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学文化
我们抗洪回来后，从余积屯搬到东边的三家子屯住，这个屯紧靠河，河边还有一片树林子，是喂马的好场所。在这个屯子进行了更换武器，由高机枪换成了57防坦克炮。这种炮在步兵团里，是六匹马拉一门炮，人骑在马上，马又拉着炮，一个连九门炮在行军时，排成一道长长的巨龙似的，从远处看非常的壮观。全连共有63匹马，所以叫我们连住在这个村子。原来我们是打飞机的，可现在换成防坦克炮，今后的任务是打坦克了。武器换了作战对象也变了，武器性能也不一样了。为更快让我们撑握炮的使用，专门从炮校分来几个骨干，1、4、7班的基准炮班的班长，还有三个付排长，一个付连长，还分配给我们连一个兽医。63匹马集中起来一大群。换装完毕后，把各班的付班长，付班长瞄准手和各班的驭手和从炮校分来的人员留在此地学习炮的知识，其余的全连人员到义县以南的15公里的泥河子去备料修盖军营，我们连在山上负责打石头，用来修营房打基础用。有一天我正在山上打石头，连部通信员上山来通知我，团政治处的闫主任找我去，说是有事找我。我到闫主任那里去后，他告诉我到长春第七步兵预备学校去学习文化。
朝鲜战争结束，全国大陆得到完全解放，全国人民进入和平时期，努力搞好各种生产建设。军队也没有仗打，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首先要盖军营，军营也由军队自己来修建，正在备料的过程中，调我到长春第七步兵预备学校去学文化。这是我第三次文化学习了。1953年12月我到长春步校，校址在效区，在军用机场和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中间，进城非常方便，在学校的大门口就是有轨电车的车站，有轨电车直通市内。我们学校在开学前还组织了一次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去义务劳动过一次呢。这次学习和我前两次学习一样，只是学文化，没有任何的课目，学习还是只有两门课程，语文和算术。这次我编在四年级的教学班。学校要求集中一切精力把文化学好，学习多长时间问题没有定，只是说：没有别的安排，只管学习就是了。
在学习期间我爱人从山东老家来看我，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招待所规定，家属来校探亲的，只能住一个月。爱人是个农民，又没有事情做，在招待所住一个月后，我在市内找了一个房子住，反正没有事情做，就找了个裁缝店学手艺。我给家乡去了个信，把户口从山东迁来长春市。可是刚把户口落下不久，我们就接到转学的命令，要转到四川省重庆市北碚步兵学校去学习政治。重庆在祖国的大西南，长春在大东北，两地相距太远，长春这里举目无亲，经过商议后，还是决定把户口迂回山东，人也回老家算了。于是爱人坐我们的包车一同到天津火车站，她买票回山东，我们继续南下。到西安火车站时，在站台上遇到我们团的战友们到兰州预备部队去报到的。他们都被提拔了一级后来的，因为我在校学习，错过了一次提高一级的机会。火车到宝鸡火车站下车后，住军转站，第二天坐汽车前往广元。那时汽车客车很少，坐的大卡车，每个车上坐35个人，第一天到免县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在街上吃的涝糟鸡蛋，这种饭我是第一次吃，甜甜的，酸酸的有点好吃。吃完早饭上车时一个老太太挎着一栏核桃卖，我给她五角钱买核桃，她把一栏子核桃都给了我，还要找钱给我，她又没有零钱，我说不要找了，她高兴得不得了。她把核桃倒在车上，一车人吃到广元还没吃完呢。那时的东西实再是便宜得很。就是那么便宜，也没有人买。那年宝成铁路已经动土修建，重庆至广元已经通车。我们从广元坐火车到重庆。汽车到广元时，天已经大黑了，我们在旅馆找床位时，因语言不懂闹出了笑话。那个女服务员说：这屋里还有一锅（个），我们那个同志说：我们不住锅，要住床。四川话叫一个，叫成了锅。当火车开到资阳站时，有人说资阳的卤兔子便宜，我到站台上买了一个，才收了一元钱。几个人吃了一顿，要是在长春买，没有三元钱买不下来。那时四川的东西就是便宜，鸡蛋一分钱一个，上等猪肉0.37元一斤。如果在饭馆吃饭，用两元钱随便吃。1956年1月20日我们来到北碚步校。
第一次步校学习
从大东北一下子来到大西南，从气候上说那就不一样，长春那边天寒地冻，正是寒冬腊月灭，到处都是大雪复盖，满天雪飘，寒风刺骨。北碚这个地方可就不同了，到处都是绿的，有不少的树上连树叶都不掉，真是南北两重天哪。我们1956年1月25日来到北碚，棉衣已经穿不住了。不冷也不热，太好过了。学校的校址在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的中间，特别是和农学院只有一墙之隔。学校里都有小卖店，有时去买东西时，经常地到他们的学校去。我们刚到学校，学校就宣布了一条纪律“不准和那两个学校的女生耍朋友，找对象，就是找了也不给开证明信结婚，因为在大学期问是不准谈恋爱结婚的。要找对象去纺织厂和印染厂去，他们那里女工多，工会的人员欢迎我们去找对象”。当时我们班里有几个从西藏来的付指导员，就找了一个纺织厂的女工，并在校里的公寓结的婚。1956年正是我军学习苏联那一套建军的模式，他那一套完全是教条主义的那一套。学校里住着苏军专家组。经常地到课堂去检查，在夏天不到40度不准穿短袖衣服。一到星期天他们就组织卫生检查小组，带着雪白的手套到门后边的死角去摸，如果发现手套上有黑点，那就要重新打扫。经过这么一搞，一个星期天就全报销了，那也去不成。我们学员都非常反感，如果在平时看到军事专家都躲得远远的绕开他走。
这次我们主要的学习，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事科目也有但不多，只学了单兵的一整套作战动作，从进入阵地、冲锋、通过防毒地段、单兵射击。这一套下来后，个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56年学校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的仪式。授衔仪式在大礼堂举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搞得非常隆重，首先由校长宣读军委的受衔命令，因为学校人多，按照军衔的大小，先大后小的宣读名单后，军衔发到各队，然后由队发各班去。我被授为上尉政治指导员，工资117元。我是连级干部中军衔最高的一个。中午在食堂举行盛大的午宴，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授入。这时每人都带上新的军衔参加宴席。由苏联专家致祝酒词，校长举杯开宴祝酒干杯。
毕业之前在东海舰队的大舅哥来学校看我，他是东海舰队登陆艇大队的大队长。他利用军事拉练的时机和地方上搞协作，在长江上训练时，把上海的日用品装上船运到重庆，再把重庆的大米运回上海，这样他也解决了油钱，地方上也至少省了一半的运费，这是军地双赢的协作。我们还到北碚的照相馆照了像，又吃了一饨饭，他就回重庆去了。
毕业前夕学校服务社从西藏免税进来一批手表，最好的是“海上霸王”，每只500元，当时我手中只有800多元钱，考虑到要毕业了，还要回部队去，怕钱不够用，没敢买好表，只买了一块135元的手表，这块表好得很，四十多年了，现在还很好，就是发条断了。
这次学习是1956年1月入学，至1956年9月28日毕业，经过几个月的学习，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毕业后学校把各大军区的人员进行编队后，由学校派专人送到各大军区去。沈阳军区这个队是1956年9月29日正式出发。在路上的住、行、吃都由学校负责。我们只是跟着走就行了。这次回部队是走的水路，在重庆港上船到武汉，在武汉再转火车到沈阳去。从重庆到武汉的船只能白天走，在宜昌要住一夜第二天再到武汉，这天到宜昌时，天还早才下午四点半就到了。船在码头停好后，都到宜昌城里去玩和买东西了。在饭馆吃的晚饭，给炒的田鸡肉，我们不知道田鸡是什么，问老板时，他说是青蛙，这还是第一次吃这种肉呢。吃完饭后我又去买了一个牛皮箱做的皮箱好装衣服用。现在还在呢。在回船的路上可真巧又碰上了大舅哥，他也是回上海去，住在宜昌第二天再走，我们说了一会话后，就各自回船休息了。
30号早上七点半开船前往武汉。顺长江而下弯弯曲曲，江面一时宽一时窄，水流也一时急一时缓，有的地方两边都足高山坡陡，船上的人一跳都能跳到岸上去，在急流险滩中，船老大都能顺利安全的通过去。船很快到武汉了。我对领队说到武汉时我到高级步校去看一个人，可能回来晚些。下船后住军转站，看好床位后我就去高级步校。我到门卫时还没有下班，在门卫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是跑过来的，一见面他就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我说就是给你惊奇，所以事先没有给你来信。我知道你在这里是个巧事，有一天我在食堂吃饭时，大队的教导员端着饭碗到我跟前问我是那个县的，我说是沂水的，他说有个人你认识吗？我问他是谁？他说是秦顺，我说何止认识，我们是同乡又是一个班的同事。我的教导员和秦顺是在武汉步校学习完后，秦顺留校当大队政委。他就分到北碚步校当大队的教导员，我正好在他的队里学习。你说巧不巧嘛！说起来我和秦顺的巧事，那真是巧得再也没有那么巧的事，真是巧上又加巧的事，就和有意安排的那么巧一样。我和秦顺是同乡又是老战友，刚当兵时我们就在一个新兵班，往老部队分时谁也不知道谁分到哪里去了，事过一年后我们俩个竟又到一个班了，你说巧不巧嘛。1946年他先调到通信连通信一班去的，没有多久我也被调到通信连通信班了，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1949年湖南程干部队起义，调他去担任政治干部，从那以后我们两个又失掉联系多年，这次我来学习，正好巧又遇见了他的同学，又把我们的关系接上。这不是巧上加巧是什么？真是和古书上说的那样无巧不成书，真是一点也不错呀。
他提出要到饭馆去吃饭，我说家里有啥咱吃啥，他老婆做的绿豆面片，这是家乡饭，我也是多年没有吃过了。从此以后我们两个相隔太远，没有机会再见上一面。在2004年我回家时，到他的老家去问过，说是因病与世长辞了。
10月3日从武汉坐上去沈阳的火车直奔沈阳而去，5日就到了沈阳火车站。沈阳军区干部部的一个司长到站接的我们，并带到第三招待所三楼住下。这个招待所在东北电影院不远，离火车站也近。第二天干部部的付部长给我们开了会，介绍了部队的干部情况，说现在部队的干部普遍超编，都无法安排你们，先在这里住些时间吧，可一住就是一个多月，都把身上的钱用光了。在大城市身上没有钱还不如住在农村。我们要求到原部队去，干部部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师里还是无法安置，就回各团吧，回到团里还是没有位置安排，就给了四十天假回家探亲去吧。身上一文钱也没有可怎么回家呢！于是我们在营房里走着要。我上学校之前这里是一片良田，可现在是排列整齐的军营了。又宽畅又漂亮的军营。走着走着到了二连的营区，忽然想起了战友小田来，他是二连的指导员，我当通信班付时，他是我班的通信员，我一进连部，他一看是我，马上迎上来让我到连部坐坐吹一会牛。说起回家没有钱时，他说没问题，问我要多少，我说两百元就够了。下午上班时他把钱送到招待所里了。我到管理员那里去要火车免票卡。那时军人坐火车不用现金买票，统一有免票卡，有部队的代号按月铁路局向军队结算就行了。这种方法漏洞特别大，很快就取消了。
我探亲回来没有几天，团政治处通知我去二营炮连去当指导员，原来的指导员因年纪大转业走了。我从学校回来后，当时我的同级干部都比我高了一、二级，从军衔上看差不多，从职务那就差了不少。原来的同级现在成了我的上级了。
在连级干部来说，上尉军衔在全团只有三个人，那就是一连连长，五连指导员，再就是我了，我们三个人中可就是我年青一些，那时我的个子又矮长得又消瘦，看起来很年轻，肩膀上就有三个星，引起一些人的羡慕。因为炮兵连在演习时都要配合到各步兵连去，时间长了，接触的人也就多。有些年轻人经常和我玩笑说我是青年干部资格老，可就是不见官位长。也难怪这样说我，在指导员的岗位上已经干了四年了，今后还不知道还要干多少年呢，都成了老油条了。
炮连连长是老连长，是中尉，人老实厚道，为人老练稳重，在连里的威信也好，作风扎实肯干，文化不高，是解放入伍的，云南人，是个老炮兵，在国民党军队里就是炮兵，还去过缅甸受过训练呢，三个排长都很尊重他，我到炮连后，和我配合得很好，不管什么事情都好商议。连长对我也很尊重，连里的工作都是主动去作。只有付连长对他看不起。但是连长和指导员关系好，排长们也对连的领导很满意，只有付连长一个人也成不了气候。
有一次全团实弹战术演习，迫击炮连进入阵地后一字排开，九门炮要连发急速集中射击，每门炮在规定的时间发射出9发炮弹，全连九门炮一齐射击，声音是很大的，加上每个人都在集中精力射击，炮弹装填进炮膛后，发射出去没有谁也没有注意到，只顾往炮膛里装填，这时我看到第七炮的炮弹没有发射出去，装填手又拿起一发炮弹正准备要往炮口里装填时，我喊了一声‘七炮暂停装填’，这时刚发射了第五发炮弹，七班付班长还说“谁这么大胆喊暂停，这是在打仗’。于是我把阵地指挥付连长喊过来看时，炮膛里正有一发炮弹没有发射出去。这种故障很好排除，在平时训练中，经常有这个课目，但是在实弹射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人们在思想上有些麻痹，只顾发射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会发生。付连长叫七班长排除故障，三排长和七班长二人抬起炮往外倒炮弹，装填手、二炮手对准炮口接住哑弹，迅速排除了事故，又恢复了射击，因排除了事故，少发射了两发炮弹。由于我发现得及时，避免了一次炮毁人亡特大事故的发生。演习结束后，七、六、八炮的同志们都来感谢我说：要不是指导员及时发现和排除，我们左、右二炮也完蛋了。三排长说：别看指导员平时大大咧咧的，在关键时刻那是一点也不马虎的。演习结束后，此事受到团的表扬。怪不得步兵连的人们说迫击炮连：‘八二炮、瞎胡闹、打不山去往外倒，你说可笑不可笑’。我说往外倒不可笑，如果不倒那就是瞎胡闹了。1959年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在部队也开展了教育，首先在干部中进行，营、连级干部集中在团里学习。先读了某少校政委的一篇文章，然后就是大鸣大放，提各白的看法。这篇文章都足农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大跃进中农村确实存在，大炼钢铁时把农村的农具和饭锅都打进去，最后不但铁没有炼出来，连作饭的锅也没有了。
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吃集体食堂，没有几天就把大队的粮食全部吃光，后来连野菜都挖光了，有的地方真是饿死人了。
农村的人民群众都认为社会丰义马上就要到来，那时可以住大洋楼，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天天吃的都是牛奶面包，谁还吃现在的饭菜。
这些问题的确存在，浮挎风盛行，媒体宣传的更离谱，一个报导更比一个报导高，说是某地一亩地打一万多斤粮食，还说：不怕作不到，就怕想不到。并说：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完全脱离了实际的说法。这些问题摆出后叫大家提看法，这时二连指导员刚看家回来，某少校政委的文章，说的就和他们村子里事情一模一样，他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并又提了一些问题，他发言完后，我也要发言，但政委知道我要说什么，我也回过家的，他叫我有事立刻山来。我出来后他告诉我：想好了再发言，不要听风就是雨。经过他这一说，我也明白了，我连会场也没进，就回连队喝水去了。在以后的学习中集中对战小田进行了批判。他不服，越闹越项，把问题也越顶越大。战小田提出你们不信回去调查。战小田是普兰店的人，离义县也不远，政治处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去战小田的家乡调查。那些农民也会见风使舵，对调查组说大跃进好得很，马上就到社会主义了，很快就住高楼大厦了。调查组的结论与战小田说的完全不符。当然战小田不会服气，就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闹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开除党籍、军籍复员回家去了。后来不知平反没有，就是平了反，损失也太惨了。团里的干部学习班结束后，在连队普遍开展学习。在连队虽然没有把某少校政委的文章拿出来读，但是团政治处也山了一些反面的题来诱导大家说，然后再对提出的问题和人员，来进行批判他。
在连队全面开展学习前，根据团学习班的经验，首先我和连长统一了思想后，又召开了支部委员会，经过研究，我们要采取正面教育为主的方式，共同来学习，连里提出对当前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应当如何看待？在一项大的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能不能避免？有了缺点和错误可不可怕？同时认识到犯错误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犯错误，这种人犯了错误是不可怕的，他能随时总结经验，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它能使坏事变好事。另一种人犯错误那是别有用心的，也是最可怕的，这种错误是不能原谅的，必须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全连都很满意，心情也舒畅。可是团政治处来检查学习时，说我们连为什么一个右倾现象也没有？建议我们抽出人员去参加四连的批判会议，我叫付指导员带队去的，回来后我专门组织去四连开会的人员开了个座谈会，叫他们谈谈心得和感想，都认为那种方法不可取，人家说的都是领导叫人家提出看法，怎么反而又批判人家呢？后来搞得不舒畅。去参加四连开会的人都认为我们连搞得好。
运动后期阶段，我们连可省劲了，没有批判错的，也就不必赔礼道歉了。经过这次教育，全连的同志们对连的领导更加信得过了，从而也提高了连的领导威信，对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错误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只要不是对党的政策和大跃进缺点和错误进行恶意攻击都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的。学习结束后，在全团的大会上，团政委提出对我们连的教育方法进行了表扬，说对基层单位进行正面教育是对的。其他连的指导员可不这样看，因为炮连的那种作法风险太大了，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他们总结出一条经验，不管什么跟着领导走总没有错，就是有了错也是领导叫去作的，只要是随大流那就是最保险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再说要换成别的指导员也不敢去那么作，也没有那个资格。
二营炮连的同志们实在是太好了，不管干什么事情，总有那种不服输的作风，总有一股子劲，处处赶在前头，不管在劳动和训练中，都要抢先完成任务，有争第一的思想千劲。连队每年有转业退役的老兵，都能做到站好最后一班岗的行动，给后来人留下一个好的应向。连队的那种好作风总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由于老兵的实际行动，新兵来到连队里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都会跟老兵一样学着去作。他们感觉在炮连当兵心情舒畅，对连队都有留恋感。所以原来的那些四川兵复员后听说我也来四川时，不管多远都要来看我，有的还不止一次来。1959年10月我当了炮营的付教导员，炮营有三个炮兵连和一个团直属指挥排，炮一连是重型迫击炮连，因为它是曲线炮，专打敌暴露散（步）兵、步兵战壕、敌炮兵阵地、土木碉堡和挖打死角里的敌人，它的炮弹出炮膛后曲线飞行上下专抠死角打，杀伤力特大。炮二连是无后座力炮连，是近距离穿甲打坦克、一切装甲车辆和钢筋混凝土碉堡专用炮。炮三连是57战防炮连，是远距离穿甲打敌坦克、装甲车和敌钢筋混凝土碉堡，如果在紧急关头，当敌人的步兵逼近时，还可以发射群子弹大面积当场杀伤敌众多兵力后弃炮（该炮发射三发以上群子弹后，整个火炮炮膛已毁，炮也无法再用，敌人夺得此炮也已是废铁一堆了）加入我步兵连队打击敌人，所以该连队也配备有相当数量的步兵武器。这个连是我最早待过的一个连。团直指挥排和炮一连的指挥排在一起训练和生活，在训练时还将全团各步兵营炮兵连的侦察兵集中到团直指挥排来训练，该排分为三个班，一个侦察班，一个有线通讯班，一个无线通讯班。侦察班训练时因为各步兵营的侦察兵都来了人员就比较多，训练的科目很多，除炮兵侦察、炮兵射击外，还有很多科目，所以要求侦察兵必须具备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快的脑筋反映能力，但全团总共也就那么十多个人而已。付教导员当了没有好久，原来的教导员调走后，由我来当教导员，我当教导员后，部队到大连地区去修国防工事。炮营在皮口市附近，往船上装沙运往大连以东的各个海岛上去修筑山洞。
1960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一年，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政府发的各种票证。没有票证那是买不到东西的。为了给连队改善生活，我们利用给岛上运沙的船钩带鱼，在船的后尾放上几个钓鱼钩，跑一趟船总能钩几条鲜带鱼，满够连队吃的。还利用海水退潮时，组织人员跟在退潮的海水后拣鱼虾、螃蟹等物给连队食堂改善生活用。国家困难时期，对行政17级以上的干部每人发给一个购物本子，可凭此本购买一定数量的东西，买了后填在本子上，怕重复的买。我的购物本上的香烟都被别人借去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