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参加革命在博山县的岁月
爷爷谢共和，生于1914年11月，兄弟三人，爷爷排行老三。
从小，爷爷就不像我的大爷爷谢美和、二爷爷谢庆和那样安于祖祖辈辈务农、结婚生子的生活方式，立志于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曾祖父谢振山作为一家之主主持家业的时候，家里拥有超过5亩的耕地，虽不能算是富贵人家，家境还算殷实。大爷爷主营家里的馒头坊，算是小本经营的买卖。二爷爷负责耕种家里的土地，操持家里的主业，是家庭的支柱。本来就是老小，在家里的生计营生上，爷爷本不热心，家里人也不指望他，参加各种劳动的时间自然就少，先在村里读了几年私塾，后在附近村的官办小学读书几年，一直读到了初小毕业。爷爷读书多年，很少参加家里的劳动，家里其他人也是多有怨言，但是曾祖父喜欢读书人，他看到我爷爷字写得很好，读书也有灵气，自然认为自己的小儿子是读书的料，一直支持我爷爷读书。
关于我爷爷读书的经历，我查阅了《博山县志》，关于民国时期教育方面的资料很少，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故去，这段经历或许永远被淹没在了岁月的尘埃之中。
直到抗战爆发，一家人种田、读书平静的耕读生活被打破，爷爷终止读书，回到家乡，在外闯荡了几年，一晃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1937年12月30日，日寇占领博山城。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及地方武装纷纷逃进博山东南部山区，本来闭塞、平静的山区生活的宁静也被越来越近的枪炮声打破。
致力于读书改变自己命运的理想被无情的战乱打破。爷爷一度苦闷，看不到未来人生的方向，但不得不面对现实，开始面对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生活。在曾祖父的安排下，爷爷于1938年农历年初结婚，尽管兄弟三人都已娶妻成家，大家庭并没有分家单过，也尽管在一个大家庭里合在一起过日子，爷爷开始有了成家立业的压力，也开始干些家里的活计，沿袭着祖辈早已习以为常的农家生活。
1938年3月，附近的池上村因为日寇放火烧村，激起村民对日寇的仇恨，为“抗日保家”，以吕云卿为道首，在“白旗会”的基础上，自发成立了“堂天道”的民众抗日组织，道坛设在池上村的大庙。池上村成立“堂天道”的这一壮举，激起了周边村庄民众自发的“抗日保家”热情，纷纷仿效。
1938年4月，下庄地下党员任干臣被推举为下庄镇镇长，6月，建立了下庄党支部，相继成立了下庄镇动委会，囯静波任会长。随后，所辖11个自然村也先后建立了党支部、自卫团、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忆原博山县下庄抗日根据地（任溪鲁））
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堂天道”在周边的村庄影响力日益扩大。怀着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各村青壮年纷纷参加，近半年的时间就发展到博山县四区、五区，沂源县的南麻区，蒙阴县八区等，道众达四五千人之众。总部以下按照军事编制设营、连、排、班。各村均设道坛，采用迷信形式，招收道徒。武器主要有大刀、长矛、少数步枪。“堂天道”主要活动在池上、郭庄、南博山、下庄、沂源北麻一带。各营、连、排、班均在自己的辖区内，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行人、进行操练，实行武装自卫。还时常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一旦有情况，各村传递，组织进行抗击。（忆堂天道的转变（王子虹））
上庄村作为当时下庄镇辖区的一个自然村，所建立的自卫团也按照“堂天道”的模式发展，并纳入到“堂天道”的编制之内，隶属于驻扎在下庄的“堂天道”第4营。上庄村村民自发的这一自卫组织设在村南头的关帝庙院内，院内还有一排西屋是村里的小学校舍，这个院子就是平时村里各种集体活动村民聚集的地方。民国时期，由于存在一些地方武装、道会等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土匪”为了自身给养供给问题，有的也会袭扰、劫掠周边村庄的百姓。为了实现乡村自治、自保，国民政府允许拥有超过5亩耕地的家庭要自备一支土造的钢枪。我们家就拥有一支土造的钢枪，用于自卫。爷爷就是带着家里的这支土枪参加了“堂天道”的“上庄连（排）”，作为上庄村为数不多的有文化，又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爷爷自然成了“堂天道”“上庄连（排）”的骨干。
1938年农历7月15，“堂天道”驻扎在郭庄的2营作为内应，吕云卿、王子虹等率领驻扎池上村的1营、驻扎在南博山村的3营、驻扎在下庄村的4营、驻扎在洪山口村的5营共2000多人里应外合，围剿强占郭庄的国民党别动队五纵十六梯队吴鼎章部1000多人。此次战斗，重创吴鼎章部，吴率残众300余人，逃回老巢李家杨庄村。“堂天道”将缴获的一门六二迫击炮、118发炮弹一起赠送给了八路军四支队，与八路军的关系更加密切。痛击吴鼎章部，首战告捷，大大提高了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极大地鼓舞了“堂天道”将士的抗日热情。（忆堂天道的转变（王子虹））
1938农历7月17日，吕云卿率“堂天道”一部继续追剿吴鼎章残部，吴率残部逃到临朐桥头村地主陈红云的庄园。在桥头村的战斗中，吕云卿率道众再击吴鼎章残部伤亡八九十人。由于“堂天道”围剿吴鼎章部连战告捷，道众出现松懈，受到吴鼎章残部的伏击，道长吕云卿及以下道众11人当场阵亡。（忆堂天道的转变（王子虹））
桥头村战斗，重创“堂天道”，并且“入了堂天道，自有菩萨保，刀枪不入身，水火自动消”的神秘色彩渐渐褪去，道众人心浮动，“堂天道”陷入低谷。
吕云卿阵亡后，王子虹成为“堂天道”道首，率1营部分精悍道友，严守各关口要道，保护八路军三支队驻池上的后勤机关。八路军三支队政委霍士廉批准，从本来就极端困难的经费中，拨出500元现款，解决了“堂天道”因为埋葬桥头村战斗中牺牲的道友欠下的债务，更进一步紧密了“堂天道”与八路军的关系。（忆堂天道的转变（王子虹））
受到重创的“堂天道”道众情绪低落，王子虹也不断受到吴鼎章残部的暗杀威胁。“堂天道”在这生死存亡的艰难时刻，仍然拒绝了来自国民党新四师吴化文部的收编诱惑，坚守了“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宗旨。王子虹派“堂天道”洪山口村的负责人王寿卿去莱芜境内的八路军四支队司令部，联系廖容标司令员，“堂天道”愿接受八路军四支队的收编。其中“堂天道”中实力相对强大，驻扎在下庄的四营的负责人任佳三拒绝八路军收编，欲投靠国民党57军，受到王子虹的痛斥，任佳三脱离“堂天道”四营，只身一人投靠了国民党57军。八路军四支队将“堂天道”收编，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的为第一团，王寿卿任团长，蒙阴、南麻的为第二团，亓虎臣为团长，王子虹任四支队参议，负责两个自卫团的领导工作。1938年8月，“堂天道”改编完毕，抗日自卫团第一团接受八路军驻博办事处的领导下，团部设在五区郝峪村。（忆堂天道的转变（王子虹））
“堂天道”接受改编后，组织形式仍是不脱产的民众武装。博山县委为了提高自卫团的政治素质，积极加强对道友的教育和训练。1938年11月，在博山县委的领导下，对博山自卫第一团的各营、连、排的骨干进行了整顿，以郝峪为基地，共举行了3批训练班，学习政治与军事。县委书记张敬焘亲自讲授《论持久战》，讲解抗战中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述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八路军的抗日功绩，要求团结一切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政治部主任魏行之也给训练班学员讲了课。在3期训练班中，共发展党员80余名，以这些党员为骨干，组建了一支脱产的武装警卫连，在郝峪设立了小兵工厂，军械处、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到年底，自卫团拥有步枪150支，战士100余人。1938年11月间，泰安军分区在莱芜召开的团长会议上，正式为自卫团博山第一团颁发了委任状与关防。（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博山第一团的诞生（王寿卿口述李障天整理））
爷爷作为“上庄连（排）”的骨干力量，被推举参加了第3期训练班，在训练班中表现优异，经过训练班的政治指导员魏行之介绍，于1939年1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力量，并成为了脱产的警卫连的一员。从此，家里自备自卫用的土枪就伴随着爷爷走上了抗战救国的道路。爷爷从小憧憬着读书、改变自己命运，却在当时的历史潮流推动下，通过入党、参加抗日的队伍，走上了一条抗战救国的革命道路，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与自古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殊途同归。
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警卫连建立后，与当时的博山县委共同驻扎在池上的郝峪，主要任务是保卫博山县委，并参加博山县委一些机动的军事行动，之外，平时还参加博山县委筹建的小兵工厂军械维修、维护任务。池上郝峪离我老家上庄村大约30多里山路，部队允许的时候，爷爷就会背着自己家里的土枪，翻山越岭，经过郝峪、小峰、我村的青杨峪，趁着夜色，回家看望我的奶奶及我的父亲，爷爷的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已经在1939年农历正月12日出生了。在日寇横行、战乱动荡的年代，在爷爷参加革命一路漂泊的道路上，既有了情感依恋的港湾，更有了对家人安危的挂念。
1939年初夏，日寇进山扫荡，王寿卿团长与魏行之主任带领自卫团部及警卫连100多人冒雨突围，爬山越岭来到蒙阴乍峪，被盘踞此地的国民党51军部队盘问，魏行之等理直气壮声明是抗日自卫团借道转移，又将团部关防拿出让国民党兵查验，才脱险离开，人枪无险。麦收以后，形势发生变化，王寿卿团长带领主力转战他地时，其他自卫团队伍化整为零，留在了各属地。（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博山第一团的诞生--（王寿卿口述李障天整理））
我爷爷就在自卫团转战他地的这支队伍之中。魏行之主任出示的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关防，正是八路军山东总队第四支队对“堂天道”改编之后，泰山军分区颁发给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关防，现存于博山区档案馆一楼。这枚关防，系用梨木刻制，长7.5厘米，宽4.7厘米，宽边篆书，虽年代久远背脊略弯，但字正底清，记录着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诞生的历程与功勋！
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撤销淄博特委，原淄博特委所辖的淄川、博山两县划归泰山地委领导。（淄博党史大事记1939）
1939年9月，泰山特委从莲花山区转移至莱芜东北部常庄、文字现一带。9月初，在崮山前村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泰山特委改为泰山地委（大鲁南区一地委）。接下来，为了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四支队后防司令部（泰山军分区前身）于莱芜常庄成立，在原一大队一、二、三、四、七、十一中队为基础，抽调部分区县（主要是淄川县）的武装力量，组建四支队后方司令部一、二营。（中共泰山区党史大事记1925-1950、P64）余下的各区县地方武装改称为区队，博山区队称为五区队。1940年3月，泰山军分区五区队的骨干力量改编入八路军四支队后方司令部二营（俗称博山营），5、6月间，五区队剩余的人员编入四支队十团二营。从“堂天道”改编为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骨干人员都成了真正的革命战士，走上了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的革命道路。
“堂天道”于1938年8月被八路军四支队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起至1939年9月，泰山地委将隶属于博山县委的这支地方武装改编成为博山区队，称作“泰山区五区队”。在接受泰山军分区改编的过程中，为了加强泰山地委的领导，从五区队中选拔部分有文化、党员的青年积极分子，充实到泰山地委的一些组织机构工作，我爷爷接到通知，调往泰山区农救会，当时的战友有上结老峪村的囯静波。（在存档在中共西南局、贵州省邮电管理局、谢共和的干部简历表的“何时何地参加工作栏”中，特别注明：一九三九年九月，八路军驻博办事处通知调泰山区农救会任组织干事。这是我爷爷第一次参加工作，属于爷爷革命道路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他的这一说明应该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农救会：1938年，先在博山第四区南博山一带建立各村农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农救会)，逐步发展到源泉等地。主要活动：(一)在战争年代，发动农民参加人民军队和组织自卫队，保家卫国；(二)发展生产；(三) 送粮出夫，支援前线。（《博山区志》第十四卷、第四类：社团）
当时的泰山地委从1939年1月份的泰山特委算起，成立也仅有10个月的时间，许多组织机构并不健全，但是农救会作为地委动员农民自卫抗战、帮助建立农村党支部、发展巩固农村村级政权的工作队是早就存在的，承担了后来“农救会”这一组织的职能，这也是地委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主要工作。1939年9月，泰山地委成立后主要在莱芜的常庄、文字现、茶业口一带驻扎、活动，与早期农救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的博山县四区接壤，甚至是工作辖区相互融合，在下庄区、博山县四区从事农救会工作的囯静波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已经被调到泰山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鲁中一专区”从事农救会工作。爷爷从当时的自卫团警卫连调到泰山区从事农救会的工作，应该与囯静波前辈的引荐有很大关系，爷爷与他是同乡，应该早就相互认识。直到1940年10月，泰山区农救会作为一级组织才正式成立时，囯静波任会长。（中共泰山区党史大事记1925-1950P85）从此，爷爷在泰山区早期的农救会工作队中工作战斗了两个月。
1938年8月中共博山县四区特支建立，翟翕武任书记。1938年10月，中共博山县四区分区委在邢家庄建立 中共博山县四区特支改建为四区分区委，书记翟翕武，囯静波任组织委员，魏行之任青年委员。分区委对外以区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之后，相继在所辖各村建立了党支部。1939年下半年，魏行之任四分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博山区党史大事记1921-1949、烽火、魏行之同志简介）
1939年11月，魏行之已经出任博山县第四区的党委书记，作为我爷爷的入党介绍人，对我爷爷的工作能力与为人处世还是很了解，他们年龄相仿，应该在博山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期间就相互认识，工作中多有交集，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由于工作需要，我爷爷从泰山地委的农救会转到博山县四区委工作，任组织干事。
当时，四区委归博山县委领导，博山县委划归泰山地委领导，再加上工作辖区的接壤与相互交融，工作中的相互配合，为四区委工作也是为泰山地委工作，像农救会这种基础工作，并没有明确的组织界限，部分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变动，基本是根据工作需要，在组织机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并不需要繁琐的组织手续，这也是抗战初期党组织工作的一个特点。
1939年9月16日，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五区李家庄成立，张敬焘当选为县长。抗日民主政府接下来先后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妇救会”、“青救会”、“农民抗日联合会”等政府团体。随着这些政府团体的相继成立，亟需要充实有文化、党员的青年积极分子。1940年1月份，爷爷从四区委调往“博山县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任秘书，会长是魏洪三，当时工作中多有交集的领导还有谢伯望、刘惠之等。“博山县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机关主要在池上的李家驻扎、活动。“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会”，解放后发展成为后来的“工会”。
1940年1月,博山县职救会规定公平合理的工匠工资,为了保障工人利益，改善工人生活，以利抗战，博山县职救会特规定公平合理的工匠工资，将此规定发至全体会员及民众实施。（博山区党史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制定的工匠工资标准：木匠、泥瓦匠每日工价3毛5分， 包工7毛5分；石匠每日工价4毛，包工8毛5分。其他手工艺工匠管饭一律4毛，包工一律8毛5分，以保障工人利益。（《博山区志》第十四卷、第四类：团体）
1940年5月上旬，日伪军对博山东部进行大“扫荡”，池上、李家庄、 太河、峨庄等地均为日伪军占领，博山县形势开始恶化。9日，博山县党政机关迁驻莱芜县境内，机关精干人员及部队仍坚持在敌占区活动。这次大“扫荡”，亦称“五九”事变。不久，县机关返回博山县境内，驻四区上瓦泉村和杨峪村一带。（博山区党史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
接下来一段时间，爷爷随博山县机关驻扎在附近村的杨峪、上瓦泉一带，这是参加革命后离家最近的一段时间。1940年前后的时间，我的老家也算是博山县的边远地区，相对于日伪军驻扎、活动的敌占区，受到战争的直接威胁冲击还不突出。博山县委机关也驻扎在杨峪、上瓦泉一带，随着抗战形势恶化，博山县委机关的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刚成立半年的职救会驻扎在这边远的乡村，远离了生产支援抗日物资的工厂与职工，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1940年10月，处于抗战的需要，博山县委在上瓦泉村创办了县委机关报《众力周报》。这是一份油印的报纸，主要办报人是博山县委的宣传干事任国昕。《众力周报》作为博山县委的机关报，在博山县委所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抗日战场取得的战报、身边的抗日见闻，在抗日形势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激发抗日将士的抗日热情，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爷爷在职救会工作到1941年4月，从5月起调到当时的《众力周报》社工作，由于字写得好，负责《众力周报》版面编辑及刻版等缮写工作。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报刊的刻版、油印工作是在煤油灯下，在上瓦泉的山洞中完成的。当时的战友有莱芜的陈心恬，他后来参加西南服务团去了云南，解放后曾经任云南省委党校校长、云南人大常委。1941年末，《众力周报》停刊。
1941年(民国30年)10月，博山县的淄河区和口头区划归新建立的益(都)、临(胸)、淄(川)、博(山)边区，(即四县联合办事处)。是时，四县联合办事处“邮局”在益都县仁河区杨集村成立。它既是四县联合办事处行政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工委的政治交通组织，业务受鲁中邮政分局和泰山区领导，日常随当地政府、工委活动。“邮局”人员配有长、短武器，主要任务有三项，(一)传递党和政府文件，报纸、书刊、宣传材料；(二)侦察敌情，传递情报；(三)充任向导、护送过往干部人员。孙仲鲁任局长并兼任交通股股长(该股为工委地下交通机构)，李伯华、张成效分任交通、发行干事，王建华任会计兼收发。党内机要文件由政治交通员匿藏隐蔽专送。并由工委组织部长赵西林亲自负责，邮局内部由局长孙仲鲁重点分管，孟子珠、赵立民具体负责联系，并设政治交通员若干人，身份都为保密的，各区均设单线联络员，配备1至2人负责与部队、区委配合行动。对大宗宣传品和学习材料及大众日报，泰山、鲁中、渤海时报由各区邮务员担任传递。“四县联合办事处邮局”地处胶济铁路交通要道，鲁中前沿，是联系鲁中、渤海、胶东三大解放区的交通枢纽。设有博莱、沂山、渤海三条交通邮路干线。其中博莱干线途经博山县的口头区桑峪村和崮山区的麻庄村，再经莱芜通往泰山区一地委。另外还专设了一条特别机要直达线途经博山境内淄河畔的麻庄村到泰山区委驻地茶叶口一带。上述各站沿线均有邮局的地下交通员负责接头联系。（《博山邮政志》第一卷、第二类：战时邮政机构）
1941年10月，博山县机关转移到到上瓦泉村。（博山区党史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1941）专设的特别机要直达线就成了博山县机关与泰山地委信息传送的交通专线。随着博山县机关驻扎在上瓦泉村，《众力周报》社也担负起了从泰山地委发行到博山县委的《大众日报》在博山县委辖区的发行工作。从1941年5月调入《众力周报》社工作，到1941年末《众力周报》停刊后，一直到1942年5月，虽然仍属于《众力周报》社工作人员，有半年多的时间，我爷爷开始负责《大众日报》在博山县委辖区的分销、发行工作，6月开始，从《众力周报》社调出，专职从事邮政方面工作，负责《大众日报》在博山县委辖区的分销、发行工作。
1942年2月7日，山东战时邮局总局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双泉峪村正式成立。（山东战邮五十年）
1942年(民国21年)博山县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由于日军的疯狂大“扫荡”，博山县抗日根据地最后只剩四区(博山南部山区)十余个山村，为适应斗争形势的要求，是年4月，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与莱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合署办公(时称“博莱合署”)，8月，建立了博莱县，(原博山县南部山区的下庄、崮山、石马划入博莱县) ，是时，博莱县“战时邮局”成立。（《博山邮政志》第一卷、第二类：战时邮政机构）
1942年8月开始，随着博莱县战时邮局的成立，爷爷调入博莱县战时邮局，开始了自己的山东战邮岁月。
博山县是爷爷的家乡，他从小立志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却随着时代的洪流，一步一步，走上了一条奉献邮政的革命道路，从此离开家乡，走上了人生新的征程。
202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