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设计院工作
1965年12月15号，我在部队就办好了一切手续。我们这批转业的人员离开部队时，一分钱的转业费也没有，也没有半点的安家费，只是保留在部队时的工资标准。在以前几批转业的转业费和安家费一个人都能拿到几万元，到地方后照样给安排工作。我的工资关系上写得清楚，1966年1月1日起在贵单位领取。我是12月25日来院报到的，因马上要过年，李建章主任让先回家去，明年1月3日来上班。分配我到院办公室，作政治教导员，任支部书记，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和办公室的党务工作。那时后勤、行政、财务都归办公室管理，是一个党支部。虽然不懂业务，但分工详细，有技术科、计划科、还有总体室，这些部门专管技术业务的，办公室只管行政事务、后勤保障工作。按着单位提出的计划进行采购，供应给科室就行了。教导员的工作管政治思想工作、党务工作、政治学习等，这些工作性质和军队差不多。设计院的政工干部和行政事务干部大部份都是四十军来的，只有个别的是锦州空军基地来的，互相都很了解，也比较熟悉，工作也好联系、也好协作，经过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感觉可以。
这个单位是20世纪60年代1964年成立的，地点在锦州市，院址是锦州市未完工的锦州宾馆，当时仅完成主楼的主体结构而下马了的大楼。四机部接受了此楼，部里派十院来人进行筹建。十一院的行政领导和政工干部由十院支援和加上军队的转业干部和从四机部的工厂抽调。1964年1965年的大学毕业生及中机校的毕业生一部份组成的这个设计院。
1965年的下半年，中央部署三线建设决策。把大规模的大型工业建设都选在云南、贵州、四川一线，当时的口号是进山、钻沟。总之是不能让一个导弹炸掉一个工厂的思想。建厂的主体思想就是要分散。第四机械工业部为适应国家电子工业建设也转到三线来。为三线建设的需要，也决定把电子工业建在三线。为建设的需要，决定把刚刚成立的还没有完全就绪的第十一设计院，从东北的锦州市搬迁到四川省绵阳县跃进路48号，是一个刚建成而没有招收学员的技工学校大楼，要求在1966年夏季署假期问完成全部搬迁完毕。
我提前一个月先来绵阳，作搬迁的准备工作，因我的家属还在部队，我是从义县军营直接托运至绵阳的。因我有军人通行证，在北京转车时住在总参的前门招待所。在这里住了三天，把北京狂了个遍。在颐和园大门口时，有个老外拉我的老大连英在大门口石狮子傍合了个影，可惜照片没有拿到。在北京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四口人，不，是五口人，因为小力很快就要出生了，在天安门前玩到11点多钟时就有好多的学生成群结队的进入广场，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根本也没有想会第二天开大会。快12点钟了，我们就回招待所去睡觉去了，当早上五点钟时，天安门前吵得不行，我出去一看，遍地都是人，都是各个学校的学生，这时天安门广场再也进不去人了，在各入口处全有军人站岗，说是今天上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上午10点正，毛主席身穿军装接见红卫兵，我们在前门外看不到天安门，但能听到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音。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从此以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这天下午坐上北京开往成都的火车前往绵阳。到火车站接我的是会计周阳生同志。我住在2号宿舍楼1单元2楼1号，紧靠办公大楼的大门前，在宿舍的西边和北边都是菜地，一到夏天青蛙叫得人睡不着觉。单元门口就是老百姓的大粪池子，没有多久就盖成邮电所了。没有几年的时间，菜地也全部没有了，都建成了宿舍了。
来到绵阳后，取出行李稍加安置，我就和周阳生同志到成都去接收十院在成都的办事处，当时是技术员仇克兴同志在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没有多久就被厂子的红卫兵给抢去了。在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去807库办理供应关系。807库是部里在西南设的一个供应站，今后我们的一切供应都得由807库来提供。各单位只是按着自己的需要提前对807库提出计划就行，由807库统一采购。这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内都开始了，部里耽心十一院的搬迁问题，就给锦州十一院打了个电话问锦州如何？锦州值班室回答一切正常，搬迁准备工作正常进行。听到此话，部里领导放心了。
由于全院的共同努力，搬迁任务如期完成，顺利由锦州搬到了绵阳。从锦州搬来的物资还没有完全安置好，本院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造反派把院里的一切党政大权全给夺了，院的一切领导干部统统靠边站了，院的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一时间把一个好端端的单位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简直就是瞎胡闹。对他们的这一套做法我是不赞成的，我还组织行政人员整理搬来的一切物资，分门别类的归纳好，把帐和物对照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自己不搞好，谁还能来帮我们呢。经过详细的查对，帐和物完全相符，这次搬迁完满的胜利完成任务。后来院里又出现了一个“革命”派，造反派叫他们是保皇派。一个单位出现了两派。这两个派别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各发展各的势力，把一个单位硬是分成了两部份。这两个派别都来人劝我参加他们的组织。都被我拒绝了，我对他们说参加组织那是一种形式，最关键的是看行动，不管哪一派、哪个组织，作的事情对党、对国家、对整个单位有没有利和好处，不管哪个派做得对的我就赞成，就支持，反之我就要提意见。我的组织就是共产党，我已经有20多年党龄的党员了，怎么能再参加别的组织呢。
我从军队转下来不久，又是贫农出身，不管哪派抓不住我的把柄，对我也没有办法。我还是告诉行政人员，我们不能乱，不管哪一派到仓库去领东西，都要手续齐备，件什物件都要有手续。两派的会议我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这是我不在组织的自由。
造反派对待干部的那一套作法，我是反对的，干部的历史问题是党组织也下过结论的，那就是历史问题了，没有必要再翻出来进行批判了。这就是原则，否则那就没有个头了。
两派斗争最激烈时，抢了军分区的武器库，拿着武器进行了武斗，在武斗中两派都死了一些人。这些行动破坏了工厂的设备，防碍了生产，被打死的都是阶级兄弟姐妹，实再太心疼了，损失的都是国家财产。两派斗争最激烈时，我实再看不下去了，干脆到收发室去当收发算了，Ⅱ！好收发员去搞革命去了。我到收发室后，两个造反派都挺满意，我没偏没依，两派办事一样对待，不管收发都按时给办妥。对两派的报纸、刊物都是订得一样多，办完后凭收据到财务科统一报销。两派斗争了两、三年的时间，正常的生产工厂都不能进行了，设备也不同程度的遭到了破坏，各单位都出现瘫痪壮态，实再不行了，人民解放军进驻各单位，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两派都要听军管会的。由军管会耐心细致的作政治思想工作，先把单位的没有大问题的领导干部先解放出来，，叫他组织单位生产领导，后来又在各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干部和两派的人参加，来领导本单位的各项工作。这样以来，一个单位就有两个委员会，那就是军管会和革命委员会。在军管会的协调下，把单位的领导，除了个别有问题的外，都解放出来参加各级领导，军管会把单位的领导班子成立后，就完成了军管会的历史使命，而撤出单位，由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把66届毕业生分来院的人员叫我负责送他们去宝鸡792工厂参加一年的劳动和体验生活，劳动结束后还是由我去接回绵阳。66届这批人数最多，是我们院的骨干力量，后来都担任了院的中层干部，甚至有的当了付院长。现在他们也都退休了。
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恢复生产，走向正常的生活生产和生活秩序后，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一步步走向正常，党委领导又重新建立起来，党员的组织生活也走上正常。各单位的领导也进行组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1975年底宣告完全结束了。为了更好地搞好生产，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没有桌椅板凳等用具，院领导让我到部里去要木材指标，我到部后，西南的木材指标已用完，给的是北京地区的指标，为节省时问，在北京的大兴县木器厂加工了一大批家具，做好后用火车运回绵阳来的，那时木材特缺，光有钱没有指标是买不到家具的。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又到部里去要吉普车，第一次要到了一辆北京牌吉普车，还是不够用，我又去要第二辆来。要到后由张吉银技术员押运回绵阳，我又到天津去要了一台电视机，由汪晓范同志代回绵阳来的。那时电视机很少，不好买，这台电视机还是部里写条子去买的。1973年我还去了一趟陕西洛南地区部的西北办事处去要了一辆大客车回来，在洛南批的条子在咸阳提的车。当时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是我们去的司机开回绵阳的。那时买猪肉都要凭票供应。我们的客车前面写有107几个大字，走到哪里都认为是107部队的车，在成阳我们到屠宰场去买猪肉，他们误认为是解放军来买肉，一下子就买了三条猪的肉，在付钱时我们用的是现金，他们问为啥不用纸票时，我们说会计没有在家，盖不成章子，所以拿的现款。就这样把事情瞒过去了。回绵阳的途中到扶风县时，又用同样的方法买了一条猪的肉，多了不卖给，到汉中时又买了一条猪的肉，共计买了五条猪的肉回来，这下子可解决大问题了，一部份卖给家属，一部份留在食堂，正是冬天又坏不了，吃了好长的时间。从咸阳到绵阳一共走了四天，那时路不好走，第一天到宝鸡，第二天到汉中，第三人到广元，第四天下午才到绵阳。
来到设计院后，我还是去了几个部门，最早是在院办公室当教导员，工作了一个时问后，行政和办公室分开后，成立了行政处，我又到行政处去当教导员，在行政处干了几年，因单位要盖宿舍，成立了基建科，我又到基建科去当教导员，后来为了落实两地长期分居的老职工家属农转非后来院家属的生活就业问题，院里成立了饮料厂，吸收家属就业，一开始院里借给我们2000元的本钱，经过一年的努力，搞得不错，不但解决了家属们的工资，还增添了不少的设备，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后来职工的子女高中毕业后没有安置工作的，都到饮料厂来了。由于职工人数的增多，光一个饮料厂是接纳不了那么多人的，院领导决定成立劳动服务公司，由我来任经理。组织他们开展多种经营，经过一年的努力，各项业务都开展得很好。真是革命工作像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干一行爱一行，把工作干好那才行。到1989年我离休后，又找了个技术员来搞服务公司，没有多长的时间就把服务公司给搞亏损了，后来又换成钱授平同志来当服务公司经理，才挽救过来。
1981年和总体室的陈世华同志一起负责下了一次贵州遵义工作组，这是第一次去现场搞设计。这个工厂是三机部的，是造飞机的工厂。这次主要搞一个电子楼的设计工作，还有两栋宿舍楼，搞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搞完后工厂组织我们参观了红军长征攻打的娄山关。在娄山关照了像，在回绵阳时在遵义住了一晚上，参观了遵义会议的会址，也照了个集体像。
1989年1月离休，劳动服务公司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让我继续干。在这时有个中（层）干（部）天天找院里说“曹兴全能干我也能干”，那个人真是够嫉妒的小心眼，闹得院里没法了，只让我干了半年下来后，那个人也老实了，眼睛也不绿了。我下来后没几个月，就把服务公司给搞垮了。后来叫钱授平去才有了起色，把服务公司又走上了正轨。
设计院搬到绵阳22年，没有多大的发展，由于城市小通信不顺畅，信息也闭塞，高级技术人员进不来，就是本院的高级人员也留不住，还有一批中级技术人员也要求调走。由于以上原因阻碍了设计院的发展。
为了设计院的发展前途，搬迁问题摆在了院领导的面前。经过几年多次的努力争取，终于在1988年搬到成都双林路251号。
由于当时搬迁名额的限制，把离退休人员全部留在了绵阳市，并把党的关系迁到了成都市，绵阳并把六处留下组成了绵阳分院。
总院搬到成都后，发展得很快，在短短的几年里，由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上千人，业务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技术提高得很快，在全国同类设计院中，跃进到最前面，成了全国最高的甲等设计研究院，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有了名气。
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多个分院，如无锡、上海、北京、天津、大连、深圳、西安、重庆、南京、厦门等。2002年7月十一设计研究院，划归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部集团CEC的管属下。并实施了整体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在职职工都有了个人的股份，成了本单位的股东。
所有的离退休人员都没有股份，并把原来的工资都给转到了地方政府的劳动保险单位去了，变成了养老金，每月由劳动保险单位直接给划拨到银行后，由个人持卡去领取，在本单位只有一点生活补贴费。
设计院的中层干部，在工资改革时吃了一次特别大的亏。设计院是地师级单位，中层干部无疑是县团级，当时院里认为是木板订钉，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必要再重新下文了。中层干部都是16、17级的干部。可是在工资改革时，工改委不承认，口说无凭，主要是文件，凡是没有文件的一律按科级算。当时有三个新提拔的中层干部是有文件竟只承认他们是县级，院里怎么说也不行，重新发文也不行，就这样眼睁睁的吃了一个哑巴亏，有理但是无处说，白白地少拿一级的工资。拿我来说还算好，在抗日战争五十周年时，给补了一级。其他的中干在2005年7月才给补上那一级，已经少拿几年的工资数。
凡是调到四川来的干部都倒了大霉，四川的工资标准足足的比其他省市低了二倍之多。这种情况党中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倒霉的是些小干部。那有啥法呢！再说年龄也都大了，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理论了，只能忍气吞声了。
20世纪80年代时，各单位大兴文凭风。1964年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学习过一年多的政治，
於是我也赶时髦，在1984年我给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教育部发去了一封索要文凭的信函，发出去没有几天的工夫，就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宣传部学校教育处给我寄来的中专学历的证明。编号：03535。是1984年12月13日寄山的。
又过了几天，又接到长沙学校寄出的一模一样的文凭证明。可能是总政接到我的信后，他又通知了长沙学校，长沙学校接到信后给我寄来一个证明书，所以一个文凭就有两份。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员颁发了纪念章。信息产业部也给我发了一枚，绵阳市又给我发了一枚，於是我就有了两枚同样的纪念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