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寺突围战中，鲁西区党委秘书赵伊坪等48位青春奔放的热血青年英勇献身。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住侵略者密集的子弹，用他们的战火青春展示了中华民族傲骨凛然的尊严。
当时，区党委秘书赵伊坪因骑马技术不好，眼睛高度近视又丢失了眼镜，在昏暗中辨别不出方向，中途遇到敌人袭击。与他在一起的先纵政治部总务科长秦宝山不幸牺牲。身负重伤的赵伊坪独自误入许楼，翻身落马，被日军俘获。在敌人的酷刑迫害下，赵伊坪坚贞不屈。最后，疯狂而没有人性的日寇竞将赵伊坪捆绑在枣树上，身上浇满汽油，将他活活烧死。
1946年春，当地政府和人民为纪念琉璃寺突围战中牺牲的烈士，在琉璃寺偏东约5公里的徐庙，建立了一处烈士陵园和一座纪念碑楼，把48
位抗战烈士安放在这里。从此，48位烈士静静地团聚在一起，注视着这片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土地上的发展变迁，注视着这里人民的生活日益祥和富足。2009年初春，在料峭的春寒中，我追寻着伯父战斗过的足迹，踏上了当年英雄们抛洒热血的那块土地，来到高唐县徐庙村的烈士陵园。新中国成立后，烈士陵园虽几经修整，可1946年建造的富有民间传统风格的纪念碑碑楼依然伫立。虽然碑楼经风霜雨雪的岁月剥蚀已斑痕累累，里面碑石镌刻的字迹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我深知，这是血色的铭记，是生命的镌刻，是历史的见证。我用衣袖轻轻地擦拭着石碑上的尘土，未想惊扰这些长眠的抗日先烈。
我虔诚地祭祀英魂，心中升腾起一种对他们的崇拜。这种崇拜仿佛净化了世间的喧嚣和繁杂，使我心中纤尘不染，使我沉浸在物我两忘的境界里。好一会儿，我才走出自己的思绪。我努力辨识着已经模糊的碑文，并在心中轻轻诵读：
敬爱的烈士们：
你们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整个世界人类的和平，更为了广大的劳苦群众，摆脱几千年来所有统治者给他们戴上的枷锁，受尽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流尽了热血，停止了呼吸。可是，你们的血灌溉了每个人的心，发出灿烂的光辉，永远地照耀整个人类自由幸福的出路。
在这里，诚恳地向你们致以沉痛的追悼，致以深切的安慰，并建筑起你们永久安息的乐土。
烈士们！瞑目安息吧！我们一定踏着你们的血迹，继续奋斗，消灭一切敌人，完成你们未完的伟大的革命事业。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敬立
在瑟瑟的寒风中，我伫立在48位烈士墓前，脑海中涌现出他们当年的英勇悲壮。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一个从事救死扶伤职业20多年的我，如此纯净地对生命肃然起敬，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生命的永恒。在这些血沃丰碑的抗日英烈中，除了赵伊坪同志，再没有第二个人留下自己的名字。于是，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个悲壮响亮的名字一一革命烈士。
在纪念堂里，我默默地注视着赵伊坪烈士照片中那年轻而又充满朝气的脸庞。赵伊坪，河南郾阳人，1924年在冯玉祥所属陆军11师军官子弟学校就读时认识了共产党人彭雪枫，1925年经彭雪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学运工作、兵运工作、文化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协助范筑先与我党合作，先后任中共鲁西北特委、鲁西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秘书长等职，常在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讲课，并是聊城《抗战日报》（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社论委员会委员。
就是这个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有着一张文弱书生面容的共产党人，曾代表我党帮助范筑先将军进行抗日斗争，在日寇面前表现出一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
徘徊在这些英雄中间，一切言辞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能默默地为他们祈祷：愿他们的英灵得到安息！愿他们的精神永远薪火相传！
挑起战争的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还在加剧，荼毒苍生的残忍行径还在继续。
琉璃寺突围战之后不久，新一营杨厚基连由德州黄河崖南下至禹城边界的常赵庄。翌日黎明，日军纠集2000多人突然将赵庄包围，我军战士们凭借街巷沟壕和有利地形进行英勇反击。激战一天后，大部分战士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可是来不及隐蔽的74名群众和隐藏在教堂里的20名八路军战士却全部遇难，指导员杨厚基也不幸牺牲。当时的赵庄，大街小巷血肉横飞，惨不忍睹；道路两旁浓烟滚滚，片片焦土，场景悲惨至极。大火和浓烟持续了两天两夜，这个仅有46户、180人的村庄，有76人被杀害，加上20多名八路军伤员和外村村民，共有140多人在这场战火中遇难。这就是骇人听闻的赵庄惨案。事后，为了让子孙后代牢记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赵庄改称为“火烧赵”。
《禹城县志》中对此有清楚的记载：
当时仅有46户、180人、276间房的赵庄，14户被杀绝，250间房屋被烧毁，烈火持续了两天两夜。
在调查采访中，我还了解到杨厚基烈士生前的情况：杨厚基是高唐县人，自幼酷爱美术绘画，曾在济南爱美中学求学，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7月毕业回乡执教，倾情于美术绘画艺术，后经金谷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因参加红团暴动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任小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冀鲁边游击支队，任二连指导员。每当与日作战的空隙间，他便在各村庄的墙上书写抗日标语或作抗日宣传画，以鼓舞军民抗日士气。他是我军难得的文化专业人才。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老人每当讲起这些惨痛的事件，内心都十分痛苦。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给中国人民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却永远无法愈合！
禹城党史办主任徐光辉给我提供了这样的线索：2000年和2004年间，一
位叫鲁森（曾任辽宁省鞍山市关工委书记）的老干部两次来禹城，并专程到火烧赵村走访，还到王克寇烈士陵园悼念。他说自己是1939年日军火烧赵庄的幸存者，那年19岁，是刚参军不久的新战士。
得到这个消息，我十分惊喜：鲁森会不会是后来“老二团”的战士？他应该认识伯父！于是，我几经周折联系上了鲁森老前辈。老人已是89岁高龄，他说自己虽不是“老二团”战士，但认识王克寇，知道王克寇是一位很有政治、军事才华的军政领导，认为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他已记不起当年的详细事件，但火烧赵庄的血色记忆却给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鲁森老人不是老二团的使我稍感遗憾，但看到他说起伯父时激动的神情，又觉得收获颇丰，因为亲眼见到和伯父同一年代走过来的老人，听他们亲口评述伯父，是件无比欣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