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我参军不久就随军转战沂蒙山区。虽在千里之外，我仍然思念生育我的家乡，故土难忘阿!
一英雄山村——
我与一批青少年参军出走后，家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留在故土，奋勇抗敌，写出了令后人至今传颂的史篇，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故事，升腾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在地方党领导下，村中的人都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农工青妇各种群众团体，成立了共产党村支部，村上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宋允相伯伯的二儿子宋世进。有的人家里既有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如和我同时考进文登乡师的宋允书参军入了党，他三哥宋允都入了党也曾是民兵干部，他大哥宋允广当村长，他父亲宋光普是抗战前的国民党员，是蓬莱县国民党抗敌协会委员，还是县参议员、县民主政府行政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在共产党管辖地区的国民党员几坚持抗战、不反共的都受到保护。县相应成立国民党抗敌协会，抗敌协会是受保护的合法团体。）宋刚参加地方工作任区长，是中共党员，后来牺牲了。弟弟宋世昌是党员，妹妹宋雪梅也是党员。2003年11月初，我在蓬莱市见到宋刚儿子宋学法，他说他母亲也是党员，这样算来他一家人当时就有四名党员。有的夫妻一同入党，如宋世科夫妇；也有兄弟二人都是党员的，如宋刚夫兄弟二人；还有兄弟姐妹一起入党的，如宋宝山、宋学先、宋瑞芝兄妹。（宋宝山与宋学先兄弟二人曾赤手空拳大白天在敌人大队后尾活捉一个二鬼子，缴获一支湖北造七九步枪和20多发子弹，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强的牺牲精神。）我家在大姐出嫁后有五口人，妹妹不到10岁，母亲年迈，除她二人外，父亲、二姐和我都入了党。我是参军以后在山东蒙阴县入党，父亲宋允贤1939年入党，二姐宋桂玉的入党时间是1938年。
在村中，一家人同时几个人加入共产党的，可能还有，我记忆不全。据抗战中曾任本区区委组织委员和县委组织部长，后任攀枝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的李维诺同志写的回忆录说，“当时，宋家村党员近百名”。就是靠这些党员为骨干、为核心，团结率领全村男女老少和日本鬼子斗，与汉奸斗，与反共顽固派斗，与自然界艰难困苦斗，还要与党的肌体内影响健康的隐患斗。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宁折不弯、宁死不屈，被誉为艾崮山区抗日模范村。
李维诺同志在回忆录中还说，“宋家村组织男女民兵实行劳武结合，白天上山种地带上武器，一方有敌情，八方呼应，一处打枪，各处警惕，真是‘召之能来，来之能战’。夜间他们组织起来到山洞集宿，一有情况，马上上山，八年抗战如一日，多次用土枪、土炮打退敌人的进攻。他们还经常主动截击敌人……给敌人很大的威胁，成为根据地抗日的模范村。”这位老同志写的情况，我因参军外出，不全了解，但也亲身经历过一次。
194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家乡，母亲非要我在家吃了饭过一夜再离去。晚饭后天色已暗，父亲给我一条被子，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父亲说我领你去找个地方睡觉。我说家里不是有炕头吗？父亲说不行，拂晓鬼子常来偷袭，咱到山里去睡吧。我当时就想，父亲老文盲也会说“拂晓”、“偷袭”的军事术语呢！父亲带我到村西北的一个山角下一块花生地。他说距这里很近有一个日军据点，但鬼子来偷袭，绝不会在这停留搜索，因为这是个死角，越靠近敌人危险反而少。没想到，在几年抗战与敌人的生死斗争中，一个文盲老农民，不仅会说那么多军事用语，还懂得这么多打仗的奥妙。父子俩在花生地头的沙土地上睡了一夜，虽然不感觉冷，但醒来时却是一身露水，被子早已潮湿了。我起身时见父亲仍在警惕地四处张望。
回来的路上我问父亲，你们天天到野外去睡吗？因为当时心想，我虽然在军队工作，可是也没有天天露营野外呀，除非在战斗中。父亲说，现在不冷就在野地或山脚睡，冬天要睡山洞。1961年，我探家时与妻子亲自去看了当年乡亲们躲鬼子睡过的山洞，那是在村南约一里多路的一处叫南沟的地方，一条干渠背北面南由上而下，两侧是坚硬的沙土质，人们用笨拙的工具挖了许多有数米深宽的山洞。父亲说不是所有的人都睡山洞，主要是村干部、共产党员、抗日军人家属和一些积极分子，因为这些人都是敌人捕杀的主要对象。
从花生地回到家里，母亲炒茄子和拌黄瓜菜给我吃。我经常说起母亲做的凉拌黄瓜菜，老伴和女儿都不大理解，说凉拌黄瓜有什么稀奇的。其实，在山村穷苦人家，这是夏天的可口菜。把黄瓜用“菜冲”擦成丝，用冰凉的井水把黄瓜丝、醋、盐一搅拌，每人盛一碗，又是汤又是菜，可口得很。母亲做菜用的茄子和黄瓜都是在住房门前的院子里采摘的。因为白天黑夜躲日寇突袭，村上的俗话叫“跑鬼子”，院子里很少有人走动，所以尽管是石头砌的地面，但石头缝里还是生出了菜苗，时间久了这茄子黄瓜苗竞结出了果实，真是难以想象啊！
吃过早饭，我刚要起身走，忽听街上敲锣：来鬼子了！来鬼子了！母亲急忙到院子里看南山那棵消息树。我们村南河南崖是一个山头，山头上有一棵人造的传达敌情消息的假树，日夜有专人看守，敌人来了，山上的人就按敌人来的方向把树朝安全的方向推倒，人们就按树指示的方向转移。街上不停地有人一边敲锣一边喊鬼子来了。这时，囤里的猪跳出来了，黄狗咬住母亲衣襟朝东厢屋拴小毛驴的地方拽。我当时还不知道狗在于什么，母亲自然明白，就解开拴毛驴的绳子牵着小毛驴赶着猪，黄狗在前面领路往外走。正在这时，在街上照顾人们的父亲回来说，跑不出去啦，鬼子到村头啦。母亲急忙往回走。这时，我发现大黄狗已匆忙跳上炕，蹲在炕角打哆嗉。一会儿，警报解除了，因为鬼子从村头拐向另外方向，没有进村，7虚惊了一场。
我打了不少仗，却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谁能想得到，猪也知道听见敲锣吆喝，竟会自动跳出猪圈跟着人去躲鬼子？我也想不到听说鬼子来了，黄狗会咬着主人衣角去牵牲口，而且当逃不出去时，狗会藏到墙角躲起来，缩成一团打哆嗦！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若非目睹是无法让人相信的。其实，这又是合乎情理的，狗和猪的行为可能是动物的条件反射。常年“跑鬼子”，习惯成自然，连畜类都有这种条件反射。可想而知，当时父老乡亲们与日寇的斗争何等残酷，战斗多么频繁，是在多么艰难中熬时度日呀！
院子的石头缝里长出黄瓜、茄子，畜类猪、狗也能听懂“跑鬼子”，人们常年在山洞或山野间睡觉等等，都是日本鬼子的残酷烧杀掠抢逼出来的。
抗战中在家住了一宿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抗战期间，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战斗部队，虽然行军打仗也是十分艰苦，比如我八年抗战没洗过一次热水澡，没穿过一条裤头，没挂过一夜蚊帐，只吃过一碗大米饭。我所在部队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才给营级以上干部配发一顶棉线蚊帐，并量体做了大衣。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睡在蚊帐里是多么的享受啊！这些事讲给孩子们听，他们都感到十分惊奇，甚至不可思议！回家乡看到父老乡亲与日寇斗争和生活的艰难，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很幸运了。因为我们在部队有枪有炮，可以和鬼子枪对枪、炮对炮地干，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可以转移。而我的家乡处在敌人三面包围中，宁死不投降，顽强地与敌人周旋，多不易呀！
我村向西北越过约三公里的丘岭地带，就是俗称“痴老婆顶”的日伪据点，北面几公里是国民党蔡晋康部在大崔家、大赵家、上门家构筑的据点。他们与日伪据点相距一箭之遥，却又相安无事。据蓬莱县党史资料记载，蔡晋康下属的一个团长——高炳旺反动凶残，仅在我家乡一带被他活埋、刀砍和枪杀的就有12人之多。黄县抗日总队一大队副政委亓里斯、蓬莱县四区青年救国会长宋建波（宋建波原名宋学永，是我小时同学，被杀害后其家属托亲求友花了许多银钱，高炳旺才允许把尸首抬回本村掩埋的）、区自卫团长王鸿滨、战士邢修、抗日区长骆跃堂、乡长陈九江、区助理崔桂喜、村干部刘太友、小崔家村指导员巩民山、乡自卫团营长巩玉昌、小学教师张书翰和两个刚满18岁在蓬莱县二行署工作的抗日战士——我的叔侄宋允刚伯伯的孙子宋学周、我的叔伯弟弟宋允堂伯伯的五儿宋世德，都是被高炳旺杀害的。国民党团长高炳旺残忍杀害八路军和共产党员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不仅要提防日寇汉奸，还特别要防范高炳旺，因为当时我家名声在外，二姐在地方做党的工作，我在八路军当干部，父亲是党员也当过村干部。在为父亲落实政策的调查中，原区委书记张学清、区委书记胡铁桥、十五团供给处长后任黑龙江省委工业办主任的王福海和原区武委会副主任李江等都提供证明，说父亲冒生命危险为抗战做了大量工作，驻军和地方党的领导都称赞他、表扬他，引起近在咫尺的日伪据点敌人和反共顽固派高炳旺部的仇视。二姐说父亲警惕性很高，过去曾到离家二公里的敌占区百佛院借宿，后因宋学周、宋世德在这村借宿时被国民党蔡晋康部的团长高炳旺搜捕杀害后，父亲就再也不去那里借宿了。父亲和村干部、军属、党员、积极分子都常常睡山洞或露宿野外，以防敌人的搜捕。尽管日伪顽想加害父亲，但始终未得逞。二姐说父亲面对敌人能时加防范，但对身后却疏忽了。二姐说父亲“对身后疏忽”，是指土改复查运动中，父亲原本可能躲过一劫，却因疏忽而酿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在复查运动时，宋家村分东、西宋家村，两个村相距不到二百米，但互不隶属。父亲处于危难时，东村党员传话给父亲，要父亲躲到东村，那里的党员和群众可以保护他。父亲回话：“我了解党的政策，他们不敢把我怎么的。”这是父亲的原话，母亲和二姐都对我说过这件事。“文革”后东村一位老党员又亲自告诉我，话就是他传给父亲的。他说躲到东村，党员和群众一定会保护他，但父亲因疏忽大意而遇难了。
我村除西北面痴老婆顶日伪据点和北面顽军蔡晋康部外，东面寨里集，是日伪军的重要据点，靠近寨里的丰粟村北山也有敌碉堡。村东南是松山镇敌伪据点。这些敌伪顽军据点碉堡距宋家村仅数公里，可谓近在咫尺。宋家村成了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东北面的屏障，是进入根据地的咽喉。她三面受敌，但八年抗战中，不论是日寇还是反共投降派，谁也没有对宋家村统治过一天。那时，只要向敌人纳粮纳税资助敌人，就可以算是敌人统治的顺民区而少受抢掠烧杀。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宋家村，在数十名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众志成城，不投敌，不资敌，不当顺民，宁死不屈，齐心协力和日本鬼子、汉奸、反共顽固派整整斗了7年。听一些老人和村中领导说，当时村里成了我八路军向日伪军出击和休整的基地，经常有部队住在村里。村上的民兵与敌人斗争也十分坚决和勇敢，经常夜里到日伪军占据的寨里集等据点，破坏公路割电话线，使敌人耳目不灵，寸步难行。宋家村成了名副其实的抗击日寇的战斗堡垒，不愧具有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在本村首举义旗的光荣历史。
浩气永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回想60多年前，播撒的抗日火种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宋家村一批热血青年投军从戎上了前线，在与日寇8年生死博斗中，16人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我是抗日战争的幸存者，我无法忘记他们，我的乡亲们、兄弟姐妹们也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史册上，他们的精神永存。
这16位抗日烈士是：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宋刚于1942年与敌伪战斗中负重伤后，被汉奸宋才章开枪打死；八路军山东纵队警卫一连侦察排长宋允书，在护送首长途中与日寇搏斗中光荣牺牲；宋雪梅也就是宋刚胞妹，于1939年在掖县中共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时遭日寇袭击，在突围中于河南村附近牺牲，年仅17岁。据蓬莱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宋世江于1938年入伍，后随军转战沂蒙山区曾任连长，1945年失踪，1958年被追认为烈士；宋世安是胶东军区警卫连战士，宋世宾是胶东军区十三团战士，1942年日寇大扫荡的马石山惨案中，二人在救护被围群众的战斗中牺牲；蓬莱县大队连长宋修广，在1943年8月蓬莱城东与汉奸郝铭传部战斗中为国捐躯；北海独立团副班长宋学会和宋世庆均于1939年入伍，二人在1942年攻打蓬莱解宋营的战斗中光荣牺牲；十五团二营通讯员宋红章于1941年牙山战役中牺牲；宋允和是宋家村青救会长，在执行任务中与敌遭遇牺牲；县大队排长宋世民在1942年福山古现战斗中，检查地雷埋设情况时触雷牺牲；蓬莱县四区青救会长宋剑波，和在蓬莱县二行署工作的宋学周、宋世德三位抗日战士，均被反共投降派蔡晋康部的团长高炳旺杀害；蓬莱县儿童团长宋刚夫于1941年被大辛店日寇杀害牺牲。
抗战期间，在我的家乡宋家村牺牲的还有一位本村小学的刘亚全老师。当时，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各村的小学老师，都是抗日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一天，刘亚全老师正在帮助村上整理账目，日伪军突然冲进村里。刘老师来不及撤退，不幸落入敌手。日本鬼子把他押到寨里集据点，对他严刑拷打，折磨他三天，刘老师宁死不屈，最终被残忍地活埋了。刘老师的英烈精神，至今为人们颂扬。
牺牲得最壮烈的，也是年龄最小的是宋刚夫。
1941年，宋刚夫16岁，他个子长得小，任县儿童团长，在一次执行任务中遭日军埋伏被捕。当时气节教育中曾提出“不吃敌人一粒米，不喝敌人一口水”，刚夫实践了他的誓言。
刚夫被俘后不吃不喝，尽管饿得头晕眼花，却不吃一口饭，嘴唇干裂不喝一口水。敌人派汉奸百般劝说，刚夫不回一句话。刚夫知道日寇不是对抗日战士仁慈，而是要活着的刚夫为日寇提供情报。敌人劝他小小年纪可以回家读书，何必冒生命危险当八路军？刚夫横目冷
对：“我是中国人，就是要跟着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敌人见花言巧语诱降不成就施以酷刑。小刚夫被打倒在地昏死过去，醒来后面对汉奸和日寇仍破口大骂，宁死不屈。日寇恼羞成怒，竞放出狼狗撕咬，撕破衣裤又撕裂皮肉，咬破肚皮露出肠子，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的刚夫仍然骂不绝口。第二天临刑前，刚夫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当刚夫的英雄行为从据点传出来后，当地军民群情激愤，老人为他抹泪，青年更是义愤填膺，誓将日寇赶出中国去，为刚夫报仇。在我的家乡乃至胶东地区都传颂着他英烈事迹，人称他是“英烈少年”，又称“少年英雄”，在蓬莱市烈士陵园专门为他辟了一栏颂扬他的英雄事迹。
毛泽东主席为刘胡兰烈士的题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想，这也是对所有为国家、为人民捐躯的人的评价，他们都是伟大而光荣的。上面这16位烈士，他们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光荣，也是宋家村的光荣。我思念他们，崇敬他们。
1995年，我曾向村党支部建议，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为他们立碑，未成。后来，我愿自己出钱为抗日烈士刻碑，（在青岛刻制）但要由村中提供烈士名单。村党支部捎来一份名单共15名烈士，缺少宋允书。我又到蓬莱市档案馆查到“蓬莱县革命烈士英名录”，在这份烈士英名录上，也找不到宋允书的名字，而且有不少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记载。如宋刚夫出生于1925年填写为1914年，是县儿童团长填写为县青救会长等。
为慎重起见，2003年的夏天，我在一位师职干部陪同下，又专程从青岛赶回家乡，由村委会请来老党员宋宝山等四位老人共同回忆和肯定了16位抗日烈士。
宋允书与我同年考进文登乡师，又1938年同年参加三军二路，并于当年一同西上沂蒙“山东省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39年毕业后，我在山东纵队政治部警卫连任文化教员，宋允书在山东纵队司令部警卫连任排长。1939年反扫荡后，十八岁的宋允书以侦察排长身份带领侦察员护送首长，途中与日寇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牺牲的消息是当时与宋允书同任排长、后任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的霍发耀同志告诉我的。我与霍发耀同志二人均可为此作证明，这样才在烈士碑上有了宋允书的名字。
烈士碑终于在2004年清明节立起来了。我率儿子学昂、学士和在德国读书刚返回青岛的孙子冠慧及随行人员等人，专程到宋家村在村领导宋恒章、宋学敬等同志的陪同下瞻仰烈士碑，并向烈士深鞠三躬。
战争年代情况复杂，为国捐躯而名字也没留下的无名烈士，的确不止一个宋允书。战争年代我就曾掩埋过两位无名烈士，至今令我无法释怀。
1941年，日军五万多人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妄图消灭中共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配合沂蒙山区的军民粉碎敌人的扫荡，山东纵队二旅独立团奉命攻打日照县境内的沾子据点。一连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连队，由张瑞亭副营长率领打沾子北面涛雒方向的鬼子援兵。因为我由旅部来团里帮助工作，该连连长这次没上战场，我又任过旅作战科参谋，团领导让我帮助张副营长。于是，战斗前我来到一连。
经过一场激战，胜利完成了阻击涛雒据点日军增援沾子敌人的任务后，时近天明副营长率连队向西南山区转移，留下我带领两名战士，负责把两位牺牲的战友掩埋好了再撤。我们挖好墓坑，又找来高梁秸铺在里面，把两位战友的遗体安放好。我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盖到他们的身上和头部，然后再盖上一层高梁秸，撒上土，渐渐筑起一个小小的墓。-正在这时团部两名便衣侦察员跑来传达团首长指示，要我们顺大路向南撤，于是我们就随侦察员匆匆离开了。
因为我是战斗前刚到这个连队，对牺牲的两位战友的姓名一概不知，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难过。由于不知其姓名籍贯，有谁能把他们牺牲的消息告知他们的家乡和父母兄弟姐妹呢？会不会为国光荣捐躯而在家乡的烈士纪念碑上连名字也没留下呢？
1994年10月和2003年10月我两次拜访沂蒙时，都专程来到五十三年前掩埋两位战友的日照沾子村北小河边。两位战友长眠的竹林依旧，但高出地面的坟墓却无影无踪了。我禁不住一阵心酸，两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在随同者的搀扶下，爬上坝埂，把酒洒向曾是战友坟墓之处。当我脱帽向战友鞠躬时，泪水已无法控制……
前面提到的宋允书，经过一番工作终于把英名铸刻在烈士碑上了。还有小柱村的于秉成同志，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同学，还是我帮他参加三军二路后又一同西上沂蒙。80年代，于秉成的同村人一位小学教师告诉我，于秉成的哥哥还因他当八路被鬼子活埋了。离休后，我专门到他家乡去访问过，除极少数老人还知道有个于秉成当八路牺牲外，就没有知道这个人的了，我心里很难过。当我要出钱为我村16名抗日烈士立碑时，烈士家属十分高兴，主动向我介绍烈士情况。一位名叫宋永亭的烈士亲属说，发烈属证时，给他家“送来两袋牛奶粉”，他很高兴，说“国家还没忘了他”。当时听了这话，我心里发酸，泪水快要掉出来了。群众的要求不高啊！两袋奶粉就感到很欣慰了，“国家还没忘了他”！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给予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把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无偿地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人生在世还有比这更高尚的行为吗？为国家捐躯的烈士是永远值得歌颂的，国家和人民也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看到本书初稿的人都问我，父亲、姐姐和你都是冤案，怎么回事？事过半个多世纪，我本不想说的话又不得不向读者作个交待。
1947年土改复查运动中，我村有三名共产党员被杀害，除父亲宋允贤外，还有曾任村党支部负责人的宋允铎和1938年参加工作曾任区中队干部的宋志珍。毛泽东主席在1948年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这类问题讲到：“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见《毛泽东选集》1200-1212页）。可见，乱打乱杀和杀害劳动人民的事不仅在蓬莱县、山东省有，其他地方也发生过坏分子乘机报复杀害劳动人民的不幸事件。
1947年父亲冤案发生后，株连二姐，也株连我。
二姐宋桂玉，15岁进工厂当工人，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外出参加地方工作。1947年在北海地委党校学习时因病回家诊治。时值土改复查运动，父亲遭人诬陷被杀害，株连二姐也被斗争和拖打。危急时刻，她逃命到大姐宋翠玉家躲藏。当宋家村又要追捕她时，大姐连夜帮二姐嫁到一个死了老婆的贫农家里。二姐万般无奈流着委屈的泪水走进这个陌生人的家门。
大姐帮二姐躲过劫难后得知有人还要暗算弟弟。大姐又假借给弟弟送治寒腿（关节炎）的药为由，苦苦哀求终于得到农民协会的许可离开家门，冒着极大的风险（有人称当时是“红色恐怖”）躲过沿途道道路卡，在莱阳县境内找到了我的所在单位，告诉我发生的一切。一个农村不识字的小脚妇女只身一人跑了200多里路，还要与沿途无数路卡周旋，躲过盘问检查，多不容易呀！事后大姐说，只要能保护弟弟，姐姐豁上命也行。我感谢大姐，也感谢姐夫的支持和帮助。大姐宋翠玉不仅关爱弟弟、妹妹，对处于困境中的人都会热心相助。土改复查斗争情况甚为复杂，村中一位农民老人处境极为危险时，大姐深知他不是坏人，就冒着极大的风险匿藏他，最后帮他逃出一命。事后，其儿女都躬身感谢大姐。土改复查斗争中，大姐冒险到莱阳县给我送信，途中被农民协会岗哨查住时，得到贫农团一名青年人的救助。这个青年说几年前他与母亲讨饭到过大姐家，时值冰天雪地，大姐给他母子吃了饱饭还留宿一夜。青年说今生不忘大娘的恩典，不仅放行大姐还送了一程。
“文革”中一位在东北某城市的妇女丈夫被关押，带着三个女儿下放到大姐村里。村中有人乘人之危纠缠她的女儿意欲强娶，母女日夜不安。大姐忿忿不平，竟巧用妙计帮母女四人先后逃回东北，众人赞叹不已。“文革”后己任小学教师的那个女孩从东北赶来感谢大姐。
大姐生性刚强，不堪凌辱，却又睦邻亲友仗义助人。大姐是贫农，但她省吃俭用，善于理家，常向比她更困难的左邻右舍施舍粮米，以济其燃眉之急。大姐一生未生育，但当她89岁无疾而终时，一个小村竞有数十名男女披麻戴孝，上百人为她送行，场面十分感人。人称大姐“风范传后世，美誉留人间”。
苦熬时日35年后，父亲冤案平反昭雪，二姐冤案也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和离休干部待遇。
二姐不善言辞却宽厚待人，善与人处。2003年2月，她病重在青岛住院时，村中群众不断来电话问候，还有六位非亲非故的街坊邻居自掏车费往返数百公里到青岛看望。当二姐病危送回农村家乡时，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屋里屋外站满了流泪的乡亲，十分感人。真难想到一个普通的老党员竞如此深得群众的爱戴！
二姐蒙冤受屈数十年，始终对党对国家忠心不二。二姐住在农村房屋破漏，还有一个年过40未娶妻的哑巴儿子，条件十分艰苦。病危时，领导和亲属一再问她有什么要求和交待，二姐没提任何要求，却一再表示感谢党和国家的关怀，并重复多遍地说，要求死后盖一面党旗。她流着泪说我是共产党员！听到这话，我和在场的人都止不住泪水……多么坚定的党性，多么高尚的情操！当地党委和政府满足了二姐的愿望，特制了一面党旗在二姐去世时覆盖在她身上。在场为二姐送行的人无不泪流满面……我强忍泪水为二姐敬书一幅挽联：八年抗战历尽艰险，为国家鞠躬尽瘁；蒙冤受屈忠心不二，人已去风范永存。
父亲冤案，我也受到株连。由一身清白的干部突然成了土改中被当成“反革命”处死者的子弟，并被怀疑有支持父亲“反革命”罪行的错误。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和影响对一个20几岁的青年干部来说该有多么巨大！但我是一名接受过近十年党的教育与锻炼的营级政工干部，有一定的承受力和分辨能力，我头脑是冷静的。我相信父亲冤案绝不是土改的本意，也不是党的政策所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我也相信历史会还父亲清白的。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干部应该也愿意接受考验和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写了信给村农民协会表明我坚决支持土地改革运动（没有涉及父亲被杀害的事），农民协会在全村农民大会上宣读了这封信。
父亲被错杀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许凤翔与我谈话，说父亲被杀是“炮弹伤了自己人，”要我正确对待，安心工作。这句话我感到极大的欣慰，在以后接受审查中我多次引用许主任的这句话。
父亲被错杀后，在政治运动中我因父亲冤案受过批判并变动过工作职务。我有争辩但无怨言。
我是用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接受考验和正确对待的。比如父亲被错杀当年我立过二等功，任团职和师职干部时还当选过先进工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我对父亲冤案采取的态度。
“文革”中，又因父亲冤案的株连，批判我，斗争我，关“牛棚”。我说过，可以打倒我，可以触及我的皮肉，但触不动我对革命对国家的忠诚。我对一生中所追求和向往的事业始终坚定不移，这要归功于党几十年对我的教育和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受到的锻炼。35年后我终于迎来父亲冤案平反还了我与父亲的清白，党组织给我作的平反结论上说，父亲被错杀，我一直能正确对待。
“文革”中，父亲冤案还殃及我的儿女和外甥们。他们曾受到政治上的歧视，虽受委屈却在逆境中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后来终于遂了心愿，他们先后参军入党，茁壮成长，令我感到欣慰。
由于军队和地方党委对冤案的多次进村调查也使我对冤案的发生和经过有了详细的了解，但我仍然“相逢一笑泯恩仇”，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父亲冤案与“文革”中的人和事，从不计较和纠缠个人恩怨。我回家乡时对诬告过我以及复查斗争中掌刑和致死人命的有关人，我都照常来往。当得知被告倒的并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前村党支部书记对所有错误和罪行低头承认后，我不主张再予追究，并且不搞株连，“一人做事一人当”。曾带头诬告我的人，70年代又求我办事，我都尽力帮助，还设家宴酒饭招待，他们很受感动。我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有利于团结也有利于党和国家，而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允许人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文革”后，中共山东省委责令烟台地委调查此案。地委、县委联合调查组进村工作40天，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是因为一些党员和军烈属群众到地委专署揭发村党支部书记的错误引来的祸端。调查结果给父亲宋允贤的评价是：“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工作是积极的，对革命是有贡献的”。1982年中共山东省委纪委得到中央纪委认可遂批准为父亲宋允贤和宋允铎、宋志珍等三名党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先后在村支部党员大会和全村民众中宣布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定，消除影响。至此，这一奇冤终于重见天日。可见，历史是公正的，阴云是遮不住太阳的。历史还证明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冤案发生时群众就忿忿不平，甚至要冒险保护受害人，“文革”中又有人为冤案鸣不平。在地委、县委和军队进村调查时也得到党员和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终于真相大白。要感谢主持正义的党员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协助。
冤案已经平反，它带来的阴影也将消逝。35年沉冤的风风雨雨，是一笔政治财富，后人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不蹈覆辙，齐心协力开创美好未来，为在抗日战争中曾被誉为抗日模范村的宋家村——我亲爱的故乡，再创辉煌！
大浪淘沙-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我的家乡许多青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三军二路即八路军，为抗日救国和人类解放奋斗献身。父老兄弟姐妹们也组织起来与日伪军作坚决的殊死的斗争，但是也有人走了另一条路。人生抉择大相径庭啊！在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与日寇鏖战，如平津战役、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以及长沙战役等等，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队将士们是名垂千古的。而在敌人后方的国民党杂牌军队情况就不同了，如上面提到的蔡晋康部的团长高炳旺等。他们以进攻八路军、杀害共产党换取日军对他们的庇护而得以存在，日军则以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牵制和削弱以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他们之间也许有某些利害冲突和矛盾，但他们在进攻八路军这个目标上则是一致的，不仅在胶东，在敌后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比如1940年我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作战科任参谋时，随副旅长刘海涛在莒县地区执行任务。侦察员在菖日公路上截获一重要密件，是国民党LJ照县保安团长李延修派便衣密探送往莒县给日本占领军敌酋的绝密函件，内容是李延修密谋与口军联合进攻八路军的作战方案。刘海涛副旅长十分重视李延修勾结日寇的罪证，要我亲自保管这封信，待后交给二旅政委江华处理。1941年冬日寇调动五万军队对鲁中（即沂蒙山地区）进行疯狂扫荡，时任鲁中军区司令员的刘海涛将军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诸如高炳旺、李延修等在敌后的国民党杂牌部队，他们的存在与所作所为迎合了政府当局战略上的需要。
抗战期间，在胶东地区挂国民党招牌招兵买马，拉起队伍的司令、旅长有一二十个。其中，赵保原和蔡晋康是两股主要的势力。
赵保原是山东蓬莱县人，入伍东北军当上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投伪满当汉奸。1938年，他率部随日军入关，11月率1600余伪军反正，被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厉文礼收编。1940年改编为陆军暂编十二师，赵保原任师长。赵保原曾聚集胶东各国民党杂牌部队组成“抗八联军”（即反对八路军的联军），赵任联军司令。他长期盘踞莱阳县万第一带，残害民众杀害抗日家属及进步人士，后被击败逃亡即墨，1946年在胶县战斗中被击毙。莱阳县各乡百姓拍手称快，曾把赵保原的尸体游乡示众，可见赵保原作恶之深，民愤之大。
蔡晋康是山东高密人，曾先后任国民党军营长、县保安大队长。抗战开始，他拉起队伍，自封游击支队司令。先后任栖霞县长兼栖霞、招远、蓬莱、黄县四县民团总指挥和山东省第九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跟随赵保原参加“抗八联军”，积极反共。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委任第三旅旅长、少将参议。在1949年解放青岛的战斗中，蔡晋康走投无路时，率一团人向解放军投诚。（以上有关赵保原与蔡晋康的资料，见烟台市地方史志编委会的《烟台人物志》）。另据青岛晚报2004年5月27日在纪念青岛解放55周年文章中有如下记载：“（1994年）5月27日午夜在滨北军分区部队强大军事与政治攻势下，驻守薛家岛的山东保安第二旅六团团长蔡晋康率部起义一”
当时，我家乡就有个别人因种种原因投靠了赵保原、蔡晋康的。结果追悔莫及，误了一生。不过，误入歧途，还可以得到历史的宽恕，而认贼作父出卖祖国就成为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宋家村的宋有信、宋才章就是一例。
宋有信，学生出身，抗战前曾参加乡农学校。乡农学校名日学校，实际上是为农村地主老财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地方武装，配发枪枝弹药进行军事训练。当时，每区均有乡农学校，约一个中队数十人。进乡农学校的人，必须家有若干亩土地才有资格，也有雇人顶替的，我们那里都叫乡农学校是“富户兵”。在三军二路成立时，宋有信随着乡农学校编进三军二路的一个大队里，还当了一名小干部。后来，二路第二大队大队长郝铭传叛变，拉队伍投敌当了汉奸，宋有信也跟随当了汉奸。
“痴老婆顶”是一个距离我们村只有三四公里远的日伪军据点。据抗战时曾任我家乡区武委会副主任的李江同志在回忆录中称：“‘痴老婆顶’据点的伪军头目叫宋有信，……正月十五的晚上，各村队伍集合起来，给烈、军属挂光荣灯。游行队伍集中到宋有信家门口，门前挂上黑心灯，门上贴上白门对，上联是‘当汉奸真是可耻’，下联是‘做走狗死路一条’。并把对敌宣传品交给宋有信的父亲，令其天亮后送给他儿子，告诉他今后只准做好事，不准做坏事，并要他亲笔写收条。”“敌人无奈只好更换了据点的伪军头目。”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中华民国34年（1945年）9月15日，蓬莱县政府即发刑字第一号布告：“伪三大队长宋有信，罪大恶极，现已被灭，除褫夺公权终身外，并没收其随军财产与原有家产之全部，”宋有信被击毙了。
宋才章在众人投奔三军二路参加抗日战争时，却趁日寇侵占蓬莱县城，卖身投靠日寇当了汉奸。1942年日伪军侵占“大黄家”村修筑据点，宋才章也随同伪区公所来到大黄家。大黄家成了敌伪军威胁我抗日根据地的一处重要据点。这里除驻有敌伪一个中队外，还有伪区、乡公所和新民会等一百多人。大黄家村在蓬莱县第十区辖内，原蓬莱县民主政府七区区长宋刚后来调任十区区长。宋刚原名宋世香，也是我们村组织蓬南抗战服务团时参加抗日活动的成员。武装起义成立三军二路后，他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产参加革命并很快升任七区区长。宋刚调来十区立即投入开辟新区的工作，几个月后，上级党委为了培养他，决定调他到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限定数日内交待工作到地委报到。在最后一天召开区委会向同志告别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突围中宋刚腿部受了重伤。
蓬莱市委党史资料发表了一篇逄守成写的《壮丽青春献中华——记宋刚烈士》的回忆录，回忆录称根据邵阳、宋学法提供的资料和宋世科、宋学祥、宋宝山、宋洪广等口述整理的。文中说：“分区委在槐树庄开会，被敌人包围了村子。在突围中，宋刚同志身负重伤，落在敌手。当敌人用门板抬着宋刚同志往大黄家日伪据点走时，宋刚同志躺在门板上，看见了带队包围槐树庄村的伪区助理员宋才章，他是宋刚同志的远房兄弟，又是小时候的干兄弟。宋刚同志一见这个汉奸走狗，便怒火冲天，大骂不止。汉奸宋才章被骂得无地自容，恼羞成怒，像恶狼一样吼叫着：‘你再骂，我枪毙了你。’这时，宋刚同志用尽平生力气高呼：‘打倒汉奸走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穷凶极恶的汉奸宋才章，举枪向宋刚同志猛烈射击，年仅31岁的宋刚同志壮烈牺牲了。”
宋才章不仅亲手打死抗日政府的宋刚区长，还经常跟随驻大黄家据点的伪区长孙铁民残害百姓、抢掠财物，无恶不作。1999年，老党员宋学祥说，宋才章后来又将其弟弟拉去当过二鬼子。宋才章还和本村人相勾结，用他当汉奸抢夺掳掠民众的钱财，在村里买了几亩好地。宋家村村东南沿河坝是一片肥沃的洼地，人称“宋家洼”或“东洼”。一条一条河流与壕沟把大片土地分隔开，一年360天河流与壕沟水深齐腰，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通天壕”，壕长约数百米、宽约数丈，水深齐胸清澈见底，由西向东与大河相连。虽难与江湖相比，但也可算得上当地一景。微风一过就见水面波光粼粼，在太阳照射下，金光闪烁，耀人眼目。壕有密密柳条护岸，雨再大而地不涝，天再旱也不缺水。两边的土地可谓“地眼”，肥沃无比，人称“刮金板”。宋才章就在这人人羡慕的地段购买土地，帮助汉奸宋才章购置土地的人（村党支部书记宋某某）后来受到政府的严厉惩处。在八路军攻打大黄家据点时，我军曾动员宋才章的亲属去喊话，劝其投降。宋才章竞大言不愧地吹嘘，“大黄家”包打三年，他死不投降。结果，不是三年，三天也不到就被消灭了。据蓬莱县党史资料记载，在攻克大黄家据点中，我北海独立团二营击退日伪军的增援，活捉日军小队长福井三郎，毙伤日军20余名，毙伤俘伪军中队长以下军政人员100多个。汉奸宋才章就在这次战斗中被活活地烧死在碉堡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在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中，我的家乡，一个山村竞能折映出一个历史时代的面貌。战争把每个人的真实面貌照射得清清楚楚，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人类世界是美丽的，伟大的，日新月异，永无休止。而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却是复杂的，曲折的，大路小路千万条，任尔选择。道路要自己选自己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会为后人留下或是美或是丑的形象，每个人也都会为自己写出一部打上自己烙印的历史。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前人的历史是后人的财富。在天广地大的宇宙中，在绵亘无垠的历史长河中，人是渺小的，但也可能是伟大的，这全在于你追求什么和走什么路。记住吧：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但愿读过我这段回忆录的同志们、朋友们，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初稿于2003年八一建军节前夕2003年12月修改定稿于青岛
后记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年过八十想到了后事。“戎装煦煦三秋暖，袭橐空空两袖寒。”我戎马一生，少有物质财富，但我认为经历也是一种财富，而且这种财富又往往是金钱所无法取代和比拟的。为此，我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谢绝他人代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这本约十万字的回忆录《脱下长衫》，记叙了走出课堂扛枪上前线的一段经历。我水平低、文笔差，但记述是真实的，感情是真挚的。唯事过六十多年凭个人记忆难免有误，敬请指正。
我是一名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战士，虽然没有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经历供叙述，也非战斗英雄没有可歌可泣的英烈事迹可颂扬，但是却有着从枪林弹雨的战火中和艰难卓绝的困苦中，与众多战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难忘岁月。现在，我终于把这些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集录成书，献给读者，留给新一代。若蒙读者能从我记述的经历中悟出人生的一些真谛，不仅遂了我的心愿，而且也将视为对自己的最高奖赏。
《脱下长衫》得以面世，衷心感谢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同志的鼓励，感谢海军领导和所有关心支持我的同志们的帮助，谢谢大家。
2004年3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