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我被调到一二九师师部，给负责民运工作的李竹如同志当勤务员。1939年5月，竹如同志调到八路军总部新组建的第一纵队任民运部长。这支部队在徐向前司令员、朱瑞政委的率领下，于同年6月来到山东鲁南，我也跟随竹如同志来到山东。竹如同志到山东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社长，山东省参议会、“战工会”秘书长等重要领导职务。特别在任《大众日报》社社长期间，他为《大众日报》能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更好地坚持下来，为记者队伍的培养壮大，为报纸的改进提高和发行范围上的不断扩大推进，以及打破敌人的封锁，克服物资上的困难等工作，均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为党的新闻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竹如同志虽已牺牲半个多世纪，我在他身边工作、战斗、学习的三年半岁月，至今思来，历历在目，感情至深。
追求真理，宣传真理
竹如同志是山东利津县庄科村人，1905年1月5日出生。天资聪敏，为邻居所赞许，母亲所宠爱。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接近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他从惠民中学回家过春节时，在自己家门贴上了“马列传天下，世界要大同”的对联。这幅与众不同的对联，引起了乡亲们好奇的议论。虽然人们似懂非懂，但是马列主义在他的宣传下，第一次来到了这个偏辟的农村。同年夏，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高中。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竹如同志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马列主义，揭露旧社会黑暗统治。他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东南大学附中停办，即来到济南正谊中学读书。在求学中，他不顾经济的拮据，与一些进步青年集资创办了一个以宣传革命思想为宗旨的《竞进》油印周刊。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时，他目睹日军在济南残杀中国军民，横施奸淫掳掠，他悲愤地离开了被日军侵占的济南，回到家乡利津。在利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并针对县财政局长纪鹗元的恶行，提出了“打倒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等口号。团结了一批革命青年，掀起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后来被国民党发现，要抓捕他，幸亏几位乡亲用绳子将他从城墙上送出了城外，才免被害。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系读书。“九一八”事变后，竹如同志在投身抗日救亡中，任中央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32年春，南京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竹如同志被迫来到济南，在省立第一乡村师范任教，他为进行革命宣传，正在筹办期刊《今报》时，国民党山东当局在济南大肆逮捕革命师生，查封进步报刊，他被迫先后到上海、北京等地躲避。同年夏回到山东，任教于平原省立第五乡村师范。他在第五乡师任教中，把课堂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和抗日救国的宣传阵地。给学生讲解《资本论大纲》等马列基础理论著作，并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马列著作。他还多次组织师生排演了富有革命内容的戏剧，如《五金桥》、《香稻米》。这些剧目演出后，有力地引导了农民反帝、反封建压迫的斗争。同时，他还编写了讽刺伪满傀儡皇帝的话剧《大登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组织师生演出后，在校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在第五乡师任教期间，竹如同志为扩大抗日救亡阵地，还与在济南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挚友创办了《新亚日报》。不久，他毅然放弃教学，专门来济南办报，任《新亚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他利用这一阵地，多次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不抵抗政策。但也招来了反动当局的注意、限制和打击。1936年春，竹如同志愤然辞职离开济南。
竹如同志由北京转道上海后，在文化界的朋友支持下，于1936年5月，创办了《文化报》，并任主编。由于报社的主要工作人员，大都是早年加入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报纸办的很有影响。报上每期的社论、评论和连载文章，大都出自竹如同志的手。他的文章据理评说，精辟透彻，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1936年11月，绥远抗战胜利后，他在《文化报》上连续发表了《对绥远抗战应有的认识》等社论，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欢迎。这份报纸虽出版时间不长，但读者极广，除上海外，还发行到北平、天津、山西、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等省区，山东不少县城的学校也都订阅了这份报纸。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于八一三进攻上海，《文化报》无法再办下去了，竹如同志便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他几乎没带什么行装，只带了一筒蜡纸、一块钢板、几枝铁笔。在敌人轰炸下，铁路、公路被割断，他就步行。他路经江苏、安徽、河南进入山西。他一路上，把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油印成传单，沿途散发，进行了一路抗日宣传。
潜心学习马列主义
竹如同志对学习马列主义，特别刻苦认真，持之不懈。1939年5月，中共北方局决定他跟随徐帅、朱瑞政委来山东工作，当时给他配备的坐骑是一匹老瘦马，给爱人祁青若同志的是一匹白色骡子。在整理行装时，他把毛毯、衣服等行装都送给抚养其儿子的訾坊村唐仁海家，将联共（布）党史、资本论、列宁选集等数十斤重的书籍，都装进了行装。让牲口给驮着。为此事我曾提出建议，把书扔了，多带些行装。他说：“小鬼！你不懂，这些书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只有用这些书武装头脑才能干革命呀。”因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路上常急行军，有时还要打仗，东西一再精简。每次他总是将毛衣、毛裤扔掉，但携带的书一本也没舍得丢。6月29日到达目的地沂南县袋庄村时，他们夫妇只剩下了一床薄被子，两个干粮袋和两双鞋子。无论战时环境还是平时环境，他每天都坚持学习两个小时。他兼任《大众日报》社长时，还倡导《大众日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建立了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他到各单位检查工作时，首先了解学习情况。他的这一举措，对《大众日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学习马列主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他学习马列自觉性强，学得好，作报告、讲话，幽默、风趣，很多干部和群众都愿意听他的报告和讲话。连朱瑞政委也很欣赏，总让他在一些大型会议上代表分局去讲话。他在1940年八一建军节大会上以《学习山东抗战三年来的历史教训，走向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胜利前进》为题的讲话，使与会的广大军民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时，受到极大的鼓舞。1941年1月24日上午，在费东县石栏村大广场，分局召开的党政军民五千多人大会上，由他报告的“皖南事变”真象经过，使在场人无不悲愤交加，一阵阵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在调查研究中推进工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每行军到一个村庄住下，他总是先找房东了解社情民意。他调查的形式多种多样：秋天到了，山野是一片金黄、丰收在望，这时他就召集人座谈或找人商量，怎样组织今年的秋收工作，如何速收、速打、速藏，如何对付敌人的烧、抢、运等破坏手段，如何用武装狠狠打击敌人的抢粮队。冬天到了，大地冰封，农民有段冬闲时间，竹如同志就抽调干部利用这段时间，到建立了民主政权，或开展了群众工作的村庄，组织成年男女，进行冬学教育，使他们既学识字，又学抗日道理。
他经常深入报社工厂，调查了解情况。他发现各厂技术无标准，产量质量无指标，考核无依据，有碍经营管理。即于1940年4月25日，在青驼寺召开了各厂负责人和技术骨干、编辑部、经理部、印刷部负责人会议。历时两天讨论研究，提出了向老工人学习，严格把好质量关，人人讲质量的要求，制定了每班拣字、排版、校对、印刷、裁纸、载书等方面的产量、质量的指标和标准，建立了质量分析和生产统计等制度。会议结束时，竹如同志指出：各厂要持久地把劳动竞赛开展下去，通过这个活动，把印刷数量和质量提高上去，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提倡搞技术革新。
1940年夏，中共山东分局住青驼寺时，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点验委员高象九来到解放区，点验在鲁中的部队。竹如同志与高象九曾同在济南第一乡师任教，他利用这一关系，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限共、溶共、反共”的阴谋，争取高象九的同情，并通过他向国民党部队做工作。当时国民党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张里元所辖的王洪九部驻扎在桑峪村，距青驼寺25里路，常与我军搞摩擦。高象九接受竹如同志要求后，于7月22日去王洪九部，竹如同志不顾危险一同前往。哪知顽固透顶的王洪九，早在村外设下埋伏，一见他们来，立刻打了一排子弹，把走在前面的高象九抓进了村。竹如同志见此，即带随同的一名警卫员，沉着机智地脱离了险境。后来高象九脱离国民党参加了革命。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指示》两个文件，号召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2月19日，竹如同志即到滨海区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扩大干部动员大会。会上他以《实行减租减息与开展群众运动问题》为题，作了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滨海区迄今各种工作之所以开展迟缓，基本原因是“减租减息”没有实行。他在报告中通过阐述滨海区各种租佃关系，以及雇工、佃农生活的痛苦情况，提出了如何贯彻分局指示，以及在具体贯彻中注意改进和注意的问题。到会的同志根据上述报告，讨论了一天半，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3月，竹如同志为搞好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问题，又深入到莒南县调查。事后向分局写出了有情况、有问题、有措施的调查报告。对于开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勇于开拓进取
竹如同志经常说的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1938年，党分配他担任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的社长，报纸创办之初是油印。因初建人员少，他同祁青若同志也亲自动手刻印，尤其竹如同志刻印的版面特别细致精美。以后改为石印，后来买了一台光绪年间生产的铅印机，但没有操作的人才，竹如同志亲自到黎城招聘来一名技术工人，外号叫王鲁匹，此人对印刷机会操作、会修理、技术很好。但此人染有抽大烟、喝酒的恶习，使用他不理想，不用他铅印机又操作不起来。面临这种情况，竹如同志靠上作王鲁匹的思想工作，使他改掉了恶习，后来竞改造成为一名思想进步、遵守纪律、工作积极肯干的好工人。1939年1月，竹如同志调离《中国人报》，王鲁匹依依不舍地说：“李社长感谢你对我的帮助，使我走上抗日光明大道。”《中国人报》改为铅印后，朱总司令和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亲自到报社祝贺，并称赞这一报纸是一面斗争的旗帜，是中国人在强虏面前决不低头，决不弯腰的象征。1940年1月，竹如同志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任《大众日报》社社长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日军经常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给《大众日报》按时出版带来极大的困难。为尽快解决困难，竹如同志采取听（听有关同志汇报）、看（审看各种稿件）、查（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三个字的工作方法，了解到当前报社存有四大困难：一是新闻通讯报导工作薄弱；二是缺少技术人才；三是印刷材料短缺；四是报纸发行困难。针对以上问题，他多次同报社的仲星帆、于寄愚同志交谈、论证，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些困难的途径：一是加强新闻记者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记者的素质。1940年4月10日，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国记者学会山东分会，竹如同志任董事长。他为鼓励记者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做好党的新闻工作，曾于1940年9月1日，为《大众日报》撰写了《光荣的历史与光荣的任务》一文，文中指出：“抗战中的新闻记者，不应仅仅是个宣传家，鼓动家与社会教育家，而且应成为一个组织者、督促者与指导者，在任何时期都担负着更重要的责任……。”还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报纸。也从来没有无立场的新闻记者，抗战和进步应当成为今天中国新闻记者所共有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上，坚固地团结起来，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胜利地担负起光荣时代责任。”他这些谆谆教诲，使记者受到了极大的教育，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为做好记者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竹如同志为办好《大众日报》，还积极组织建立了通讯报导网。为此，分局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通讯报导的领导，扩大通讯员队伍，县委宣传部长、地委宣传部长兼任《大众日报》特约通讯员。通知中还决定通讯员定期进行培训，报社要经常发表怎样做新闻通讯员和怎样建立与领导通讯网的文章。从此使通讯报导工作得到了发展和加强。二是对各类人员进行了有步骤地培养。1940年3月，从各地招收了12名青年，组成电务培训班，经过3个月的学习，充实了电务工作。又于同年4月份，分局宣传部通知各级党委，抽调20名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组建了记者培训班，经过3个月的培训，充实了记者队伍。1941年7月在临沭县耿家官庄，组建成立了青年工艺学校。学员共80余名。经过9个月的战斗、学习，毕业后分别到《大众日报》社各单位工作，成了报社的骨干力量。
竹如同志还一向重视技术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刘玉华（刘民）是个有印刷技术的人才，从济南敌占区跑来要参加报社工作。竹如同志听说后，亲自接见了他，并鼓励他好好为报社印刷事业做贡献，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刘玉华同志也因此在思想、政治上进步很快，在工作中发挥了极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先后安装了铸字炉，培养了五名铸字工人，改进了印刷打板型，代替治字型，发明了木制印刷机。这些都曾受到朱瑞政委和竹如同志的重视和赞扬。竹如同志重视从工人中选拔干部，他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从工人中提拔了三名厂级干部。加强了报社的基层领导。
三是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狠抓印刷材料的落实。一是组织了由6人组成（于秀峰、白铁华、张裕等）的采购队伍。因派往济南的采购员曲仲甫，经不起考验已腐化堕落，叛变投敌，出卖了我党在济南建立的地下采购线。对此，在竹如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又在其它敌占区建立了新的地下采购线。为节约资金，在竹如同志的指导下，在采购的经济往来中创出了新的路子。报社派于秀峰、白铁华去沂南县依汶开办了商店，对外公开叫“利源永”的字号。同该村商人王雁南、王洪山密切配合，由他俩在集上收购花生油、银花等土特产去青岛销售，再换回印刷材料。为了开辟新的印刷材料来源，1942年又建立了连云港地下采购线。
竹如同志为把《大众日报》社的各项工作搞好，还在报社机关成立了大众合作社，由王勇（王志勇）任经理，这是在战争年代的一个创举。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供应机关文具和日用品，推销《大众日报》社出版的书籍。也通过采购日用品，从敌占区购些印刷材料。大众合作社的建立，大大方便了报社机关、分局机关和一一五师机关的干部、战士，当时受到了好评。
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土法上马生产油墨和纸张。在生产油墨方面，发动工人先试验。用锅底的烟子灰，加点油搅拌，又加马尾松油，再加松香，终于试验成功。并派刘来厚同志在沂南县埠前店建小厂，正式投入大批生产。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油墨不足的困难，而且节约了资金，当时外购每盒15元，自产仅5、6角钱。派张榕、于秀峰两同志到沂南县，请当地农民土专家研究生产纸张，用桑树皮做原料，将树皮压细，长时间泡在水里，结果试验成功。接着在闾家庄正式建厂，厂长是白铁华，指导员是卢再历，从各地招收了30名工人，开始大批生产。以后又研制用麦秸、稻草代替桑树皮，也获得成功，在东博池厂大批生产。竹如同志到场祝贺，并命名为“文化纸”。首次用自产的桑皮纸印了第275期《大众日报》，从而克服了印报、印书大量用纸的困难，粉碎了敌人的封锁。
五是加大力度，改进报刊发行工作。党报发行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远在《大众日报》1939年创刊时分局就通知，各级党委分别在泰山、沂蒙、抱犊崮、芷马、滨海五个地委成立了《大众日报》分社，各县设立了代销处，负责《大众日报》发行工作。但报纸积压延误事情常有发生。竹如同志见此情形心情十分不安。他认为这种组织形式不适应工作的需要。所以他多次向朱瑞政委请示汇报，经分局批准，于1942年2月10日，正式成立了山东战时邮政总局，局长是赵志刚。竹如同志又倡导建立了邮发合一的办法。即战邮总局局长兼任《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长，各地区战时邮局设立发行科，局长兼任发行科长，县一级战时邮局设发行干事。1942年鲁中召开战时邮局局长会议，竹如同志到会作了《改进加强战时邮务工作》的报告。他指出：“战时邮政工作是项重要光荣的工作，是目前开展对敌斗争，将来实行战略反攻的重要武器……。”又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充实干部和人员。战时邮局的同志要重视业务学习，做到科学管理。各级战时邮局的领导，要切实转变作风，把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把全省战时邮政事业开辟出一个新局面。从此，党报发行工作，得到了大大的改进和加强。
创出一条办好党报的路子来
竹如同志在领导《大众日报》社工作时，他鉴于《大众日报》是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是党的喉舌，一贯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他指出：《大众日报》的任务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起到有力的宣传贯彻作用；对广大群众起到极大的组织动员，教育鼓舞作用；对错误的东西起到及时的制止、纠正作用。在具体的工作上，他倡导了“五严一热爱”。
一严是：社论、专论、内部大众电讯严格把关。要求做到三性，即政治思想性、时间性、严肃性。1940年1月，分局成立了党报委员会，朱瑞兼任书记，竹如同志任副书记，于寄愚、刘子超同志为委员。委员会主要职责是掌握办报方针，选写社论和专论。每月编辑部将社论拟出细目，报党报委员会审查通过，然后由编辑部编写，写好后先送竹如同志审阅，经他审阅后，不便在原稿上修改的，他就亲自动手写。据不完全统计，他写的社论，专论达23篇，有14万多字。如他写的《普遍召集县区乡参议会，建立宪政基础》的社论（刊登在1940年2月28日的《大众日报》上）。至于不署名的社论、专论就更多了。
建立了四级审查网。社论、专论、大众电讯写出后，必须经主任编辑，管委会副主任，竹如同志，朱瑞政委四级审查，才送厂和文印室印刷。由于抓了三性和严格审查制度，《大众日报》办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并多次受到朱瑞政委的表扬。
二严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报社机关成立了总支部委员会，配备了专职的教导员。各单位成立了支部，定期召开党的生活会，认真贯彻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还经常召开编辑、记者人员座谈会，了解他们工作学习情况。竹如同志在这些会上总是有针对性地反复强调说：“做新闻工作者要讲党性，政治头脑要敏锐，业务要精，纪律要严，要围绕党中央和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去办报。如果我们的记者、编辑自身没有好思想，好作风，写出来的文章就没有说服力、感召力，还会损害报纸的形象。”《大众日报》的编辑、记者，在他的要求下都通过认认真真贯彻这些精神，从没有偏离党的方向。每月都召开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由竹如同志传达分局和党报委员会指示精神。他还借此给我们讲形势、讲任务。但每次他都把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作为重要内容来给我们讲，要求我们要学以致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
三严是贯彻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竹如同志兼任《大众日报》社长后，调整了报社的中层领导班子，撤销总厂，改为印刷部，于一川任部长，郭克刚任副部长；成立了经理部、刘力子任部长；组建了管委会，竹如同志兼任管委会主任，仲星帆同志为副主任，各部门负责人为管委会委员。管委会下设秘书室，主任赵宏弼；编辑部主任白汝瑷。管委会定期每月召开一次会，其内容是：传达分局的指示，汇报上月工作情况，布署下月工作，汇报各单位人员思想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学习和加强政治思想的工作。
四严是严细的工作作风。竹如同志有雷厉风行，不怕困难的工作作风。只要经集体研究决定了的事情，既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也从不改变，而是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实现目的。他每天都把自己的工作安排的有条有序，要求下边完成的工作有布置有检查。报社仲星帆诸领导是和竹如同志谈工作的常客户，别人汇报他都仔细听，不明白的事情，他总是寻根求底地进行询问，直到弄明白为止。如1940年1月，仲星帆同志向他汇报说：各厂现在缺少油墨和纸，看四号（分局规定的代号）有啥办法。仲星帆同志讲完后，竹如同志耐心地说：星帆同志，各厂每月需要多少纸和油墨，现库存多少缺多少，如何解决请你同有关部门研究后，拿出个可行的意见咱们再定。几天后，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竹如同志的努力下确定了。他却不到此了事，对确定的每项工作，都根据工作进程进行分段检查。1940年1月，分局和报社住费县石栏村时，分局拨给报社一笔款，经理部长派会计科长贺林去取，路程80华里。晚上开会时，竹如同志问刘力子同志：钱取回来了吗？刘说：才去取。“几个人？”，“一个人”，竹如同志立即说：这笔钱一个人去取你放心吗？你别开会了，快去！刘力子同志二话没说拿起匣枪，冒着刺骨的寒风连夜赶到一同取回。事后他对刘语重心长的说：这不是不相信同志，是俩人好商量，战争环境万一出问题，你不仅说不清楚，还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竹如同志对干部政治上关心爱护，是坚持原则从严要求。干部对工作作出成绩他就表扬，如白学光和郭克刚同志在1941年，大扫荡中，坚持斗争事迹突出，他就在1942年1月1日，报社总结反扫荡大会上，对他们俩人表扬道：山大王这次在蒙山，文有白学光，武有郭克刚，文武双全，屡战获胜，堪称“蒙山王”，值得大家学习。相反对工作失误的同志，严肃的批评教育，并给予纪律处分。丁柱在大扫荡中领导不力，丢失枪支，除批评教育外，还给了记过处分。再如：“皖南事变”后，编辑吴健出于对国民党的不满，编《大众电讯》的一条日本《共同社》的消息时，如实刊登“日本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竹如同志发现后，认为这是幸灾乐祸，是丧失民族立场的错误。对吴健提出批评后，降职调大众印书馆任助理编辑。他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要求也很严格。1939年日军对山东进行“大扫荡”，八路军一纵队转移到沂水县吴家河北村休整。纪念“八一”建军节那天，伙房改善生活，吃牛肉烧土豆，我到伙房打饭，勤务员刘洪德同我闹玩，在我身后用手猛击我一掌，我遂即拿着伙房用的木柴追赶他，不慎失手打伤了正在大树下休息的一个老头，保卫部得知后，马上把我关了禁闭。竹如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下午到保卫部看我。我请求他说情，把我放了。他批评我说：小鬼你违犯了群众纪律，将你关禁闭是完全应该的，你要深刻认识。检讨错误。因发现敌情，部队在此村只住了五天，于8月6日转移。保卫部和直工科研究，扣发我两个月津贴费三元钱，送给这位受伤的老头，作为养伤费，事情才算完结。此事已过去57载，我还记忆犹新。
五严是严格请示报告。竹如同志对下属单位规定每月口头或书面汇报一次工作，急事随时请示汇报，在汇报请示问题内容上，要求简明扼要，但对“大概、可能”这样的词句，他不乐意听。他的组织观念很强，对分局做到了勤请示、勤汇报，凡属他代表山东分局在有关会议上讲话，都先写好提纲，报请朱瑞政委审定才去讲。纪念《大众日报》创刊一周年，他请示朱瑞政委同意后，才向党中央、毛主席拍发电报。不几天，毛主席用电报发来题词，这一消息发表后，对全省党政军民和报社全体工作人员是极大的鼓舞。
一热爱，就是竹如同志教我们报社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热爱报社的工作，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干好所担负的每项工作。他要求大家做的事，他首先做到，我深知他是非常热爱《大众日报》的。他虽身兼数职，工作任务繁重，再加是战争年代，分局机关、大众报社三天两头移防。但要他写的重要社论和专论的任务却从没有耽误过。有的是在沂蒙山区农家的油灯下写成的，有的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呵开冻笔写的。1942年10月中旬，他到鲁南区党委检查工作，不能马上返回分局。但他没有忘记大众日报创刊三周年。1942年元旦，在抱犊崮山下涧村，由竹如同志主持举行了《大众日报》创刊三周年大会。会上区党委负责同志到会祝贺；竹如同志到会讲了话：他说：“回顾《大众日报》的艰苦历程和光荣传统，要求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继续勤奋工作。夺取更大的胜利。
艰苦奋斗是本色
竹如同志有一种艰苦奋斗，奋发进取的精神。他在上海创办《文化报》时，党组织没有给他一点经费，全靠自力更生，写稿子挣一点稿费。他一件皮袄进过几次当铺，书买了看完后不得不再卖掉。他脚上的袜子常常露着指头，皮鞋底磨透了，他铺上厚厚的报纸继续穿。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关注那些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人们。
1939年5月，八路军一纵队向山东进军时，他骑的是一匹老瘦红马，爱人骑的是一匹老白骡子。因此，他们只有在途中急行军时才骑一骑。既是这样，也时常卧在地上打不起来，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俩就干脆下步赶路。部队行军到了河北省南宫县休息时，我便给竹如同志提出建议：首长你骑的马很难走到山东，请你向朱政委要求换一匹好马。他对我说：小鬼，现在战马很紧缺，咱不能因这事叫朱政委作难。凑合着骑到山东再说。这匹老红马他一直骑到1940年7月，住青驼寺被朱瑞政委发现后，才给他换了一匹好白马。
竹如同志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严。他在工作中，时常接待外地来找他谈工作的同志，遇上吃饭时间，他总是给管理科写上一客饭条子，让客人吃馒头，自己吃粗粮，绝不多领一份客饭。他还自己动手改善生活。1940年12月，分局住费县石栏村时，生活特别艰苦，顿顿饭吃的是黄豆面窝头，菜的油水很少，实难吃下。有一天，竹如同志给我三元钱，要我上集买了2斤肉，3斤辣咸菜，3斤花生米和少量葱姜油盐。我又在他的指点下，把花生米浸泡后煮熟，咸菜切成丝。这时他过来对我说，现在你站在一边看我做，下次你就会做了。说话间，他把买来的那些东西很快制成了一木盆味道鲜美的小菜，并取名为“三样咸菜”。但没过几天，机关又要转移。我问他：首长，那些咸菜咋带？他说：小鬼，你到文印室要几个用完油墨的空盒，用草木灰水洗净，装好，咱们在行军路上吃。当分局和一一五师机关急行军，经蒙山大不岱峪爬上山休息时，朱瑞政委说：肚子有些饥了（当时在场的还有肖华等诸位首长）。这时竹如同志对我说：小鬼，你把咱们土造罐头拿来请大家尝尝。大家一边吃一边称赞道：没想到在行军路上吃上了这样鲜美的咸菜。大葱沾甜酱，这是山东人最喜欢吃的佳肴。在战争环境甜酱是很难买到的。1940年夏，分局机关驻青驼寺时，我在竹如同志的指点下，用一些发霉的干粮，成功地做了一小盆甜酱，让机关的同志们又饱尝了一次口福。
竹如同志对生活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常说：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所以他特别注重锻炼，一年四季坚持用冷水洗澡洗脸。
不幸的是，正当竹如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以自己的大智大勇，为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斗，忘我工作时，即在1942年11月9日的反“扫荡”斗争中，在沂水境内的对崮峪英勇牺牲，时年37岁。他的牺牲，使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和干部深为悲痛，但也更加坚定了艰苦抗战的决心。1943年5月3日，朱瑞政委为《大众日报》撰文纪念他时，高度评价道：他的工作，他的奋斗，他对党的贡献，在山东已成为坚持山东抗战建设中的重要部门之一。徐帅健在时也对他作过高度的评价：李竹如同志，是我党宣传新闻战线上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和活动家。竹如同志虽已离开我们54年了，但山东人民、大众报社、老报人都在怀念他。他那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终身献身、不怕艰难勇于拼搏的革命精神，他那高尚的思想品德，优良的工作作风，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刘德文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刊登大众日报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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