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家乡来到父母身边，一家人团聚了，和和美美极为高兴。父亲买了肉，妈妈说今天不包肉骨头饺子，咱们包肉饺子吃团圆饺子，后来又烧了鱼给我吃。当时，我还不知道在烟台鱼比肉便宜得多。我家乡距海边都在一百华里以上，常年见不到卖鱼的。一般的人家只有春天才能吃到一次鲅鱼或鲐鱼，那是贩鱼的人连夜从海边运来，进村后嘁着“来鱼啦！”“来鱼啦！”于是，多数人家都会来买一条鲐鱼（或鲅鱼），把鱼切成段烧半锅汤放些韭菜，每人分一段鱼，盛上一碗有韭菜的鱼汤。虽然只分到一段鱼，可是那有韭菜的鱼汤鲜得很，至今回忆起来都可能流口水呢！一般人家一年就吃这一次鱼。有些人家春节请了多次客人，但那条用面粉煎的鱼仍然完好无损，因为客人都知道这鱼是做摆设的，没有人会讨人嫌地去夹鱼吃——这是客人心照不宣的规矩。可见在山村鱼是多么的金贵。来到烟台，不过年不过节也可以随时买到鱼吃，而且还比肉便宜，所以我初到烟台，妈妈就去买了鱼烧给我吃。
一家人团聚了，自然高兴，但也有发愁的事情。我来到烟台后，一时还找不到免费的学校，因为家境贫穷，上不起收费的学校，心里很着急。
一天，邻居跟母亲说，不上学就去学个铁匠吧，三马路大兴街大兴铁工厂正招人呢。晚上，父亲回到家，母亲就说了这件事。父亲听说要我去学铁匠，立马沉下脸：不行！我扒下裤子去“当”，也得叫儿子念书！我不能叫儿子长大和我一样“睁眼瞎”，卖苦力。在工厂做工的姐姐也说，她多打夜班挣钱也得供弟弟上学。
父亲这样坚定的态度，是他目不识丁的生活经历悟出的道理。当时，我是因为贫穷几乎误了读书的机会，而父亲则是在优越条件下由于母亲（我祖母）的阻拦而失去读书机会成为文盲的。父亲年幼时家境富裕，祖父兄弟二人分家时，祖父分得土地六十余亩，房十间，土地全由长工耕种。常年埋头读书，一心想得个功名的祖父，三十多岁一无所获，病死于书桌前。我的祖母由此悟出了一个道理：读书无用。她常说的口头禅是：念书能当饭吃吗！所以，当父亲到读书年龄时，祖母坚决不许他进书房门，逼他跟长工下地干活。父亲长大成人在家中有了发言权后，就违背了祖母的家训，力主惟一的弟弟上学读书。等到了我这一代，祖母已失去发言的权利，由父亲主持家政了。在读书还是学工的人生十字路口，父亲的态度不仅遂了我的心愿，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感谢父亲的抉择。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我被造反派斗争“打倒”遭难时，年幼的儿女同情父亲却又无力救助父亲，竞气愤地说，当初父亲还不如去学铁匠呢，现在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真是世事难料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读书无用论”，把年幼的孩子们的思想扭曲到何等程度！难道工人阶级就不需要知识嘛？当然，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儿女长大成人后，谁都知道人类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需要知识。知识如同照亮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太阳，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扒了裤子去‘当’，也要供儿子念书”！这话说得多么坚定，真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事情过去整整七十年了，可我的耳畔还总是响起父亲在一间昏暗的小屋里，当着全家人的面说的这句话。听到这话，我高兴地握着大姐的手说：“大姐，我一定好好念书。”大姐爱抚地摸着我的头…一
每当回忆起这个情景，我常常想，没有哪一个父母不爱自己儿女的，但关键是怎么爱。如果只是满足于让儿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只能是溺爱，不是真爱。我的父亲在那么困苦的环境中，坚决让我读书，这种爱，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像太阳一样温暖，像海洋一样博大。我也总是忘记不了那句唐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个家庭需要这样的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需要这样的爱。1998年，我重访沂蒙抗战故地时，专门去看望了我资助的一个失学女童。当看到一所小学校的墙上写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几个大字时，我的心中涌起一股热流。我感觉，这不仅是一句政治口号，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关心与重视，而且也是体现了真挚的、伟大的父爱和母爱。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和努力，终于如愿以偿，通过一个在体育巷小学当校役的老乡，我进了免费的“体育巷小学”。不过，还是误了一个学期。
体育巷小学是烟台市公安局一个分局办的初级小学。当时，烟台市公安局下属各区公安分局都办了一所免费的初级小学，初小毕业后就可以升级到市局主办的“高级部”，后改称平安巷小学。高级部设五、六年级各两个班，学生约二百名左右。公安局的一些官警子弟包括市公安局长的儿子都在这所学校读书。每天早晨上课前，都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到学校大门前，一位中年妇女扶一名十三四岁脸皮白净穿着整齐的少年下车进学校。中午下课，这辆小汽车又来把这少年接走，午饭后又送来，下午放学前又是这名妇女乘车来把少年接走，这名少年就是市公安局长的儿子。尽管这孩子对同学也很有礼貌，很随和，但我觉得他和我们不是一道上的人，所以我从不愿和他来往。他在学校是很孤独的，没有人把他当知心朋友。
我从体育巷小学到平安巷小学考试成绩都在前三名。当时，小学考试成绩头二名都发奖品。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件小学五年级的奖品。这是一个高3厘米、宽2厘米半、长5厘米的铝制墨水盒，制作十分精致，小巧玲珑。打开盖就露出两个小玻璃瓶，分别装有红、蓝两种墨水。扣上盖墨水也不渗漏，而且有环，可提携。近70年后，外壳仍然熠熠闪光。这件微不足道的小奖品能保存至今，要感谢二姐。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入伍后随部队转战沂蒙山区。在区里和乡里参加抗日工作的二姐宋桂玉，虽然也一直在外奔波，却始终珍藏着这个墨水盒。她说看见这小墨水盒，就像见到远在鲁南杳无音信的弟弟。土改复查中，父亲被人诬陷她遭到株连，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只身逃命时，她也没忘记带上这个小墨水盒。直到80年代初，二姐冤案平反，我去看望二姐时，二姐才把它还给了我。这小小的墨水盒，二姐竞保存了50多年。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或是生死未I、的危难时刻和艰难困苦的非常时期，二姐珍藏它是寄托对弟弟的思念。现在二姐去世了，我更珍惜这墨水盒，它在我身边就像是在八年抗战中历尽艰险、后来蒙冤受屈却又忠心不二的二姐仍然活在人间。这小小墨水盒显现着我们姐弟间的亲情如同江河大海无亘无垠。
可能老师都喜欢学业成绩好的学生。我的级任是女老师姓刘，这位女教师对学生要求很严。她的弟弟妹妹都在我们学校读书，妹妹与我同班。她对自己的妹妹比对别的同学还要严厉，可是对我不错，常邀我到她住在兴隆街的家里去玩。在和刘老师一家接触的前后，正是赶上百灵庙战役大捷，百灵庙是原绥远省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阴山北麓的一个城镇。1936年11月，绥远省主席、第一路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第三十五军等部三万多人，在这里英勇抗击日伪军的进攻，打了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学校发起募捐，慰劳前方将士，我也向母亲要了五角钱。对我的家庭来说，五角钱是很大的数目，几乎是我两个姐姐一天的工资。尽管当时我舍不得花一个大铜板买根油条吃，可是情愿向前方将士捐五角钱，受到刘老师和她丈夫的夸奖。
刘老师的丈夫姜先生是烟台志孚中学的教师。不久，这位姜老师就介绍我参加了山东省第五民众辅导区附设的“河山话剧社”。河山话剧社是用演话剧的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其成员都是中学生和一些老师。因为演话剧需要一个少年，所以刘老师就向丈夫推荐了我。参加话剧社后，收我五角钱发了一个徽章，上面印制着中国地图，有“河山话剧社”的字样。我一直保存着，但从未佩戴，“文革”中遗失了。后来，我在历史资料上发现荣成县也有河山话剧社，但不知它与烟台河山话剧社是否有隶属关系，问胶东籍的一位领导同志（战前党员），他说河山话剧社是战前党外的进步组织。听到这个信息，我感谢刘老师和他丈夫姜老师在我少年时期引荐我参加了进步组织。
刘老师家住一个小四合院，南屋、北屋宽敞洁净，还有一名中年妇女为她料理家务和照顾一个襁褓中的小孩。他们生活得逍遥自在、其乐融融。当时我还年少，虽然没有想出人头地做官为宦，但还是盼望长大后能摆脱贫困，过上像刘老师一样的好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交待自己历史时，我曾如实讲了这些情况，竞有人指责我念书是为向上爬，动机不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40年后，我奉命调海军烟台基地工作，我没有忘记刘老师和她当中学教师的丈夫姜老师。在我询问时，一位熟人告诉我，刘老师在日寇侵占烟台期间表现不佳。在沦陷期间人人都十分看重民族气节，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也比丧失民族气节要高尚一百倍，尤其在知识分子人群中更是把气节看得重过生命。刘老师夫妇都曾是进步的知识分子，怎么又在需要表现中国人有骨气的年代却表现不佳呢？我想亲自见见刘老师了解真情。
一天，我回到母校。听到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让我想起40年前的少年时代。我就是从这所学校走出投身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戎马半生又回到母校。校址依旧，可是我的老师呢？同学呢？40年过去，他们各奔东西，天各一方了。当年我就读的“五二”班的教室仍在，但40年前的风华少年，今日已是年过五句两鬓染霜了。在年轻老师陪同下我转来走去，看了校园和教室，真是感慨不已。一时兴来写了一首诗，以作纪念。
启蒙师未志
启蒙师未忘，何处访同窗。
日月如梭过，风吹鬓染霜。
琢雕成大器，苦读出贤良。
莫罪优而仕，才华抵栋梁。
40年后重返母校，诸老师不知去向，众同学也各奔东西，唯母校朗朗读书声令人兴奋不已。1978年于烟台当学校领导知道我要拜望我的级任刘老师后，他们把一位小学生领来见我说，这是刘老师的孙子。孩子带我来到一处极简陋的小楼上见到了刘老师。刘老师虽年过60，但精神矍铄，还能记得40年前我这位小学生。她痛苦地述说了自己的不幸。她在抗战期间曾为国家做了许多外人不知道的事情，但苦于找不到证明，无法得到应该享受的待遇，不仅精神苦恼，而且生活也很艰难，天天苦熬时日。1957年，她与丈夫双双定为右派，一同离开烟台教学生涯，迁往农村谋生，落实政策后，丈夫又离开了人间。我听后，觉得这里面可能另有文章。我虽无力相助，但还是极力劝慰她，“四人帮”已经被打倒，历史问题和所有问题都会实事求是得到解决的。她说，她也正在努力。在送别我时，从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对未来是抱着极大希望的。后来，在我调离烟台时又去看望刘老师。住所依旧，但她却精神焕发，喜气洋洋，见面不等我问，就告诉我，问题解决了，政府给了她很好的待遇。若确实如此，那么原来所谓“表现不佳”即偶尔出头露面，可能是为工作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复杂，在别人视为“表现不佳”的掩护下，进行的可能是展现中国人有骨气的事业。这也是一种艺术，是在敌人枪口下的斗争艺术。遗憾的是刘老师的丈夫，那位中学教师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间。
1937年初，还差半年高小毕业时，逢上烟台毓璜顶中学即山东省立第八中学招收插班生，我花了五角钱的报名费去报考，结果竞录取了。“八中”是当时胶东各县唯一的一所有高中的中学，其他中学如：志孚中学、崇正中学、益文中学和崇德女中、真光女中等都是初级中学。各县也各有一所初级中学。不少人把八中视为胶东地区的最高学府，教学质量和社会名望均高于各县立中学，考上八中是众多小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事。我高兴地把录取的事告诉母亲和姐姐，她们说要给我做一件大氅（也就是棉大衣）和一件洋服坎肩上中学（后来，我带着这件坎肩参军，1939年反扫荡中在沂蒙山胡同峪战斗时轻装扔掉了）。可是，当我把考取中学的事告诉父亲并念了招生简章后，父亲沉下了脸无奈地说，“拿不起这么多学费呀！还是找个免费的学校吧。”
考上中学又因交不起学费没能入学，我虽然百般委屈但没惹父亲生气，只是低着头默默不语。我已是14岁的少年，知道父亲的难处。顺便说一句，从我记事到父亲去世20年间，父亲从没有打骂过我一次，即便父亲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对我也是细声慢语地说话，像是怕吓着我似的。父亲也知道我的心情，他又说，反正你还没毕业，过半年毕业后再想办法吧。就这样，我空欢喜一场，考取中学却又没有条件迈进中学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