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农历正月初三下午，在栖霞县寨里集东，我亲眼目睹了日军在飞机掩护下，53辆卡车运载的鬼子兵由青岛方向驶向烟台——日军并不是由海上登陆攻占烟台，而是由青岛迂回侵占烟台的。当时，烟青简易公路的计程由青岛到烟台240公里路程，日军未遇中国军队一兵一卒的抵抗，畅行无阻，当日进入烟台。曾驻防烟台的国民党政府属下的韩复榘部队数月前即已西逃。那个年代，政府的政策是，对日作战是军人的事，民众仅可为军队挖战壕做工役、苦役，无权组织武力为国效力。军队纪律败坏欺压民众，军民之间形同水火不相容。民众甚至也无权问询国事，谈论国家大事则属违法。当国军弃城西逃，地方政府官警或席卷财物潜逃或弃职他去，整个山东半岛的防卫似同空白。共产党虽在组织民众抗日，但尚未形成有力之武力，所以日本军队长驱直入侵入烟台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在广大民众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尤其在青年和学生等知识分子中反应尤为强烈，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不力，丧失国土，置民众于水深火热而不顾，极为愤慨。就在这混乱和暗无天日之时，还是处于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号召“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得到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如同拨云雾见红日般地看到了希望与前途，大批青年与学生脱下长衫拿起武器上了前线。
在看见日寇侵入烟台我就萌发要当兵的念头，当得知在我村已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后，于是跑到烟台想约同学一起参加抗日军队，但并未如愿。回到家后，母亲说不要再外出了，还说我走后有人来请我去当教师，月薪15元。每月15元是小学教师中的低工资，但在农民看来却是很可观的。当时，我村的一个“把头”，就是雇工中能带领其他长工干活，对各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的一把手，年工资约600至800斤苞米，每斤苞米只有几分钱，一般长工年工资不过三五百斤苞米。当时，因通货膨胀，雇工都以苞米计工资，算起来一年也就几十元的工钱。母亲知道每月有15元收入，一家人吃饭就不愁了，所以鼓励我去当老师。母亲还说，人家找上门来请你，多体面。去年秋，咱求人家给你找个地方教学人家没答应，现在有人求上门来啦，去吧，好不好？我想去抗战，不想去当老师，可是怎样说服妈妈呢？父母年近五十，下半辈子父母要靠我来养活。我上小学时，老师就教给我们说：“父母恩江海深，忘了父母不算人”。这话对我影响很大，从小就知道不惹父母生气，长大要孝敬父母等等。现在妈妈想要我去当老师，每月15元，对妈妈很有诱惑力，可她哪里知道儿子想的是另一条路。
就在妈妈劝我去当老师养家糊口的时候，忽然一天，那位曾来过我家想要我去当老师的人又来了。我俩谈了好长时间，他想要我去的学校是初级小学，只有一名教师，我去当个帮手，每月工薪15元，说以后还可能增加薪水，还说当老师的许多好处等等。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半年前我想当老师，也没当成，现在我想跟着在我们村拉队伍那些人去抗战。他一听就像预料到似地问我，他们什么底细你知道？我说，管他什么底细，只要是真心抗战的就好。他说真不真心谁能知道？招兵买马拉起队伍来，什么旗号？有中央政府任命吗？没有国民政府的委任，拉个队伍就想当个司令，不就乱套了吗？他滔滔不绝，高谈阔论，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不想让我跟起义的那些人去干。我说依我看，在我们村进行救亡宣传和拉队伍的那些人，大都是教师和学生，是满腔热血的青年，不像是为当司令想升官发财的人。我还说，日军从青岛到占领烟台，不费一枪一弹，咱要拉起队伍来，没有国军咱老百姓也可以跟日本人干。他看到说服不了我，最后说，我是好意劝你去教小学挣点钱养家，若想抗战也要等以后有正式国军再说，现在什么人都有，走错路再回头可不容易啊。“走错路”这个词，我是第一次听说，当时还理解不透，心想和那些青年教师学生去抗战怎么能是走错路？后来我还是没听他的“规劝”，走了我要走的这条路，直到终生，没有回头。这个曾经担心我走错路的人，后来自己却步入歧途，误了一生。
既然定了要跟着武装起义的队伍干，烟台同学中也没找到伙伴，我就和本村一位与我同年的叫学古的同学，相约去找村里镇周之翰。学古与我同时小学毕业，但他考进莱阳乡师。周之翰是文登乡师的学生，其父周长泰是我入学的启蒙老师。周长泰是典型的乡村教师，身穿深蓝色大褂，脚穿手工做的白底黑帮布鞋，头顶瓜皮帽，身体消瘦面无血色，一看就知道是长年不见日光的人。他是学古家专为学古兄弟雇请的老师，但就近街坊邻居的孩子也可以入学，学生不过十人。现在，我还能记得周长泰老师的相貌和学校的情况。在学古客屋家西间，周先生坐在桌后，面对七八个孩子，高声朗诵“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半年后，村中设立县立第四小学，周长泰老师和我们一同转到县立第四小学了。这所小学是我的母校，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做的贡献是值得赞扬和称颂的。从这所小学走出去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而献出年青的宝贵生命的学生至少有十四人，除学生外，还有两名小学教师于世芳和刘亚全也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此外，在这所小学读书后来参加革命的曾有多人担任国家厅局级以上领导职务。
一所山村小学在抗日战争中，竟有这么多师生战死沙场和为革命培育出多名领导干部，是宋家村小学的骄傲，也是宋家村的骄傲。在我写这册回忆录时，村干部向我介绍说，这些年来宋家村每年都有五六个人考上大学，有的还成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据说从80年代以来，宋家小学毕业的学生就有约60多名大学毕业生。无论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一所山村小学为国家培育出如此多的人才是值得称颂的。
我曾和母校的人说过，上过学的人都不会忘记第一个方块字谁教的，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怎么学会的。老师传播知识、教书育人，是崇高的职业。我80岁也记得启蒙老师——周长泰。
多年不见，周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与周之翰商谈得很顺利，他也急于要参加抗战，当即约定一同参加三军二路。这时，武装起义的队伍已正式编为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军，移驻周之翰村附近的上下薛家。周之翰在文登乡师已读了两年，比我文化水平高，只是身体瘦弱。周老师虽然担心他儿子身体不支，但还是支持他参加抗战的。所以，我们走后不久，周之翰就投军入伍了。不知什么原因，学古当时没有参加三军二路，大约在1940年他参加地方工作。全国解放后，1952年我到北京开会，他到建国门海军招待所与我见过一面，当时他在某校做教学工作。后来，听其叔兄学熙说，学古后半生身体不好，早已与世长辞了。周之翰是1938年冬我们一同赴沂蒙山进山东省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后，留在沂蒙山区抗战，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俩在一个连队工作，他为人正直纯朴，善解人意，善于团结同志，对革命忠诚，政治坚定。据说他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了，为国捐躯长眠在沂蒙山。
1994年拜访沂蒙没有寻到周之翰的确切信息。1995年、1996年我又两次到他的家乡，想看望他的家人表示战友的一点心意，结果是他父母早已去世，他本人参军前尚未结婚，自然没有留下后代，就这样千千净净地走了。
在离家参军前，还有一位熟人听说我要去“二路”当兵，来到我家，不知为什么他也劝我不要去当“二路”。这人说话痛快，能吹能聊。他说你念过书，谁来了还能没事干？人家日本人也不会亏待人。说到这里，母亲也不高兴了，就插话说：“怎么还‘人家’‘人家’的，日本人是日本狗子。我可不能叫儿子去给日本狗子做事。”当时，我家乡叫日本兵是日本狗子，后来才改叫日本鬼子。母亲几句话把他呛白得不再言语。这个人也算个头面人物，在抗战服务团宣传抗日救亡时，鞍前马后挺活跃。当时，我不知底细，以为他热心抗战，谁知今天竟说出这样话来。
我和父母说起要参加三军二路的事，没有费多少口舌，父亲先表示同意，姐姐舍不得我离开家。妈妈说我从小没离开家，走远了她想我，一再嘱咐，不要走远了。我说队伍在上下薛家到家十几里路，我会常来家看看。一家人正在商讨我当兵的事，父亲的老朋友、本村大德伯伯来了。大德伯伯名宋志德，常到我家，与父亲相交甚好。他会掐会算，还敢动外科手术给人割个疮疖子的。我母亲乳房长个大脓包就是他用剃头刀子割开放脓的，但留下一个很大的疤痕。母亲因为我要当兵打鬼子，于是问大德伯伯，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他掐掐算算说，书上写的兔子把狗追。我们问兔子怎么能追狗？后来他说兔年就要追日本狗子了。一算计兔年就是明年，听说明年（1939年）就能打败日本狗子，一家人都高兴极了。大德伯伯带来的好信息，也算是给我来送行吧。
回忆当时我要投军“二路”，还真遇到了“好心人”的规劝，这个说“二路”不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劝我不要走错路；那个说谁来了也有事千，日本人也不会亏待人的。是不是有人知道“二路”是共产党领导的，我就不了解了。但当时我确实不知道是共产党领导的，什么叫共产党，也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拉队伍这些人是要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我相信这些教师和青年学生不会领我走歪路。父亲也说这些人是正经人，跟着这些人去抗战，我放心，去吧！父亲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力量。
最后，我没有听那些“好心”人的规劝，在父亲的支持下，离开我的出生地——宋家村。走出家门，投军从戎，走进革命军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有时，我也为自己庆幸，在当时那么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鱼龙混杂，良莠难辨，竟然能够选择和走上一条艰难但却是光明的道路，这里是不是有些偶然和侥幸？但是仔细地想一想，在烟台求学期间接受的抗日救亡教育和亲身感受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而萌生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救国思想，以及在返乡后近半年时间里的亲身观察、思考，不正是在为这种选择做着思想上的准备吗？所以说，看似偶然，实为必然，这就正应了那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古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