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读过私塾，识得一些字，母亲是文盲，我们兄弟姐妹十二人，家里有十八亩地，但由于孩子多，生活还是比较紧巴，我们很小就要帮助家里干农活。由于父亲读过书，知道读书的重要，所以，我们兄弟到了读书的年龄，都被送进私塾念书。我们家在山东邹县，与孟子是同乡，孔孟之道比较盛行,女孩子不受重视，嫁给姓李的就被称呼老李家的，嫁给姓周的就被唤作老周家的。我大哥步占澄，二哥步占沂，我排行老三，四弟步占安，五弟步占芳，六弟步占丰。我父亲步天祥兄弟两个，他排行老二，步云亭是我堂兄，原名步占润，是我大爷的儿子。由于大爷家只有步云亭一个儿子，所以经济条件比我家好得多，步云亭也就读了较多的书，文化水平较高，见识也更广。
步云亭从年轻时就是个热血青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农民运动，参加抗日救亡，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投身于穷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事业。由于步云亭的引领，我们全家，包括我父亲、我大哥、二哥、我和我四弟先后参加了八路军和解放军，走上了革命道路。本书是我二哥步占沂的革命回忆录和他根据记忆及调查访问了解到的我父亲和步云亭的一些革命经历，是我们家族参加革命斗争的记录，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作为对他们的纪念。以当年步云亭的家庭经济情况和他的学识能力，他和他的后代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并可以不断地锦上添花，但是，当日本侵略者打来时，民族大义代替了家庭安逸，他毅然决然地用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财产交换了枪支弹药，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上了抗日战场，他的大儿子步徳岱参加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牺牲时担任邹东独立营指导员；他的二儿子步徳嵒与我同岁，一九四三年与我一起被接到敌后根据地，在流亡抗属子弟学校学习，后来也参加了八路军；步云亭本人则在抗日战争中始终战斗在敌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邹县县长，经历九死一生，领导邹县及周边地区军民坚持抗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步云亭的精神不仅对我们这一辈人有重要影响，对我们的下一辈也有重要影响。我二哥步占沂一九三七年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后来担任武工队长，始终战斗在抗日第一线，九死一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成为我们兄弟和后代的骄傲。
希望通过这本回忆录的出版，把步云亭和步占沂的革命精神作为一种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
步占存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前言
我的名字步占沂，字鲁源，原籍山东省邹县东纪沟村，出生于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农历正月十四日），中学文化程度。参加革命后，历任地下工作员，出纳员，凫山县石墙区委宣传委员，区委副书记，区武工队长，敌后武工队指导员，区委书记，滕县、白彦县、微山湖区、微山县公安局长，济宁专署公安处副处长、冶金工业局局长，枣庄市公安局长等职。由于我叔伯哥哥步云亭战前参加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邹县县长兼独立营营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地区，与日、伪、顽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斗争胜利。我父亲步天祥一九四〇年年已五旬参加革命，对党、对人民贡献了他的一生，我父亲兄长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很大的，促使我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以致在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斗争中，发扬了机智勇敢的革命精神，因此，我对党、对人民做了一点自己应有的贡献。我的革命回忆录，主要回顾了革命战争年代，尤其回顾了解放战争中坚持邹西、滕西敌后游击战，直至地区解放的某些革命事迹。国民党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后，大举进攻解放区，一九四七年二月占领凫山地区后，我们地方干部和武装主动撤出地区、开始整编为凫山县武工队，而后整编为凫山、兖济县武工队，侍后又整编为鲁南军区二十大队，共辖六个中队一个重机枪排。湖西蔡桁战斗中，除一中队（我担任指导员，中队长负重伤）突围后还有一定的战斗力，保护大队党委（凫山县委）突出重围，回到根据地休整再战外，其他五个中队，一个重机枪排，经残酷的战斗，基本上失去了战斗能力，最后主要由第一中队和上级又调来一个中队以及蔡桁战斗中陆续突围回来的其他几个中队的指战员同志，在凫山县大队党委（凫山县委)的领导下，在主力部队的支援下，打开了凫山地区（邹西和滕西)的局面。同时每次战斗和出击津浦路西我都参加，大队党委五次出击津浦路西，我九次进入地区，其中四次是派我先行进入敌区侦察。因此我对这段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斗争情况是比较了解的，特于回忆，供作参考。
步占沂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二稿于枣庄
一、幼年时代苦难生活
我是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出生在一个贫困农民家庭里，仅据我的回忆，我从七岁至十四岁过着遭受高利贷剥削和苛捐杂税的苦难生活，我母亲吃槐树叶肿了脸，我父母亲和兄弟姊妹以及我吃糠咽菜，吃掃帚种，红萝卜，萝卜樱子、地瓜秧子等糠菜渡生，饿的饥黄面瘦。尤其听到放债的杨老妈妈的毛驴铃声响就头疼，就是秦林庄那个放阴子债的杨老妈妈，经常骑着毛驴来逼债，如说还不起，她就闹、就骂，就要死给你看，她发誓要到官府去告你的状，要官府把你监禁起来。我父亲因生活困难借她一百五十斤粮食，三年还了她三百斤，还欠她三百斤，声言到了第四年头不还她，连本加利还得还她六百斤，这样驴打滚、利滚利的阎王债，父亲实在还不起了，再拖几年就要家破人亡。而后由我祖父出面托人说情送礼，又还她三百斤粮食，这才摆脱那高利盘剥的阎王债。直到我十四岁那年，又继承了我祖父的几亩养老地，生活才能逐步的维持下去。
二、学历时代弃儒转学
我从九岁至十三岁上私塾学，受着孔老二旧教书先生的经常打骂和尊孔孟之道的毒素教育，特别是我十三岁那年，旧教书先生专给我为难，每号书我已念到十三四趟，他硬叫我每趟书再多念二至三趟，我实在没法念下去，两次请求温习一天再背，旧教书先生哪能容任，像虎狼一般，喝令我去背书，我去背书念了几趟，背念不会停住，先生又提念了几句，仍背念不下去，先生恶狠狠的拿起简子（木尺），立起来往我背上连打了四下，望我头上打了两手掌。我伸驳确实教的太多没念会，临离先生座位时，又照我的脸猛打了两手掌，打得我两眼起花，双眼流泪，当时引起了我强烈的反感，我认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太无道理。我每天能念近四十趟书是不算少的，又硬性的每天再叫我多念七八趟，念不会不准温习，强行叫背书，背不会而又猛狠的打人，这比家长式的统治还厉害的多。从此我不再上他的私塾学，表示反抗。而后教学经纪人又动员我几次，也曾威胁过我，被我坚决拒绝，从此脱离开了私塾学校，动员与我一起上私塾学的十余个同学，十四岁那年去西纪沟上高级小学，上了两年的高级小学，再加上做地下工作时期以上学为掩护，又上了大半年的学，共上了七年多的学，日本鬼子入侵我国，“七七事变”后跑反，终止了我的学业。
三、革命熏染走革命路
一九三〇年我八岁那年就听说了邹县城西以冯起、彭建华、步云亭同志为首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邹县东纪沟村以我叔伯哥哥步云亭为首，西纪沟村以谢显宝为首，组织了农民协会，我父亲也参加了农民协会。主要团结了步、谢两大家族，提出了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的口号，开展了同邹县城西南最大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黄五进行了斗争。由于党的领导，发动了步、谢两大家族和其他家族的群众，而又联合了进步的小学教员，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取得了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胜利。一九三七年我十五岁那年，日本鬼子入侵关内，“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派石子明同志来邹县组织抗日救亡工作，住到我叔伯哥哥步云亭家里，帮助我哥哥进行发动群众，收缴地主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枪支弹药，组织起来抗日武装游击队，同日伪顽进行了殊死搏斗。在此期间，石子明同志多次对我村青少年进行革命教育，教育我们要明确抗日必胜的道理，教育我们打走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全国人民都要过上幸福的生活。又教育我要发动青年、联合青年参加抗战，并组织起“青抗先”宣传抗日站岗放哨送情报。不久石子明同志随同我哥哥拉起抗日武装，从我村转移，同日伪顽战斗起来。石子明同志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比较深刻的，是我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开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对日本鬼子的侵略采取了安内讓外不抵抗的反动政策，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节节退让，溃兵南逃。我叔伯哥哥步云亭为了组织抗日救亡工作，拿出十一亩地和五十块现大洋买了一挺轻机枪，两支长短枪，两箱子弹，而又收缴了地主的一部分枪支弹药，从而组织起抗日武装游击队。同时，我父亲也积极参加了支助抗日武装游击队的工作，帮助筹集粮款，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于一九四〇年已五旬脱离生产，投身革命。
四、五次抄家革命劲大
我叔伯哥哥和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我的家从一九三九年春天至一九四七年秋天，前后五次被日本鬼子、汉奸队、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队、还乡团进行抄家。敌人每抄我一次家，就增加了我家庭对敌人一次仇视愤恨，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眼睛明亮，家庭成员投入革命阵营。第一次抄家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汉奸队领着日本鬼子抄了我的家。我父亲和我哥哥刚走出大门外，正遇到伪村长领着日本鬼子来到了我们面前，大声叫喊快去找镢锨刨开步云亭的大门，我父亲和我哥哥趁着去找镢锨之机脱险。我被日本鬼子抓住，从我家墙头上把我拉到叔伯哥哥步云亭家去，叫我领着找八路县长家里人，我知道，我伯父和我嫂正从后墙准备逃跑，我随即把日本鬼子领到南屋去。此时伪村长喊人刨开了大门，大批日本鬼子、汉奸队蜂拥进院，我伯父和我嫂趁机跳过墙头脱险，但是日本鬼子牵着洋狗，带着大批的日本宪兵和汉奸越墙而过，到后街进行挨户清剿搜查，由于亲邻和贫下中农的掩护，日本鬼子没抓到人，又命令伪村长快扒倒八路军邹县县长步云亭的屋。我当时才十七岁，见机而作，随即参加到扒屋的群众行列中去也趁机脱险。日本鬼子由于没抓到人，气急败坏的把东西抢去，砸烂了一些家具，威逼伪村长限期把步云亭的亲属抓住送到邹县去。我伯父已六十多岁，在家不能生存，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存身，我云亭嫂冯毅同志领着两个孩子，大儿子步德岱十六岁（一九四二年壮烈牺牲），二儿子步德嵒年十岁，经过艰难险阻逃到革命阵营，投身革命。
第二次抄家是在一九四〇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队突然蹿到我村，抄了我的家，我闻信而藏，父亲躲藏到南园看菜园的小屋里，被游匪抓住进行百般的拷打，追逼我父亲是否是邹县县长步云亭的叔叔，我父亲假装是个看菜园的，装聋子，被带到往南桃城去的路上，匪首在前面问：逮了个干什么的？后边的匪兵答：逮了个看菜园的，又是个聋子。匪首气愤的说：混蛋，你们逮个看菜园的干什么？叫他快滚！匪兵松开绑我父亲的绳子，叫到：快滚，从此我父亲趁机脱险。我们抓紧召开了家庭商谈会，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我父亲在家里再待下去，就要有生命的危险，我们兄弟们年纪小，还能在家里坚持。此时我父亲年已五旬，为了中华民族，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走向了新生的光明道路，脱离生产投身革命。
第三次抄家是在一九四二年秋天，日本鬼子带着汉奸队突然到我村抓八路军的抗日家属，除到我家进行清剿和到附近的邻家进行搜查外，又采取了拉大网似的见人就抓，共抓到有三百多人，当时我也被日本鬼子抓去，把人都赶到步家家庙祠堂大院里，许多兄弟爷们姊妹们都为我担心。日本鬼子把着庙门，持着枪、上着刺刀，牵着洋狗，利用叛徒的家属和“八路皮”（明里为八路暗里为日伪办事的人），出来一个认一个，正在一个个的过滤进行盘查认人时，有一个跟着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当过侦探的、我本家的叔步朗祥被日本鬼子抓住吊在步家祠堂后面的柏树上，挣脱开绳子逃跑了，日本鬼子牵着洋狗急忙追去。祠堂门口逐个盘认八路抗日家属之事暂时停了下来。于此同时有个伪军呼喊，出来两个青年，给皇军（伪军对日本鬼子的称呼）挑水喂马，当时有二黄脸和续七（乳名））两人出去找了两副水挑子，我趁此机会急三步赶上，接过二黄脸的水挑子，往前走了几十步，把水挑子一丢，我越过步占雷的小园墙头，从步长太和步占木家里跑到村西南角去，离开了险地，由危转安。第四次被抄家是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队刘宪焯匪部，通过他的反革命基础，国民党员、不法地主等伸向东纪沟村派粮派款进行敲诈勒索，经过我村党支部统战工作的指导，利用汉奸自卫团杀死了刘匪部催逼粮款的两个人员，从而受到刘匪部的报复。战斗打响的那天是吃早饭的时间，我出村到前庄去，我站到村东南岗上看到，被匪兵抓来的民伕像潮水一般涌进东纪沟村，破围墙，扒粮食，牵牲畜，运东西，搞了两天，总计派去三百多人，牵去牲畜七百多头，抢去的东西无计其数。我哥哥步占澄亦被敌人抓去，幸而没入被抓去人的大队，被一个贪图私利、为他背抢去东西的匪兵藏了起来，第二天私自将我哥哥放走，从而我哥哥趁机脱险。但是刘匪部把抓去的人带到高村之后，到处在被抓去的人群中找八路军邹县县长步云亭的弟弟，此时我哥哥已脱险回到家来。与此同时在刘匪部剿村剿家的当天晚上，我约同十余个父老兄弟准备回家去看看，走到南门外，为防止万一，我往石婆婆处打了一坷垃，发现有敌哨兵，我又返回东坡，到了半夜听到吹哨子集合而走后，我即回到家里看看：牲畜、家具、粮食、锅、碗、瓢、勺等东西被抢的一干二净，彻底被砸烂了坛坛罐罐，我即跺跺脚，我表示一切不能再留恋了，坚决到革命阵营中去，与敌人斗争到底！第二天我找到我哥哥，商量的意见一致，转告我母亲、我嫂、我姊妹弟弟和我的家属，我们不能在家待下去了，如果再待下去就没有生命了，如果没有人什么也就没有了，我们暂时离别，胜利后再见。我与哥哥通过地下关系（我本家哥哥步开君，是木匠，住双庄村）带领我们经过国民党反动派游击队刘宪焯匪部驻地望云，经过日、伪两道封锁线和住碉堡的伪军盘查，经过津浦线和敌占区等艰难险阻，到达了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走向光明，投身革命。我和我哥哥走后，敌匪刘宪焯部接二连三的又回到我村，到处抓捕八路军邹县县长步云亭的亲近人，我家里房子被扒掉，当院刨起来种了地，土地、房屋被没收，我母亲在家里实在生存不下去了，领着我三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逃难讨饭，千辛万苦跑到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存身，打败日本鬼子后，才胜利回到家乡。第五次抄家，一九四七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后，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地主还乡团占领我地区（村），大肆对村干、民兵、军烈工属和翻身农民，进行敲诈勒索、打罚、倒算、追捕杀害，无恶不作，搞的群众民不聊生，又吃了二遍苦，遭受二茬罪。由于当时我兄弟爷们已有十余人投身革命，尤其我是当地的区武工队的负责人，像插入敌人胸膛的一把刀子，经常活动在敌人的面前，敌人对我恨之入骨，妄想千方百计捉拿我，如邹县县长巩振环下达捉拿我的“通缉嘉奖令”。又经常到我家清剿搜查，在我家门口设暗哨，威吓我母亲快把我叫回来，如不回来杀头活埋等等，采用软硬兼施恶毒瓦解和镇压的手段。我母亲说：我儿子手下有枪有人，他是专杀坏人的，我叫他回来，他愿意回来吗？你们知道他在哪里，你们去找吧，我不去找。还匪气急败坏的说，你儿子回来如不报告，杀你的头，活埋你。我母亲又反击的说：我儿子抗战没罪，谁要迫害我，我儿子回来叫他报仇。还匪一计未成，又施毒计，除在我家门口设暗哨和派他们的义务情报员对我家进行监视阴谋捕捉我之外，又指令伪保长在我家搞五家连坐，保证我回来要报告，我母亲和我家人外出要报告，邻家没有敢保证我家的，还匪即把我家作为特别户，只好由伪保长直接管我家这户。有的伪保长受到国民党还乡团的造谣欺骗，开始认为八路军真的被打垮了，我们地方干部真被消灭了，死心塌地的帮助国民党还乡团敲诈勒索群众，对我家搞的更严更厉害，三、六、九的到我家翻箱倒柜，勒逼钱款，看见好东西拿走，看见粮食扒走，看见来我家走亲戚的逮走（望云我姐夫来我家走亲戚被逮捕去，进行严刑吊打），逼迫的实在无法生活。这些祸国殃民的恶霸地主还乡团妄想搞得我家破人亡而后快，近而又抄了我的家，刨了我家的树，破坏了我家的房屋，同时在我村又杀害了好几个军属，民兵和翻身农民，敌人正在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之时，我们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凫山县武工队奉命打过来了，从凫山前打到凫山后，从独山湖东打到南阳湖东岸，一直打到济宁城东，兖州城南，邹县城西均约三十华里的边沿地区，袁庄、刘家河口、堤上一带，镇压了一些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的坏家伙，不仅打击了国民党的伪保公所、地主还乡团，而且寻机打击了邹县和兖州的保安团，从而地主还乡团和伪乡保长的反动活动有所收敛，随着国家整个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当时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局部的反攻，和拉锯的斗争局面，直到斗争的胜利。
五、革命阵营看望父兄
我在一九四二年二月至五月通过地下工作关系方学铭同志（邹县城东位庄人），领着我去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见到了我父亲和我叔伯哥哥步云亭同志（尼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兼邹县县长）。除我父亲和我哥哥给我讲些革命的道理进行革命教育外，我在抗日革命根据地三个月探亲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处决汉奸卖国贼大会，看到了文工团演出的革命新戏，尤其在演出中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和朱德总司令的肖像，看到了军民鱼水关系，看到了我们革命的武装力量，尤其跟着行军，受到了比较深刻的一次锻炼，逾期回到了家乡。总感到抗日革命根据地民主光明，敌占区铁蹄统治黑暗。经过上述各种经历斗争的熏染，影响和教育，使我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六、地下工作同敌搏斗
我在未脱离生产之前这段经历生活斗争中，主要是抗日军人家属和地下工作人员，除担负一定家务劳动外，经常向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写信，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工作人员的革命活动，宣传抗日革命的道理。一九四二年夏初，我从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回来不久，即在同年九月，以步世章为主和本村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组成了有步占峰，步世恩，步世法和我的地下工作小组（当时有些国民党员和地主子弟说我们是八路组），当时同日、伪、顽的斗争，同汉奸自卫团的斗争日趋尖锐激烈复杂，我们以跟着步玉卿（老师，共产党员）上学为掩护，开展了革命的地下工作活动，宣传抗日必胜的革命道理，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揭露日伪土顽和地主武装汉奸自卫团的罪行。同时，我们又注意了统战工作，争取瓦解汉奸自卫团的工作，争取瓦解伪乡村政权的工作，维护我们的地下工作，这个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效。由于我村广大群众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比较早，又有打倒土豪劣绅斗争胜利的影响，尤其在“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尚未侵入我们之前，就以我叔伯哥哥步云亭同志为首拉起来抗日武装，而后又担任八路军邹县县长和独立营营长，因此对我村和我们这个地区的影响是很大的，以至于在一九四〇年，我村就有近百人参加抗战。同时我村里统战工作也是比较强的，如我村汉奸自卫团为了保存他们的生命财产，而又怕我们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派武装力量来干掉他们，开始在我村党支部的控制下还是比较听话的。日伪乡公所的人员，多是姓步的，有些人也受到了革命的一定影响，再经过我们的地下工作，基本上成为倾向革命的两面政权。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的秋天，汉奸自卫团起了变化，一方面起了内讧，狗咬狗，另一方面各找其主子，尤其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队马光汉团插了进来，以开“六合源酒店”为掩护，组织了国民党的区分部，大量的发展了国民党员，与我们激烈的争夺群众，争夺阵地。阶级斗争、尤其争夺枪杆子的斗争也日趋明显的激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村党支部打入汉奸自卫团的人员、打入伪乡公所的人员继续加强活动外，我们其他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了保存自己，壮大革命力量，巩固革命阵地，继续坚持斗争，主动向敌人进攻。
七、反对打罚斗争初胜
在我们村支部的领导下和我们地下工作小组的同志支持下，依靠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反打罚，反敲诈的斗争。如在一九四三年春天，汉奸自卫团把老百姓编成班排进行出民伕，为他们站岗，稍有不慎，即所谓“失岗”，就进行打罚，如罚面、煎饼、油、盐、菜、果子和钱等东西，拿不起钱和东西的，即挨黑红棍子。我哥哥步占澄即所谓“失岗”，因拿不起东西和钱，就被迫挨了四十下黑红棍子，被打的皮开肉绽，几十天不能劳动。挨打受罚的户无计其数，搞得民不聊生，群众恨之入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敲诈勒索活动。在此情况下，我们地下工作人员采取了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的手段进行斗争，一方面通过打入伪乡公所的乡文书出面，进行侧面指责和劝阻，说明某某某人没“失岗”，硬说人家“失岗”，进行打罚人家，这样做影响不好，无理打罚会失掉民心的。另一方面我们地下工作人员进行个别串联，发动被打的人就说伤势很重或肋骨疼痛不能去站岗了，发动被罚的户拖延不交或少交进行抵制。汉奸自卫团怀疑我们在地下活动，因此在一天的拂晓摊下民岗，有一个汉奸自卫团的匪兵，要我的红缨枪看看，要去后说“失岗”，当天汉奸自卫团就给我写出了条子，罚我二十斤豆油、四十斤煎饼、打五千块土坯，否则就要把我送到日本鬼子那里去。我当时想正在青黄不接之际，我哪能拿得起，怎么办？随即去找我们地下小组的同志商量，我提出决定抗议汉奸自卫团的打罚，若抗议胜利了，就在家继续坚持斗争下去，如抗议失败了，就跑到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去告状，取得了同志们的支持。我于第二天乘召开伪乡保甲长会议之际，去找汉奸自卫团的队长步占祯的父亲步盈祥（恶霸地主，又是老伪乡村长），我去后在几十个人面前，我气愤的指责质问步盈祥：你叫你儿子，今天罚这个，明天罚那个，打罚的群众叫苦连天，今天又罚到我头上，我没有失岗，硬说我失岗，大春天硬叫我买二十斤豆油，摊四十斤煎饼，打五千块土坯，你是修炮楼，还是盖碉堡？我刚说到这里，那个恶霸地主步盈祥那还容许我再说下去，狠狠的照我而来，要打我，被众人拉住，这个恶霸地主即叫喊他的狗腿子，快去喊他的汉奸自卫团队长儿子去，说什么，为什么罚他（指我），他有八路县长的依靠，要到太平桥日本鬼子那里给他说理去，我随即反驳说：当八路打日本鬼子是救国救民的，不犯你的法，当即被众人把我拉走，我刚走到离我家门口不远的坑崖上，这个地主的儿子，汉奸自卫团的队长步占祯，气愤愤的赶上了我，拍着匣子枪指责我，为什么去气他父亲，父往子交错吗？老兄弟我到太平桥皇军（日本鬼子)那里，一句话要你的命，又拍着匣子枪说，一扣二姆手指头也要你的命。我没向他示弱，我随口反击说：我没失岗，你们硬说我失岗，无理罚我，你到太平桥日本鬼子那里报告我，我不怕，我弟兄六个，死三个还有一半的，我父亲我哥哥我嫂我侄子都在外面抗战，我不怕你，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两个，你杀我两个，我杀你全家，算我死了抵制你，看你怎么办吧。我们正在争闹着，步占祯被一个汉奸自卫团的兵喊走了，他说什么以后再给你算账。当晚我去找伪乡村长，我愤怒的说：地主步盈祥和他儿子步占祯，发狠要把我送到太平桥日本鬼子那里去，我要跑到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去告他的状。伪乡村长坚决不同意我跑去告状，他们表示从中说情。第三天这个汉奸自卫团的队长步占祯被他地主爹打骂跑了。从此群众性的所谓“失岗”被打罚的苦难行为一度停止下来，汉奸自卫团内又更换了可以为我们能利用的队长，从而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八、送我三弟到根据地
经过反打罚斗争初步胜利后，我认为恶霸地主和汉奸自卫团下台的队长步占祯是不会与我算完的，会寻机打击报复我的。经我们家庭成员商量，我要离开家去抗战，姊妹们多而又小，我父亲已参加抗战，我暂时还不能离开，但是如果不保存起个力量，一旦遭到阶级敌人的报复，就没有了报仇的本钱，即确定把我三弟步占存（时年十三岁）通过地下关系李二（邹县城东北湖上村人），送到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去上学，一方面保存起了报仇的力量，另一方面，也给共产党输送了未来的干部。把我三弟送走后，新上任的汉奸自卫团的队长去质问我：步占沂，你把你三弟送到哪去了？是否到八路军那里去告状，送去什么情报？我说：我弟弟想念我父亲去看望我父亲去啦。送我三弟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去上学，这是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靠近共产党，靠近革命一个政治思想变革的飞跃，也是我全家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环节。
九、抵制伪训保持意志
一九四三年秋天摊我受伪青年训练三个月，我感到：我父亲、哥哥、嫂嫂、弟弟、侄子都参加八路军抗战，我又参加了抗日八路组，怎么能受日伪训练呢？决定：一是抵制拖延不参加训练，二是准备逃跑去邹东抗日革命根据地。拖延了一个月，伪乡长为了避免我摊事来找我，动员我参加训练，伪村长为了怕我摊事也来动员我参加训练，并对我说：住我村里的汉奸队也知道了，问我为什么不参加训练？他们替我说了好话，给掩盖过去了。又说：你若不参加训练，摊了事，对不起在邹东抗战的你父亲与哥哥，你走了，家里这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谁照管？你快去参加两个月的训练算啦。既然他们都是说的好话，我总感到受的是日伪训练，尤其感到要参加训练就得戴他的汉奸帽子，我表示坚决要跑，绝不受他的汉奸训练。在此情况下，伪村长又找到我老师步玉卿动员我，为了避免摊事，叫我拿一部分粮款，找个人替我训练，这样既不参加训练又避免摊事，又不致于走，这不两全其美吗？我接受了我老师的建议。我表示愿意拿出一部分粮食和钱找个人替训练是可以的，但是我对日伪顽的斗争是警惕的，斗争意志是坚定的，并注意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十、保长派我挖封锁沟
一九四三年春，日本鬼子为了限制我抗日部队的活动和亡我国家灭种的政策，大搞强化治安，搞什么爱护村、封锁线、碉堡网、伪保甲制，灯油碳火，油盐酱醋和布匹等都实行配给制度。有一天伪保长强行找我去邹县给日本鬼子挖遮断线封锁沟，伪保长说什么：全村的青壮年都去挖封锁沟去了，你年轻轻的在家里，警备队（汉奸队）看到能不派你去吗？如果把你抓走，我怎么向邹东抗战的你父亲你哥哥交代，快随大家去挖封锁沟吧。我警告的说，你要强叫我去挖封锁沟，到邹县要被日本鬼子抓去，你得负责。这个伪保长那还再容申辩，他说什么：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住咱村的警备队（汉奸队）下的命令，凡是青少年一律去挖封锁沟，不去的要抓起来，你快去吧。这个伪保长对我来讲，他怕留我在家里被汉奸队抓去要负责任，有好心的一面，但是他强行叫我去挖封锁沟，他与日伪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到邹县后，我想我父亲我哥哥都参加革命，我怎么能替日本鬼子服务呢？我即采取“磨洋工”，拄着锨不干，四处观望的态度。有人说干吧，我说：我不愿意为日本鬼子服务，谁愿干谁干，我不干。到午后我看到日本鬼子带着汉奸队，牵着洋狗来了，我为了应付急忙连锄了几锨，日本鬼子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青年好好的，好好的，日本翻译也以赞扬我干活好的口吻翻译说给我听。但是站在我身旁我本家的侄子毛尾（乳名，年紀四十多岁），看愣了，他拄着锨在看这个场面，被日本鬼子子看见了，像饿狼似的扑向毛尾，往毛尾头上连打了几马鞭子，又用刺刀背在毛尾脖子上磨刺了几下子，日本鬼子嚎叫着你死啦死啦的，又牵洋狗咬，毛尾看见洋狗嗷的一声扑来，吓得哎吆娘一声躺到地上，经过挖封锁沟的群众营救，日本鬼子才走开，又被汉奸队把毛尾捣了几枪托子，喝令叫他起来快干。毛尾爬起来，看看日本鬼子和汉奸队走了，他气愤的说：入你奶奶，日本鬼子真不讲理，他（指着我）拄着锨大半天没干活，日本鬼子来了，他连锄了几锨，到说他好好的，我干了大半天没休息，日本人来了，我拄着锨看了看，这就打我，用刺刀背磨刺我的脖子，放洋狗咬我，汉奸队还用枪托子捣我，奶奶的真不讲理。在一起劳动的人都说：毛尾，日本人要讲理，他就不侵略中国啦。他不打你的鼻子，也不打你的脸，就是打你没长眼，今后干活一定要长眼。我亲身体会到给敌人干活，采取“磨洋工”的态度，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对敌斗争的手段。
十一、利用敌伪以敌制敌
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的游击队刘宪焯匪部，也把手伸到了我们东纪沟村，通过他的反革命基础，向我村派粮派款，进行勒索敲诈，引起了我村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汉奸自卫团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和抵制。在此情况下，我村地下党支部为了积极支持群众的要求，即通过打入汉奸自卫团的共产党员和打入伪乡公所的乡文书步德光等同志，在汉奸自卫团内进行活动。尤其通过我与汉奸自卫团临近活动方便条件，和能够利用汉奸自卫团队长步占胜的关系（是汉奸自卫团长孔昭林的内兄弟，又是我们八路军邹县县长步云亭在组织抗日游击队时期的老部下），动员汉奸自卫团长把刘宪焯匪部催逼粮款的游匪暗暗的干掉，一方面减轻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造成他们狗咬狗，使敌人内部不和，便于我们趁机进行活动。经过我们的工作，步占胜与他内兄弟商量决定，在自卫团院里和在村里打死这几个催逼粮款的游匪决心很大。步占胜给我讲了之后，我表示同意坚决打死这几个催逼粮款的游匪，但不同意打死在村里，更不同意打死在院里，我即提出：在村外选择个适当地点，组织好力量全部干掉他们比较适当，既避开东紀沟村杀人的嫌疑，又可以把此事引到外地或其他部分去。步与孔采纳了我的具体建议，他们即决定在东纪沟村东北大桥东面迎面打，假若前面全部消灭不了，后面护送的可以干掉，结果打死了两个，跑掉一个。从而国民党游击队刘宪焯匪部向东纪沟村催逼粮款之事停了下来，并促使了敌人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又有了发展，这是我们的斗争胜利。这对离间、瓦解、搞垮以“六合源酒店”为掩护的国民党区分部，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由于汉奸自卫团和伪乡公所内部狗咬狗的斗争日趋激烈，以致出现了伪乡长步世盛勾结刘宪焯匪部，袭击清剿了东纪沟村，造成了数百名群众遭受了重大损失。正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说：“坏事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引出好事来。”群众对日伪顽，尤其对刘宪焯匪部恨之入骨，日夜盼望共产党毛主席派部队来解放他们，从而参军参战的日渐增多，尤其在步云亭同志早年带头参加革命的影响下，村党支部积极工作活动下，许多人民群众踊跃投身革命，现在全村就有一百多人参加革命，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一二十人，烈属三十多户，东纪沟村并有老革命根据地之称，这是党的光荣，人民的光荣，应该记住胜利来之不易，应珍惜她，爱护她，捍卫她，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和他们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继续胜利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