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敏
葛德孚、秦鸿钧机智脱逃
党组织首次遭到严重破坏以后，党员干部有的被抓，有的被杀，有的消沉，有的脱党，沂水县党组织一度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那些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党员，就像没了娘的孩子，在黑夜里苦苦挣扎。
这个时候，地下党员葛德孚和已暴露身份的秦鸿钧、贺佰珍，没有被困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他们积极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在没有联系的困难时期，三人商定努力开展工作。有些农协会员对他们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好起来，在这个时候只要热情地拉会员一把，他们的思想就会重新回到革命的一边来。这是个特定的时期，人的思想容易左右摇摆。
此时的葛德孚深切体会到，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只有拿起武器才不会任敌人宰割。葛德孚多次与秦鸿钧商量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决心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沂蒙大地上树立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以共产党人不畏强敌、前卜后继的革命精神，鼓舞人们低落的革命斗志。
但建立革命武装谈何容易，经费从哪里来？当时情况非常复杂，他们闹革命，父母都不支持，极力劝他们“改邪归正”。所谓的“正”就是老老实实种地，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嘛，任何欺凌，不敢反抗。葛德孚和秦鸿钧两人的革命性使他们选择了“叛逆”。秦鸿钧为了筹措武装斗争的经费，背着父母卖了七亩地。秦家总共30多亩地，只有这七亩地旱能浇，涝能排，其他的只能广种薄收，全家人全指望这七亩地过活。秦鸿钧深知，与其守着几亩薄田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不如建立革命武装，推翻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人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于是，他毅然做出了这个痛苦的选择。
葛德孚不仅自己积极筹措资金，还向亲戚朋友做思想工作，动员更多进步人士加入到武装斗争的行列里来。他俩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黑暗中摸索，表现出超强的工作能力和发动群众的能力。
就在葛德孚、秦鸿钧谋划组建革命武装的时候，沂水警备队在邱淮山的带领下来到了世合庄，把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那是个初春的傍晚，急促的脚步声震得大地都在抖动，每个人的心都快要跳出胸口来。秦鸿钧知道，又是来抓他了。父母要将他藏到床底，但他知道家里是藏不住的，只有逃。他跪在地上向父母磕了个头，毅然翻墙而去。
墙外是一片荒地，荒地外面有一户宅子，住着一个又聋又哑的寡妇。再翻过这户宅子才能到南北相通的巷子。秦鸿钧似蛟龙、如飞燕，不一会儿便跑到巷子里，紧贴着墙扫视南北。巷子南头有人影晃动，他向巷子北头溜去。走不多远，见有个人朝他奔来，走得气喘吁吁，身后背着不知何物。他咯噔一愣靠在墙皮上。等那人走近才知道不是县警备队的，原来是本村的杜佃田，背着一个大筐。
“大叔，大叔，快给我筐。”
“是你呀，可把我吓死了，你要筐干什么？”
“你甭管。”他夺过筐朝巷北奔去。
“大侄子，别去那，都有人守着……”杜佃田压低嗓音，还没说完，秦鸿钧便消失在夜幕中了。
秦鸿钧来到巷子北头，故意不慌不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时从黑影里“呼”的一声窜出两个人，钳住了他的双手，两个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他的腰上。
“干什么的？”对方急凶凶地问。
秦鸿钧并不怕，答道：“兄弟可别冒失，俺是村东的贺老二，掌柜的吩咐俺到村北涝洼地里去割点草料喂牲口”。
“为什么偏偏天黑了才去割？”
“牲口才刚下套，原先备好的草料都吃光了。”
两个人把他通身搜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说：“去吧，小心别乱跑”。
秦鸿钧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防线，走出一段路后，他飞起双脚奔向黑夜中的庄稼地。
秦鸿钧这一跑，那两个人才知道上了当，但又不敢开枪，怕引出乱子，上司怪罪，只好追了几步又若无其事地隐伏在那里了。秦鸿钧逃走后，邱淮山等人把他的父母百般折磨恫吓，威逼利诱。秦鸿钧的父亲被吓得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享年44岁。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派马队到竹园村围捕葛德孚，幸有本村孙成先（那时他干马队）找人送信给他，围捕失败。葛德孚跑到村子西面五华里的新王沟村刘建三同志家中，让刘建三通知和自己联系密切的李鸿宝（后改名纪刚，1956年在中央外交部社会室工作），让他出外躲避一段时间。葛德孚在刘家住了两天，等风声小了后悄悄回家安置好家人，随即同刘建三一起逃往烟台南牟平县，投奔舅父孙鹤亭。孙鹤亭当时在陆军21师（师长刘珍年）特务团炮兵营任文书，把葛德孚介绍到该团高团副（沂南县石门村人，在竹园村南20里）公馆，顶于光治的名字去当勤务兵，后改名葛耀东。在这一段时间里，通过秦鸿钧与沂水于松泉（建国后在济南市人民委员会招待所任所长）、王光伟（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任秘书长）等同志取得秘密联系。1931年五六月份高团副被撤职，加之其夫人染病，同年七月，葛德孚跟随高团副回到老家，在本村（现沂南县一区竹园村）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建立联络点，与沂水城的王光伟、于松泉、邵德孚等同志联系后积极发展党员、进行党内活动。刘建三同志在1931年年底回家，也和他们一起活动（抗战爆发后，曾组建抗日武装，任沂河独立营第三连指导员）。这期间葛德孚发动他在大革命时期发展的党员——姚店子的黄士先（沂水姚家店子人，抗战牺牲）、张景泉，苏村的贺法堂等（见朱寿年《历史情况的回忆》）大力发展党员。例如黄士先介绍当时正在王家洼任小学教员的刘翔鸥（沂水县水汪庄人，抗战爆发后投入抗日队伍，建国后曾任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等职）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姚店子党支部，黄士先任负责人。支部的主要工作一是发展党员，二是和城内党员联系互通情报，推动农会组织开展抗捐抗税、打击贪官污吏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英勇抵抗，全国掀起了救亡高潮。沂水人民发动募捐支援前线，募捐大都被县长、区长贪污，其中最甚者是六区区长杜绍增。1932年3月1日（旧历二月二十五），葛德孚等地下党员做通青旗会首领张恒远的工作，率领地下党员、农会会员、青旗会会员近两千人包围了驻在北良水的沂水六区区公所，杀死了区长杜绍增及其爪牙等17人。
（我叫刘建成，是沂水县新王沟村人。与葛德孚同志是老乡关系，还是大刀会的师兄弟和把兄弟（仁兄弟），我们起初的认识是在1926年张会久老师组织的大刀会和帮（三翻子）。葛德孚参加了这个组织，我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是一个老师——张会久。关于葛德孚历史介绍如下：1、在北伐战争结束，国共第一次合作，各自在农村组织本党组织。我汇编在我们新王沟村组织的农民协会，是国民党领导的；葛德孚的村——竹园村，组织的农民协会是共产党领导的，该村领导人就是葛德孚和贺佰珍。不出半年的样子，沂水县教育局长反共挺厉害，被咱的小学教员谋杀了，因此国民党就到处逮捕共产党人，葛德孚就是被捕对象之一，他在家不能待了，于1930年春逃往胶东牟平县投伪刘珍年部队，跟特务团高言田团副当勤务兵（侍奉团副太太），因与高团副沾点亲戚。后来高团副与团长闹意见被开除，葛德孚就跟他们一起回家了。同时我也在该部队当兵，是葛德孚在他去的不久来信叫我去的。）
成为区领导人
1932年夏，在苏村镇小学教书的王光伟与沂水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被组织派往沂水南乡，以苏村、司马、世和庄等为中心，召集党员，恢复党组织，建立了沂水南乡区委，由王光伟担任书记，成员有葛德孚、秦鸿钧、贺发堂、贺发荣等。沂水南乡区委成立后，开展了大量工作，不仅把党员发展到莒县西区、莒县城关南和莒县南乡，还争取到红旗会等武装力量。红旗会是大刀会的一个支派，其西北乡的会首于兰田，和葛德孚是亲戚。区委利用这层关系，派葛德孚和秦鸿钧、肖作亭、贺发堂一起参加了红旗会。葛德孚等人不仅和刀会建立起了关系，把红旗会置于了党的领导之下，还把于兰田的两个儿子发展为共产党员，并在会中发展了大量党员。
（当时葛德孚同志是沂水南乡的领导人之一。我党同沂水西南乡会首于兰田的关系是由葛德孚同志的介绍建立起来的——王光伟1988年）。（葛德孚同志工作认真积极，他的家就是区委重要的活动据点，在他的活动下，开始筹备武器，会同地下党员打入大刀会，成为刀会的骨干力量。——王光伟1988年4月7日写给葛钧的书信）
1933年4月，县委书记谢梅村提请县委同意，带着部分党员活动骨干迁到党的力量强、刀会工作成效显著的沂水西北乡埠前村，专心做暴动的准备工作。几天后，谢梅村动身去济南，向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汇报工作，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的宋鸣时听取了县委一段时期的工作打算和县委迁到农村后的情况，同意沂水县委开展农村工作、争取刀会的计划，要求县委注意发展训练农民党员、团员，县一级党团机构分设，分设后的团县委负责人名单要报团省委。谢梅村在济南20余日后返回沂南，在竹篮村葛德孚处向县委组织部长韩文卿传达了临时省委的指示。他们着手纪念济南“五三”惨案活动，组织党团员到处散发、张贴传单，为沂水暴动创造舆论环境。一时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等内容的传单在县内随处可见，连国民党沂水县政府大门口也贴上了传单。这次被党团员称为“红五月”的活动，扩大了党的影响，振奋了群众的精神，同时，因暴露党团力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1933年5月10日，国民党沂水县政府逮捕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派往沂水工作的马德隆及地方党员、群众13人。沂水县委拟于18日组织沂水北部和西北部的大刀会会众攻打沂水，解救被捕人员。葛德孚、秦鸿钧、肖作亭等地下党员领导的红旗会的任务是攻占沂水东岭，占领制高点，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不巧的是当日突降暴雨，山洪爆发，葛德孚等人赶到集结地时，大雨仍未止，很多联络好的刀会会员未能到达，计划取销。29日夜晚，暴动队伍袭击崖庄告密者沂水七区联庄会第一甲长李景岗的地主武装，杀死民团会员3人，但是李景岗当晚没在崖庄，得以逃脱。后打电话请县长范筑先派兵“戳乱”，于是地方地主武装和国民政府沆瀣一气，共同对付农民武装。6月1日，刀会与敌激战于沙沟村，击毙恶霸地主李景岗。6月2日，国民党驻临沂81师师长展书堂奉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之命，率队去沂水准备镇压武装暴动。3日，81师运其昌旅进驻沂水城，分兵一部北驻高桥防堵沂水北部、西北部的旗会暴动；一部进驻苏村，把矛头对准刀会组织集中的沂水南乡。韩复渠一边调兵遣将，一边派民政厅长李树椿对大刀会进行“招安”，妄图诱骗张恒远进城，软硬兼施一网打尽。面对严峻局势，县委调集会众1500余人攻打高桥。会众在党员带领下毫不畏惧，呐喊冲锋，但因武器装备落后，攻坚力量不及，只将敌据点围困了一天便撤退了。谢梅村将沂水暴动情况及时向临时省委作了书面报告，省委派组织部长宋鸣时来沂水检查暴动情况，县委召开了沂水党团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将当前党组织领导的旗会斗争发展为游击战争，进而建立革命根据地。宋鸣时让人开列了与会人员名单并带走一部分经费，说是给沂水县委购买打游击用的药品及手电等物品，但其回济不久后叛变。
国民党阴谋失败后，扬言对沂水以西所有有大刀会的村庄一律“剿袭”。6月2日，在石关坪山寨残杀寨内会众200余人，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黄山石”惨案，残杀会众及到黄石山避难的群众3000余人。张恒远率众支援时亦在南坡阵亡，后被割下头颅挂在沂水城门示众；被拘押在沂水看守所的马德隆等人也被杀害于沂水城西门外（中共沂水党史大事记）。
运其昌部和地主民团扑灭沂水暴动后，继续在沂水西北乡暴动地区进行摧残行动。叛变的宋鸣时18日亲带韩复渠“军法处”人员，到沂水城按照预备名单逮捕了邵德孚、韩文卿、于松泉等六人，县委遭破坏。南乡区委领导王赞堂、葛德孚等幸得电话局一职员提前通知，转移到世和庄。南乡区委及邻近各村的党团员商量后，决定举行一次武装暴动，葛德孚、秦鸿钧等分头联系苏村、姚店子、莒县西部的党团员和苏村一带的大刀会，商定把队伍集结到西北乡的枫山开展游击。同年7月葛德孚感觉拉起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卖掉家中13亩地，购买30余支枪装备了游击队伍，与王光华、秦鸿钧领导沂水南乡和沂水西北乡的党员去枫山打游击。后来由于队伍行动方式上意见不统一，革命力量太小等原因游击战争没有维持多久，但这也是沂水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武装队伍之一。9月，在沂山开展游击的谢梅村回到沂水，在南乡世和庄与王光伟、葛德孚、王子敬、秦鸿钧聚会，分析形势，商定今后行动方案。大家认为，省委出现了叛徒，省委可能遭到破坏，当前全省白色恐怖严重，活动相当困难，商定一部分党团员分赴各地，寻找党组织；一部分留下来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葛德孚和朱相卿、王赞堂、许建三决定留下来继续开展活动，同时想方设法营救被捕同志；谢梅村、王子敬赴河南，王光伟去了东北，秦鸿钧去了青岛。秦鸿钧和葛德孚早在1927年就义结金兰，后又经葛德孚介绍入党，他们一起战斗，同甘共苦六年。两人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直到解放前夕秦鸿钧在上海被捕遇害，葛德孚才从报纸上得到噩耗。
（我听我爹说，他一九二九年经鞠百实大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失掉了关系，一九三一年重新入党。那时他在沂水城西门里开了一个宜宾客栈，实际是中共沂水县委的交通站。乡间党组织的人来城向县委请示工作，上级党组织的人来巡视指导，都由我爹掩护安排。我爹在“家礼”，城内外的师兄，师弟、师傅、徒弟很多，同时他与县公安局、警备队的许多人关系也很好，所以我爹负责接待的人从没出问题．党组织的一些文件也藏在我家里。有一次见我爹和一个叔叔把一个坛子埋在窗外榆树下，我刚要凑上去看看里面藏的是什么，爹就很威严地对我说：“去门口看着点。”过后，我在桌上发现了一本书，书名不记得了，只记得是马克思的著作。一九三三年春天，来往于我家的人就更多了。这时，有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有一天，我爹对我说，要杀人了，你去看看吧。我随着人群出了城西门，在西门外，看到了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枪毙的一些人的尸体。回到家我把陈尸荒郊的情况对爹说了，爹表情沉重，没说什么。过后，县委交代我父亲设法将被害人的遗体掩埋了。父亲一出面，我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或志士仁人了。这年五月，我爹和邵大爷他们也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逮捕。我爹被捕后押在沂水县看守所时，仍与狱外的同志保持着联系。竹篮村有位叫吴文泉的人常到我家去，差不多是每隔一星期左右就去一趟。他到我家后就进爹爹住的屋，临走总要问我一句：“去看大叔了吗?”我到看守所送饭，送东西，爹也每每问我：“你吴大哥去过了吗?”我不知道问话的含义，只是给他们传话。但我知道吴大哥同村有个葛德孚是位党员，我爹被捕前常到我家去．这位吴大哥是否与他有联系，受他的指示，在从事什么活动呢？总之，通过我父亲和在家庭里耳闻目睹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于烈《姐妹参军记》）（注：于烈，1919年生，是于松泉的女儿，1940年与王光华（1909年生）在冀南结婚）
1934年，葛德孚和刘建成二人在石桥村（铜井东八里）开了一处油房。1935年朱寿年出狱后也加入进来，他们继续以开油坊的名义秘密联络同志，发展党员，开展地下工作，恢复基层组织,同时资助离家找组织的共产党人的困难家属.秦鸿钧的女儿秦维秀的回忆摘录里曾说,“爸爸走后，葛大伯经常送钱送粮，真叫雪中送炭，解困扶贫，是我们祖祖辈辈不能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