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攻海南岛
1950年4月16日，四十军正式攻打海南岛，19000人乘300艘木船渡海攻打海南岛。岛内的琼崖纵队和我们先过来的两个营，从岛内打出来，，形成和渡海的大部队里应外合夹击敌人，在天亮之前二营五连首先把海边上的最高山头一临高角山头敌炮兵阵地拿下，然後两个炮兵班上去，把炮口对准敌人开炮，掩护海上大部队迅速登上陆地。马上打向岛内，一举突破了敌人的二道防线，国民党的军队抵不住解放军的强大进攻，节节败退。4月23日就占领了国民党的老巢海口市，俘敌600多人，缴获汽车40多辆。355团的二营利用缴获的汽车化装成国民党乘汽车通过撤退的国民党军队，直插榆林、三亚等港口，两个连堵住后撤的敌军并进行猛打，有个国民党的军官还破口大骂，你们瞎了眼，自己人打白己了。六连长也骂他，你睁开狗眼看一看，老子是谁，经这么一打，把敌人全堵截在公路两边了，后边来的解放军上来后把他们全部俘虏。353团的五连把榆林正要上船的被敌军俘虏人员全部截回来了，海上的敌大船看到码头被占领，开着空船逃跑了。4月30日海南全岛得到解放。我们在海口市东头一个小楼住，第二天我们的排长赵甸信同志回来了，他说被俘的那天，莫名其妙地就被把枪缴了，他们刚进村子，在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上来几个国民党的兵，一点准备都没有。抓去后把他关在一个空房里，到晚上他跳窗户跑到山上去，等国民党军队走了后才下的山，七班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我们转移时，留在敌人医院的伤员王玉禄同志也回来了，他说国民党的医院乱得很，没有看见过医生，他主动的找护士换过两次药，伤口基本上好了，在医院里没有人管理，吃饭时谁抢着谁吃，他去时第一顿饭就没抢到，第二顿饭时他找了一个人，一个人掩护另一个人抢到一盆饭，如果一个人根本就挤不进去。海南解放后，我的身上有30多元（银元），带在身上很沉，也不方便，於是我到金店去买了两个金戒指，带在手上又轻巧又方便。30多元银元是从那来的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发的4元，听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人士捐赠的，战士2元，排以上干部4元；在海南登陆掩护突围时，我脚负伤发了16元的负伤费；另有五天没有在伙房吃饭，给的伙食费一共有31元。那时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每隔几个月后，发几个零花钱。我们在海口住了十几天后，于5月15日又坐船回到我们的出发地灯楼角村。在这里休息了几天后，准备行装，打算到河南洛阳去建军营，没有战争就在军营里搞生产和文化学习。
三次学文化两次政干校学习
我从军21年，有三次学文化，两次进步校学习的经历。虽然三次文化学习没有从头到尾的学习完，都没有拿到证书，但也确实学到了一些文字，可能达到小学的文化程度。对一般报纸、杂志刊物和一般的文件都能看下来了。经过三次文化学习和两次步校学习，对本人来说，那是有得有失。得的是从一个只字不识的文盲变成了一个有一定文化的，有中专文凭的小知识分子。失的那可是无法估量的。因为我在学校学习中，部队大提干，本人至少少提了两级，这可是终身的损失，是无法挽救的，永远也是弥补不上的。
第一次文化学习是，在解放海南岛北上到广州时，1950年6月7日，四十军到达广州市，广州市民高搭彩门、玩狮、玩龙、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四十军将士们，全军官兵都沉浸在胜利、荣耀欢乐和兴奋之中。自雷州半岛行军到广州之际，美帝国主义侵略了朝鲜，於是，朝鲜战争爆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命令四十军不再去河南洛阳生产和学习文化，直接开赴鸭绿江边防备万一，并编入刚组建的东北边防军。从广州出发前，四十军选拔了一批工农出身的，有战斗经验的基层干部，到长沙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学习文化，我也被选中。1950年6月10日到长沙学习文化，我被编到只字不识的一大队一中队一排，一个排就是一个教学班。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共学两门课，语文和算术。教员都是从地方上的学校中新招入伍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性很高，对我们这些有战斗经验而没有文化的小干部都很尊重。教学的积极性也很高，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学习也认真，接受得也很快。在晚上教员们也到宿舍去辅导我们学习，和小学生不同的是，一年级是没有作文课的，但我们有，学习三个月后就有作文了，有的学员作文相当的好，有一个学员的作文还上了长沙的报纸。
1950年10月19日，四十军赴朝鲜去打美幽鬼子去了。在朝鲜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部队伤亡很大，四十军为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决定调回一部份学员到朝鲜参加战斗。学校一动员我马上报名去朝鲜参战，得到学校的批准，由学校组队后，学校派专人把我们送到四十军留守处。
参加抗美援朝
学校组队完毕后，1951年3月7日派专人把我们集体送到辽宁省辽阳四十军的志愿军留守处，在留守处我们换成了志愿军的军服，并把暂时用不到的东西留在留守处，还有凡是带中文字的东西也不让带进朝鲜去。
3月15日我们坐上给朝鲜前线运货的火车，从宽甸进入朝鲜，当我们坐的这列火车进入朝鲜境内第三个火车站时，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我们又步行到前一个火车站又上了火车继续前进。当时的美国飞机非常的猖狂，驾驶员的技术也非常的高，他能顺着山沟飞行，见目标就扫射和轰炸。志愿军那时对飞机也有些恐惧感，只能躲藏和隐蔽，就是不敢打，就怕惹出麻烦来，火车和汽车只能在晚上开，天亮后躲进山沟隐敝休息。第二天我们换汽车到前方去的，早晨6点钟我们到了118师的师部，在师里吃了早饭后，我们翻过一道山墚就来到团部，组织股长接见我们，他分配我到通信连去当通信排长，通信排是我的老家，1948年我就是从通信排出去的，班长们是我们同时的战友，互相都很熟悉。
通信连共有三个排，第一排是无线电排，一个人有一部无线苏式步谈机，第二排是有线电话排，有三个架线班，一个总机班，第三排就是通信排，有三个通信班，一个骑兵班。通信连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全团的信息畅通和联系工作，战时都分到各首长、各部门去，执行首长们和部门的任务去了。所以说通信连当连、排级干部都成了空手司令了，手下只有一个炊事班了。通信连的干部只要在平时把训练搞好就行了，他和战斗连队不一样，战斗连队的排、连干部们都要带兵冲锋陷阵上战场杀敌人。所以说在通信连当干部到打仗时是最轻松的，只要把伙食搞好了就行了。特别是通信排长，那就更好了，打仗时跟着团指挥所行动。特别是行军时还有马骑。因为骑兵班有两匹预备马，在行军时无人牵，由我牵一匹，另一匹都是由连部的文书牵一匹，一来驮点文件，二来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和全团的所有排长来比，那个也比不上通信连的通信排长舒服。可是好景不长，排长还没有当够呢，团政委找我谈话，让我当通信连的付指导员。说实在的我还是想当我的通信排长。那时我虽然在长沙学习了几个月的文化，那还是远远不够用的，全连人员的名字，我都认不完，怎么当文职官呢？不干又不行，真是赶鸭子上架，1951年8月正式上任付指导员。
在朝鲜说起打敌人的飞机来，那是有一个过程的，刚开始不敢打，只能躲藏和隐蔽，然后就不怕了，只要看到敌机就打，经过这么一打，敌机就不敢低飞了，到1951年的10月，我们有了高射武器，我国内的战斗机也参加战斗了，这时我们完全控制了北朝鲜的上空，敌机那种猖狂一去不复返了。我当付指导员后，四十军开到三八线上去，把前沿阵地上的兄弟部队换下来休整。敌我双方都占据山头形成对屹，中问只隔一道山沟，互相面对面的监视着，谁也不能有半点差错，一不小心就会被对方的特等射（狙击）手击毙。在晚上双方都派出小分队袭击对方。团部就住在板门店镇的北面两公里的山沟里，离前沿阵地也不过三里多路，板门店是谈判的所在地。在板门店的四个角上，有四个大气球，高高地悬在上空，在二十多里远都能看得见，在气球内就足和平地区，不管哪方都不能往里打炮，飞机也不能从上边飞。不管哪方只要不带武器，都可以去赶集买东西。十六个国家的钱都能通用，炊事班每天到板门店去买菜购物，但值钱的还是中国的人民币，因为中国运来的是朝鲜人最喜欢的货物，如大米、黄豆、白布等，这些货物我们只收人民币。
想买中国货那就必须先换到中国钱才能去买，美国军队想买黄豆，还不是要先换钱，然后再去买呀！从1952年10月谈判以来，美国帝国主义总是不好好地谈。在战场上把他们打惨了，他又来谈，谈着谈着又中断，总是反反复复的，就是达不成协议。他还最会耍懒，他偷偷地爬到板门店的大气球上去，观察我们的阵地，来指挥他的炮兵向我们阵地打炮，我们多次给他警告，谈判小组来调查时，他说是误错，保证今后不会再出现此情况。他说话是一惯的不算数，过不了几天，又会犯同样的错误。在前沿阵地上我们也组织了特等射（狙击）手，对敌前沿阵地上的敌人，只要是狙击手能看到他活动，一枪一个准跑不了他。把敌人打得连洞口都不敢出来，解手都解在罐盒里甩山洞口来，打得他白天不敢行动。敌人也组织特等射（狙击）手打我们，但我们的工事挖得深，人走在战壕里，根本露不出头来，他们看不见人的行动，敌人只好用他的大炮对我们后方通往前沿阵地的通道进行不定时的轰炸射击来阻止我们对前沿的供应。我们的战壕修得人在里面，外边根本看不见人，就是把炮弹正好落在壕沟里，但也没有那么巧正好有人走呀！
有一天志愿军总文工团要到前沿阵地去慰问演出节目，团长让我带文工团的同志到一营前沿阵地去，一个洞口一个洞口的演出，团长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其实我本人也没有去过最前沿阵地，要求我完成任务后完整地带回来。上路之前我对他们讲，只要跟着我走就行。刚上路走了不远，敌人的一阵炮弹打过来，正好落在我们的右侧爆炸了，文工队员们同时趴倒在地，脸上、手背上都被战壕两边的墙壁划破了。然后我又对他们讲，敌人打他的炮，我们走我们的路，不要管他，只要炮弹落不到沟里边，那就没事，如果真的炮弹落到壕沟里，趴下那更危险，趴下后占的面积更大了，真的落到壕沟里，自认倒霉。我们很快来到一连的一个坑道口，这个洞里有两个班，是人最多的一个洞口。首先是女声独唱，正唱着有几发炮弹落在洞口的上边，震得土直往下落，女文工队员吓得脸发黄唱不出来了，但她看到战士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和没有事似的，她马上说：对不起，让你们见笑了。同志们鼓励她说，不怕，刚来都是这样，并说：你们能到这个地方来就不简单了，就是对我们的最大鼓舞，还给演节目，真是难能可贵呀！我们应该好好的谢谢你们。谢谢首长对我们的关心。通过战士们的这番话，对文工队员们鼓舞很大，使他们更有信心和勇气。到第三个洞口演出时敌炮弹又落在洞子顶部，这回不管土怎么往下落，山东快书照样的说，一点没有停，战士们热烈地欢迎他。到最后一个洞口去演节目结束时，一连指导员用炮弹壳做的花瓶送给文工团作纪念品。演完节目下午四点钟，我带他们顺利地回到团部后，我对团长说完成任务回来了，人一个也不少，现在向你交差了。团长说：好啊，我也向上级交差了。文工团员们对团长说：前沿阵地的勇士们真了不起，每天就在那么小的山洞里，连活动的地方都没有，情绪还那么高。团长说，最难受的还是他们对而的敌人，连去厕所都不敢去。可我们的战士不论在多艰苦的情况下，都能打胜仗。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部队住在营口里村，在休整和训练一个阶段。利用这个时间部队开展三反、五反活动。团政委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来到通信连对司务长进行反他的贪污罪，是重点打击的对象，当成“老虎”来打。工作组都不让连里的干部参加，指导员都不知道，也不许过问，真好像是个老虎一样似的。司务长原来是葫芦岛警备部队的，为了支援抗美援朝，1951年补充到志愿军来的。那时国民党重庆号起义开到葫芦岛港口隐蔽，中央电台发布信息说重庆号开到苏联去了，敌人派多架飞机搜寻，想炸沉在海底，经中央播送假信息后，蒋介石信以为真，也就不再找了。其实重庆号正在葫芦岛码头卸货呢！卸货由葫芦岛的警备部队负责，在卸船时，说是有个战士扛着木箱下船后一不小心把木箱给摔坏了，里面装的金条，被团长看见，就叫那个战士扛到团部去重新包装，扛去后就叫那个战士走了。下边知道这个事情后，各级干部都去偷拿金条，所以凡是警备部队来的同志，都当成“老虎”对象。在运动的开始时，司务长说，这情况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不用说是拿金条了。但工作组的人不相信他说的话，工作组分成两班，对他进行白天晚上的谈话，非要他说出来才让他睡觉，可时间长了，他实在受不了，后来搞得迷迷糊糊的，开始乱说一套，问什么说什么，最后问他把金条放在哪里去了，他说都埋在葫芦岛的西山坡了，等他复员后好去拿回家用。他这一说，也让睡觉和休息了。一些情况越说越矛盾，越说越是驴唇不对马嘴了，开始乱说一套了。运动后期他冷静地想了一下说：以前说的都是假话。重庆号来葫芦岛是绝对保密的，他听都没听说过，上哪去拿金条呢？最后给他个警告处分，原因是不老实，说假话，真是太冤了。假话是他愿意说的吗？不说能行吗？真是有理无处说了。
营口里这个地区，敌人用飞机投下无数的不定时小炸弹，这些炸弹不动它不爆炸，当地老百姓无法下地劳动，请求团里派工兵排除地雷，这种地雷不大，每个就和拳头那么大，有两个翅膀就和蝴蝶一样，人们叫它蝴蝶弹。步兵团当时没有工兵，团里只好向师里请求来工兵帮地方排雷，师里派了一个工兵排来，归我们通信连管理，当排到第三天时，工兵排长因为太大意，只图快而没有按程序操作，就和菜农拔萝卜一样，两手同时拔，一手一个地拔，一时没有摄住翅膀，就爆炸了一个，工兵排长当场炸死了。死后老百姓给他开了追掉会，表彰他的功绩。1952年2月以后，敌我处于相持阶段，大的战斗也打不起来，谈判看样子也很难在近期内达成停战协议。四十军利用这个战斗空间，决定调回祖国，一部份基层干部学习文化。
第二次回国学习文化
1952年2月4日的中午，我正在炊事班看从板门店买来的鸭子，大家在那里说如何拔鸭毛，怎么才能拔得干净。正在那里聊得起劲呢，通信员来叫我到政委那里去有事。一般的都是团协理员找，今天政委找我会有啥事。我去问政委有啥事？政委对我说，军里组织一批干部，回国去学文化，叫你去一个，从通信连再选一个排长去，征求我的意见那个排长好一些，我说去学习文化，那就找一个文化低的去吧。一、二排的排长都是有文化的，只有通信排长没有文化，就叫他去吧，政委同意了我的意见，他说好吧，就让他去。2月6号我和通信排长坐上运输连回国的空汽车回国，为了减少伤亡，一个汽车上只准坐两个人，就是在路上被敌机炸掉一个汽车，也损失不大。当时我们用的汽车都是从苏联买来的戛斯车，一辆车只能拉两吨半重。跑起来很快，天亮住在兵站隐蔽，天黑后再走。我在兵站的防空洞里睡了一觉后，怎么也睡不着了，我起来后走出防空洞顺着山沟往里走，走了不远，一看全是罐头，我看见有一个大的防空洞，里面全是装的木箱子，一看全是罐头，我顺手就搬了一箱，回到我睡觉的防空洞，打开一看，有12个牛肉罐头，给了通信排长4个，那4个给二连付指导员，我们带回国吃。我这个人在战场上是从来不拿金银珠宝什么的好东西，只要有好吃的那可不能放过，所以说这会有这么好机会还能放过吗？在路上汽车开得非常快，那些司机才不管你车上的人受得了受不了，只管跑他的路，我们坐在车上把屁股颠得生疼。凌晨四点多钟就到了新义州的鸭绿江边大铁桥，这个铁桥是单行道，过桥之前必须先给对方打电话后再通过大桥。按规定过桥来必须停车，接受防役站的免疫注射，可是这些司机不愿意注射，过桥来不停直接开到转运站去了。我们到转运站后刚睡下，还没睡着呢，防役站的人员上门来补打防役针。2月8日我们来到鞍山市郊的小屯镇四十军教导大队。首先进行按个人认字的多少编队，因为我50年在长沙学习过几个月的文化，我被编到一中队一排。还是一个排就是一个教学班，一队是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起。一中队住在小屯东2.5公里的一个村庄，离温泉一里路，离千山风景区2.5公里。在温泉附近有几个疗养院，是日本当年修的，我们经常地去温泉洗澡，一角钱洗个够，没有时问限制。从朝鲜到这里真是两个天地，在朝鲜天天提心吊胆，又是防空又是防炮，每走一步都不能大意，到这里可好了，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每天还要集体跑步和作广播体操。1952年是国内开展抗美援朝的高潮年，全国人民各行各业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用实际行动创造更多的生产品，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朝鲜战场。文艺团体和学生用义演的钱，来给人民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好好地在朝鲜打美国鬼子。
这次我们是专门学习文化的，课程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是用速成法来学习，特别三、四中队，他们是学习拼音来认字，学习得很快，一天学习几百字，当时的口号是一天就能当文字团长。
我们住这个地方离鞍山较近，每户农民几乎都有人在鞍钢当工人，家家都富得很，要花钱有工人挣，要吃粮家里有地种，都富得流油，生活那就不用说有多好了。工人上班坐环城铁路火车凭本免票坐车，军人还要买半票，钱虽不多一角一张到鞍山市的车票，但同志们还是有意见，工人不要票为啥军人要票。有个星期天，三中队有几个人到鞍山去，来晚了买车票来不及，想先上去再补票，检票口不放行，于是就吵吵起来了，话赶话没好话，越吵越凶，后来把售票窗口给砸了。把事情闹大了大队来人和车站共同协商，以后志愿军进城不用再收票了。我们每个星期天几乎都去鞍山市内看戏看电影，实在是方便得很呀。我们在这学习，伙食也不错，吃的学员灶。我们是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住的那问房子三个人，那两个是119师的一个付连长，一个是司务长。因为我们房东是个卖酒的小铺，还有卤驴肉卖，我虽然不喝酒，但愿意吃两口驴肉，俗话说得好，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好吃得很，天天都是如此。我说我们凑点钱放在这里，每天买就是，我和那个付连长每月35元，每个月拿山15元来，司务长每月的工资25元，拿出10元来，由司务长保管买酒和买驴肉，每天都是那么多，到时房东就给送过来，我们的钱还用不完呢，那时东西便宜得很。
从朝鲜回来一个月后，我给家里去了一封家信，试探一下能否接到？这是离开家后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过去是在战争时期，没有准地方，不好给家里写信，现在全国早就解放了，我又要在这里稳定一个时间，如果家里接到信后回信我也能接到，当我把信发出后，第13天上就接到了家里的回信。家里接到我的信后，惊动了全村，都认为在几年前被淹死了的人，怎么又来信了，莫非是没有死，亲朋好友都来祝贺。特别是和我一起出来的那些家属都来家打听消息，家里人怎么知道那些情况，我又没有写那么多。特别是母亲自接到我的信后，天天催父亲去看我。父亲说去也得先弄到钱才能买车票去呀。父亲来说，根本没想到你还活着，1945年8月国民党在咱们家乡散传单说，去东北的八路军在海上遭遇大风，把船都刮翻了，八路军全掉在海里淹死了。母亲也认为是真的，一哭就是两三年，只要是有人提起你，马上就哭一阵。以后把眼泪都哭干了，这几年才好一些。自从接到你的信后，又开始哭起来了，不过这个哭不是那么难受。
当我接到家里来信的第八天上，父亲就来看我了。那时家属来队探亲，都要住小屯大队的招待所里，不准住在各队。可以在星期天和中午时到队上来看看，但吃饭必须回招待所吃。我父亲在我这里住了三天就去吉林省桦甸去看姑姑去了。过去因家里穷爷爷带全家到桦店去种地，日子过好了又回山东老家了，姑姑嫁给了当地，所以就没有回山东，现在成了一大家人家了。父亲从回山东后还从来没有去看过姑姑，这次是利用这个机会，我给买好车票去的。在姑姑家住了七天后，又来到我这里住了七天，就回山东老家了。学习完后回朝鲜的事情没有对他说，免得家人挂念。
有一天我们正在课堂上课时，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到大队去开大会，是追悼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革命的导师斯大林的逝世。搞得很隆重，大会壮严肃穆，全国下半旗，轮船、火车在上午10点正鸣笛三分钟，戏剧院、电影院停演一天，以示对斯大林的悼念。
在学习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通信连的通信排长在三队学习，他请假来一队看我，晚上10点钟了还没有回队，电话来问我，来看我没有，我说根本就没有来。就这样开小差了，成了一个逃兵，前几天他老婆才走，可能是被老婆拖了后腿才跑的，太可惜了，太不珍惜白己的革命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