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京津相继失守沦陷。日军长驱直人华北，铁蹄践踏之处，哀鸿遍野，满目疮痍。
国难当头，毕业回到家乡的伯父，没有像父辈期望的那样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而是立即投入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去。
1937年9月，日军沿津浦铁路攻占沧州，10月3日进逼德州，接连占领平原、恩城、禹城、齐河。在蒋介石保存实力一贯退让的政策下，国民党29军宋哲元部，在反攻石家庄失利后，被迫经临清、聊城一路南撤。鲁西北的民众惊恐地看着这支曾经威名赫赫的抗日队伍携着背包从前线溃退下来，一些地方国民党要员、大小官吏各自带着家眷壮丁携枪退到黄河以南，逃难的人群如潮水般经过。国民党军队的撤离，日本侵略军兵力不足，我军尚未进驻，致使一些地主豪强，土匪恶霸、杂团、封建会道门，蜂拥而起，竖大旗、拉武装。各种牌号的“救国军”“义勇军”、假借抗日救国之名，趁兵慌马乱之际，纷纷网络社会上的散兵、游勇、地痞无赖，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把手中的武装作为割地称雄、独霸一方的资本。此时，鲁西北又遭遇空前的水患，真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鲁西北的混乱和人民恐慌已达到极点。一时间，中国“亡国论”和“恐日症”如瘟疫般迅速弥漫开来。
当时伯父的好友于曼青已到济南十八里堡任教，并参加了当时济南的“战地服务团”。伯父和他积极联系，并一起在济南和高惠东、高凤灵、高春泉等人会面。昔日的同学好友相聚在一起，大家敞开心扉，分析战局形势，抒发抗日胸臆，言辞壮怀激烈。最后，根据上级指示，伯父和于曼青回家乡禹城八区开展抗日活动，高春泉、高惠东、高凤灵被派去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于曼青与伯父毅然回到家乡，他们都觉得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是生在这个年代的血性男儿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滚滚的抗日洪流之中，为挽救民族危亡尽自己的力量。
正值青春年华的伯父作出的选择，十分鲜明地诠释了那一代青年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面前，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前途。
就在伯父和于曼青准备返回家乡时，中国共产党在禹城的早期负责人尉景平已在禹城安仁街高等小学内召开会议，商讨迅速建立抗日武装，成立“抗日义勇军第七大队”。李长瑞作为八区“民先”队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到会的有尉景平、金谷兰、马毅之（马凤元）、杨瑞亭、杨中一、张同海、张祝华（张成宪）、李长瑞、腾玉亭、杨业璞、区正山、李大河、李大山、李太德等20多名中共党员骨干和抗日积极分子。会议决定由金谷兰任大队长，张同海（张同海，1896年生于禹城前油坊乡郅辛庄。童年随父闯关东，后去苏联西伯利亚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前回到故乡。历任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副大队长、冀鲁边支队连长、特务三大队副大队长。1941年牺牲）任副大队长，其余为副官。会后，大家分头物色爱国青年和收集枪支，由金谷兰带领腾玉亭、谭锡三，先以“四大队”的名义组成小股武装开始活动。李长瑞刚回到八区，伯父和于曼青也回到了家乡。李长瑞向伯父和于曼青汇报了安仁会议精神，传达了中共北方局和鲁西北特委的指示，要求共产党员深入敌后，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建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就在日军不可一世，大有希特勒“闪袭波兰”之势时，中国抗日前线传来胜利捷报：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获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近百辆、缴获轻重武器数百支的辉煌战绩。这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首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军最精锐的板垣部队以重大打击，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欢欣鼓舞。
伯父他们立即在家乡禹城八区组建了“青年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青抗先”）。手持大刀长矛的“青抗先”队伍威武雄壮，歌声嘹亮。伯父和几个骨干带领大家散发传单，集会讲演，演唱救亡歌曲，宣传爱国抗日。那时的伯父意气风发，气宇轩昂，凛然正气的气势鼓舞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当时的禹城八区，雄浑有力的《抗战歌》到处飘扬传唱：
七月七，日本鬼打演习，用飞机大炮向我们袭击。发兵占我绥、察、冀，又来攻占我山东山西。到处烧杀、奸淫又抢掠，不讲理。同胞们，团结起来！
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齐心协力联合起，组织起来打游击，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人们还高唱29军宋哲元部的《大刀歌》来鼓舞民族斗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英勇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团结起来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勇敢前进！勇敢前进！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宋哲元是德州乐陵人。抗战初，他率军在长城喜峰口用中国大刀片痛杀小鬼子所创下的战绩鼓舞了全国人民。此时，禹城八区“青抗先”队员们一边豪情万丈地唱着这首歌，一边为这位铁血勇猛的鲁西北老乡深感自豪。那阵容、那歌声、那气势，使多少驻足观望的热血青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抗战队伍，又使多少人热泪盈眶、心潮激荡，自觉自愿地出钱、出力、出枪，更使多少麻木呆滞、只关心自家、不关心国家的人幡然觉醒，萌发了爱国良知。
齐河的孙靖州、姜虎文、张强、耿黄，长清的田墨林，都和禹城的“青救会”建立了联系。一群热血爱国青年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了一起。
根据中共鲁西北特委的指示，齐河的姜虎文组织了“齐河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原、禹城县共产党员马诚斋、赵毅、霍仙洲、段尔平等在辛店一带组织起近百人的“平禹游击队”。一些鲁西籍共产党员在济南参加完中共领导的第三路军政训练班后，陆续回到鲁西北，壮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力量，其中禹城早期党员马毅之、尉景平、杨中一及高唐县共产党员金谷兰在禹城安仁一带建 立了“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抗日烽火如燎原之势遍及鲁西北大地。与此同时，中共地方党组织也在斗争中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1937年10月底，在禹城县连五高小学内，伯父和马毅之、尉景平、杨中一、杨瑞亭、张成宪、于曼青等围坐在昏暗的油灯旁，成立了中共第一届禹城县委，马毅之任县委书记，尉景平任组织委员，伯父和杨中一任县委委员。伯父分管武装建设。县委辖6个党支部。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禹城县总队部”，具体由于曼青和李长瑞负责。县委还创办了《青年报》《血花》《浴血奋战》等刊物作为抗日宣传的阵地。灯光映照着他们年轻的脸庞，每一双眸子里都透着热忱、坚毅和果敢。
县委决定，迅速在八区李屯小学将“民族解放先锋队”改建为“禹城青年抗日救国会”，以团结带领农村广大爱国青年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并从中培养、发展骨干和积极分子为共产党员。“青救会”的重要人员有于曼青、李长瑞、聂华民、马锐锋、聂巨庭（原名聂铿广）、马卫平、刘世杰、朱智、王健、杨思圣等。“青救会”成立以后，由王健负责收听记录广播电台新闻消息，然后大家将来自全国各个抗日战场上的消息写成报道，综合编发刻版油印。《青年报》每四五天出一期，每期200多份，一直坚持出了40多期。此后，他们又不定期地出版了《血花》《禹声》。
为做好抗日舆论宣传工作，于曼青亲自执笔起草《抗日宣言》和《八路军告民众书》，并刻写钢板，伯父和李长瑞也撰写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五六百份宣传品贴遍了60多个村庄，大大稳定了群众的情绪。一天晚上，在李屯小学的“青救会”部，伯父、于曼青、李长瑞3人，在一起共同商量取什么笔名。最后，伯父取笔名“青辉”，于曼青叫“西风”，李长瑞（原名杨学颜）叫“雁声”。后来，“青辉”和“西风”都没有叫起来， “于曼青”和“杨雁声”作为化名却被叫了起来。之后， “杨雁声”又化名“徐英”“李长瑞”。李长瑞老人曾风趣地对我说：“有时我们叫你伯父‘馍馍顺儿’。”他们用笔名在《禹声》《血花》《新青年》上抒发自己满腔的爱国之情，并向禹城民众吹响了抗日的进军号。在《禹城县志》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1937年秋，大涝，河水涨溢，平地行船数十里，禹城（火车）站南水深数尺。1937年10月12日中午，日军两架飞机炸毁禹城火车站客车3节，逃亡者死300余人，伤200余人。10月14日，日军千余人侵入禹城县西北部的张庄和黎济寨村。11月12日，驻黎济寨村的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侵犯禹城火车站。不久，在禹城火车站附近建营区、弹药库等。营区设碉堡，四周置堑壕、铁丝网。并先后在张庄、大段、辛店、质金赵、赵集、辛寨、菜园、伦镇、将军庙、徐集等地设据点。
从这些真实的记载中，不难看到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当时正在承受着内忧外患的煎熬。一边是战火烧来，一边是大水淹没。正当伯父一边奔走呼号发动民众起来抗日，一边组织乡亲们挖沟排水、抢修民房时，国民党禹城县长杨进清却被日寇的进攻吓破了胆，趁国民党韩复榘部在禹城西北部黎济寨一带还未与日军交战，先于10月9日携枪械带家眷弃城南逃。在这种情况下，由共产党员金谷兰、张同海等数十名抗日勇士新成立的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义无反顾地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0月12日，日寇轰炸禹城，随后日军岗村部队1000多人在骑兵和大炮的配合下，兵分两路从平原向禹城进犯。有六七百名日本兵，在一个叫大村的头目带领下占领了禹城黎济寨。他们把各家院墙扒开，使户户相通，把门窗拆下烧火做饭，把百姓的猪羊鸡鸭全部吃掉；他们强奸妇女，杀害奋起反抗的群众。另一批日本兵300多人，占领张庄后也是杀猪宰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同日，日军强渡马颊河，企图袭击高唐城。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七大队挺身而出，在高唐、夏津边界马桥设伏袭击。可是，面对武器装备精良、军事训练有素的日军，我们的将士仅有一腔热血和抗敌赴死的决心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刚刚组建的抗日游击队损失惨重。血的代价让新成立的抗日队伍吃一堑，长一智，他们开始明白，只有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