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泰安有一位情报侦察和锄奸反特战线的“潜伏者”，他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用惊人的胆识和智慧与敌人周旋，为泰安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这位传奇人物名叫张文亚，原名张兴孟，1914年生于泰安县夏张（今岱岳区夏张镇）夏北村人。1937年7月，日寇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张文亚不甘做亡国奴。抗日英雄崔子明与他是街坊，受其感召，张文亚1937年10月加入夏张抗敌自卫队，1938年1月泰西武装起义后加入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被捕出狱潜入敌营
1941年1月，泰西三区（满庄）区中队长弥松溪，区长黄兴国叛变，党员干部100余人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形势下，泰西县任命张文亚为三区中队长，重建党的组织。1942年1月，张文亚不幸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时任泰西敌工部长的崔子明通过地下人员将张文亚的家属送到日寇据点做人质。敌伪军认为张文亚能把家属当人质，就排除了对他的怀疑，将其释放。党组织和泰西县委敌工部决定，让张文亚利用被捕出狱的“合法”身份趁机打入了敌人内部，成为泰安城内一名白皮红心的“汉奸特务”。
按照指示，张文亚谨言慎行，斗智斗勇，逐渐得到敌人信任，先在日本宪兵队当特务，后来升任伪泰安县保安大队第二中队长、二连连长等职，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从抗日战争最残酷的相持阶段到日本投降国共谈判，再从解放战争初期开始内战到1946年6月第一次解放泰安城，这段时期，敌人的机构组成和战术策略不断变化，斗争形势瞬息万变，泰安城内核心情报几乎都由张文亚传递出来。张文亚时刻关注敌人的一举一动，一有风吹草动他就通过情报关系人第一时间传达给泰城工委。
里应外合锄奸反特
张文亚利用“特务”身份，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积极配合党的锄奸反特工作，铲除了一批可恨的汉奸叛徒。
1941年开始，日军对泰西连续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疯狂清剿扫荡革命根据地，又逢旱灾饿殍遍野，革命斗争环境极其恶劣，1941年底，泰西县委副书记毕克波叛变投敌，张文亚参与武工队抓捕行动，铲除了叛徒毕克波。
1942年初，泰西县委书记邹靖国被铺后投敌，大批党员被捕被杀，全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2年的一个夏夜，泰西县敌工部长崔子明在城子寨村被夏张日军据点的部队包围，崔子明斗智斗勇成功突围。经查，向滨野提供密报的是汉奸特务宋其田和于维臣。
公开除掉二人，容易造成敌人对根据地群众的打击报复，于是，崔子明与敌工干部张文亚（公开身份是伪警备队特务）、马东（公开身份是伪夏张区区长）、于烈辰（公开身份是伪自卫团长）、张子元（公开身份是伪区公所勤务员）单线联系，决定演一出“以敌制敌，借敌锄奸”的好戏。
一天早上，宋、于二人陪同日本少尉高泽到夏张区公所催粮，马东先泡茶稳住他们，随后借催粮为由去夏张据点找滨野报告，留下张子元招待。张子元趁其不备将一份过期情报纸条塞到宋其田口袋里，稍后又当着高泽的面，以向宋其田掏要香烟之机，伸手将其口袋里的情报纸片带出掉在地上，然后假装好奇捡起来展开，纸片上印着“泰西军分区指示”，宋其田百口难辨。高泽抢过去一看，怒火中烧，连扇他两记耳光，将宋、于二人捆起来去见滨野。
而马东此时早已在滨野队部，将一份宋、于二人私通八路的证据交到滨野手上。原来，宋、于二人曾伪造介绍信冒充八路军敲诈富商，马东提前找到富商要到了这封介绍信。滨野看到为八路军征集物资的介绍信，认定宋、于二人是八路军内线，将他们关押起来。宋其田的大哥宋其祥也是个汉奸特务，为了救弟弟，跑去请满庄据点的宪兵队长田中说情，田中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交给滨野。此事被满庄据点的张文亚和于烈辰看在眼里。而后张文亚借机偶遇宋其祥，说：“八路想害你弟弟，你去夏张救他，下一个目标就是你。我家住夏张，经常回家目标不明显，我可以帮你捎过去。”宋其祥感恩不尽。而后张文亚约了一个特务到茶馆喝茶，由一个地下党员冒充客人，在茶馆故意泄露“崔子明要营救宋、于二人”的假消息，这个特务闻讯立即跑去把这个“重要情报”告诉了滨野。同时马东也把这个“情报”报告了滨野，建议尽快杀掉宋、于二人。滨野大发雷霆，为了不给崔子明机会，将宋、于二人杀死在夏张村口“以绝后患”。随后，张文亚到场将田中的说情信交给滨野，但为时已晚。此时，崔子明为了证实张文亚、马东“情报”可靠，又在附近青纱帐燃放鞭炮，呐喊为宋、于二人报仇，为这出戏圆满画上句号。
掩护干部进出泰城
抗日战争末期，穷途末路的泰安各县的伪军、伪政人员全部集中到泰安城里，有七、八千人，泰安城变成了伪军汉奸窝。为做好敌占区工作，1944年8月，中共鲁中区党委在泰城秘密建立泰安城工作委员会（泰城工委）。张文亚的地下工作关系改归泰城工委领导。经泰城的地下工作人员侯希章介绍，张文亚与泰城工委的许子杰建立了工作关系。
为了便于工作，张文亚，侯希章，许子杰三人在泰安城内白衣堂街租下三间房子开办馍馍铺，侯希章是经理，许子杰化名韩玉才，是账房伙计，张文亚是名义上的房东，三人以馍馍铺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泰城工委很快就把泰安城内敌人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泰城工委成立以后，张文亚和侯希章频繁往返于西关粮食市街“张五爷”家（我内线交通站），多次掩护派来的干部进城出城，其中包括来做伪军路文炳策反工作的鲁中军区指导员贺德明和曲参谋等人。
1945年9月2日下午，郭善堂（化名林洪洲，建国后改名罗国范，是打入济南日军特务机构的我地下人员）来到泰安，在“张五爷”家将两位干部介绍给张文亚，由张文亚负责把他们带进城内。原来，是鲁中军区司令员钱钧指派他们带来密令，要求张文亚许子杰做内应，当晚21时配合攻打泰安城。战斗持续一夜未能攻克，至拂晓，日本部队出兵，我军撤退。张文亚本想晚上掩护两位干部撤出泰城，不料接到伪军开会通知，部署中午12时全城清查户口。张文亚借口感冒向伪军请假，立即将两位干部转移，考虑到四关守备森严，两位干部化妆成士兵出城，有逃兵之嫌恐有危险，张文亚将二人带到广生泉澡堂，将他们的军装换成了便衣，顺利护送出城。
瓦解争取伪军力量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文亚陆续发展了忠诚可靠的部下为泰城工委作掩护，听从他指挥。其中包括伪县政府传达长李培吉、士兵潘曰印、传令兵孙凤午和邢西山、班长吴成涛、文书任华亭、班长赵西合等。
1945年8月日军投降以后，泰安的伪军迅速投靠了新主子国民党，收编以后加官进爵，摇身一变成了 “国军”。他们大兴城防，征兵抢粮，搞得民不聊生。这其中有个宁茂轩，以前是日伪保安队中队长，年轻好胜，身先士卒，作战勇猛，是打仗的好材料，国民党提拔他为先遣军二营长。许子杰让张文亚做他的策反工作争取他为我所用。张文亚投其所好，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做小妾，宁茂轩遂视张文亚为知己。张文亚循序渐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他讲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并适时公开了身份。宁茂轩发誓一心一意听张文亚安排，以后他表现很好。1946年6月7日新四军解放泰安城时，张文亚召集部下的内线关系开会，布置任务，他们各司其职做好发信号、开城门、掩护攻城等接应工作，宁茂轩率部起义加入攻城部队，为顺利解放泰城立下大功。后来，宁茂轩被泰城敌工部门派往济南加入还乡团做打入工作。
1945年底，正值泰安战后和谈，国民党泰城守军司令宁春霖进行部队改编，张文亚不受重用，调任二连连长，并配备了警备团长、三青团头子徐印川的亲信朱钦汉为副连长监视，非常不利于情报收集。张文亚通过了解，朱钦汉原是地主出身，从解放区逃到泰城生活困难。张文亚以关心属下为由，接济他200元钱，又送去粮食慰问，朱钦汉很受感动。为方便工作，张文亚请朱钦汉帮忙介绍加入三青团，朱钦汉将张文亚的个人情况和盘托出报告了三青团头子徐印川，徐印川认为“张文亚通八路”。张文亚临危不乱，以辞职为由大发牢骚表达不满，最终消除了徐印川的疑虑。事后张文亚借机怒斥朱钦汉多嘴惹事，朱钦汉羞愧自责，以后再也不向徐印川汇报张文亚的活动了。他后来对张文亚和许子杰的接头活动都有察觉，也认识许子杰，但他都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一直听从张文亚指挥，直到张文亚离开泰安。
冒死营救被捕同志
1945年10月，伪泰安县保安特务队长张涛提供线索，城东杏园、卧龙峪一带有八路军活动，伪保安司令朱茂轩带领600名伪军进行搜捕，将泰城工委委员武效周、通讯员小王逮捕。武效周刚刚调来，准备接替许子杰工作，带着公文还没进城就不幸被捕。
在伪县看守所，敌人怀疑武效周是八路军，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也没审问出结果。朱茂轩正为此大动肝火，张文亚毛遂自荐审问武效周，提出要智取，单独审问人犯，朱茂轩欣然同意。张文亚拿着朱茂轩的手谕，当着众人的面大骂武效周，让传令兵（内线人员）将武效周押到办公室单独审问。张、武两人分析形势，商量对策，编好假供，武效周签字画押。次日张文亚对朱茂轩报告说，“此人吴条州，是八路军的交通员，在送公文时被抓获，是个送信的不是干部，扣押无用，建议释放。”不料政治处要求重审，原因是武效周当兵是八路军高级干部介绍的，应该也是干部。张文亚当着政治处人员的面声色俱厉说道，“这是不信任我办案啊！重审可以，如果还是没有结果，我丑话说到前面，我要和你们政治处算账！”朱茂轩怕矛盾激化横生事端，当场宣布结案，将武效周释放。
1946年春节前，许子杰被肥城保安队的一个特务朱宝瑞（许子杰在长清打游击时的老对手）认出。大年初三一早，许子杰在城内执行任务后被盯梢，走到西门外被逮捕，押解途中被益寿堂的情报员郭殿武和张文亚的传令兵邢西山发现，报告了张文亚。张文亚感到事态严重，弄不好自己也会暴露，他立即让侯希章和妻子赶到西关工委驻地茂盛春饭店找到余乐亭书记汇报情况，得到指示是“通过军事三方（国、共、美）调处执行小组工作，以换俘名义释放许子杰。”张文亚不等不靠，备上厚礼找到老乡肥城保安队中队长李瑞超，说韩玉才（许子杰）过去是当八路，但早已自首撇清干系，现在有家难回给我当伙计混碗饭吃，恳请他给保安大队长鲍兴三说情放人。结果李瑞超在鲍兴三那里碰了钉子，他没救成人还沾上了通八路的嫌疑。原来执行小组点名要韩玉才（许子杰），鲍兴三认定韩玉才一定是共产党，但不想立即交给国民党警备司令宁春霖，想借此顺藤摸瓜立功提拔。宁春霖后来尽管知道此事，但迫于执行小组压力，又将许子杰从司令部监狱转到伪县看守所审讯，以避开执行小组调查。看守所里有个士兵是张文亚的关系，通过朱钦汉告诉张文亚这个情况。张文亚立即到看守所了解，看到许子杰后，他把狱长支走，告诉许子杰泰城工委正在营救他，让他一定坚持住，咬定自己叫韩玉才，是个买卖人。
祸不单行，正月十二，同在馍馍铺工作的侯希章也被捕了，关押在伪县警察局。张文亚立即找到警察局的熟人李景章（督察长）。经过交谈，发现警察局对侯希章的情况不了解，只是猜测侯希章有通八路的嫌疑。张文亚给李景章说，“侯希章是我朋友，我担保他清白，请高抬贵手。以前他当八路为了混碗饭吃，被捕后已经自首，共产党现在到处抓他，他躲在城里靠借贷生活。如若不信，您可以详查。”李景章很狡猾，借口自己无能为力，把事情推给局长欧阳瑞峰。张文亚又找到好朋友明光林（伪县长明光普的二哥），说侯希章的家属天天上门哭诉要人，请他帮忙请明县长给警察局长打个招呼。明光林听罢直接找欧阳瑞峰说明情况，由张文亚作保，将侯希章营救出狱。侯希章无法继续在城里工作，又调回西关工委。
1946年3月，许子杰仍未脱险。面对军调执行小组的追问，宁春霖一直以查无此人为由拒绝释放许子杰。张文亚派交通员郭殿武和妻子王发英出城给西关工委送信，报告许子杰被押在伪县看守所。几天后，执行小组视察看守所，找到韩玉才（许子杰），新华社记者将牢房犯人小牌拍了照，才在换俘名单上加上韩玉才（许子杰）的名字。面对执行小组的证据，宁春霖只得将许子杰释放。
率部接应解放泰城
1946年5月，国民党早知和谈无望，加紧备战，泰安城内大搞“整肃运动”，大肆搜捕共产党，眼看一场大战无法避免。在敌人鼻子底下工作，张文亚和留守在城内的地下人员处境非常危险。这个期间，情报主要由张文亚的妻子王发英和“益寿堂”郭家母子来传递。张文亚将敌人的作战部署，城防情况，兵力火力情况源源不断送到工委，为解放泰安城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
6月7日中午，益寿堂的郭殿武给张文亚带来情报：当晚新四军一纵攻打泰城，由张文亚负责内应，攻城时抛火球为信号示意位置。张文亚立即召集守城的地下人员开会，部署配合解放泰城的计划。
6月7日晚上 22时，战斗打响，四门敌人撤入城内固守，战斗陷入僵持，张文亚负责敌人南门城防。次日夜，张文亚带传令兵潘曰印在南门瓮城向城外连抛3个火球，希望与攻城部队取得联系，没有得到回应。直到10日上午，张文亚心急如焚，他亲自到瓮城炮楼前沿出示我“完成部队”在此的番号。下午6点，攻城部队全面开火，猛攻泰城。在南门城楼，新四军在火力掩护下竖梯登城，张文亚厉声喝止警备司令亲信、副连长朱钦汉停止射击，谎称作战计划是“放一部分新四军登城，然后围剿”，命任华亭传令打开南门放新四军进城，为攻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减少了攻城部队伤亡，开启了胜利大门。此时，警备团长徐印川带特务连到南门阻击，张文亚朝他打了一枪，并命令机枪班向其射击，徐印川仓皇逃窜。随后从火神庙赶来的敌特务营向张文亚一部疯狂还击。战斗中，张文亚被流弹击中，受伤倒地。他命令宁茂轩率部与攻城部队并肩作战，命令吴成涛为登上城墙的新四军作向导，向东攻占东关城楼，命令任华亭带领南门进城的新四军，沿通天街攻进伪泰安县政府。随着后续部队涌进泰城，敌人溃不成军，泰安城被顺利攻克。
新四军发现张文亚后，立即安排卫生员进行紧急救治，很快，许子杰也进城找到张文亚，为他办理了住院介绍信，当晚转移到夏家庄新四军医院治疗。随着泰安城的第一次解放，张文亚也告别了自己多年的地下工作，回到阔别已久的部队。
张文亚简历
张文亚，1914年生于泰安县（今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夏北村。1937年10月加入夏张抗敌自卫队，1938年1月加入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起历任泰西三区中队长，泰西县独立营第二游击大队指导员。1942年1月战斗中被捕，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安排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先后在满庄伪警备队、泰安县日本宪兵队、伪泰安县保安大队潜伏，历任泰安县伪保安大队第二中队长、二连连长等职，在1946年第一次解放泰安战斗中负伤，二等乙级残疾军人。1949年曾参与审讯国民党将领杜聿明。1956年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一直在夏张老家务农，文革后平反恢复团级离休待遇。2003年作为抗战老兵和战争见证者，参与呼吁启动“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纪念活动。2012年9月2日在夏张老家去世。
（刘晓东 根据党史资料及老同志回忆文章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