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伯父刻苦学习、立志铲除社会不公的时候，一场厄运悄悄向他袭来。
1931年5月，连五高小学遭受了土匪的血腥洗劫，他们火烧教学楼并绑架了住校的伯父及十几位同学。
旧社会能上学堂的孩子，一般来说，家里不是有钱有势，就是生活水平较高。因老爷爷和爷爷望子成龙心切，伯父才成为特例，有幸成为学校中的一员。伯父在学生们当中虽衣着寒酸，但学习成绩很好，为人处世也有见地。伯父的好学上进和一身正气不仅让他在全校师生中很有名气，在董家屯也颇受夸赞。只要放假在家，伯父身边总聚拢着一些贫苦的小伙伴，他们听他讲岳家军、杨家将、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伯父讲得绘声绘色，小伙伴们听得如醉如痴。在小伙伴眼里，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小老师；在村里人眼里，这孩子人小志大，将来必有出息；在家人眼里，王家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顺儿”使王家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了。穷人家孩子竟然成为学子中的佼佼者，这当然成了方圆几十里街头传闻的新鲜事。
离学校十几里外的丁寺村，有一个恶霸土匪叫王振鹏，他仗着自己从祖辈手里继承下来的家业，豢养了100多名打手。王振鹏无恶不作，无隙不乘，靠明争暗抢、巧取豪夺敛财发家。他们白天睡觉，晚上以巡逻名义到处踩点，天天算计哪里能捞一把。这样，连五高那些每天背着书包穿戴还算体面的学生就成了王振鹏发财敲诈的“烧饼”。但是，毕竟乡里乡亲。平时他们再无法无天，真绑票时还是会有些顾虑。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他又实在舍不得放弃这块嘴边的“肥肉”。
在清平县（现聊城市高唐县，1954年，将清平城区划到高唐，其他地方都划到临清）同行恶霸土匪冯寿鹏（绰号“冯二痞”）的客厅里，王振鹏抿了一口茶，狡诈地对冯二痞说道：“老兄，有桩好买卖不知你愿意做不？”一身痞气的冯寿鹏是个闻腥就得吃肉的家伙。听了王振鹏说的这桩“好买卖”，他当即拍板同意。
当时连五高高小的两层小楼，一楼是教室，二楼是学生和老师的宿舍。父亲告诉我：1931年5月，麦子快黄梢时的一天深夜，住校的同学们已经睡下，可伯父仍无睡意，脑海里还在琢磨白天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有关红军的消息。忽然，外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马蹄声、粗鲁的撞门声和凶恶的叫喊声。伯父一骨碌爬起来，一边迅速穿衣，一边叫程山俊、于春溪、高凤灵、马瑞锋等快起来。这时，同样被嘈杂声音惊醒的校长刘佩儒也跑了过来。大家紧张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在刘校长的带领下，迅速把一楼楼门用一木杠死死顶住。透过二楼窗口，他们看到一群穷凶极恶的土匪已将学校包围。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刘佩儒拿起存放的土枪，在二楼窗口朝外放了两枪。谁知枪声激怒了这群来者不善、凶神恶煞的土匪，他们见砸不开门，就在一楼的木门和木窗上泼上洋油，点燃了大火。霎时，连五高的夜空火光冲天，火舌饥渴地吞噬着干裂的木具，教室里的课桌和木制楼梯顿时熊熊燃烧起来。火势越来越旺，火苗顺着楼梯往上蹿，没过多久，二楼的地板便被烈火烤得发热。见此情形，刘佩儒校长立即找来绳子，把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从二楼向下输送。刘佩儒最后一个离开，他溜到一楼的一个拐角处，趁黑暗藏进了楼外的厕所里。
这时，已经下来的十几个学生被土匪团团围住，一个小头目怒气冲冲地问道：“刚才是谁放的枪？赶快说，不然老子就崩了你们这些小兔崽子！”话音刚落，他抡起短枪就朝学校的二楼窗户打了几枪。顿时，火星四射。在火光的映照下，一群少年瞪着惊恐而又忧愤的眼睛，吓得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是我们校长打的枪！”这时，知道校长已经藏好的伯父挺身而出。
“那你们校长呢？”那个打枪的土匪恶狠狠地追问道。
“刚才掉进火堆里烧死了！”伯父从容地回答说。几个耀武扬威的土匪拿着枪，斜着眼看站在眼前的十六七个文弱少年，“嘿嘿”地奸笑。伯父等人怒目以对，心里却嘀咕：这帮痞子跑到学校来到底要干什么？
冯二痞的狗腿子们盘算着尽快把这些“战利品”变成白花花的大洋，没有再追究打枪的事。领头的向身边人一摆头，一帮土匪立刻蜂拥而上，把学生们五花大绑，并将一些烂布塞进他们的嘴里。
这群彬彬学子、文弱书生还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年，一看这阵势，顿时吓坏了。他们被一个个装进早已准备好的麻袋里，扔到马车上。学生们在黑暗中蜷缩着，不知自己要被送到哪里。在五六个小时的颠簸中，他们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酸痛。
听李长瑞前辈讲，那天，他因当晚住在父亲的生意店而逃过一劫。
冯二痞把这些学生一口气带到了距离禹城连五高50公里外的清平县。起初，他们一边让这十几个学生干苦力，一边核计着如何能多敲诈些学生家长的钱财来。大刘庄的刘文耀是被绑学生中的一个，他伺机躲过土匪的眼线偷跑了出来，可没跑出多远，又被土匪逮了回去。回去后，刘文耀被土匪倒吊起来毒打了两天。一个文弱少年，哪经得住这般残酷的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在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手里。见此情景，有的同学吓得呜呜直哭，有的同学想跟土匪拼命，也有的说等待时机准备逃跑。心痛无比的伯父理智地告诫大家：“先沉住气，别盲动，看看情况再说，千万别往土匪的枪口上撞！”
此时，我家已经乱翻了天。我奶奶瘫坐在土炕上已哭成个泪人，老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咒骂这个世道真是造孽，家里的老少爷们心急火燎地四处托人打听伯父他们的下落。
这时，和土匪一个鼻孔通气的本村地痞王玉贵（我爷爷织的粗布曾被他偷走）进了我家，他假惺惺地对急得团团转的爷爷说：“贾庄的亲戚贾玉海知道你儿子的下落，可帮你将儿子赎回。’
虽然家人明白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一一没安好心，可情急之下，爷爷还是拿出30块大洋请他去说情。谁知王玉贵带回的音信却是土匪要800块大洋才能放人。家人知道上了“套”，可又没得选择。上哪弄钱呢？就是把家当全卖了也值不了800块啊！
这时张段庄二老奶奶的娘家弟弟匆匆来了，说是一个和土匪经常打交道的铁匠给说了情，我家拿300块大洋就能赎出人来。原来王玉贵是想乘人之危发难财，从中捞好处，真是个狠心的吸血鬼！
据我父亲讲，当时媒婆正给我父亲提亲，我姥爷便对媒婆说：“他家的大儿子被绑票了，他家如果能拿出钱来赎人，就证明他家的日子说得过去。”言外之意，就是掏不空家底，才允许自己的女儿嫁进王家。
老爷爷抱着头，蹲在门槛上，思前想后也没有想出筹钱的门路，最后心一横：“卖地！”全家总共6亩多地，他忍痛卖了2亩半。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但老爷爷说：“如果人没有了，要地还有啥用呢！”300块大洋就这样凑齐了，整齐地码在家里的八仙桌上，在一灯如豆的昏暗中闪闪发光。看着家里的女人们在抽泣垂泪，男人们闷不做声，老爷爷宽慰全家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就有希望！”
300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家里最担心的是半路被劫，节外生枝。程山俊的儿子程发昌大叔告诉我，为防万一，我爷爷与程山俊（伯父的同学，也是被绑者之一）的父亲把大洋小心地放在盛洋油的桶子里。两位被灾难揪着心的父亲，一前一后挑着洋钱穿过一片十几里的树林去火坑救自己的儿子。伯父终于被赎回来了！
看着在匪窝被蹂躏了好几天，面黄饥瘦、头发凌乱的顺儿回来了，家里的女人们哭作一团，刚强的老爷爷面颊搐动了几下没吭声。但是，伯父却明显地觉得爷爷老了，岁月在爷爷脸上的刻痕更深了，已驼的脊梁更弯了。还有一直背负一家人生活重担的父亲，也变得更加疲惫不堪。伯父心如刀绞：这究竟是为什么？这个世道为什么如此黑白颠倒？恶人当道，穷人受气的日子何年何月才能有个尽头？
然而，刚强的伯父没有掉一滴眼泪。他心中信服一条古训：男儿流血不流泪！抑制在胸膛的愤懑如翻江倒海般汹涌澎湃，激荡着一颗虽年轻但已伤痕累累的心。很长一段时间，伯父心情异常沉闷，无法继续读书，时常在昏暗的油灯下摸着课本苦苦思索。看着眼前寒酸的房屋和劳作的家人，想着自己遇到的劫难和经历的坎坷，不向厄运低头的伯父奋然挥毫，一首酣畅淋漓的诗句跃然纸上：
耳闻天宫有妖魔，世间妖魔比星多。凭任妖魔多如毛，我辈奋起斩妖魔。
经过这次被绑票，在乱世困境中长大的伯父又成熟了许多。他已感觉到自己应背负起“奋起斩妖魔”的重任并甘愿去承担这个重任。此时的伯父只有15岁，但他对1日社会的体悟和远大抱负，却是现在的同龄人所无法想象的。迫于家里的窘况，伯父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了。面对几近倾家荡产和债台高筑的家，看着两个少不更事的弟弟，伯父挺起脊梁同父亲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天不亮就开始推磨、蒸馒头、卖馒头，冒着酷暑到田里拔草、锄地。虽然上了这些年学，但伯父在农活方面却一样也没落下，啥活都干得像模像样。几个月下来，毒辣的阳光把伯父晒得黝黑，多年拿笔的手被锄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人瘦了，但看上去更结实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伯父仍然挤出时间学习。
烈日的光芒照耀着大地，清新的空气传来阵阵清香，河边绿色的芦苇荡如同波涛起伏，草长莺飞、鸟啼虫鸣……一片如梦如画的田野风光，伯父看着眼前的美景，脑海中却突然闯入那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悯农》诗句。他不解：为什么自古以来“煮盐的喝淡汤，编席的睡光炕，种田的没饭吃，织布的穿麻裳”？生活与现实在伯父心里结成一个又一个疙瘩：难道这就是贫苦老辈们所讲的“命”吗？凭什么穷人生下来就“苦命”，富人生下来就“好命”？他不想认同老辈们这无奈的解释，他想向这不公正的命运抗争。可是，如何抗争呢？坐在田埂边，他望着远方，苦思冥想。有时夜半，他被噩梦惊醒，常仰望闪烁的星空沉思凝想。听我父亲讲，曾多次对我家伸出援助之手的街坊王青思老爷爷，是附近徐庙村的坐堂先生，也就是药铺的看病郎中。爷爷想让伯父去拉药橱（在药铺当学徒），但又拿不定主意。趁王青思老爷爷回家时，爷爷去看他，说了这事。王青思老爷爷是位有见识的老人，他劝爷爷：“还是让顺儿这娃念书吧。我看这孩子是个人才，能成大器！”于是，王青思老人帮着凑了70块大洋，让伯父再次进入了实现梦想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