文宗（今沂南县宅科子人）负责；另有西乡、北乡、西北乡、城里等几片，分别指定专人负责。1928年春，县农民协会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主要负责人为张敬诺；地下党员徐湘南被充实进领导班子，任张敬诺助手，成为县农协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此，党在农民协会中的领导地位更加牢固。沂水南乡农民协会尤为活跃。广大贫苦农民，一经被组织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会员们经常集会游行，扛着会旗，喊着口号，抓住土豪劣绅就捆绑起来，戴上高帽子，用绳子牵着游街示众。农民有了纠纷，也不找区、乡政府，而是找农会解决处理，农会一出面，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农会提出“不准地主退田，保持永佃”，地主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农会向地主借粮来救济贫苦农民，说多少就多少，地主们也往往不敢打折扣。农会会员把城隍庙砸了，动员妇女放足，到集市上去剪辫子，往日耀武扬威的封建老朽们也不敢反对。司马村农民协会，集中民间的大刀、长矛，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使该村地主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该村有个叫徐鼎心的地主，主动拿着五十块大洋送到农会，说：“帮助点会费。”地下党员葛德孚、秦鸿钧、贺佰珍领导苏村东南的世和庄、城子庄一带的农民协会，在世和庄召开大会并组织游行。他们唱着会歌，喊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沂水县长梁小子（国民党沂水县长梁振乾）”的口号，携大刀长矛，从世和庄一直游行到坡子、城子、息讼庄等，整整一天，所到之处，神庙被砸得稀巴烂，地主豪绅被吓得惊恐不安，四处躲藏，而贫苦农民却都列队欢迎，喜笑颜开。
当时，沂水南乡苏村一带的牛家小河有个大土豪牛守元，家有土地八百多亩，平日地租繁重，剥削佃户，高利放贷，盘剥农民。他还一手遮天，包揽词讼，进一步欺压善良懦弱的群众，实属一方之大害。苏村区农民协会决定，先把牛守元打倒，除此害人的毒虫。1928年10月28日，徐湘南、葛德孚、秦鸿钧、李德厚等农会领导人，带领李家庄、司马、世和庄、夏家小河等村庄的农会会员五百多人，在苏村大集包围牛守元，并将其反绑，游街示众。集市上人山人海，会员们举拳高呼:“打倒压榨农民的土豪牛守元”“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这是沂水南乡乃至全沂水县破天荒第一次打土豪，大涨了农民的士气，灭了土豪们的威风，广大贫苦农民无不拍手称快。
游行示众后，会员们把牛守元押送到沂水县政府监禁起来。但旧政府和土豪劣绅是一丘之貉，惯行狼狈为奸之事。牛守元在监牢里待不多日，赃官刘立卿（当时沂水副县长）便受了牛守元的贿赂，私下将其释放。会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愤怒，决心扩大组织，加强各农民协会的团结，再进行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1928年，沂水、莒县、临沂、郯城等地春季大旱，夏秋季节飞蝗成灾，庄稼、树叶、青草被吞食一空，就连民房屋顶草都被吃去一层。地里收不到粮食，农民只好以石屑、树叶充饥，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继而可怖的瘟疫接踵而至，沂水、费西等地死人无数，甚至出现了“头午死了有人埋，过午死了无人抬”的悲惨局面。为谋生路，许多农民落草为寇，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苍山、磨山、蒙山一带的各土匪帮伙规模迅速发展到成千上万。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屠村惨案。加上军阀混战、战火频仍、政府更迭，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特别是张宗昌督鲁后，农民更是要交地亩税、军鞋捐、军械捐等50多项税款，仅地亩税一项就由原来的2块多钱猛增至19.2元，人民负担较清末增加了2.5倍，农民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8年12月29日，县衙役尹尚勤、单永清到苏村一带逼催田赋。苏村区农会负责人田乐丰、李得厚闻知此事后，便找二人说明农民实在无钱交纳，请求缓征。尹尚勤、单永清等人态度十分蛮横，扬言谁交不上田赋就把谁带走。田乐丰、李得厚二人见劝说无效，便召集一百多名会员，冲进丁家店，把六名差役痛打了一顿。县长梁振乾闻报，立刻派警备队把李得厚、田乐丰抓到县府，严刑拷打，准备处以徒刑。
12月30日，徐湘南同志得知田乐丰、李得厚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南乡农民协会到县政府请愿。次日，各村农民协会会员到司马村东门外集合，由徐湘南、葛德孚、秦鸿钧等带队，两千多名会员，分别持锄、镢、锨、叉、耙、大刀、长矛，举会旗，佩会徽，打洋鼓，吹洋号，排成四路纵队，向沂水城请愿，浩浩荡荡，气势磅礴，要求立刻无条件释放田乐丰、李得厚。县政府却下令紧闭城门，加强戒严，并扬言如果群众强行闯入便武力镇压。会员们无所畏惧，表明不放人绝不罢休。梁振乾见众怒难犯，不得已屈服，遂于次日下午将田乐丰、李得厚二人放了出来，农民协会的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
1928年12月，中共沂水县委成立，徐湘南被选为中共沂水南乡区委书记。1928至1929年间，徐湘南、葛德孚、秦鸿钧三人在司马、苏村、铜井、莒县西部的薄家店子等几十个村庄，大力发展党员，在方圆一百二十多里的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9年5月3日，为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一周年，县农会在沂水城中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城乡农会会员和杨虎城部队在沂水的驻军、各校学生及各界群众代表万余人参加，会议开得轰轰烈烈。县农会负责人张敬诺在会上对农民运动表示了热情赞扬和支持。会后，与会人员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震撼沂城。当游行队伍经过县税务局和十大区长公所门前时，见到这些一贯吸食民脂民膏的贪官，顿时群情激愤。徐湘南带头冲进去，葛德孚挥动大刀随后跟进，秦鸿钧等一大批会员紧随其后，奋勇向前。人们呼啸着冲上去，挤破了门又砸碎了窗。税务局的人吓得惊惶失色，纷纷跳墙而出，鞋子、帽子掉了一地。游行群众先将机关捣毁，又将十大区长代表丘准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沂水城内的头号土豪劣绅刘南宅闻讯被吓得封闭大门，不敢外出。
至此，沂水农民协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全县会员已发展到5万多人，有力地展现了农民解放运动的伟大力量。其中，沂水南乡的农民协会发展势头尤为迅猛，农民运动更是声势浩大，这与时任领导人葛德孚、秦鸿钧等人的艰苦斗争密不可分，其功绩不可磨灭。
党组织遭破坏，莒沂两县农民运动失败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必然深刻触及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及军阀政府为了极力维护反动统治，在国民党清党过程中，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派出高同山、徐徳初到沂水县，以沂水县党部成立时曾出现“运动选举”为由对沂水县党支部实施名为清理、实为破坏的行动。高同山等人到沂水后将国民党部改为党务指导委员会，亲自出任常务委员，并以“左派”面貌出现。为了探查沂水共产党的详细情报，高同山甚至以谈恋爱等手段进行感情拉拢，在探听到共产党成员的蛛丝马迹后，迅速对中共沂水县委下了毒手。5月12日（农历四月初四），沂水县国民党捕共团正式开始行动，他们按照事先拟定的黑名单，逮捕了张敬诺、徐子厚等6位领导同志，并分头在沂水城和依汶、东里店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中共沂水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幸而当时在沂水学联负责的朱春亭和朱亦提前得到了国民党捕人的消息，当即指派徐新浓回村通知徐湘南，才使得徐湘南免于被捕。朱寿年、徐子厚等其余七位同志则被押往济南，直到1930年底，其中五人才因证据缺乏被宣布无罪释放，另两位同志则直到1933年才获释。
大革命失败，农协会被取消。面对四周弥漫的白色恐怖，徐湘南、葛德孚、秦鸿钧，贺佰珍、李鸿宝等共产党员仍然坚持地下活动。他们继续深入农村，积极恢复农会，发展党员，顽强斗争，先后三次到莒县薄家店子做工作，发展了薄贯一等五名共产党员，随后在浮来山“校经楼”建立了莒县党支部。
革命避免不了流血和牺牲。1929年11月20日晚，徐湘南和葛德孚在苏村杨家官庄召集沂水、莒县两县的共产党员开会。因莒县同志未到会，凌晨散会后，徐湘南、葛德孚便连夜去莒县了解情况。那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的革命低迷时期，为了尽力避免被敌人发现，减小目标，他们决定分两路前往莒县。葛德孚与邱维周骑马走在后面，徐湘南与其警卫员杨春增骑马走在前面，一前一后相距七八百米，正好能在彼此的视线范围内。靠近湖头时，葛德孚看到前面的徐湘南和杨春增进入了东大沟——一条横贯南北的主要水渠，这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继而风声中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几分钟后，风息尘定，葛德孚赶到水沟时，却只见徐湘南卧在地上，佩枪不见了，而杨春增也没了踪影。那个可怕的推测被证实了——杨春增叛变了。看着徐湘南的遗容，想起往昔的兄弟情、战友谊，葛德孚趴在徐湘南遗体上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惊天动地。
复仇的火焰在葛德孚的胸中熊熊燃烧。这天，他与邱维周喝了个大醉，然后便到杨家官庄去找杨春增这个叛徒报仇。杨春增早已逃跑了。徐湘南、葛德孚、秦鸿钧、邱维周四人是拜把子的兄弟，这层关系也是他们在敌后斗争时最好的掩护。他们在党外是亲如一家的兄弟，在党内则是同生共死的同志，他们的深厚交情是他人无法触及更无法比拟的。直至多年后，笔者的奶奶还多次说起爷爷在徐湘南死后那日心疼到癫狂的情形，说起性格刚烈的爷爷找不到仇人杨春增只得借酒消愁，说起他酒醉后躺在院子的磨沟下嚎啕大哭。他边哭边说“兄弟啊，让我替你去死吧，我已有儿有女，死亦有后了，你还年轻，命不该绝”，一会又说“杨春增，你个叛徒，你忘恩负义，为了几个臭钱竟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如不手刃你誓不为人”。
三个月后，杨春增自认为避过了风头，又悄悄潜回家中。月亮从房顶上露出了半个脸，惊讶地注视着四位不速之客。只见一道矫健灵活的身影在杨春增面前一晃，杨春增便被扔出了村外。之后，人们在郊外的一间小屋中发现了杨春增——是用他自己腰带的吊死在了窗棂上。
由于当时无法公开惩罚叛徒，杨春增被无法发泄愤怒的村民用最肮脏的诅咒砸成了粪土。村里出了这类人，谁都觉得不光彩。夜里，杨家的大门上被挂上了大粪，那用意是当时的小孩都能明白的——杨春增是吃屎长大的，猪狗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