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特大浩劫。林彪、江青等一批共和国罪人把整个国家和人民推人了长达十年的磨难中，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干部惨遭迫害，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给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不幸和灾难。对此我有深刻的体验和感受。
关牛棚、挂牌子、批斗
1967年11月份山东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各种造反派组织先后成立，如造反联合会等不下十个，12月份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各处室一切财文大权相继被造反派夺取，我和诸多处级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了，大字报铺盖满院，而后“打倒刘德文、打倒××、××”大字报贴满泉城，我在这段日子里，每天要写交待“罪行”材料，并在大小会上接受批斗，在批斗时必须低头，弯腰，掐脖子，倒剪两臂坐“喷气式”，常被拳打脚踢。关牛棚不准同别人接触。这样使人难以忍受的境况持续达三年时间之久，接受批斗共有380余次。
保姆事件
1967年12月我正在牛棚坐着，忽然走进4名造反派揪住我给挂上大牌子：上边写着“打倒大流氓刘德文”，接着在大院游行一圈，后又将我揪到省局二楼会议室批斗，让我交待同保姆的关系，我回答说：“我是1965年4月份由别人介绍雇用的保姆，在我家干了一年多的时间后，他本人提出家里有事要回去，所以就把他辞退了。”造反派接着又追问：“刘德文你要老实交待保姆生的孩子是你的。”我当即愤怒的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保姆生孩子事情我不了解，孩子也不是我的，希你们深人调查了解，把事实真相弄清楚。”此事共纠缠了有三个多月，真是世上真情在还是好人多，最后终于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保姆生的孩子是杨××同他胡搞生的。这样使别有用心陷害我的人阴谋没有得逞。
住进幼儿园
1969年1月份，批斗的情况渐渐减少了，参加了学习班，8月1日12时下班时间，忽然军代表在原政治部二楼会议室宣布：刘德文有严重问题，决定从即日起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即刻有五名解放军和省局一名保卫处长，还有一名干部共7人，警车开道，我乘坐第二辆吉普车在济南泉城转走了一圈，时间近一个多小时，此时我暗暗想：把我押送到何处去，可能送我去监狱。未料，下午一时把我押送到省局幼儿园，住进二搂二间大房子，同五名解放军同住一起，地方两人同住隔壁房子。给我安排睡觉床，两头两个大窟窿，夜间根本无法睡觉，这是有意的安排，也是对我精神上的折磨，他们还对我全身进行了检查，家里也于当天被他们抄了家，并进行全封闭，不让家人和亲友探望，看管很严，不准下楼，吃饭有人陪。我的心情十分忧虑，惦念有两名儿女在部队工作，怕牵连他们，影响孩子的前途。
8月2日上午，五名解放军开始对我面对面地进行审查，他们首先提出：“刘德文你要老实交待你同5.16的关系。”我迅即回答：“5.16是个什么组织，领导人是谁，我都不了解，我无据交待。”翻来复去持续了十几天，8月20日上午继续面对面地对我进行审查，5.16的事情不追问了，开始向我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审查人员又给我提出了新问题“你给王效禹是怎样安装的保密电话。”我接着回答说：“联系给王效禹安保密电话的事，我是奉局革委领导人指示办的，时间是1967年10月份，因安装保密电话要定点、定人，所以我就到省委第一宿舍找到了王效禹的秘书朱文同志，我问他保密电话济南安装在什么地方，他说安装在王效禹宿舍，北京安装在王力办公室。按照朱文同志的意见，我给北京39局办公室打了电话，并通知电信处张瑞祥同志办理。这个电话安装的情况我就没有再过问。”就此问题，面对面对我审问有廿几次，9月上旬专案组的人员除留两人看管我外，其余的人都出发了，进入9月中旬，对我看管松了，也允许家里来人看望，也可以下楼走动走动，到食堂买饭也没有人跟了，进入10月份对我审查更降温了，对我面对面的审查基本不搞了，解放军由原来的五人减到四人。春节除留一名解放军看管我，其余都探家去了，我猜测对我的审查是进退两难，不搞吧是上级交待的任务，继续审查也搞不出什么问题，看样可能是把我挂起来了。
解放军四人探家回来已进入1970年2月份。3月7日解放军四名集体同我谈话：“对你的审查现暂时告一段落，明日（3月8日）你可以回家，你要继续交待问题。”真是笑话，44岁的人无故住进幼儿园，待了8个月。
住进医院
解除隔离审查后，又到学习班，半天学习，半天到农场劳动，6月份有一天在农场劳动割麦子，忽然发高烧，呕吐，四肢无力，当时也没有人管，是解放军一名战士孟凡双同志用自行车把我送回家的，经省立医院检查诊断我患的是急性肝炎，必须马上住院治疗，但省立医院又没床位，经同西郊医院联系，住进了该院。但在那里也不平静，造反派经常来医院纠缠，找麻烦，弄得我无法安心治病。医院大夫发现这一情况后，就向经常来纠缠我的造反派提出，我们医院是治病场所，不是开批判会的场地，刘德文同志有啥问题，等他将病治愈出院后，你们再找他。”从此以后，造反派再也不来院找麻烦了。这样在医院治疗就安静了。四年多以来：我历经批斗，关牛棚，隔离审查吃尽了苦头，在精神上也遭受了很大的折磨，身体也跨了。但我始终持有革命乐观主义，我历史清白，我没有问题，我才44岁，要身体强壮起来，好继续为党工作，所以我在医院就开始锻炼身体（一、六、八），就是跑步1000步，倒走600步，打腿800次。经在医院五个月治疗，急性肝炎病大有好转，于十二月一日出院，回家休养。
落实政策
1972年1月份，我找当时驻电信局政委韩华，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当时省电信局由省军区派员接管）。对隔离审查作结论。韩华答复说：对你隔离审查是对的，解除隔离审查也是对的，不存在做结论的问题。”这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使人很难接受。持续谈了数次，毫无理想的结果，但给了我一个甜枣吃，将我分配到行政科任负责人，直到12月份邮、电合并，解放军撤离，才算彻底平反落实政策。由聂鑫局长宣布恢复名誉给予平反，并分配我继续到省邮电管理局办公室负责工作。
1973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