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节寒假，伯父回到家乡。他白天顶着寒风，踏着厚雪，走街串巷帮父亲卖馒头，夜晚秘密地和同学到附近学校与当地学生青年联络，积极组织“青年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鼓励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一天，正在积极筹划抗日救亡工作的马毅之（后改名马凤元）和杨瑞亭拿着尉景平的信，以同学聚会的名义来找伯父。
此前，伯父和马、杨二人从未谋面，但见面十分亲热。伯父意识到是组织上派人来和自己联系，心里非常兴奋。但是，为了遵守纪律，双方在家人面前不便开口。直到黄昏时分，伯父送他们回去，出村口时，马毅之才展示了尉景平给伯父的信。见信后，伯父才知道马毅之就是禹城党组织的负责人，不禁激动万分。
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马毅之告诉伯父，如今日本鬼子快打过来了，党组织要他在家乡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伯父表示将进一步发展党的力量，组织“青年救国会”，在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我会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做抗日救亡的先锋！”他们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一起，目光中流溢着信任、鼓励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几天后，伯父按照尉景平信中的约定，到禹城“鲁北读书社”与他们秘密会谈，一同去的还有同学谭锡三③。与尉景平的会见给伯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也使他深受鼓舞，斗志倍增。
这段时间，伯父他们与尉景平秘密开会不止一次。据老前辈杨中一回忆： “有一次，有两个提鸟笼子的平原乡师学生，一个叫于曼青，另一个叫王汝清，到我村的小学校。”那是伯父他们按尉景平的指示在秘密串联禹城各乡的进步学生商讨抗日救国大计。
寒假期间，伯父和于曼青、高凤灵等几个平原乡师同学，还有从曲阜二师回来的高春泉、从北京上学回来的高惠东等人在禹城八区会面。几个热血青年都是共产党员，相聚在一起，畅谈动荡的国内局势和中共在各地组织领导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抗日活动。他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志向胆识与理想信念碰撞在一起，如同干柴遇烈火般熊熊燃烧。他们决定即刻把抗日烽火燃烧到家乡禹城。于是，他们首先在禹城八区连五高小学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该校先后发展“民先队员”27人，其中教师9人，学生18人。伯父的同学李长瑞、马锐锋、聂华民、刘世杰等就是这时加入“民先”的。为牢牢占领连五高小学这块阵地，放麦假时，伯父又回来在连五高小学建立了党小组，伯父任党小组组长。他们拟订了《党小组抗日救亡行动计划》，一是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教育广大师生和群众认清当前形势；二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师生加入“民先”的抗日行列；三是打倒亲日派反动校长赵春雨。
禹城教委原财务科长于永贵老人当时才12岁，是儿童团团长，他向我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当时，距连五高一里地的李屯小学也是王克寇（即王汝清）他们的重要活动领地。该校教师聂巨庭是丁寺人，马锐锋是坡吴庄人，他们以教学为掩护，在学校西南的庙堂（位于李屯西北部，现已无踪迹）里，秘密开会研究《计划》。他们还在庙堂里藏了一台油印机，秘密编写印刷宣传材料。为扩大宣传，他们发动师生搭建戏台，组织剧团，让一些爱国文艺学生天天登台演出。
伯父他们演出的剧目有反映日本鬼子摧残中国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话剧《花姑娘子》，有揭露地主对农民剥削压迫的《五奎桥》，有反对投降卖国、痛斥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粉墨登场当了伪满洲国傀儡的讽刺剧《大登殿》等。这些剧目在当地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提高了广大学子和民众的觉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我后来又了解到，伯父他们搭建戏台，搞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原来是与国民党反动校长赵春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此前，赵春雨不允许师生在校谈论国事，更不允许师生指责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他在课堂上信口雌黄，大放厥词，说什么“时间换空间”“日本国小人少，中国地域广阔，由他们占也占不过来，等他们分散开来后，中国不费一枪一弹就能把日本拖垮，当前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
许多师生质问他： “日本人占我河山，杀我同胞，掠我财富，国民党不打东洋而打共产党，这‘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岂不是卖国投降政策？你的这种言论岂不是汉奸卖国贼言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是抗战还是妥协？斗争的风潮在连五高小学风起云涌。赵春雨凶狠地威胁、恫吓爱国师生：“你们想通共匪造反吗？国民党县党部正想抓几个共匪分子，你们也想尝尝进牢狱、过大刑、戴镣铐的滋味吗？”伯父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连五高小学，抱柴添薪、燃烧起草命火焰的。在领导驱逐反动校长赵春雨的学潮斗争中，伯父展示出在党的培养下日臻成熟的谋略和才干。
赵春雨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有进步思想的刘佩儒校长就是被他挤兑走的。赵春雨自从担任连五高小学校长以来，耀武扬威，一直对进步师生进行打压。见我伯父他们几个人经常出入校园，教育学生爱国抗日，他想扑灭这股刚燃起来的革命火焰。他发现我伯父是抗日活动组织者和中心人物后，便在一天晚上假惺惺地把我伯父叫到他的屋里，一边游说一边恐吓。伯父根本不吃他那一套，赵春雨被气得一脸铁青，手里拍着匣枪恶狠狠地说： “你是不是赤色共党？你非本校师生，以后不许擅自进出，更不能煽动学生闹事。”起初，伯父耐着性子给他讲所谓“闹事”的意义，给他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针锋相对地指出：师生的抗日宣传活动是爱国行动，视为“闹事”的说法，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屈膝投降，是亲日派对爱国行动的无理指责。
在激烈的交锋中，理屈词穷的赵春雨气得暴跳如雷，他大吼道： “在这个学校，就得听我的，决不能允许你们来搞共党宣传……”
在门外等候的于曼青听到这里，冲进屋里，拉起我伯父就走： “甭和他费口舌了，同他谈抗日，就等于挖他祖坟。”
一场较量使他们看清了这个顽固不化的反动校长的真面目。当天夜里，伯父他们召开党小组秘密会议，决定掀起学潮，发动师生赶走这个反动校长。但是，斗争要讲究策略，伯父建议抓住赵春雨阻止抗日和贪污学校修缮费大修自己家堂这两点向他施压，然后将他轰走，这样县当局就会无话可说。建议得到大家一致同意。会后，大家立即分头行动，一夜之间，学校内外贴满了标语。
翌日清晨，整个校园沸腾了，铺天盖地的“赵春雨从学校滚出去！”“抗日爱国，人人有责！”“打倒卖国贼，不做亡国奴！”的大字标语取代了以往校园中“莫谈国事”的标语。刚刚从睡梦中惊醒的赵春雨一下子懵了，他没想到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最初，他暴跳如雷；后来，看到没人吃这一套，他便铁青着脸想赖着不走。可是，这时已经由不得他了，学生们气愤地把他的被褥扔到了校门外。赵春雨见没了立足之地，只好耷拉着脑袋，自下台阶，声称要到城里国民党县党部去告状，气急败坏地夹着尾巴狼狈地走了。
李长瑞前辈说：
连五高小学自建校至七七事变，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学生闹了5次学潮，都取得了胜利。参加领导这几次学潮的有高小一班、二班的学生王克寇、于曼青、聂华民、马锐锋、王健①、高谋洗（高凤灵）和高小三班的我。这几次学潮，锻炼了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骨干，为抗战爆发后我党在八区活动播下了火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天中午，伯父同于曼青、李荣宗、聂巨庭、马锐锋，高凤灵、赵中秋等人乘胜带领全校师生来到附近的徐庄、程庄、坡吴庄、丁寺一带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大街上，他们高挺胸膛，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呼口号： “团结抗日！” “打倒日寇！” “赶走亲日派赵春雨！”宣传组每到一处都张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团结抗日，不做亡国奴！”“大好河山，沦为敌手，为了自由，决不罢休！”的标语，并向群众演唱抗日救亡歌曲：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拍手称快。从这群朝气蓬勃、浩气凛然的青年身上，他们看到了中国不会亡国、中国人不会当亡国奴的希望，看到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希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如燎原之势，迅速燃遍整个中华大地。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使军队和政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抵御日军侵略、挽救中国于危亡之际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强烈的声音：不分地域，不分阶级，不分民族，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全力投入抗战。
面对全国全民族的抗日形势，即将毕业的伯父心潮澎湃，热血滚涌。他向党组织保证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愿将自己的热血洒尽，誓死救国！“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中共北方局发出了号召。毕业前夕，伯父和他的好友于曼青、高凤灵等人，穿梭于校园的“读书会”和“民先”组织等，把那洋溢着青春朝气的活力融人抗日救亡中，把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日大业看作自己的使命。他们奔走相告，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到游击队去，誓死不做亡国奴！”
响亮的呼声、呐喊声传遍了校园的各个角落，激荡着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加波澜壮阔的抗日战场在向他们招手。
他们要毕业了，4年的师范生活为他们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在这里，他们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阶级情、民族恨；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豪情壮志，什么是真正的胸怀天下……青砖白墙的教室曾回响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芬芳弥漫的草地曾是他们读书或憩息的净地，垂柳依依的湖边留下了他们漫步畅谈理想的足迹……如今，国家和民族深陷水深火热之中，以往宁静的校园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未来等待他们的不是似锦前程和安逸生活，而是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和挽救民族的重任，他们要去披荆斩棘，要拿起刀枪迎战弹雨，要用自己的鸿鹄之志和血肉之躯换取一个有尊严的国家、一个有尊严的民族。这是历史的使命，他们无怨无悔；这是祖国的召唤，他们豪气冲天！他们身上映现出了中国未来的曙光。正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当年是我父亲到学校接回刚刚毕业的伯父。那天，天刚亮，我父亲推着家里的独轮木车到平原县城去接伯父。100多里的路程，给了哥俩充足的倾心交谈的时间。独轮车上是伯父的所有家当一一一堆书籍。伴着木轮“吱呀吱呀”的声响，肩头挎着包袱的伯父，迈着矫健的步伐和我父亲走在夕阳绚烂的黄昏里。
“你总算毕业了，往后咱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父亲十分开心地看着大哥笑嘻嘻地说。
“这段时间，没有人再赖咱家馒头账吧？王圣修又来咱家找茬没？以后，不用怕他，会有人去收拾他的。”伯父没有正面回答，却歪过头向我父亲问道。“从你那次回家找王圣修算账后，他没敢再找茬。可是他仗着儿子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连长，在村里还是不老实，净干些孬事。”我父亲回答着大哥的问话，继而叹了口气又说： “要说咱家的馒头生意，在十里八乡还真是有了名气。可是这几年来，咱家人过得实在是太苦了，一年到头从没睡过囫囵觉，也只能是赚些剩头过日子。爹对俺说，等你大哥回来就好了……”父亲向伯父絮叨着。
此时的伯父却陷入了沉思。他是毕业了，但他能按照家里人的设想，找份教书的差事养家糊口过日子吗？伯父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国难当头，他不挺身谁挺身，他不担当谁担当！
伯父回来了，家里像过年似的，每个人脸上都绽放着少见的笑容，就连简陋的小院里都四处散发着喜悦的气息。
伯父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在农村，长子长孙会受到家族的特别眷顾，因为他将是家里的顶梁柱。因此，送伯父进学堂虽历经坎坷和磨难，但家里一直坚持把伯父供到师范毕业。如今，伯父成为村里瞩目、家族光宗耀祖的骄傲，在老辈人的心里，他的归来意味着自己终于可以歇口气了，而且教书是个受人尊敬的好差事，一家人也该扬眉吐气了。
伯父归来，最为兴奋的是我父亲和三叔，这个年长几岁的大哥是他们心中崇拜的英雄，从他的嘴里可以听到许多新鲜事情和不曾想过、也想不明白的大道理。每当兄弟3个在一起时，我父亲和三叔兄弟俩便一起央求大哥讲那些精彩的故事，那一刻，他们眼里会放出神往的光芒。还有我那年仅8岁的五叔王汝溪，常寸步不离地跟在大哥后面，用好奇而崇拜的目光看着他神采飞扬地讲故事。
已经驼背的爷爷、慈祥善良的奶奶喜上眉梢，大儿子有出息，他们觉得生活更加有了希望。嫁到我家已经七八年的伯母，挽在脑后的乌黑发髻闪着光泽，俊美清秀的脸庞因见到伯父而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回到家的伯父十分勤快，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虽然他回家劳作的时间不多，但各种活照样精通。老爷爷、老奶奶一口一个“顺儿”地喊着，似乎感觉到苦难了多半辈子的生活，如今终于熬出头了。
但是，回到家的伯父，并不能把更多的时间给予亲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在召唤他去为之探索，为之奋斗，为之献身。他常常在家人进入梦乡时辗转反侧、难以成寐。他在思考：国将不国，家焉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