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这段经历时，正值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世界各地的人们不仅可以及时通过战地记者知道当日战况，还能在电视上看到战场的图像，这与抗日战争年代真是天壤之别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由烟台市随父母回到农村家乡，尽管日军疯狂进攻，我军将士浴血奋战，但在农村无法知道真实战况。甚至卢沟桥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引起中日开战，中国共产党发表通告宣言号召团结抗日，以及蒋介石委员长表示要抗战的讲话等等，在农村谁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中国和日本打起来了，日军是欺负中国、侵略中国。当时农村的闭塞令现在的人不敢相信，我们村虽设县立小学，但是连一张报纸也没有，更不用说电视、广播了。所以，老百姓虽然渴望知道前方战况，但多数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
有一天，我和几个人正在街上玩“捉曹操”的游戏。这种游戏若五个人玩，就写五张纸条：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曹操，把纸条揉成纸团每人抓一个，谁抓到诸葛亮就可以点将捉曹操，被点的将军再从其余三人中判断谁是曹操，捉对了胜利，捉错了挨罚。若六个人玩，还可以再加上赵云。
正玩得起劲，忽然有人说“先生”来了，不玩了。这位所谓“先生”，是在外村教学的一富户的子弟。因为大家都在关心前方战事，认为他是老师，可能知道前方消息，就凑上前去问他，前方打得怎么样了？这富户子弟竟头不抬眼不睁、爱搭不理地说，打得怎么样？打破头啦。问话的人悄声说，这是人说的话吗？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位富家子弟时，有人从寨里赶集回来冲着我说，有你的信，烟台来的。当时在农村邮寄信件极不方便，我村寄信要跑13华里到栖霞县寨里集。外地来信先寄到寨里集“乐善堂”中药房，中药房再找顺路的人捎口信给外村收信人，收信人再往返跑路到”乐善堂”取信。大家说烟台来的信，快打开看看有什么消息。我拆开信，见是我的把兄弟益三写的，就把有关战事的内容念给大家听。信上说：“前几天忽然来一条日本兵船，当时人也非常惊慌，到下半天他们又走了……今日早7时，法院胡院长接的电报上说，南京、上海、济南我们都克服了，真假不明”。听到这消息，在场的人都极高兴，说咱们打胜了！其实信匕写的也不符合真情，难怪最后加上一句“真假不明”。那时，从城市到乡村，街头巷尾、男女老幼都在关心着国家安危，都盼望听到胜利消息。回想起来，可真莫小看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他们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们是在急切地盼望中国打败日本，谁也不想当亡国奴啊！后来发生在我们家乡那些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事迹便是明证。
年青人不仅关心中国军队的胜利，还在议论怎样才能为国家效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不能空喊哪？到什么地方去找谁报效国家呢？
农村的广大青年正处在彷徨之中，出路终于来了。
1937年的初冬，忽然一天，村中人奔走相告，说来了演戏的。有人吆喝：西头井沿演文明戏，快去看吧。这时，有人逗村民老云武：又来唱戏的，买不买女戏子？老云武知道是在戏弄他，咧嘴笑笑。老云武很有钱却没有儿子，年过五十后继无人，总想讨小老婆生儿子。若干年前，有一京戏班子在东村搭戏台唱京戏，内有一唱青衣的女演员扮相很美，老云武动了心。于是，有爱凑热闹的人就鼓捣老云武买这个女戏子，老云武信以为真，张口出价大洋五百块。戏班子的领班人一口回绝：我们卖艺既不卖身，更不卖人。老云武讨了没趣，也成了人们嘲笑他的话柄。所以，这次有人调笑他时就没有上当。
很多人都拥向村西头井边看“文明戏”，我凑过去一看才知道，所谓文明戏就是演话剧的。不过，我也没见过这种形式的话剧，在烟台我参加河山话剧社时是在舞台上演剧，这次竞在路边演剧，觉得挺新鲜。乡下人更是百年不遇、一生难见的场面，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挤进去，只见一个是老汉打扮的，一个是像帮手的小伙计，还有一个年轻姑娘，三个人凑在一起，身旁有一破木箱和一张铜锣。一会儿，老汉起身向众人拱拱手，说了几句捧场之类开场白的话，就敲起小铜锣来。他一边敲一边喊：小小锣儿转悠悠，大江南北皆朋友；再敲几下小锣又喊：南边收了南边去，北边收了北边游。南北两边皆不放，五湖四海度春秋……接着，老汉喊了个上句：光说不练——小伙计接了下旬：嘴把式；老汉又喊，光练不说——小伙子又接：傻把式，说着练着，真把式。老汉高声吆喝：伙计们，敲家伙……敲打了一会，老汉拱拱手说，香姑娘给各位唱个小曲各位捧捧场。在老汉身旁一直没言语的梳着大辫穿着花衣服的小姑娘，就面对观众唱起了一支小曲：高梁叶子青又青，9月18日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正唱到一个高音节却唱不出来了。老汉涨红了脸朝姑娘吼。看样子，老汉是怕唱砸了没人给钱，所以吼着叫姑娘重唱。姑娘眼含泪水重唱，还是唱不出这个高音节，老汉就举起鞭子要朝姑娘打去。在这一刹那，从观众里冲出一位学生打扮的人，我们一愣，都不认识这个陌生年轻人。只见他上前一把抓住老汉举鞭子的手喊道：放下你的鞭子！在年轻人喊放下鞭子的同时，观众中有人也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这时冲进场内的年轻人正在责问老汉，可是挨了打的小姑娘竞上前为老汉求情说，老人是她爹……在这群情激奋的紧张气氛过后，老汉诉说日本人侵占了他们的家乡，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流浪异乡，女儿卖唱求生……说着说着父女竞痛哭失声，以至观众中也有人在抽泣。这时，那位青年学生打扮的人就神情激昂地疾呼：抗日救亡、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等，在场的观众竞与演讲人一同呼起了口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街头剧——也就是久负盛名、在抗战初期名扬全国的“放下你的鞭子”。没想到，一幕街头剧产生这么大的反响，收到如此大的效果。戏结束后，我们跟随演员一同来到学校，和演戏人同来的还有许多人，从衣着举止行动可以看出都是有文化的人。陪同的人除本校教师外还有本村的头面人物，村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争相与来人接触，安排吃饭住宿等，看样子他们都想接近这些外来人。会拳术的宋才章也跑前跑后，总想装大个的，只是没有人搭理他。我们这些青少年虽也在场，但都搭不上话。
后来知道，这些外来人大都是本县北部靠近沿海一带的教师和学生，其中就有从北京大学回乡的地下中共党员和县的秘密中共党员、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以及小学教师、中学生等。那位唱小曲的姑娘叫真世平，中学生，个儿不高，胖胖脸蛋极为活泼。她给村里乡亲留下的印象最深，至今我还能记起她的音容笑貌，可惜她在抗战中为国捐躯了。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女青年，年约20岁，举止稳重，如同大家闺秀。后来，我参军后，1938年我们一同由掖县西上受训，我到鲁中中共山东分局创办的“山东省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她与丈夫光远同志则函去太行山抗大学习。1941或1942年，他夫妇俩返回山东，在沂蒙山我们又见了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军分区工作时，她与丈夫在一个县级市任领导。70年代初，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城市，我在军队工作，他俩在地方工作。她丈夫任副市长，她任市委秘书长。他二人到我家来，谈起抗战初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时，我曾对他们说过，你们1937年冬到我村宣传抗日救亡，是播撒抗日的火种，我们不少人都是在你们的宣传鼓动启发下，走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要感谢你们那次有意义的活动。当时，我只知道他们是小学教师还不知道他们都是抗战前的民先队员，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老同志。光远同志身体不甚好，过世太早。至今，我还怀念这些曾启发过我们的老同志。
当时，宣传抗日的人打的旗号是抗战服务团，在我村活动时间很短。他们走后，我们村也活跃起来了，许多人都在唱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我母亲已年近五十，还叫我唱这些歌给她听。年轻人都在学唱抗战歌曲，村民中的抗Ej1青绪越发高涨，有人还想去找抗战服务团参加抗日。后来有人提出，咱们也可成立抗战服务团，这个建议得到众人赞同。于是，在抗战服务团走后不久，我们村也成立了“蓬南抗战服务团”（我们那里是蓬莱县的南部）。
为成立抗战服务团，还引起一场风波。当时，不仅有本村小学教师，也有外村小学教师参加。在选举领导人时，没想到村中有头有脸、有钱有势的人也要参加，这些人年龄很大，甚至有四五十岁的，还有些流痞蛋，也都到场要参加选举服务团的领导人。当时我年少单纯，只想参加抗战服务团宣传抗日，没想到有些人是要趁机争夺领导权。当时国民党地方政权已处瘫痪状态，掌握抗战服务团领导权就可能左右当地形势，所以这些人把选举领导人看得特别重。选举那天是下午在学校几个教室同时进行，我看到本村地痞宋才章也来了，他偷偷地活动贿选。我很生气，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就当众揭露他。宋才章和我争辩，当他理屈词穷时竟伸手打了我一巴掌。我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就哭着回了家。宋才章小名“小吉星”，时年二十五六岁，自幼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跟随栖霞人宋天宝学拳术还身带“手蹭子”，就是一种套在四个指头上的扁形铁环，握拳打人可致人于死地。父亲听说他打了我，立马操起铁锨要去铲了他。母亲劝父亲不要去，街上的人听说也拦住父亲劝父亲不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再者也怕父亲吃亏。那边，也有人指责宋才章，他在众目睽睽下避开了。
抗战服务团成立了，我分在宣传组，归车里张家小学教师刘成九领导。宣传活动大都在晚上，每天要到哪个村，先给人家打个招呼，晚上由该村接待吃一顿饭，然后召集民众教唱抗战歌曲和演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我多数是教唱歌，有时大家逼着我演讲，说欢迎县长你演讲，宣传抗日为什么不演讲？
那是在1930年或1931年，蓬莱县长刘英才要到七区也就是蓬莱县南部山区来视察。那时，县长下到农村来真是惊天动地。在离我村15华里的村里集村南沙河，用木板搭的戏台子，周围数十里各山村的民众赶来参加欢迎，台下站得人山人海等着见县长。那时，没有汽车，县长坐轿子的年代也过去了，所以只好骑马。各校学生先到村北大路边列队迎接。先来两匹探马，嗒、嗒、嗒地过去了，接着是身穿黑色中山装的县长骑着枣红大马从列队的学生面前走过。这时，学生又急忙赶回村南戏台前列队等候。可能是县长到什么地方休息了片刻，过了一会儿，县长由区乡官员和士绅名流陪伴登上戏台。台下群众开始鼓掌。我们学校还唱起欢迎县长的歌：“同学们，同志们，要努力，要诚恳，欢迎县长的热心……”为学唱这首歌用了很长时间，歌是老师编的。唱完欢迎歌，接着是各界代表致欢迎词。我被选为本区的学生代表上台致词，我因年小，是父亲与叔父二人把我“举”上戏台的。我还记得第一句词是：“同学们，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那年，我八九岁，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欢迎词是于世芳老师一句一句地教给我的。我和于老师曾一同参加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军抗战，后来失去了联系。我致完词，这位县长还当场作了智力测验，问我，一斤铁重？一斤棉花重？我答对了，他赏了点奖品。台下人也鼓起掌来，父亲和叔父高兴得合不拢嘴。
这件事让我小小年纪出了风头。1938年，我参军后驻防村里集时，还有人认出我是几年前致词欢迎县长的那个小学生。
因为欢迎县长代表学生致过词，现在参加抗战服务团，别人就推荐我演讲。欢迎县长的词是老师教的，现在要自己出词宣传抗日救国确实不容易。不过，我知道的总比乡民知道得多，当众宣讲还能受到乡亲的鼓励——鼓起掌来，也真兴奋不已。尤其有天晚上到小柱村去宣传，我教了抗战歌曲还讲了话。在场有我的二姑夫，他是这村的人，把我好一顿夸奖。二姑也高兴地说，娘家出了个有出息的后人——我是她唯一的娘家侄儿。
我们在周围村活动时间不久，蓬莱抗战服务团的人又来了。前次来是宣传抗日救亡，这次来到我们村是发动武装起义。事后了解到，带头人就是于仲淑、于眉等人。
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他们来到我们宋家村，集合起一百多人，正式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后来将“第三大队”改为第二路军，简称“三军二路”。在此之前，1937年12月24日，共产党的胶东特委首先在文登、荣成、威海交界地区发动了著名的“天福山起义”，在胶东举起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旗。时隔仅一个月零十天的蓬莱武装起义的队伍，即编为第三军的第二路军。三军二路很快发展到约两千五百多人，并创建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
蓬莱县武装起义和成立三军二路，于仲淑、于眉兄弟功不可没。
于仲淑、于眉是亲兄弟，祖籍蓬莱县安香于家村，虽然家中富有，但他的兄弟姐妹都参加了革命。他们是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来进行抗日活动和发动武装起义的。于眉是于仲淑的弟弟，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活动。在中共山东省委和胶东特委领导下，他建立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一一蓬莱抗战服务团，又建立中共蓬莱县第一届县委，任县委书记，是发起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后，他曾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建委副主任等职。
大哥于仲淑，战前是小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教师学生组织抗战服务团亲任团长宣传抗日，并参与组织领导蓬莱武装起义，成立三军二路，曾任副指挥，他还是蓬莱第一任共产党县长。1938年冬，我们一起西上沂蒙，我十几岁，他约30多岁，是我们中的长者。虽是领导但平易近人，爱说笑话。当时，我们每天行程大约六七十华里，当进入昌邑县大院村宿营时，看到大家很疲劳，于仲淑说了一个怕老婆的故事在县太爷身边的衙役中有一位是怕老婆出了名的，一天，县太爷升堂，忽见这个怕老婆的衙役脸上有伤，问是怎么回事。衙役红着脸说，家中的葡萄架倒了砸的。县太爷明知话中有假也不再多问。隔H又升堂，衙役见老爷脸上也有伤，心中已明白了几分，就悄声问，老爷怎么也伤了脸？县太爷说，只许你们家葡萄架倒，就不许我们家的葡萄架倒了吗？这个笑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为大家消除了一天行军的疲劳。新中国成立后，于仲淑不计个人得失，服从党组织安排并未任高职，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地辛勤工作。青岛一位副市长告诉我，70年代时，仲淑要由青岛回蓬莱家乡，为找一辆汽车都困难。仲淑就是这样一位不计名利，不求享受，为国家奋斗终生的老同志，实在值得尊敬，我十分怀念这位对当时我们那些青少年来说的先行者。
于仲淑的另一个弟弟于寄愚，也是抗战前的老党员，参加组织发动蓬莱的武装起义并曾任起义部队的副指挥，后来担任山东大众日报社长、宣传部长等高级职务，后半生过着平民生活致力于文学创作，颇有建树。妹妹于汀子，战前曾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也参加了成立三军二路的武装起义，并参加过攻打蓬莱城的战斗，是当时领导层中不多的女性。1938年，我们同时西上，她奔赴延安。仲淑的小妹于月华与我年龄相仿，1938年我们在三军二路相识，后来一直没有信息。60多年后，我重上庙儿山时，竞在庙山烈士陵园中见到了她的陵墓。我们虽无深交，但却是同时踏上抗日征途的战友，我向她深深地鞠一躬。仲淑还有个弟弟于淑瀛，1938年我军驻防掖县城时，记得他在骑兵连工作。一家兄弟姐妹六人都投身抗日战场，终身为国效力，多么难能可贵。
记得和于眉、于仲淑同志一起到我村进行抗日活动并组织武装起义的，还有高达三、陈迈千等同志以及许多进步教师、青年学生等等。可以说这些同志是在我家乡播撒抗日火种的先行者，我和一大批青少年扛抢上了前线，有他们一份功劳。
在地方党的领导和这些同志的宣传推动下，我们那一带农村的抗日运动蓬勃发展。随着武装起义成立抗日军队三军二路，一些年轻人踊跃入伍扛枪上了前线，短短几个月就组成二三千人的军队。同时，宋家村和周围各村都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例如农民抗日救国会（农救会）、青年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妇救会），以及职工会、儿童团等，又设各界抗日救国会（各救会）以统辖各群众团体，后又在青救会中挑选进步青年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先），在妇救会中挑选进步女青年组成青年妇女队（青妇队），以上各群众团体归“各救会”一一此为“民”。凡适龄者皆编为“自卫团”，从中挑选进步年轻者为“基干民兵队”按班、排、连编组——此为军。村民委员会有村长及各委员，如调解民事纠纷的调解委员、分管治安的治安员、负责粮食管理的粮秣委员——此为政。共产党员编成小组，成立支部——此为党。村中党、政、军、民组织井然有序，共产党支部统一领导。抗战前，列强称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共产党来了，民众组织起来了，何谓一盘散沙？在抗日战场上，中国人奋勇杀敌，前仆后继，堪称英雄好汉，何谓东亚病夫？！短短几个月，我们村出现了从历代王朝到民国时代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新局面。
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说：“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主席的这段话，说的太英明了，八年抗战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后来，我常用这段经历来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凝聚起来，行动统一起来，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就是因
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的，有真理才能凝聚人心，才能一呼百应。共产党在我村播撒的抗日火种，很快燃烧起抗日的熊熊烈火，一批热血青年上了前线，山村里抗日运动蓬勃发展。人们不会忘记播撒抗日火种为山村开创新时代的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