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筑先的抗战队伍在高唐县徒骇河南岸南镇河堤摆开了阵势，与肆无忌惮、长驱直人的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装备精良、恃强轻敌的日寇根本没想到会在鲁西遭到非正规武装如此顽强的堵截，开始用机枪、掷弹筒向我民团战员猛扫，试图突破防线。我抗日民团虽装备落后，但大家同仇敌忾、勇猛无比，犹如一道铜墙铁壁。范筑先将军亲率数百人驰援。俗话说： “骄兵必败。”在血战中，日军死伤100余人，损失惨重。日军南渡黄河的阴谋计划最终也没有得逞。
对于南镇大捷的情况，1939年《鲁西区党委统战报告》作出了总结：
太原攻下，敌人复转移兵力到津浦线来……十二月某日，敌人三百余自高唐出发，企图经茌平从东阿渡河进袭泰安，使济南前后受敌。敌人到高唐之南镇即与范（筑先）接触，连战三天。敌人最后增到六百余人，范也抽调一个营支援。这次战斗中，政训处工作的同志，为了他们最光荣的任务，即动员民团参战，经三昼夜的战争，把敌击退。敌此次伤亡百名以上，范部也伤亡七八十名。
这次战斗更增加了范的威信，兴奋了鲁西北的广大群众。同时由于政工人员的英勇参战，使范更深切地认识了青年，政工人员在范的身上立下牢不可破的信任。
抗战初期，国民党部队虽也不乏英勇顽强之劲旅，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正面御敌屡屡失利，痛失我华北大好河山。一时间，“恐日症”的暗流席卷全国。此次南镇大捷无疑给期待抗战胜利的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使全国人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来自全国各地的贺电像雪片似的发来。李惠民也受到了范筑先将军的嘉奖，地方百姓纷纷前来犒劳慰问他们。
在敌强我弱、国民党部队溃逃南下的时候，范筑先将军只率大部是非正规武装民团的千余人就能取得阻击日军的胜利，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奇迹，实则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这是伯父等人执行党的统战方针政策、促使民族精诚团结迸发出强大力量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为了国共合作的统战大业，马毅之和尉景平相继调离禹城县委，到聊城协助国民党爱国将领范筑先将军收编和扩大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2月，伯父接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于曼青任组织部长，李长瑞任宣传部长，聂华民、聂巨庭、王健、杨保生、焦连河、李刚等18名同志任委员。
那一年，伯父22岁。
伯父从担任中共禹城县委主要负责人那一刻起，就用自己的热血为禹城抗战斗争史书写着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因此，他被后人誉为禹城抗日的“开路先锋”和“革命先驱”。我无意扩大伯父当年在禹城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当我一步步追寻他的足迹时，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十分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中伯父青春光彩的炫耀夺目。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后来的战斗岁月中演绎了无数精彩传奇的故事。
南镇大捷的胜利让李惠民头脑发昏。他开始居功自傲、野心膨胀，并以功臣自居。他利用职权之便修建了两个公馆，把三姨太、四姨太接来。过去远离的土豪劣绅也趋之若鹜地前来讨好逢迎，这个赠马匹，那个献皮袍，李惠民是来者不拒，悉数收下。有人还专门给他建立了“供应处”，供他和他的属下花天酒地地享受。他个人的欲望也越来越高，飘飘然地想当一方的“土皇帝”。尽管伯父多次忠言相劝，可李惠民却听不进去，他不愿意听共产党人给他“挑毛病”。加之国民党趁嘉奖之机，派要员赵春雨进驻他的队伍，在里面吹阴风、点鬼火，使李惠民开始与我党离心离德，其背离统一战线的端倪渐显。
鉴于政训处并不能团结大量农村青年组成抗日武装，加上李惠民身上发生的变化，县委决定，伯父与在李营的共产党员二连连长杨瑞亭及肖金淦等人继续留在李营开展工作，于曼青、李长瑞、聂巨庭、聂华民等人则在“青救会”的基础上，适时组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此期间，八路军129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和386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部到达冀南南宫县，伯父和尉景平多次前往联系。1938年3月，伯父与于曼青、李长瑞去夏津县。在不到70公里的路程中，因沿途土匪、日伪封锁，几经盘查刁难，伯父3人走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张承先①。伯父向组织汇报了鲁西统一战线工作，请示下一步抗日的发展方向，并带回129师的许多文件和宣传品。5月，伯父等人再次找到鲁西北特委。特委决定禹城县委建立我党武装，指示他们要以“青救会”为基础，成立129师独立旅禹城武装工作团。
当初， “青救会”的生活费由李惠民供给，印刷经费除大家凑钱外，主要依靠各个武装团体募捐。经常捐助的有李惠民部、李连祥部、茌平县的云茂才部和吴春阳部，还有长清县的姜玉河部等。
现在，为了组建武装工作团，伯父和好友于曼青开始自筹经费、收集武器。伯父把我老爷爷卖猪卖羊的钱全部拿来作经费；于曼青的父亲也积极支援抗战，卖掉家里一头猪，又东拼西凑托亲告友借来一些钱，为儿子买来一支匣枪；于曼青从前王刘庄刘吉堂家动员来一支湖北“汉阳造”，从苗林村姑父李丙山家动员来一支手枪；罗克、朱智等也想方设法借来4支步枪。这样，他们共收集到长短枪10余支。此外，他们还搞来了一些鸟枪、大刀、红缨枪等民用武器。武器解决了，可没有给养，30多名团员的吃饭成了问题。伯父和于曼青等人从家里背来谷子，大家抱起碾棍一边碾米，一边唱着救国军歌：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瞄准敌人！
一枪打一个，一步一前进！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1938年夏，李长瑞和聂巨庭骑自行车费尽周折从夏津领来40套灰军装和一些“八路”臂章，还有50个手榴弹。大家把聂华民书写的“129师武装工作团”大牌子挂在了李屯东门路南“青救会”的大门上，门旁还设有岗哨。从此，以于曼青为团长的八路军129师禹城武装工作团宣告成立。在创建工作团的过程中，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也更加深刻地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创建之初，武装工作团只有两个班：大枪班和手枪班。骨干力量也只有于曼青、聂华民、李长瑞、肖金淦、马锐锋、雷声、聂巨庭、朱智等人。但是，武装工作团的成立表明了抗日救亡运动已经由宣传群众发展到武装群众的阶段，标志着禹城八区第一次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标志着我的家乡从那时起高举起抗日红色旗帜，成为红色抗日革命根据地。从此，这支由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武装，在血与火中成长，在玉石俱焚中厉兵，逐渐成为威名遐迩的英雄“老二团”。
李惠民见八路军主力已开到高唐，便见风使舵，几次找到县委、特委，以所部已有共产党的政训处和各连已设政治指导员为由，要求把所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特委研究讨论后认为：鉴于李营成员成分复杂，国民党已派驻赵春雨进去，与各地主武装打得火热，他们又不愿意受八路军纪律约束等因素，当下改编时机尚不够成熟，因此对李营先按八路军游击队对待，发给李惠民“八游”臂章。李惠民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共产党不相信他，由此心生怨恨。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李惠民在自己地盘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与其同眠，于是停止了对“青救会”（武装工作团）的供给，还放出话来说要缴武装工作团的枪。为了稳定鲁西北来之不易的抗战大好形势，消除李惠民对共产党的疑忌，坚持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根据县委的指示，武装工作团从大局出发主动离开八区李屯，经聂华民介绍，赴长清县潘店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此举即表明了我党在统战合作中的襟怀坦诚，也解除了李惠民的顾虑。
武装工作团在长清县潘店（今属齐河县）一带很快站住了脚。团长于曼青擅长宣传工作，每进一个村庄，他首先让工作团的宣传员安玉祥在村头给群众先来一段大鼓书，然后再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工作。以往这里土匪猖獗，百姓深受其害，人们对兵痞土匪深恶痛绝。可是，这支队伍开进来后，吃的是各家各户凑的野菜干粮，住的是百姓的闲房和场院破屋，而且待人和气，纪律严明。慢慢地，当地群众看出这是一支保护人民利益的抗日队伍，开始拥护这支部队并多次恳请于曼青团常驻该地，为民助威。从此，工作团在潘店一带扎下了根，并逐渐扩大发展了抗日武装，使这一带日后成为我党领导的坚实根据地。许多老干部在回忆武装工作团这一初创阶段时深情地说：“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播撒的是革命火种，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仰和希望。我们工作团是长征精神的继续，播撒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是共产党人要打翻一个1日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信念。’
随着前线战事吃紧，华北局势更加动荡，此时的津浦铁路禹城段已被日寇占领，一条铁路将禹城分割为南部和北部。抗战营垒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发生了动摇倾向。李惠民凭借武装力量的增长，在一些卖国求荣汉奸的摇唇鼓舌之下，极力想摆脱与我党的关系，搞封建割据独立王国，开始对伯父这些政训人员心怀叵测。而此时，曾经被伯父等人赶出连五高小学的国民党禹城要员赵春雨摇身一变成了李惠民的“狗头军师”。他常在李惠民面前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帮穿大褂的虽然没有枪、没有炮，但在百姓和士兵的心目中威望极高。王汝清和于曼青是领头人，又在营部设了政训处，久而久之，他们的威望将不在团座之下呀！”兵痞阎玉珍也在一边旁敲侧击： “我听说那个王汝清和二连连长杨瑞亭在营里与连排长搞得火热，士兵们也围着他们团团转。团座，这事不可不防啊！”李惠民的弟弟李朝生更是满腹牢骚： “我说三哥，这些穿大褂的是干什么的？住店的得拿店钱，吃饭的得拿饭钱，他们不拿还不说，还整天给兄弟们念紧箍咒， ‘纪律、纪律’的都念到我头上了。”
在这些人的纷纭扰攘之下，李惠民彻底动摇了。一天晚上，他屏退左右，召集心腹手枪班班长和一、三、四连连长密谋，决定先拿我伯父和杨瑞亭开刀，利用晚上部队集合清点，除掉政训处的共产党员，来个杀一做百。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紧急时刻，队伍中杀出了一个急公好义的好汉。此人是三连连长孙兰阁。他早已和共产党员杨瑞亭结为义气兄弟，并对伯父他们在部队里的统战合作颇为赞赏，对李部排挤共产党政训人员的卑鄙龌龊行径深恶痛绝。于是他火速找到杨瑞亭，将李惠民的恶毒诡计和盘托出。听孙兰阁一说，杨瑞亭感到事态严重，急忙找到伯父商量。伯父当即决定：马上通知李荫楠（李达）、张祝华（张成宪）、袁西敏、侯福元等迅速撤离李惠民部，到驻在夏津的鲁西北特委汇报。然而不幸的是，侯福元还没来得及从李营撤离，就惨遭杀害。在痛失战友之后，劫后余生的伯父等人进一步看清了顽固派和反动派的凶恶嘴脸，更加意识到统战工作的艰辛及危险。血的代价让他们坚定了建立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决心。
离开李惠民政训处后，伯父马不停蹄地赶赴夏津县，找到特委书记张承先。张承先告诉伯父，党组织正研究计划建立新的鲁西北特委，发展鲁西北抗日武装，让伯父先去河北南宫党校学习。禹城县委书记由于曼青接任。
听李长瑞老前辈讲，在伯父、于曼青、李长瑞3人第一次去夏津找特委汇报工作时，特委书记张承先就看中了伯父这个人才，所以派伯父去学习，以进一步培养锻炼他。我在1939年的《鲁西区党委统战工作报告》中看到：
由于环境关系，在统战工作以范专员为主的环境中，鲁西、鲁西北特委都未开办党的训练班，冀鲁豫省委成立后发动各级同志到南宫党校受训，县委级的干部多受党校训练。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时任县委书记的伯父去南宫党校学习不仅是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牢牢掌握主动权的需要，更是当时抗战大环境的需要。
踏着伯父曾经的足迹，我来到河北南宫县。它位于河北省东南部的冀、鲁两省交界处，属华北平原海河流域。南宫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司令部、冀鲁豫边区省委、冀南行政公署、冀南军区所在地。在党校学习期间，伯父聆听了129师陈再道、宋任穷等首长关于抗战形势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报告，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统战政策、策略和游击思想，学习了埋造地雷和游击战术，参加了军事科目的训练。通过学习，伯父不仅增强了对中国抗战前途和命运的信心，而且增长了军事才能。这为他在未来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中发挥指挥才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