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学校都会根据农忙时节放麦假和秋假。原来一直在两假按时回家的伯父，自从进入平师以来，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原来，他是利用假期搞一些党的地下活动：宣传抗日，积极发展进步同学加入爱国进步团体；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即使假期回家，也总是带着党的任务去农村发展党员。
许久未归的长子穿一身长衫回来了。爷爷王玉田见到令四乡八邻尊敬和羡慕的大儿子站到了眼前，乐得喜上眉梢；老爷爷心里像是吃了蜜糖，一个劲地叫家里女人们快点烧火做饭；我的父亲和三叔用崇拜的目光望着大哥；我的伯母也不时投来羞涩柔情的目光。
晚饭后，伯父关心地问起邻居王圣修是不是还像原先那么霸道，是否还常来我家寻衅闹事。原来，地主王圣修仗着儿子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官，常常欺压乡邻，经常拿我家馒头不给钱也是常有的事。伯父上平师的第二年中秋节前，我爷爷向王圣修要馒头钱，他不但不给，还凶神恶煞地骂了我爷爷一顿。农历八月十四日晚上，放假回家的伯父听说王圣修仗势骂人，一股热血涌到了脑门。他起身拿起家里藏的一杆土枪直冲到王圣修家。我爷爷一把没抓住，差点儿踉跄倒地。尽管伯父血气方刚，可他还是很快地冷静下来。他把枪藏进王圣修院内的茅房里，想先看看王圣修的态度再行事。站在王圣修面前的伯父，一双骇人的眼睛放射着无惧的光芒，他义正词言地向王圣修提出警告：“不要欺人太甚，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王圣修有些惧怕了，从那以后收敛了许多。可是伯父回校不久，王圣修又送来“白条子”勒索我家，不仅如此，他还常隔三岔五来找茬，让我家交钱买枪，说用来看家护院。
一次，我二爷爷气不过，顶了句： “让俺家买，你家怎么不买？”
王圣修听罢，阴冷地笑道“你们就是一个个‘泥球’，我想怎么摔就怎么摔！”我家不交钱，王圣修就指使别人牵走我家的牛，然后非让我家拿钱赎。村里的乡亲们明知他仗势欺人，可都敢怒不敢言。谁敢去捅这个马蜂窝呢？我爷爷多次被气得卧床不起，后来只要一听说王圣修来我家，吓得端碗的手直打哆嗦。这次，当伯父又问起王圣修的事，爷爷就说： “比原来老实多了，可他狗改不了吃屎。咱要个人长本事才行啊！”
“等着吧，有替咱报仇的！像王圣修这样的地主老财早晚要被打倒！”
伯父充满信心地说。
这时，我家已14口人，继续靠种地和卖馒头维持生计，虽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随着伯父、父亲、三叔和五叔的逐渐长大，家里逐渐有了新气象。街坊邻里都说老王家的祖坟要冒青烟了，也就对爷爷他们多了些尊敬。
奶奶曾经对我无数次说起伯父的聪明才智。对于奶奶来说，当年伯父的音容笑貌早已牢牢地镌刻在心。伯父牺牲后的岁月里，这个伟大的母亲是靠一遍遍咀嚼着记忆坚强地走过来的。
一天，伯父赶着小毛驴磨了一上午面粉，奶奶、母亲和我伯母坐在炕上边做针线活边招呼他休息一下。
“你们说咱家谁磨面粉磨得最多？”伯父眨着眼笑眯眯地问她们。
“谁磨得多也不会是你啊！一年回不来几天，回来后还脚不沾地到处跑，说要做你的什么大事情！”我奶奶慈祥地笑着回答说。
“那也不见得。要说你们磨得多，那俺问你们，磨一袋面，咱家的小毛驴要转多少圈？”
三个女人皱了下眉头： “哎，还真是不知道！”
“那咱家磨房的屋顶上有多少根檩条？”伯父继续问。女人们一时答不上来。这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母亲说伯父是个有心机的人。
“你们不知道吧？俺知道。看来还是俺最熟悉。还说俺干活少呢！”伯父诙谐幽默的话语立刻引来大家的一阵开怀大笑。真没想到，这个在外念书很少回家的书生，干起活来不仅像模像样，而且心细，说话也讨人喜欢。父亲对我讲： “你伯父跟你爷爷拉馒头车赶集卖馒头，他戴了个破草帽去的，有人问爷爷，你雇长工了？旁边知情人说：这是他的秀才儿子。你伯父行事和别人就是不一样，好多人都说他不是凡人啊。”
伯父放假在家时，经常有些同学来找他，几个人在屋里叽叽咕咕不知密谈些什么，平原中学、济南三中的学生和附近一些学校的进步教师与他也有秘密联系。我三叔就为伯父当过秘密交通员，干些送信、放哨和联络的事。这些事就连我的父亲也不知道。那时伯父经常到大纸坊学校去。在大纸坊学校，伯父发展了张福安（1943年被汉奸李连祥活埋）和李永钊两名进步教师为党员。他们在我家经常一聊就是一个通宵，而且非常神秘。天冷时，他们就点燃玉米芯取暖。我爷爷王玉田对伯父的这种做法颇有微词，说伯父“掌灯熬油不干活，不会过日子”。伯父听了只是笑笑，嘴里答应着： “知道了，以后多给你赚点不就补回来了嘛！”
我想，那时爷爷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已不是先前的书生了，他早已投入革命事业中，背负起“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亡”的历史重任。
伯父利用假期时间在家乡先后发展了齐殿友①、马锐锋、郭金岭，刘金业、程山俊以及大纸坊村的张福安和李永钊7名党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党的骨干和抗日积极分子，有的担任了党组织的领导人和我军的优秀指战员，有的甚至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6年秋，伯父在莒镇建立了禹城南部第一个党支部，伯父任党支部书记，齐殿友任副书记。
那年伯父21岁。
在不断了解伯父整个成长足迹和革命历程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把当年伯父的一件件壮举和他的年龄联在一起。这让我更加佩服和感叹伯父那闪光的青春年华，也让我总是在思考“青春是什么”“人生该怎样度过”这类古今中外的永恒话题。
齐殿友是和伯父并肩战斗的革命前辈，他的儿子齐玉连曾把他生前的回忆录进行了整理。得到这个消息，我满怀激动，急切地想找到齐玉连。2009年初的一个冬日上午，我找到了齐玉连的家，看到了那份虽简朴但十分珍贵的资料。
在那份回忆录中，我了解到莒镇党支部的一段革命历史：为了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他们凑钱在村里办了个小杂货店，表面经营烟酒糖茶，实际是党的地下交通站。七七事变后，党支部把小杂货店改作中药铺，李兰田老师当坐堂先生，齐殿友给他拉药橱（做司药）。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扩大，党的活动内容也不断丰富。伯父经常把秘密文件及一些宣传材料让14岁的三弟王汝安交给齐殿友，然后通过交通员秘密送到禹城安仁、齐河晏城等地。内部交通员是我三叔王汝安，外部交通员是刘金业，不久，齐殿友把我三叔王汝安、堂伯父王汝祯（王克鲁）、董向荣（后来南下到贵州担任要职）等都发展为共产党员。伯父他们组建的这个交通站，后来还被定为中共禹城第六办事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里的中共党组织号召民众全民参战，建立了坚固的齐禹抗日根据地。伯父在家乡的一些好友一一郭金岭、郭青洪、王汝祯、王玉森（雷声）、王玉斌（宋光）、程山贵、金汉三、金冠三等人，都在伯父的带领下走上了抗日道路。年龄最小的雷声16岁给伯父当通讯员，数年中一直跟随伯父南征北战。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青春或生命。
齐殿友在回忆录里还讲到我的伯父带领部队回来，帮助董屯金冠三率领58人的自卫团训练民兵，教他们埋地雷、投手榴弹、拼刺刀等战术，还在徐集建立八路军兵工厂等。伯父在莒镇创建党支部无疑是禹城的一团红色之火120世纪20年代末，禹城一高、季李胡店、安仁街等地的党支部虽然在李宗鲁、尉景平、杨中一、贺漫真等革命先驱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但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反动派的破坏。莒镇这团红色之火，从她出现就以其鲜活的能量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后来，她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坚不可摧的抗战根据地，自始至终没有被破坏。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依1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久，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兵谏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开始从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平原乡师党支部的领导者马霄鹏传达上级指示：继续发动声势浩大的抗日活动，适时建立和发展我党组织，以配合全国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伯父等人按照党的指示，立即在学生、城镇民众、乡村百姓中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