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家人同意我去当“二路”（即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军）打鬼子，可是到要分别的时候，妈妈和姐姐还是恋恋不舍，这个说要常来家看看，那个说不要走远了。妈妈一边嘱咐着，又一边忙着包饺子，为我送行。
吃完饺子妈妈送我走，一直送出一里多路。过了西河，妈妈站在沙坝上，眼望着在她身边生活了15年的儿子走了。我一边走一边回头向妈妈招手，像羽毛已丰满的小鸟儿要振翅远飞。上了大路，我迈着轻盈的脚步，蹦蹦跳跳地向前走去。一会儿唱起“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句话最能激发年轻人的自豪感）一会儿又唱着：“穿上意志的武装，踏上人生的战场，擎起自卫的刀枪，制止敌人的猖狂，争取我们民族的自由、解放！”在自言自语地像说话一样唱着这些振奋人心的歌曲中走完十几里山路，来到二路指挥部驻地——上薛家村。
上薛家村背靠崮山。崮山在我家乡有许多神奇的传说。1999年我重访艾崮山抗日根据地，在崮山脚下遇到一位60多岁的张老。张老世代在崮山脚下站马张家村居住，提起崮山他滔滔不绝讲了有关南北崮山和薛仁贵征东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
张老说：“南崮、北崮相隔一步，南崮、北崮跨天一步。”“唐二主征东，与戴思文交战，唐驻北崮，戴驻南崮，在这里打了12年仗。唐二主到崮山，见无水饮马，遂拔剑朝地刺去，立即喷出一股清澈的泉水，且喷涌不止。有顺口溜为证：‘饮马湾，饮马湾，千军万马喝不干。’（饮马湾至今，仍然泉水不断）在山上巡视中，唐二主的蟒袍被山枣棵的倒钩挂破了，二主下令崮山的山枣棵不许长倒钩，果然灵验，至今崮山上的山枣棵不长倒钩，这在其他山上是见不到的。”“崮山分为：将军顶、插旗顶、脱衣顶、卸甲山等。唐主李世民哥哥死在崮山东麓站马张家，埋在村北的南集村。1970年至1974年，考古人员曾来这里考察过。”
张老见我听得津津有味，又说，“上下薛家就是薛仁贵的后人。”我插话：“戴思文的后人在哪儿？”张老说：“西戴家村是戴思文的后代，这三个村都在崮山东麓。”
其实这些传说并非都有史实为凭，但也表明当地民众对崮山的热爱。当然也不全是杜撰，因为唐朝大将薛仁贵到过此山和这一带曾是古战场是有史书为证的。
像张老一样，当地许多民众把崮山一带曾是古战场，薛仁贵率军在此征战，引以为荣。听了张老的述说后，我曾想艾崮山区在抗日战争中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烈事绩，再过若干年可能会有比薛仁贵征东更神奇更多的故事传世和为后人传颂的。
上薛家村在崮山东麓，背靠南崮北崮和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与南面高八百一十四公尺的艾山相连。向东是一片丘岭地带，越过烟青公路可与胶东的“心脏”——牙山地区相呼应。出山谷往北有大路通向蓬莱县城，直指烟潍公路。三军二路成立后不久，即攻克蓬莱县城，但没有久恋城市而是将首脑机关与部队主力南移进驻上、下薛家一带山区。后来在战争年代，这里被称为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艾崮山区是蓬莱、栖霞、黄县三县的结合部，与西面的大泽山区和东面的牙山区互为犄角，是胶东地区的重要抗日根据地。回想三军二路攻克蓬莱县城后，指挥机关就离开城市，率队来到艾崮山区发展壮大，真是一步妙棋。
我来到上薛家村二路指挥部，有人问我：“找谁？”“我是来当二路的。”那人听说是来当二路的，满面笑容地说，“先坐坐。”因为我见他和另一个人在谈什么，原来那人也是来当二路的，那人是农民打扮，不像是学生。接待我的人知道我是学生，就说，“你到宣传队去吧。”因为宣传队驻在下薛家村，他又问：“你能自己去吗？”我说，“能。”于是我离开指挥部来到驻下薛家村的二路宣传队。
宣传队住在下薛家村的西北角的一处新大瓦房里。进屋才知道这房子可能是刚盖起来，还没有人居住过，因为整个房子是通的，没有间壁。室内也没有家具，从西头到东头是一个大通铺，地上铺了草，人都在这个大通铺上活动，我真有些不适应。尤其晚上，从小在家都是睡土炕，晚上热乎平的。这里要睡在铺草的地上，又冷又硬。不过，睡了一夜，早晨起来，还觉得身子下面挺暖和的。伙食挺好，吃的是白面馒头，每人还有一碗菜汤。心想比在家吃得还好，妈妈还怕我当兵挨饿呢！
来了几天没发军装，也没排队出操，也不上课，枪刀也没有，怎么打鬼子呢？心里又闷又着急的。
这里住着一些学生打扮的人，看来都比我大，文化程度肯定比我高，所以我来到也没引起特别注意。人们出出进进，说说笑笑，挺热闹，新来的我倒有点拘束。几天后渐渐熟了，孙烈炎同志很热情，鲁农同志对新来的同志也挺照顾，后来，我的小学同学、英格庄的张人杰也来了，大家相处更融洽热闹了。宣传队大多是中学生，也是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比较早的，虽然没有兵权，却也挺神气。
但是光有热情有时也会干蠢事的。“二路”攻克蓬莱县城后，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于仲淑同志被公推为第一任县长，设立了烟酒税稽查局征收烟酒税，这本是正常的，也是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可是，宣传队有的人知道后就说，国民党搞苛捐杂税，我们不是说要废除苛捐杂税吗，为什么抗日民主政府也要征收烟酒税，不行，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于是就砸了烟酒税局的牌子。指挥部知道这事后，严肃批评处理了宣传队砸牌子的同志。年轻人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说明年轻学生的热情需要教育和引导才能走到正确道路上来。
在宣传队期间，有两次下乡宣传我很难忘记。一次我与一位女同志，她可能是蓬莱潮水镇人，姓张，比我大一、二岁，对我像大姐待小弟一样。我俩到远离宣传队的河东一个村去工作，晚上正在开大会搞宣传，忽然有人说东面队伍来了。“二路”在西面，中间一条河，我们在河东，所谓东面队伍是指那些国民党散兵游勇等人拉起的杂牌游击队。人们听说东面队伍来了，会场上立即像炸了锅一样，人都散了，我俩也不知底细，就跑回了我们住的那户人家。这是一户有钱人家，张同志忙藏到这家姑娘屋里，我躲到长工住的房子里。
一位长工说你的脸不像，又从炕洞里掏出草木灰抹到我脸上，也装成长工模样。睡了一夜，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和张同志琢磨是反对“二路”的人搞的鬼，把我们召集的群众大会给搅散了。第二天回队以后，领导说，你们到那一带去要谨慎，也有反对我们的人，你们俩平安无事就好。我还心想：我们宣传抗日救国有什么不对？其实，你为国家为民族战死沙场，也会有人反对你，因为你是共产党嘛，这还是以后的事实让我明白的道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复杂，而当时我还年幼单纯，自然无法洞察这一切的。
还有一次是我单独到大道刘家去搞宣传。大道刘家是在814公尺高的艾山西侧，由蓬莱通向栖霞的一条山道的边上。这里人烟稀少，两侧大山，一条羊肠小道从山上穿过，常年难得有人经过，几乎是与世隔绝，荒山僻野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因为偏僻，很少来此进行抗日宣传。这次我一个人跑来了，上午在村里召集几个人宣传，中午由学堂接待我，进到学堂门前，就有先生在等候迎接。先生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一个年过60皮包骨头的瘦老头，向我拱手施礼引我进屋。学堂是在村边一间草屋，课桌是自己做的，每人有个小板凳，简直还不如财主家的长工屋。当时还没放学，大约有五六个学生。我刚进屋，先生就招呼两个大点孩子去燎水。现在已不见这种燎壶了，是铁皮打的，中间空，外侧铁皮包成圆筒，从底部用木柴生火，火从中升起，将周边圆筒的水烧开。我想，在大山里还能有烧水的燎壶，可真是稀罕。原来，这是专门为先生置办的，可见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先生也倍受尊敬。木柴不干，两个孩子轮流用口吹火，眼也被烟熏出泪水。我直劝说不要燎水了，先生说一会儿就好。好不容易烧开这壶水，拿来不知多少年前的茶叶末冲了茶。我虽然没喝，但觉得老先生把我当高客相待，实在是受宠若惊，很不好意思。中午是煮的挂面，先生陪我吃饭。没想到这里还能吃到挂面，先生说这是过年走亲戚留下的。
饭后，我翻了翻课本都是“三字经”、“百家姓”，我问为何不念新书，先生无可奈何地说，这里买不到啊！这些旧书还是别人念书时用过的，好不容易找到几本。我见先生桌上还有戒尺，这是体罚学生的用具，专打学生手心的，往往能把孩子的小手打肿了。我说现在不许打学生了，怎么还有戒尺？先生忙说，以后不打了，不打了。我又问有来查学的吗？先生说，我是他见过第一个查学的。原来，老先生误会了。我说我不是查学，是来宣传抗日救国的，于是我讲了些抗战的道理。先生说他听说中国和日本打起来了，但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他对日本人侵占烟台，国民党的蓬莱县长跑了，以及汉奸县长被二路打垮，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等等，一概不知道，只知道上下薛家一带住上了军队，五、六个孩子更是一无所知了。
中午饭后，孩子们回来了。我问学生知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打仗的事，孩子们说，知道。我挺高兴，又问：咱们能不能打败日本，孩子们齐声说，能打败日本狗子。我问：为什么？孩子说，老师说咱中国人多。我问：中国有多少人？一个孩子说有四万，老师插话：四万万。一问一答，孩子们也不拘束了。忽然，一个孩子靠近我问，当兵要不要小孩？我想跟你去当兵。我问，几岁啦？他说九岁。我说，太小，好好念书，长大了再去当兵打日本狗子吧。和孩子们的谈话令我十分高兴，大山里的孩子也知道打日本狗子，还想跟我去打鬼子，多可爱。接着，我讲了抗战的事，又教他们唱抗战歌曲，孩子们高兴极了。临走时，先生和学生一直陪伴我下山到了小路边。回来的路上我在想，这么闭塞的大山里的孩子也知道打鬼子，日本侵略中国，激起了全中国人的义愤，何愁抗战不胜利。
为了发动组织民众参加抗战，三军二路成立了蓬（莱县）黄（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驻村里镇。王毅任主任，我被调去到宣传组工作。宣传组有我和一位叫门窗的同志，组长是王晓天同志。我们在距三军二路指挥部不远的村里集附近活动一段时间后，移驻蓬莱东部与福山县交界的一个叫大柳行的集镇。大柳行村向东经福山县直达烟台，向西北可到蓬莱县城，向西不很远直达交通要道大辛店镇。所以，尽管烟台已沦陷半年，而在这里的商品供应仍然比较全，还可买到泡泡香糖。这种泡泡香糖是扁形条状的，现在的口香糖不知是否即由它演变而来。泡泡糖在口中嚼后，最后就剩下一团类似面筋的东西。一天，我不知道门窗怎么弄到了泡泡糖，他一边咀嚼一边说要把剩下的胶体抹到我头上。我说你敢抹到我头上，我要你跟我姓宋。他说我看能不能跟你姓宋，说着就把一团粘乎乎的东西抹到我头发上了。我一边斥责他，一边从头发上往下拽，可是越拽粘得越紧。他看事不好，急忙把煤油灯的煤油倒在我头上清洗，煤油也无济于事，仍然无法清洗掉。我火了，就要追打他。我们住在一所小学里，他在学校的院子里跑，我在后面追，又追又喊，吵闹声把正在睡午觉的王毅主任吵醒了。王毅约30多岁，身体瘦弱，还有点驼背，中午要午睡。我俩吵闹搅了他的午睡，他自然不高兴，打开门就火冒三丈大声呵斥，并说你们不想在这儿干就回薛家去。薛家是指挥部的所在地。门窗惹了祸，不敢言语，我却感到委屈，与他争辩，认为王毅处事不公，转身就要收拾行李，回指挥部。王晓天组长待人厚道，一边批评门窗，一边安慰我，劝我莫走。这时，我的火气已由对门窗转向对王毅了，拎着包裹，不顾王晓天同志的劝阻和门窗的赔礼道歉，头也不回地径直回到指挥部。
回想当年，自己年轻受不得一点委屈，其实一生中哪有不受委屈的，受冤枉也是常有的事。
这件小事却至今难以忘记。人生在世受点委屈乃至冤枉，有时难以避免。委屈与冤枉也可以变成财富，至少是考验与学习，可能成为促进一个人成长的因素，所以要能正确对待。当然，那时我还年轻，不到16岁，自然不可能悟出这些道理。至于当领导的，也不能因妨碍个人利益而迁怒于人，大事小事以公正为上，否则会失去平衡。这些道理大约都要在人成熟的过程中，才能逐渐品味出来。
从那次与门窗和王晓天同志分别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门窗是文登师范学生，比我大一岁，那年他17岁，但个子小，爱说爱闹，是一个活泼的小青年。后来看到一篇回忆录中称他是蓬莱县金融事业的创始人（股长），1942年在与日伪军一次战斗中牺牲了。门窗同志是艾崮山区的上门家村人，家境不错，他是独生子。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他不顾老母亲的挂念，毅然投军从戎。据“蓬莱文史”载于希鉴的文章称：1943年农历12月13日北海银行总务股长门窗在战斗中被敌伪军小队长慕长春杀害。日寇投降后，慕长春参加国民党还乡团，淮海战役被我军俘虏。
我与门窗的领导王晓天同志，“文革”后听说在青岛橡胶九厂总务科工作。我知道后立即去看望，晚了，他已去世。我入伍之初虽说是当兵，从宣传队到动委会都是一名小小的干部，可能这也是“机遇”。不过，缺少士兵（战士）这一课，事后我还是感到有些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