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年少志高远
1923年，8岁的伯父第一次走进学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即使在封闭落后的乡村，这种意识也是根深蒂固的。在那样苦难的岁月，艰难度日的老爷爷王圣尧，把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聪明伶俐而又有志气的孙子身上，坚信他的孙子肯定能走出父辈的轨迹，挺起腰板过上扬眉吐气的好日子。他听说村里的私塾先生李兰田是从水牛李庄请来的秀才，知识渊博，便动了“让顺儿读书”的心思。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大多数的穷苦人家来说，读书是件奢侈的事。《禹城县志》对当时鲁西北的社会状况记载道：“赤地千里，岁谷不登”，到处“菜叶草根采掘殆尽”。1923年和1924年，黄河两次决口，几十座村庄和数千顷田地被淹。后来，大面积旱蝗灾害袭来，瘟疫肆意流行，到处可见倾家荡产、携儿带女要饭的灾民，逃生者不计其数，触目皆是。
现在来看，让伯父读书是我老爷爷一个了不起的决定。
夜晚，在我家那间弥漫着旱烟味的老土屋里，昏黄的火苗在油灯上跳跃，一家老小围着老爷爷。老爷爷王圣尧叹了口气，说道：“咱家世代勤劳可也没熬出苦日子去，俺琢磨一家老小光靠种地、卖馒头苦奔，也不是个办法，要想拔掉穷根，就得叫顺儿念书。街坊邻居都说这孩子有才分，将来咱家也有个盼头……”
家里人都觉得老爷爷说得对，庄稼人要有出息，还真得读书。可穷家破业的，拿什么来供孩子念书呢？
“俺要念书，俺一定听爷爷的话好好念书！”依偎在爷爷奶奶身边的伯父按捺不住，急得涨红了脸，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了期待和渴望。“只要让俺读书，挨饿讨饭俺也干。”伯父深知机会难得，机灵的大眼睛扫视着全家人的脸。老爷爷见孙子小小年纪就有志气，认定他将来必有出息，于是将上学一事拍了板。
第二天要进学堂了，当晚，被兴奋喜悦包围的伯父辗转难眠，一再嘱咐我奶奶要早些叫他起来。我奶奶王杨氏是个心灵手巧的勤快人。那天晚上，她把家里的活安排妥当后，便翻箱倒柜找来合适的布料，就着昏暗的油灯，一针一线地给伯父缝起书包来，最后还在粗布书包上用黄色的丝线绣了一条凌空腾跃的龙。窗外蒙蒙亮时，那编织着慈母无限希望的书包被轻轻地放在伯父枕旁。看看睡得香甜的大儿子，想象着自己的大儿子就要进入学堂，想象着自己的大儿子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学问的男子汉，甜蜜的希望在我奶奶那颗善良贤惠的心里漫散开来。直到晚年，这一切依1日历历在目。她常抚摸着我的书包，呆呆地痴想着当年给儿子绣书包的情景。有关伯父的点滴回忆填满了奶奶的晚年生活。
清晨，早早醒来的伯父一睁眼就看到了我奶奶放在枕前的书包，他一骨碌爬起来，一把将书包揽在怀里，无比欢喜兴奋，恨不得马上走进学堂，进入那个期待已久的地方。早饭后，伯父跟着我老爷爷去学堂拜见先生。
私塾先生仔细端详着伯父眉清目秀的样子，心生喜悦，听说伯父的辈分是“汝”字，便斟酌一番，自语道：“汝生眉宇清秀，将来必谓清廉之士，我看孩子的学名就叫‘王汝廉’吧。”
老爷爷虽不懂“廉”字的意思，却对这个字很有好感，连声说“好”。他满心欢喜地叨念着孙子这个深奥的名字，眉宇间绽开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伯父开始读书了，这一年距五四运动刚刚过去4年。虽然新旧文化的碰撞对当时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在封闭落后的偏僻乡村，旧式教育仍占据着主流地位，乡间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内容依然是《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中国千年相沿的传统文化。伯父从中学到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及世间的一些道理。一次，先生吟诵一首《悯农》诗句，让伯父幼小的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诗中的农夫不就是自己的父辈吗？田野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日日劳作却不得温饱，有钱有势的人却不需劳动而顿顿有鸡鸭鱼肉。世道为什么如此不公平？这究竟是为什么？这首诗在伯父刚刚启蒙的心田种下了一颗疑惑的种子。
伯父在村里念了两年私塾，1925年又转到6里之外的杨圈村继续读书，吃住在姥娘家。谦和儒雅的新先生王殿勋（人称“五先生”）见孺子可教，也心生欢喜，乐意将一些古代文武名家的安邦治国之道传授于他。对学生提出民国为何取代清王朝等国体兴替问题，“五先生”虽因有些抱残守旧而困顿语塞，但对学生的敏学善思、胸怀天下的志向非常赞赏。
渐渐地，伯父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眼界也开阔起来。其间，“改名”事件的发生充分体现了伯父思想、眼界、知识的升华。
在杨圈求学期间，伯父每次回家，都帮家里干活，一刻也不闲着。到了该上学的时间，伯父便拿起书包，和家里人打声招呼匆匆上路。踏着凹凸不平的乡间土路，看着两边汩汩流淌的清清河水，伯父的脑海中总是浮想联翩：这些年，一家老小勤苦劳作，到头来却一直食不果腹，受气、受压迫；弟弟王汝杰（我的父亲）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可家里的状况已根本供不起；身边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没有几个能读书的，大都背筐割草，照看弟妹，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地主老财的孩子什么也不用干，却能吃好的穿好的，还能上学堂……想想老爷爷要饭打官司7年的艰辛，想想眼下家庭的艰难……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之情冲击着伯父幼稚的心灵。清澈的苇河河水还在不停地向前流淌，穷苦人的日子何时能像这河水般冲走黑暗污流，迎来人间的光明？
此时的伯父萌发了改名的想法。他认为用“清”字代替“廉”字更能直接表达自己的心声。“清”指“纯净澄澈透明，没有混杂的东西”，与“浊”相对。伯父当初改名就是想立志改变那混沌黑暗的社会，为“清澈”这个世界而努力奋斗。为了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情感，伯父又为自己取字“明波”。字间含义，更是明了。
我第一次听说伯父改名时很是疑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对世事能洞察认知多少呢？对未来又有几分明确的目标呢？然而，我却又记得“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那个震撼整个民族的声音不就是出自当时年仅13岁的周恩来之口吗？多年后，周恩来果然担当起拯救中华危亡的重任，成为一位让中国让世界敬仰的伟人。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当时伯父虽然在私塾很难接触到一些更为进步的知识，但是在读史明今中，完全可以萌发鸿鹄之志。或许，那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就是造就英雄的土壤，一旦条件具备，英雄就会茁壮成长。这就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英雄辈出的缘由吧。
“以后，俺的名字就叫‘王汝清’（在平原乡师读书时叫王禄清），字‘明波’了。”当伯父十分响亮地向先生、同学、家人宣布他的重大决定时，可以想象伯父的神情肯定是慷慨激昂、踌躇满志的。他的先生和同学对他的改名作何反应。他们能否想到，对这个少年学生而言，改名是砥砺他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名字的掩盖下，一颗“不安分”的心已经开始萌动……1927年，小纸坊村的私塾先生是从茌平翰林书院来的李成美老师。李老师年轻，有才华，思想也比较开明进步。他能摈弃陈旧迂腐的私塾教学方式，奉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学理念，在博古论今中，把那些生僻艰涩的“之乎者也矣焉哉”变得生动易懂。伯父渴望跟着这样的老师学习。他千方百计说服了家人，终于成了李成美老师的弟子。伯父吃住在李老师家，我父亲则每周去给他送口粮。李老师对这个聪明好学、勤勉可嘉的新学生十分青睐。师生从相遇到相知，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感觉。抗战爆发后，伯父在前方抗日作战，李老师在后方宣传爱国统战，师生携手并肩抗日救国。我到小纸坊村采访时，听李令勤老人说，那时的李成美老师因年龄小，村里人们都叫他“小先生”。伯父课余时间经常听“小先生”讲一些古今英雄的故事。在李成美老师的引导下，伯父读了《岳飞传》《水浒》《三国演义》等一些中国古代优秀书籍。书中那些英雄人物正气凛然的忠义气节、儒雅士风及除暴安良的侠肝义胆，使伯父心驰神往，十分崇拜。伯父参加革命后，还经常来探望这位爱国抗日的“小先生”。
少年的伯父，曾改名立志，曾转学求师，想来真是“很不安分”，但这一切也正预示着他从一个懵懂的穷孩子成长为有志少年的开始。
少年时的伯父在音乐方面也很有天分。
一年春节假期，伯父在走亲戚时无意中看见一个叫“捧笙”的民间流行乐器，那是农村红白大事时民间吹奏者常用的一种普通乐器。他央求爷爷给他借来吹着玩。当地有个俗话：“牵着管子背笛声，学笙起个大五更。”意思是说，学吹笛子容易，一个早晨就可以学会，但学吹捧笙可没那么简单。然而，伯父竟然无师自通。开始时，伯父摇头晃脑吹奏得南腔北调，但时间不长便能将一首民间小曲惟妙惟肖地吹奏出来。在他忘情的吹奏下，美妙乐声似在空气中缓缓流动，如山涧清泉般清脆悦耳，似乎有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空灵和纯净，我父亲和伯父那些玩伴们常常听得如痴如醉。那个寒假，伯父成了父亲、三叔和穷苦小伙伴们崇拜的偶像。这喜气洋洋的曲调，也为俭朴寒酸的日子增添了些许喜庆和生机。邻里都夸伯父是个才子，借给乐器的亲戚也说伯父有音乐天赋。这些夸赞传到老爷爷和爷爷的耳朵里，他们乐在心底，喜上眉梢，心里的顺畅劲儿就如同村前苇河一样清澈流淌。
伯父知道念书对他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来之不易，尤其是为了供他上学，两个弟弟都在家帮忙劳作，所以伯父很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先生也将他视为得意门生，愿意将更多的道理和知识授之于他。伯父脑子灵活，记性好，悟性高，所学知识不仅烂熟于心，还能触类旁通。每次回家，他从不在外玩耍，总是帮家里蒸馒头、割草，做家务活。懂事的伯父心里明白，自己上学是全家勒紧裤腰带换来的，唯有倍加珍惜，努力学习，才能为家人争气，才能帮助家人告别祖辈们一生背负重荷却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悲惨生活。
伯父求学的杨圈离家约3公里，小纸坊村离家有1公里。几年来，在那条坎坷不平的羊肠小路上，伯父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目睹路边花开花落，草木枯荣，目睹父老乡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辛苦却仍贫苦饥寒的凄凉惨景。那矮小的茅草土屋、衣着褴褛的乡村孩子、九曲十八弯的乡间小路……面对这些，伯父的思索一刻也未停止。因为家贫，少年伯父冬天有时穿不上棉鞋，数九寒天、冰封大地的日子里，手指脚趾都冻得如同胡萝卜，但他却从未叫过一声苦。路上踏步前行的伯父常回头看自己的足迹，那深浅不一的两行脚印似乎向伯父昭示着什么。
就在伯父一心追求光明、立志学习报国时，家里按照传统风俗为他择定了一门亲事。1929年4月，14岁的伯父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照农村风俗，与小纸坊村大他两岁的张家姑娘结婚（开始叫王张氏，新中国成立后在幸福院里改为张桂英）。已经接受新思想的伯父虽不情愿，但迫于家族传统的威严，为了成全老爷爷王圣尧的一份心愿，最终在家人的安排下拜堂成亲了。
成亲那天，伴随着锣鼓唢呐的欢歌，我家用一顶花轿迎娶了我的伯母。当我第一次听到奶奶讲伯父成亲的事时，觉得十分可笑，一个14岁的少年竟然成了有妇之夫。奶奶认真地说，在那个年代，谁家的男孩十几岁还未娶妻，就证明这家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我这才知道，原来1日时鲁西北有少男早婚的风俗，伯父已经算是晚的，有的男孩8岁就娶妻成亲了。
这桩婚事对于伯父来说，唯一的变化就是家里多了个亲人，他继续求知的欲望丝毫没有改变。
当时我的家乡禹城八区地处禹城南部，是禹城、高唐、茌平、齐河、长清几个县的结合部，距这些县城均在30公里左右。1929年，国民党县政府派来邵子澄任八区区长，区公所设在连五高庄（所谓连五高是附近辛高、老高、袁庄、棚赵、小王5个村庄的总称），封建社会的都里制宣告结束，区公所政权正式代替了过去的里长、保长、甲长。同年，禹城县第五高等小学在此成立，即连五高高小，这是当地最有名气的学校。从此，“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们的国旗好光明”的民国教育取代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私塾教育。这时的广大农村，举起了打倒封建主义、提倡“三民主义”的旗帜，反对皇权、剪辫子、妇女放足等运动已渐兴起，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随之而来，“洋油”“洋布”“洋火”等洋货涌进国门，冲击着封建农村的小农经济。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时代，新旧中外文化等的融合与碰撞对伯父这一代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伯父婚后第二年春天，求学生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第三次选择学校一一离开私塾，与本村程山俊及好友于春溪（抗战后改名于曼青）、高凤灵、聂华民等一同考进连五高村的高小高级班，开始接受新式民国教育的严训，伯父和聂华民、王健、程山俊在高小一期，于春溪和高凤灵、刘世杰在高小二期，李长瑞和刘文耀在高小三期。在新体制、新学制、新知识、新思想、新环境中，伯父如鱼得水，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进步。
关于连五高高小的情况，我询问过伯父同学于春溪的女儿于惠芳大姐和禹城安仁中学的刘在臣校长，于大姐曾经在该校上过学，刘在臣老人于20世纪60年代曾在该校当过老师。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了解到：该学校坐北朝南，教学楼是两层三间的土坯砖木小楼。楼房的底部和门、窗由砖砌而成，楼门在西侧，新中国成立后改至南侧。楼梯在楼内的西南，楼内用两个南北方向的粗木大梁作支撑，梁的上面是东西方向的檩条，檩条上放着南北方向的椽子，其上面铺一层苇箔，然后再用麦秸泥抹平做二楼的地面，二楼的顶部起脊，挂瓦而成。在当时，高小教学楼楼房高大，结实厚重，颇有气势。刘在臣老人讲，1931年5月，连五高高小曾遭土匪洗劫，由于被火烧过的楼板下坠，所以后来一楼的门厅里多了两个粗壮的柱子作为支撑。
曾多次去学校给伯父送口粮的父亲也记得，教室前后6扇窗户都是木制花棂，门窗口用青砖砌成拱形造型，非常好看。楼前有两棵繁茂的杨树和一条乡间小路，楼后是一个平坦的操场，供学生娱乐活动。
我曾多次登门拜访伯父在连五高高小的同窗好友李长瑞前辈。李长瑞，1920年6月生于李屯乡坡吴庄，1937年8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如今已是91岁高龄。他笔耕不辍，用夕阳绚烂的晚霞书写生命的传奇大书，用一部《百年巨变·多彩人生》见证当年的风雨历程和峥嵘岁月，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对我说，当年他和伯父就读的连五高高小是那一带的最高学府，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
那时，学校挂的是青天白日旗，教的是民国教育教科书，订阅的是国民党的一些报纸和宣传刊物，当然也有《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科学刊物。报刊上的时事信息成为伯父和一些进步学生了解外界、关注国家民情、洞察时局的重要窗口。在这些报刊上，伯父等人知道了“红军”“徐老虎”（徐向前）、“苏维埃区”“赤化”等词语及其他有关共产党的消息。
李长瑞老前辈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我从6岁起，至13岁高小毕业，亲身经历了学校的一些重要事件。当时，国民党校长王次若上任后就排挤当地语文教员李清习（禹城市李屯乡李法桥人）。李老师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很受学生们尊敬，却成了反动校长的眼中钉、肉中刺。王次若对其进行政治迫害的行为引起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反对，特别是一些进步学生，他们纷纷罢课闹学潮。驻该村的国民党区长邵子澄出面镇压，并打了一个叫刘玉春的同学一耳光。这激起了全体学生的义愤，大家一致罢课。最后，教育局不得不将王次若调走。第二次学潮是因为国民党派刘佩儒任校长不久，又换宫炳如任校长。宫到校后见该校的学生反抗精神强烈，便对学生采取高压政策，经常训斥、体罚学生，激起了全校学生的不满。当年夏季，校友谢善堂（后任我军连长）抓住宫炳如与一蒋姓女教师通奸之事，在全校掀起了赶走宫炳如的学潮，最后取得了胜利。第三次是学生赶走国文史地教员庞子杰。庞自傲自大，常在学生面前满口道德礼仪，背地里却常常训斥、体罚学生，是行动上的伪君子。在全校学生的一致要求下，庞又被赶走。参与几次学潮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就是当时在高小一、二期的王克寇及于春溪、高凤灵、刘世杰、聂华民、马锐锋、王健，还有在高小三期的我。幕后指挥的是高春泉，他当时正在曲阜二师上学，年龄比我们年龄大，学历也比我们的学历高，是我们的老大哥。
在后来的了解中，我知道就是这位叫高春泉的“老大哥”，对伯父他们的政治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长瑞老前辈在1984年10月5日的回忆中说：
高春泉(1915-1939.6)家住李屯乡连五高庄，1930年考入济南省立一中（现在的省实验中学），毕业后又考入曲阜二师。寒暑假期间，他回来后经常向我们宣传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爱国抗日热情和蒋介石不惜国土沦丧而坚持对内反共的种种罪恶，讲李大钊、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还讲外国媒体评论“中国只有两个半军事家，共产党方面就占了两个（彭德怀和徐向前），而国民党只有半个（陈诚）”等等。他还带回高尔基、鲁迅、邹韬奋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及一些进步刊物给我们看，为我们打下辨识是非的思想基础。抗战爆发后，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他化名高鲁，随黎玉、张经武再回山东，任支队长兼政委，在桓台一带领导抗日活动。1939年6月6日，在邹平县刘家村战斗中，他亲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后壮烈牺牲。
这位在我党山东抗日战争中较有影响的早期领导人，却因长期使用化名而在家乡禹城鲜为人知。李长瑞老前辈告诉我：“直到1979年，由黎玉、张经武等领导同志证明，我才知道高鲁就是高春泉。”
李长瑞前辈在回忆录中还说：克寇同志少年时即在连五高高小上学，是我上一期的同学。上学时，他为人忠厚、诚实，爱打抱不平，对弱小的同学很爱护。有年龄大的同学欺侮小同学时，克寇即出面保护，是我们三期学生的“老大哥”。可见，当时伯父年龄虽小，却疾恶如仇、行侠仗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