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我抗日军民奋起反击下，日军在津浦铁路禹城段屡次受阻。于是，疯狂的日军便在禹城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血案。辛店惨案便是其中之一。1938年5月23日，民团团总褚连三的继子正在娶亲，日军300多人分乘10辆汽车和4辆摩托车突然包围了辛店，把群众赶到一个园子里，然后挑出青壮年，怀疑是八路军的就每凑到十几人杀一批。杀完第六批后，群众还剩下16人。日军就把他们绑成一行，只杀双数，排在单数的8人则被带走，从此失踪。辛店惨案中共有124名无辜群众惨遭杀害。8月17日，日军又在二十里堡乡王寺庄和唐庄制造血案，杀害王寺庄11名无辜老人，杀害唐庄80多名群众，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在唐庄，日军还烧毁了200多间房屋。
历史的沉重往往引起人们对战争的思考：自从人类存在以来，战争就从未间断。战争既能摧毁已有的文明，也能涤荡沉积在人类灵魂深处的愚昧。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唤醒了沉睡的理性，升腾起追求正义和进步的信念。
面对日寇的凶残杀戮，本性善良的鲁西北百姓别无选择，只能擦干眼泪，拿起刀枪，以更加顽强不屈的精神走上血肉横飞的战场，迎战那毫无人性的法西斯。时任冀鲁边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的伯父组织党员和抗日骨干到群众中宣传发动，号召全民参军参战、破寨挖路，自卫团前方打仗，儿童团站岗放哨抓汉奸，父老乡亲抬担架、救伤员、送公粮。各方群众积极支援和配合八路军部队作战，开展敌后抗日游击。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此时的鲁西北抗战形势有过这样的论述：
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
这是毛泽东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所作的高度评价，是对鲁西北我党与范筑先将军合作抗日的肯定和赞扬。它使鲁西北抗日军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38年2月15日，陈再道率东晋纵队到达南宫，成立冀鲁豫边区党委。为配合徐州会战，孙继先率津浦支队挺进鲁西北平原，活动在高唐、恩县（现平原县恩城镇）、夏津、武城一带。张承先作为鲁西北的代表，配合津浦支队工作。伯父经常去夏津一带找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寻求救国救民发展抗日武装的正确道路和方向。
1938年初，范筑先和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在威县举行会谈后，四专区和六专区变成了性质不同的两个专区：六专区是国民党军队活动地区，八路军不去公开活动；四专区为共产党八路军活动地区，国共彼此互不干扰。6月，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共冀鲁豫省委决定，将鲁西区委分为两个特委：以聊城为中心建立鲁西特委；鲁西北特委在夏津县城女子小学成立，张承先任书记，尉景平任组织部长，彭天琦任特委委员，刚从南宫学习回来的伯父任特委委员，
分管武装建设。两个特委均属冀鲁豫省委领导。新的鲁西北特委领导夏津、武城、平原（铁路西）、禹城（铁路西）、齐河（铁路南）、恩县、高唐、临清、邱县、清平10县党的工作。新特委的成立加强了我党对鲁西北抗日斗争的领导，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
1938年7月1日，为纪念抗战1周年，新的“鲁西北游击支队”在夏津县城北大寺宣告成立。支队由禹城刘润明①、张祝华领导的工作团，夏津史辉领导的游击队，平原王凤岭领导的五区队以及夏津杨真领导的武装工作团合并组建而成，共有500余人，作为特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司令部设在夏津县城内油坊，孙超任支队队长，彭天琦任政委，伯父任政治部主任，刘君雅任后勤主任，韩哲一任民运部长，谭锡三任宣传部长，史辉任侦察参谋，支队下辖4个中队（夏津县党史资料记载八个大队）：一中队队长为徐星伍，指导员为徐键；二中队队长为吴忠，指导员为侯润生；三中队队长为王泮清，指导员为一位王姓同志；四中队队长为张祝华，指导员为刘润明。部队补充了40多支马提尼枪，购买了一部分枪支弹药，还截获了敌军由临清发往德州资敌的棉花。根据八路军129师徐向前副师长的意见：支队的活动范围不应限于鲁西北，应当适当扩大。大家对着地图研究了今后作战方案，最后给支队定名为“冀鲁边游击支队”。不久，支队便开赴平原、禹城、恩县、高唐、夏津边界抗日游击前线。
1938年8月，游击支队配合主力部队攻克了平原大白布屯几个伪军据点，接着又配合八路军769团和东纵1团激战3天，将盘踞在平原、恩县、夏津、高唐边界地区的土匪李俊兰（绰号“胖娃娃”）大部歼灭，共毙敌200余人，俘敌130余人，打散300余人，缴获枪支500余支，骡马400余匹。李俊兰见大势已去，如惊弓之鸟，星夜率残部遁逃。我军大获全胜，从而打开了鲁西北的抗战局面，抗日武装迅速壮大。
冀鲁边游击支队的成立，标志着我党创立的抗日武装在鲁西北扎下了根。当时鲁西北地区情况复杂、斗争激烈，有国民党的顽固势力、封建会道门和土匪的武装。他们各踞一方，盘山为王。大的团伙有齐子修、冯二痞（冯寿鹏）、张八师（张栋臣）、李九（李彩题）、邓歇臣、“胖娃娃”（李俊兰）、李连祥等。小的团伙有莫泽民、陈盛荣、“高粱渣”（王化三）、谢华武、云茂才、吴春阳、赵性符、周济三、程荆璞、杨敬斋等。这些惯匪挂着“抗日义勇军”的招牌，美其名日抗日救国，实则保存自己，抢占地盘，伺机观望，火中取栗，并不时阻挠和破坏我党政军根据地的发展建设。伯父所带领的部队虽武器简陋，但战士们打鬼子的激情很高。他们一面与日伪作战，一面与土顽周旋。
与伯父并肩战斗的老前辈韩哲一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等职。毛主席很欣赏他的工作汇报，曾幽默地给他起了个绰号“韩材料”。如今老人已是97岁（1914年生）高龄，当知道我在书写伯父王克寇的生平时，便让妹妹韩靖华①老人专门给我送来一本反映他生平简介的图片文集一一《难忘的历程》。我从中了解了老前辈的革命生涯和光辉历程，还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韩老看完我的初稿后，亲笔作序，并题词“烈士永生，信念永存”，对初稿给予首肯： “情况属实。”
韩哲一，1914年出生在距我家乡三四十公里的禹城韩寨村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九一八”事变时，韩哲一正在哈尔滨商船学校学习。国难当头，面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沦丧、同胞遭受蹂躏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血气方刚的韩哲一在寻求救国救民的漫漫长路上希望找到共产党，找到红军。他去过苏联，回来后被抓进国民党监狱，在七七事变后出狱，返回家乡找到了党组织。1938年5月，经时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的伯父介绍，韩哲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伯父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后又参加了河北南宫八路军129师宋任穷部，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诚战士。禹城文史《韩寨地下交通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共产党员韩哲一同志，在东北三省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残暴行径，决心抗日救国。1938年，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一一十里望韩寨村。他首先找到了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王克寇、杨中一同志，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随后，他在韩寨、高庄等村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党员，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韩哲一一家是革命的一家、抗日的一家。从伯父多次到韩哲一家并把他发展为中共党员起，韩哲一一家便把抗日的热情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结合在一起。他不仅在回族同胞中发展了很多党员，还动员20多名回族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回民支队。韩寨地处禹城津浦铁路中心地带，日寇派重兵把守，盘查森严。可是，从抗战以来，以韩哲一的父亲共产党员韩清泉（化名为马华）为站长的地下交通站一直是我党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韩哲一一家曾多次掩护过杨诚、刘世杰、王琳、庞均、杨瑞庭、杨中一、杨业璞等，地方干部和上级领导过往铁路，穿越日寇的封锁线。韩哲一的妹妹共产党员韩靖华同家人一起，为隐蔽在家中的干部站岗放哨、送饭、传递情报。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在日伪顽的眼皮底下穿梭往返，情报传递范围远达济南、齐河、临邑、茌平、田口、禹城车站和平原腰站。抗战胜利后，这个交通站还继续为我党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韩哲一的父亲韩清泉曾担任过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我在采访韩哲一的妹妹韩靖华老人时，她给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伯父和韩老的历史片段：1938年夏，冀鲁边游击支队的战士们高唱着“向前走，别后退，直到牺牲最后关头”的战歌，奔赴平原的张集、腰站一带。8月，由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派115师343旅政委兼司令员萧华率东进纵队机关100余人奔赴陵县、乐陵、庆云一带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萧华率部从平原姚屯子过津浦铁路，然后经禹城北部王寨进入陵县时，伯父率领冀鲁边游击支队担负护送萧华一行过铁路的任务。短暂的会面后，冀鲁边游击支队的机智勇敢得到了萧华的赞扬。
1年以后，萧华回师鲁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途中要再次穿过津浦铁路。伯父和韩哲一决定一同面见萧华，亲耳聆听这位八路军抗战名将的指示。伯父先来到韩哲一的家里，吃过饭后，便准备动身。由于当时斗争十分艰苦，已经任鲁西特务三大队政委的伯父着装十分简朴，裤子侧面开了一个大口子。
韩哲一的家人见此情景，便拉住了已经跨出门的伯父，指了指他露着肉的破裤子。伯父瞅了一眼，笑道： “哟，开花了，去见首长，这可不好意思啊！”这时，韩哲一家人便找出了韩哲一父亲的一条裤子。伯父急忙换下后，与韩哲一一同去见萧华。尽管我很想知道他们见面后的情景和谈话内容，可是考虑到韩哲一老前辈年事已高，实在不忍心去打扰他老人家，又找不到其他相关的知情人和相关资料，也只好寄希望于以后的调查中能有所发现了。
1938年中秋节晚上，我军通过卧底搞到情报：日军百余人将乘10多辆汽车经过平原腰站。冀鲁边游击支队得到情报后，决定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进行伏击，设伏地点就在腰站以南。战前动员讲话时，伯父鼓励战士们：“杀日寇、报国仇的时候到了！我八路军英勇杀敌，虽死犹荣！”战士们群情激奋，下定了为国抗战、不惜流血牺牲的决心。
第二天，不等天亮，伯父和孙超队长就带部队提前潜入预定位置。早饭过后，由远而近的日军汽车队出现了。在太阳的照射下，日军的汽车上“膏药旗”分外刺眼。耀武扬威的日军猖狂而来。
“沉住气，等靠近些再打，再近些……”伯父小声地嘱咐战士们。
日军的车队驶进了我军伏击圈，只听“扑哧”一声，第一辆汽车陷入了我军早已挖好的陷坑里，紧接着，第二辆因躲避不及，“砰”地与第一辆相撞。在敌人哇哇乱叫、大乱阵脚时，孙超队长一声号令，我军枪声四起。按照战前部署，我军对敌进行切头、断尾、拦腰的打击。骄横无比的日军在我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一时晕头转向，措手不及。当摸清我方是“土八路”时，遭袭日军开始向车队的尾部收缩，然后组织猛烈的反击，我军开始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之下。在这危急关头，伯父果断下令：迅速撤出战斗。在掩护部队撤离的激战中，我军28名战士壮烈牺牲。
腰站一战给予不可一世的日军当头一棒，八路军声威大震。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打鬼子的队伍。”刚组建不久的冀鲁边游击支队以英勇善战赢得了八路军129师首长及当地群众的褒奖。
2009年我去平原腰站沙庄采访时，当地的群众热情地围着我讲一些伯父当年在此抗日的故事。现场的几位老人非常激动，指着村中的一排房说：“那个位置就是当年八路军打盘踞在这里的小鬼子和伪顽头目‘胖娃娃’（李俊兰）的前沿指挥部。”
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指着紧邻沙庄的一个叫刘庄的村子说： “当时日伪军头目李俊兰曾经驻扎在那里，称霸一方多年，一个叫王克寇的游击支队首长当年曾多次打得他落花流水。李俊兰曾发誓消灭王克寇，报血海深仇，结果还是被王克寇带领的部队全部歼灭了。打那以后，这里成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
这是当地老百姓口耳相传的，但从他们一提及“王克寇”便流露出的无比自豪与怀念的神态上，我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伯父有着一种最朴素的敬仰与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