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领一家人在烟台谋生四年，终日为一家人吃饱饭苦苦奔波。刚到烟台曾在住屋临街处卖开水，卖手卷纸烟。难以糊口时，父亲又到郊区担水菜（那时烟台叫青菜是水菜）卖，生活还是难以为继，就去拉车到码头当搬运工。两个姐姐做工，不仅工作劳累而且收入微薄。有一首反映女工生活苦楚的歌，歌词是：“天天不见阳光乾做工。无分雨雪风，天天手跟着机轮忙转动，一点不能松，一点不能松，一天12点钟，加上女人的苦痛更比男人深一重，……”。我两个姐姐在工厂做工，正如歌上说的一天要干12个小时，早晨6点上工，下午6点放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有时厂主为抢生意赶日寸间，要工人加班，一天一夜连续工作24个小时甚至30个小时。大姐回到家，饭也不吃倒在炕上就睡了。工人中午有15分钟时间吃饭，大姐在烟台山下“汇昌”做工时我去送过午饭。因还不到吃饭时间，我在车间门外看见数十名女工低头干活，鸦雀无声。大姐偶然抬头看见了我，却没敢和我打招呼（这是厂规），只朝我笑笑，这时我才看见一个监工的叼着烟卷在车间走来走去。直等到时钟敲了十二响，姑娘们才站起来伸伸腰。我悄声地闪进车间把饭送给大姐就退出车间。
我不想多占用大姐仅有的十五分钟吃饭时间，因为在这十五分钟时间内工人要吃饭还要抓紧时间上厕所，上厕所要挂牌子，几十个女工只有一个牌子轮流使用。女工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工资低，二姐15岁做工时一天只挣几分钱，后来到三马路染房工厂做工，日工资也只有一角六分钱。两三年后，大姐、二姐技术比较熟练，日工资每人也不过三角钱左右。工资数是大姐和二姐在世时亲自告诉我的。
父亲和姐姐整日在外劳作，无暇顾及家中事务，全部家务都交给了母亲。母亲整日默默无闻操持一家人的衣食起居生活。她早晨四点起床做饭还要帮两个女儿做好上工前的准备，晚上睡的最晚的也是母亲，她要在一家人入睡后再干一点从工厂拿来的活计，挣毛儿八分钱贴补家用。母亲把一家人微薄收入安排得恰到好处，让一家人无后顾之忧地生活。父亲和姐姐在干活中受到委屈不顺心时，母亲会和颜悦色地劝解安抚。她善解人意，化解矛盾，与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一家人虽然贫穷却又和和美美地生活，真是难能可贵呀！
母亲不识字也不是党员，但她忠诚于党和国家。1947年土改复查中丈夫被错杀，儿女受株连，“文革”时她居住在农村也被抄家，但谁也没听见她说过一句对党和国家不满的话。就是在儿子面前也只字不提，但总是说，孩子你要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在她85岁已瘫痪卧床时得知毛泽东主席逝世，她竞在众人面前痛苦失声老泪横流。她的感情是朴素的，真实的，更是可贵的。母亲从旧社会历尽沧桑走过来是“历经寒暑知冷暖”的人哪1
70年代后母亲病重长期卧床，我因工作在身没能侍奉，由小妹（和家人）伺候。母亲病危接到告急电话，我又因工作（主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没有赶回家乡见母亲最后一面，第二天我来到母亲灵前长跪不起……我愧对母亲啊！
我一家人在烟台的生活虽不富裕，若不出意外，还可以勉强维持。但那时工人的工作没有保障，所以生活是难以稳定的。二姐工厂在币制改革（银元改纸币）时，厂主蒙骗工人克扣工资引起工人罢工，二姐在参加罢工中丢了饭碗。大姐患病卧床失去工作……不幸和厄运——失业，患病，被辞退（开除）不时地降临，一家人的生活始终挣扎在动荡不安中。
在小学五年级时，曾发生了令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一进门见母亲愁眉不展，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没等我问，母亲就说中午没做饭，说着就把我拉到她身边说，“将就一顿吧”。我明白了，中午没有饭吃。我说：“妈，我不饿，我不饿。”转身出了门。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在上工时因为讲了俄国穷党打败富党（即十月革命）的故事被辞退（开除）了。
父亲目不识丁，又无特殊技能，只能干些卖力气的粗活，而靠卖力气挣饭吃的人是没有任何权力和社会保障的阶层。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听说有真正能帮工人说话，维护工人利益的团体或组织。所以，父亲只能和他的工友们一样任凭雇主的摆布。
工人和所有劳动人民对社会的不满和气愤，是他们每时每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种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积累的。父亲和工友们对俄国穷党打败富党有兴趣，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后来听母亲断断续续地说过，父母结婚生了大姐后，奶奶把父母分出来，给了几亩薄地。奶奶留的20多亩养老地和叔叔合在一起，生活很好。父亲为摆脱贫困就随我舅舅“闯崴子”，即到海参崴打工挣饭吃去了，在海参崴给俄国人赶马车。
我姥娘村从20世纪初就有穷人背井离乡“闯崴子”。我一个叔伯舅舅还在20世纪初和海参崴一个俄国姑娘结了婚，婚后回姥娘村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只知道俄国姑娘是摆台的，后来才晓得摆台就是服务员。那时我母亲还没结婚，母亲说俄国姑娘很漂亮，不穿长裤穿裙子。当地姑娘逗她，就掀她的裙子。那时中国妇女不仅穿长裤，还要把裤脚用布带扎起来，看见俄国姑娘露出腿来简直成了一道风景。不久我的两位舅舅都先后跟随这位叔伯舅舅闯过崴子，后来父亲也随舅舅闯了崴子。这大约是1917年至1918年十月革命前后，父亲亲眼目睹了“‘穷党’打‘富党”’。父亲说，“穷党”人多，不怕死。“富党”人少，怕死。“穷党”把“富党”打败了，“富党”的房子、粮食、财宝和马车都被“穷党”分了。父亲说的“穷党”打“富党”，可能就是十月革命穷人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因为当地局势混乱，父亲和舅舅先后离开海参崴回了家。我的那位叔伯舅舅和俄国姑娘结婚后生儿育女就在俄国“落户”了。听说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参加了俄国共产党，并移住“目斯格娃”（当地人说的“目斯格娃”很可能是莫斯科，译音不准）1960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还从莫斯科寄来食品给姥娘村的亲属。
父亲对“穷党”打“富党”的事很有兴趣，时常讲给人听。这次父亲又在码头上千活时讲给工友们听，工友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误了干活。监工的过来催大家快去干活，和工友们争执起来。一会儿匆匆走来一个挎大刀的警察小头目问争吵什么？监工的说他们在这儿讲穷党打富党，不干活。警察问谁讲的？监工说“老宋”。挎大刀的眼一瞪：“你想造反哪！”父亲忙说我讲的故事是真的，我可不是造反。挎大刀的又说，你再说“穷党”打“富党”，我报告侦缉队把你抓起来。父亲没敢再言语。中午吃饭前，监工的通知父亲，你回家吧，明天不要来干活了。父亲甩手就回了家。妈妈知道这事后埋怨父亲不该多说话，父亲说不让干就不干，我卖力气吃饭，饿不死！
谁知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我们一家人刚躺下，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两个穿便衣的陌生人，进门就问父亲的名字。父亲说了自己的名，那人就气势汹汹地说：就是你，走！父亲问，到哪去？那人说叫你走，你就走，问什么？！就这样父亲被抓走了，一家人惶惶不安地等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回来了。父亲十分疲惫地坐在炕上说，把他抓到公安局后，审来问去就是“穷党打富党的事。”父亲还是白天说的那些话。审问的人感到实在审问不出什么东西，就说，不许你再胡说八道，要不然我把你关起来，把你老婆孩子也抓起来，听见了吗？父亲点点头，那人就吼了一声：滚吧！父亲回到家不吃不喝，躺在炕上生闷气。我拿起书包要去上学时，父亲招手叫我到他身边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念书，长大了为父亲争这口气，咱不能辈辈世世受穷，受欺负啊！说到这儿父亲已是热泪涟涟。我流着泪离开父亲去了学校。（在本书初稿中不想写这一情节，因为每逢想起这些事我心里很难受。可是小女儿说回忆录要真实，册0掉真实的情节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祖父。今天在写这一段时我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流了泪。）
这天中午有工友来看父亲，父亲说了昨天晚上公安局把他抓去审问的事。工友说那是侦缉队，准是挎大刀的家伙报告的。侦缉队什么坏事也能干出来，你不要在这儿住了，搬家吧。父亲为难地说往哪儿搬？一位工友说外面有招租房，搬远一点。第二天就有工友来帮忙从所城西南台子搬到南河西崖。搬家后，在工友们的帮助下父亲又另找活干，继续过着贫困的生活。写到这里我想起后来学的一首反映旧社会工人苦难生活的歌，歌词是“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心窝。酒后引起心中烦闷，无处泄恨无奈何，常见父亲打他儿子，丈夫敲他们老婆。全世界的工人兄弟，到处一样受痛苦，我们天天受人剥削，这是最大的耻辱。工人兄弟携起手来，团结奋斗一条心，为了明天的新社会，快把斗争来展开。”父亲也有烦恼苦闷的时候，但是他既不“打儿子”也不“敲老婆”，而是躺在炕上生闷气。
父亲没有打过老婆孩子却斥骂过婶母宋林氏。那是1935年或1936年，婶母带着儿女到烟台为在押的叔父打官司。她曾行为不端与一个叫刘法（又名刘春亭）的人鬼混姘居，在钱财挥霍殆尽时又合伙卖了儿女。父亲得知后当众要打婶母，被人劝阻。后来，婶母迫不得已将刘法告上法庭，获得胜诉。（刘法被判有期徒刑二年，偿还宋林氏国币170元——见判决书与和解协议。）
父亲在受委屈烦恼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吃苦受罪不能怪老婆孩子，要怪自己没有本事。他哪里知道，他一个人再有本事也改变不了社会制度的不公啊！
父亲干的是出苦力的活，可是家里从来没有单独为他做饭菜，更没见过他下馆子，而且他从来不喝酒，喝一点酒就脸红。也许是遗传，我和我的儿子也是喝酒就红脸，所以至今难知杯中的乐趣。父亲唯一的“嗜好”是喝茶。在烟台谋生时父亲曾要我去给他买过茶叶。父亲给我三个铜板，当时流行的货币是银元和铜铸的铜钱，俗称“铜板”。我记得当时一个银元可以兑五百个小铜板，或250个大铜板。后来比值下降，一个银元仅兑四百个小铜板。约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银元和铜钱被纸币元、角代替，三个铜板大约相当于一分多钱。上述数字我记得不很准确，也可能有少许出入。我拿着三个铜板从三马路的住处跑很远的路，到北大街东头瑞蚨祥绸缎庄对面的鸿记茶庄去买“大芳末”，父亲说鸿记茶庄“货真价实”不骗人。后来知道“大芳”茶是花茶的一种，有茉莉花的香味。“大芳末”是大批茶叶分包装时掉下的碎末，虽是碎末但还保留一点花茶的茉莉花香味。因为是茶叶末所以价格便宜，父亲指定要我去买大芳末就是因为价格便宜。父亲喝茶用的茶具是一个黑色的泥壶和一个很旧很厚很重的瓷茶杯。这两件微不足道价格便宜的茶具他用了很多年，从烟台带回农村老家一直陪伴到父亲去世。父亲遇害后母亲双膝跪地苦苦哀求村领导人，才允许埋葬。感i身j乡亲们冒着风险把父亲遗体抬到茔地入土。在仓促间，母亲没有忘记父亲一生爱喝茶的习惯，把两件简陋却是父亲喜爱的茶具作为陪葬品和父亲一起入了土。这是母亲把她自己怀念丈夫的心给了父亲，也是把无法到场的儿女们崇敬父亲的情与爱献给了父亲。事后我和姐姐知道了这件事，都十分感谓j慈爱的母亲，也感谓}美玉小妹。父亲遭难期间，15岁的小妹一人始终陪伴在父母身边。父亲遇难后，小妹与年近六旬的老母相依为命，生活在时时处处受限制的惊吓恐惧中。可是，小妹直到去世也从不讲父亲的冤案和当时的苦难经历，甚至对与父亲遇害的有关人也照常来往。小妹虽是农村妇女，却也是明事理的人哪！
父亲虽然爱讲俄国穷党打败富党和分富党财产的故事，但据我所知，父亲当时既不是共产党也没参加任何组织。他只是对穷苦生活不满意，对穷人受欺负气愤。当时父亲还不懂个人无力与统治当局抗争，也不懂像工人歌说的要团结奋斗等等，更不懂个人无力改变社会制度的不公平。
在烟台谋生四年，正是我一生中初谙世事的年龄，生活逐渐让我感受到社会是多么的不公平啊！在花花世界掩盖下，穷苦人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辛，也给我在少年时期埋下了对旧社会逆反心理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