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毛泽东在保安红军大学就统战艺术作报告时，曾用过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我们看到陕北老乡赶毛驴，可是毛驴很倔，陕北老乡就用‘一拉、二推、三打’的办法。蒋介石不愿意抗日，我们就‘拉’他一下，让他抗日。但他本性不会改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他还会有对日妥协投降的一面，到那时，我们还要对他进行斗争，还要经常采用不同的方法‘推’他一下。 ‘推’他是让他清醒，让他站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我想，伯父虽未亲耳聆听毛泽东这段关于统战的报告，但是“一拉、二推、三打”的统战艺术却已在实际斗争中被他运用得出神人化。对李惠民的整个统战历程足以说明这一点。抗战初始，伯父去李惠民部“拉”他，帮助他把土匪武装改造成抗日武装；然后“推”他，让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服从范筑先将军的统一指挥，取得南镇大捷。但是，他的本性不改，从分裂统一战线继而走向反动。于是伯父又坚决“打”他，把他彻底歼灭。期间，伯父一次次深入虎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襟怀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统战策略，同时也展示了他在对敌斗争中的睿智和胆魄。
1938年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随后徐州会战的失利又导致国民党军队继续退却。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一直退到四川。1938年10月日寇攻陷武汉后，回师华北，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而在此时的鲁西和鲁西北，范筑先将军与我党精诚合作的抗日大军正坚守敌后、共克时艰。深秋的一天，冀鲁边支队进驻茌平县王褚庄。身为冀鲁边支队、鲁西北特委党代表的伯父通知高惠东（已从延安学习回来，在国民党石友三部政训处工作）、聂华民、李长瑞3人立即前往王褚庄。在司令部，伯父向他们传达了特委拟建齐禹茌博根据地的决定；决定尽快成立禹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初步拟任高惠东为县长；成立县政府战争动员委员会，由聂华民为主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由李长瑞接任；伯父和高惠东直接做李惠民的工作，清洗改组内部，然后任李惠民为县民军司令，作为隶属县抗日政府的直属武装。
然而，风云突变，时局逆转。1938年11月中旬，在驻禹城和河北省大名日军的配合下，驻济南日军114师千叶联队平田大队直闯聊城。沿途的国民党军队竞不敢抵抗，纷纷遁逃。在范筑先将军身边任参谋长的王金祥此时已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收买。他一面奉行不抵抗政策，一面阻挠范将军与共产党精诚合作。他曾处心积虑地说：“政训处抓取政权（当时有9个县长是共产党员）又复扩大武装，如不制止，将来遗患必深。”11月中旬的一天，沈鸿烈的爪牙电告王金祥，表面上说是阳谷县安乐镇忠孝团暴动，只要范筑先亲自去讲话，就能平息暴乱，其实是蓄谋设套，引诱范筑先前往以将其杀害。王金祥心领神会，立即跑到范筑先面前假惺惺地汇报。在得到范筑先决定第二天亲往的消息后，他立即报告国民党反动派做好下手准备。然而，范筑先第二天因有紧急军情未能亲自前往，沈鸿烈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这些仇恨共产党的顽固派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接着，王金祥使出卑劣手段，背着范筑先，一手制造了在鄄城解散由中共直南特委组织的第十三支队，杀害共产党员十三支队司令冀振国、副司令王青云和政治部主任汪毅，并开始迫害在范筑先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及其家属。我的爷爷和老奶奶就是1938年10月被王金祥阴谋杀害的。范将军痛斥了王金祥的卑劣行径。但是，由于当时大家忙于维护统战局面，没有及时将王金祥除掉，这也为以后埋下了祸根。这次日寇进犯聊城，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坐视不管，还想借日军之手剪除异己。内奸王金祥在日寇重兵围困聊城之际，故意调兵掣肘，要范筑先留在城内正面御敌，坚守城墙，声称自己带大部队在城外从侧面打击日军，致使范筑先陷入绝境。聊城很快就变成了一座孤城。虽然抗日部队后备兵力守防较远，但如果按当时的作战计划，众志成城，消灭鬼子于城下还是有胜算的。可是王金祥又故意设套，使各路援军在驰援聊城途中被事先安排好的反动道会“黄沙会”“忠孝团”所阻。他们有的被敌人钳制，有的在远方来不及回师，有的布防在卫河东岸，无力西顾。陷于绝境的范筑先率孤军迎敌，拼死决战，誓死与聊城共存亡。但是，大兵压境，他们无力回天。血战到最后，这位戎马一生的爱国将领悲壮地举枪自尽，壮烈殉国，同时殉国的还有600多名抗日热血男儿，其中包括一些我党派进范部的优秀政训人员以及“民先”队员和才华横溢的平津流亡的爱国学生。而此时的王金祥却临阵脱逃，带着部队远遁濮阳。
消息传来，举国同哀。国人无不为范将军的耿介忠烈所敬仰，无不为国失良将而痛惜，无不为内奸掣肘阻挠、丧失歼敌战机所痛恨。此时，鲁西的大好抗战局势已被反动派彻底破坏，一时间反共逆流甚嚣尘上。当韩哲一带人找国民党区长交涉供给时，国民党区长公然拿出国民党专员的手令，断然拒绝供给我军给养，充分暴露出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反革命嘴脸。李惠民知道范筑先殉国的消息后，搞分裂、搞倒退、倒行逆施的嘴脸也终于暴露出来，开始公然同共产党决裂，霸占了李屯、连五高一带，扩充实力，占山为王，自封“团长”，与八路军以邻为壑，掣肘扯皮。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力量，稳定抗日局面，时任鲁西北特委委员和冀鲁边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的伯父不计前嫌，准备做最后努力。11月底，伯父亲笔书信后交于曼青转给李惠民，看是否还有统战合作的希望。
为了解于曼青会见李惠民的真实情况，我专门采访了于曼青前辈的女儿于惠芳女士，并查阅了《于曼青烈士传略》等资料，从而使当时的情景重现眼前。
已是八路军129师独立旅武装工作团团长的于曼青身着一身八路军灰色军装，身板挺直，只身来到李惠民部。稍作寒暄，李惠民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春溪此次前来是为公还是为私？”
于曼青坦然一笑：“大敌当前，无暇为私，当然为公。在抗日这条道路上，不知李团长拿定了主意没有？”
“联合抗日，谈何容易，靠你们八路军那几条破枪，能抗住日本的飞机大炮吗？”李惠民冷冷笑道，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我们有四万万同胞，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国难当头，共同抗战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于曼青慷慨陈词道。
傲慢不驯的李惠民把二郎腿一翘，脑袋一歪，两眼半睁半眯地说：“我要是不愿意呢？”他那一副奸诈阴险的狰狞面目开始暴露出来。
于曼青看着眼前这个卖国求荣、与抗日大业渐行渐远的老乡，竭力控制住溢满胸间的怒火，起身义正词严道：“对阻拦抗日的绊脚石，我们是要踢开的！”说完，他取出伯父的信往桌上一放，愤然离去。
听罢于曼青的汇报，伯父按捺住怒火，决定以鲁西北特委党代表的身份和高惠东再次前往李惠民处与他进行谈判，争取他回到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中来。当时八路军的主力孙继先部队和青纵3团分驻李屯附近，李惠民见八路军大军压境，虽有些惧怕，但仍然我行我素，不愿跟共产党合作。
在李惠民森冷的会客室里，他的几个随从剑拔弩张地分立两旁，伯父等人稳如泰山地坐在李惠民对面。李惠民知道眼前的王汝清已不是当年穿着长衫帮他搞政训的王汝清了。他不明白王汝清、于曼青这些文弱书生怎么转眼间就会成了共产党的军政首长，心里同时也暗暗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解决”他们。
狡猾的李惠民一会儿说“我看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依靠实力雄厚的国民党吧，我已经和沈鸿烈主席联系好了”，一会儿又说“等从沈鸿烈那里领来枪支弹药和钱粮军饷，我马上就改编为八路军”。伯父知道他在支吾搪塞，拖延时间，对自己提出的统战合作没有丝毫兴趣和诚意，微微一笑道：“既然你与统战背道而驰，逆抗日洪流而动，那只能是螳臂当车了。”说完这些，伯父遂起身告辞。5天来，伯父多次深入虎穴，先后与李连祥和李惠民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剑戟森森的李连祥拥兵自重，干脆拒绝合作。李惠民态度顽固，不仅拒不接受我方的劝告和委任，反而决意要接受国民党的改编，甚至紧闭营门，暗里调动武装，想要充当反共的急先锋。此时，左右摇摆的大小杂团都口惠而实不至，隔岸观火，亦步亦趋。
1938年12月底，伯父向特委就目前局势做了汇报，建议“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先歼灭李惠民部，杀鸡给猴看。伯父说：“既然拉不动、推不动，不妨打他一下，震慑一下当地的这些大小土顽杂团，迫使他们重新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
第二天，特委、县委和驻李屯的八路军津浦支队领导孙继先共同研究决定：解除李部武装，由我军清洗改组，保留李惠民，还由他任民军司令；同时消灭李连祥一部，迫其抗日，重新回到我统一战线中来。
老前辈李长瑞曾回忆说：
战斗前夕，孙继先、王汝清派我去李惠民营部侦察，我去后见李正在试穿皮袍，便火速回司令部向孙继先、王汝清作了汇报，然后等待战斗消息。当晚，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3团、津浦支队和伯父率领的冀鲁边游击支队，兵分三路同时攻击3个据点：一路由聂华民带领攻打莒镇李朝生（李惠民的弟弟）；一路为孙继先所部，攻打魏寨子李连祥驻秦庄的一个加强连；一路为程安团的主力部队，包围李惠民部的连五高庄。
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兵分几路包抄李部，直捣李惠民的老窝。霎时间枪声、喊杀声、搏斗声弥漫了李惠民部的各个角落。坐镇指挥的李惠民一听枪声密集，杀声震天，知道是八路军的主力来了，惊恐地抓起一柄短枪冲出门外，想亲自督阵迎战。谁知迎面的哨兵连滚带爬地来报：“不好了！八路军已经冲进来了！”原来，冀鲁边支队二连连长张祝华、指导员刘润明率队用集束手榴弹炸开了李惠民的寨墙，打开了我军纵深前进的通道。李惠民大惊，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到来，遂仓皇上马，率领手枪班残部向外逃窜，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他已无路可逃，成为瓮中之鳖。当穷途末路的李惠民逃到东寨门时，被我军一个排长截住。李惠民狗急跳墙做垂死挣扎，一枪把我军排长打死。这下激怒了我军一位神枪手，遂将他一枪毙命。此战剿灭了李团，缴获大枪500余支、小炮3门、战马30多匹，同时还消灭了秦庄土顽杂团李连祥的一个“捷克式”排，拔掉了李朝生的莒镇据点。
战后，我军对李惠民的家属进行了安抚，化解了一些敌我矛盾，团结了李惠民的家人，吸收了李惠民的四弟李朝生参加我区抗日武装。李连祥也主动要求将所部改编为八路军。伯父代表鲁西北特委将李连祥收编为独立营，并派共产党员闫子恺担任教导员，谭锡三等3人担任指导员。其他原本观望的小杂团更是树倒猢狲散，不敢逆抗日潮流而动，纷纷投靠八路军。此时，鲁西北的抗战局面再次趋于合作统一。
毛泽东曾用《封神演义》作比喻风趣地说：
《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睛向后看。现在在抗日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
重温毛泽东当年这段话，我想，李惠民就是一个“申公豹”，伯父只有搬掉了这块绊脚石，鲁西北统一战线的前途才更光明。
歼灭李惠民使鲁西北抗日局势发生好转。它扭转了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等一手制造的聊城沦陷、范筑先殉国、统一战线破裂的混乱局面。作为中共鲁西北特委和冀鲁边游击支队代表，伯父改编了这一带的云茂才、吴春阳、李连祥、李朝生、赵性甫等地主杂团武装。原先这些杂团都曾在李惠民的翼护下两面应付，心怀鬼胎，毫无诚意，和八路军游击队秣马砺枪，深沟壁垒。这次八路军歼灭顽固派李惠民部的事实，使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八路军的锐不可当，明白了如果顽固到底，必然是死路一条。
伯父等共产党人运用“一拉、二推、三打”的统战政策，扫清了一股股反动黑暗浊流，建立起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牢掌握了抗日斗争的主动权。“一拉、二推、三打”也深刻体现出伯父对我党统战政策的领悟和对统战艺术手法的运用之独到娴熟，以至于在此后挺进卫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的整个过程中，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统战才干。
接着，禹城县委在八区李屯乡大冯庄召开建立禹城抗日民主政府会议，伯父以八区区长名义和禹城六、七、八区的代表一同出席会议。会议民主选举高惠东为县长，选定八区李屯乡坡吴庄为县政府驻地。这是鲁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之一。新政权诞生后，特委从其他县抽调大批男女干部，集中在八区一带，帮助组建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抗日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这时，地处齐（河）禹（城）茌（平）边区的八区根据地有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及八路军主力李聚奎部和孙继先部，有原来的当地驻军八路军平原纵队，还有129师独立旅禹城武装工作团。一时间禹城边区大军云集，红旗招展，军歌嘹亮，群情振奋，抗日烽火燃遍了根据地农村原野，到处呈现出一派军民齐心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热烈场面：民运工作队发动群众，割断敌人电话线，破路挖坑，改造地形，坚持平原抗战；伯父负责搞民兵训练，创办兵工厂，制造土地雷和手榴弹等。八路军则捷报频传：陈赓率688团在香城崮歼灭大量日军，鲁西北特委书记张承先率129师武装工作团前往打扫战场，将大批战利品运回根据地；八路军还多次破袭津浦铁路、截获日寇物资、袭击火车站，取得了积小胜为大胜的辉煌战果。1939年春节前夕，我军再次破袭津浦铁路，炸得铁轨飞上天，枕木成碎片，截获了日军军列上的一批洋面粉。根据地军民群情高涨，喜庆联欢，欢度新年。
几年来，关于伯父创办兵工厂的事，我一直找不到线索。直到2010年11月27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找到了知情人。他是禹城著名烈士、侦察英雄郑家义的弟弟--86岁的郑家忠老人。老人回忆说：
我大哥叫郑家庆，1984年去世，与王克寇是小纸坊的同学，因家贫辍学去淄博周村改学铁艺，学成后回家乡谋生。抗战爆发后，各方武装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拉他入伙。大哥曾给土顽杂团李连祥修过枪，后来在王克寇的动员下来到小纸坊根据地专为八路军武装工作团修枪，那些老掉牙的“东临造”“湖北条子”“老套筒”，还有“捷克式”“马提尼”等破枪经他修理后好使多了，这对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李连祥听说后发誓要灭门抄斩。1939年阴历四月十六日，李连祥率部闯到郑庄，而我全家已提前逃往根据地，李连祥烧了我家的房子，这反而更让我们铁了心跟八路军。大哥家庆在二团修枪，二哥家义在二团当侦察员，我在军分区司令部当通讯员。1942年我大病一场后去了兵工厂待了一年，那时兵工厂属军分区领导，随部队在根据地流动，人最多时到过80多人。兵工厂到处收集废铁化铁水，然后倒进模具，制成手榴弹皮和地雷壳，炸药是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土法：按照一硝二磺三木炭的比例配制。硝和木炭都好办，禹城的硝土有的是，木炭也有，就是硫黄困难些。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在碾子上碾成粉末状，再按比例调好，放入手榴弹皮、地雷壳里，再弄上引芯就成了。虽说杀伤力不如小日本武器，但当时我军子弹奇缺，每个战士仅有五粒，配上手榴弹和地雷可就强多了。兵工厂每造好一批子弹送到我方部队时，都会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后来兵工厂也能造步枪子弹了（叫“二槽”），主要是“老套筒”“湖北造”用。
二哥也曾跟大哥拉炉子学徒，为八路军修枪。他那神枪手就是那时练成的。我们哥仨都是你大伯拉出来的。
说到这里，老人家的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彩。
那年伯父23岁。从22岁到23岁的这一年，正是伯父在复杂斗争的环境中不断走向成熟、不断超越自我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