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寺突围战后，日寇的“扫荡”更加残酷，武装工作团被敌冲垮打散，八路军主力部队被迫转移，敌伪不断侵扰，土匪杂团沉渣泛起，加上汪精卫在南京公开投日对全国造成的影响，此时的鲁西北社会秩序动荡，抗战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1939年3月底，根据日寇占领县城和交通要塞、地区被分割的状况，鲁西区党委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变化，决定将从大峰山回来的鲁西北特委改建为卫东地委①（后改称“鲁西三地委”），辖武城、夏津、平原、恩县、禹城、高唐地区，张承先任书记，马诚斋任组织部长，韩哲一任敌工部长，杨中一任民运部长，伯父任武装部长。卫东地委在夏津房庄设立工作机关，开始是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开展工作，领导根据地恢复创建工作。一天晚上，杂货铺遭到土匪抢劫，地委机关因此暴露。此后，地委机关便转移到平原五区黄庄、沙庄、塘坊一带。战使武装工作团遭受重创。卫东地委指示，团长于曼青调任筑先纵队二营教导员，伯父继任武装工作团团长，兼任中共禹城县委书记，任务是将在突围战中失散到禹城、茌平、长清、高唐等地的我军战士收拢起来，重整武装，再战齐禹。
当时，在琉璃寺突围战中，死里逃生的李长瑞把伤员分别安置到党员堡垒户家后，顺便回家看望老人，不料被其父；锁在家中。李长瑞家两代单传，他父亲眼见战争越来越残酷，说什么也：儿子出门。可是，门关得住李长瑞的人，却关不住李长瑞的心，他还是8机会跑了出来，义无反顾地投入新的战斗。
我在《禹城县志》中看到，当年与伯父同在李惠民部做统战工作f产党员李达，后来去了南宫八路军129师学习。学习结束后，李达回i工作团任政委。琉璃寺突围战武装工作团被打散后，李达回家暂避，1团头子拉他人伙，被他痛斥拒绝。他父亲劝他娶妻安家，他说：“国不家怎安？等抗战胜利后再娶媳妇安家吧！”说完后，他就义无反顾地离家去找我伯父，一同重建工作团。他和伯父并肩战斗
多年。1939年9月，武装工作团改编为特务三大队，李达任参谋。之后，三大队改编为鲁西四分区基干二团，他先后任二团主力三营、五营营长。1941年，他调任齐禹县大队队长。1943年1月，他率齐河县大队掩护刘贤权司令员转移时，英勇牺牲。1979年，刘贤权司令员专程来故地悼念李达及战友，慰问当年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民群众。
我翻阅过很多资料，包括布克①、聂华民、雷声等人的回忆录、《禹城县志》《禹城文史资料》及聊城市的有关资料，其中都提到琉璃寺突围战后伯父临危受命重组武装工作团任团长，并兼任禹城县委书记的事。
曾亲身经历伯父重组武装工作团全过程的邵洪岭老人回忆说：
那时，我们训练很刻苦。为尽快提高军事素质，我们每天天不亮就集合训练，领导给我们讲时间对打仗的重要性。有一次，听到紧急集合命令后，我穿着一只鞋就跑去了。我们还学着自制武器，一些手榴弹、土地雷都学着做。王政委（即王克寇，后任老二团政委）还教给我们修枪、打造刺刀等。王政委经常来讲话，并亲手教给我们如何使用各种武器。王政委待人和气，老练有智，善于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群众和各阶层人士中威信很高。那时尽管艰难，但战士们士气高昂。
对武装工作团重组的过程，尽管我不想放过每一个细节，但许多知情老干部因年代久远，已记不太清楚，大多数知情者只能说个三言两语。我想象不出在根据地党政军受到巨大损失的时候，在我军被日军打散、士气低落的时候，在我军伤病员苦于无医无药艰难备至的时候，在日军疯狂“扫荡”、杂团或隔岸观火或投靠日伪或趁火打劫的时候，面对重重困难，伯父是如何临危受命、重组武装、统战杂团、提高士气、重振军威的。但是，我确信，当时伯父在鲁西北，无论是在统战工作还是带兵抗战上，都是响当当有威望有能力的军政领导，所以他深受根据地人民尊敬和爱戴。教育部原副部长，时任鲁西三地委书记的张承先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39年3月底，我和韩宁夫、庞均同志从大峰山出发，到达高唐腰站一带建立地委机关。王汝清回到禹城任县委书记，又组织成立了禹城武装工作团。
布克、聂华民和雷声的回忆材料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在敌人“扫荡”（琉璃寺突围战）之后，鲁西北特委决定，让在特委任统战部部长的王克寇同志返回禹城任县委书记，并肩负重建工作团的重任，担任团长。
湖北省省委原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鲁西三地委宣传部部长的韩宁夫革命先辈曾回忆：
1939年3月，禹城武装工作团被敌人打垮以后，我们在这里活动是没有部队的……1939年6月，我们要建立政权。建立政权没有部队不行，就借着地委在齐禹被敌人打垮时存放的那部分枪支，又拉起了一支队伍。那时齐禹（在抗战期间，中共禹城县委被分为南部齐禹县委和北部平禹县委）县委书记是王汝清。
那年伯父24岁，第二次担任禹城县委书记。
129师武装工作团的重建为齐、禹、茌、长边界抗日根据地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鼓舞了军民士气，重新树立了人们抗日救亡的信心。伯父带领武装工作团一边搞整训宣传工作，一边对大大小小摇摆不定的民团进行分化瓦解。不久在聂华民的协助下，伯父促成长清县民团姜玉和部编人禹城武装工作团，使工作团队伍不断扩大，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愈来愈高。
布克、聂华民、雷声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9年7月，日寇在禹城八区的将军庙（现李屯乡）安设了据点，逐渐往东侵犯，我县区党政机关都转移到东四乡活动。当时区领导考虑东四乡是会道门盘踞的地方，如与敌人勾结起来，我们便无立足之地。为此，我们给工作团的王克寇团长写了一封求援信，请他带领部队到东四乡活动。王团长接信后，便以工作团为主，并邀请几个已完成统战工作的地方武装一起，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到东四乡齐集一带大显威力，使该地区获得较长时间的稳定局面。
我还听伯父的一些战友讲，伯父在兼任八区区长期间，从国民党县政权处争取到一部分武装交予工作团领导。为了稳定统战大局，伯父在政治上对这部分武装人员进行团结教育，对他们在生活上、战斗上采取一视同r的态度。当这部分武装脱离我军的时候，伯父欢送他们归建，展现了共产党人言行一致的坦荡胸怀。因此，我党不仅争取了同国民党县政权较长时间的合作，而且也教育了一些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开明人士及所属的封建道会门武装，使他们愿意在我党的领导下合作抗日。伯父因势利导，与他们建立了长期的统战关系，直至后来伯父率军挺进卫东，还曾利用这部分统战力量做争取夏津一带道会门的工作，对争取群众联合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曾多次拜访伯父的同学兼战友李长瑞前辈。他与刘世杰、聂华民在一起曾这样回忆这段历史：
由于（琉璃寺突围战）高惠东去济南，我们的县政权瘫痪，国民党禹城县县长赵性甫随之而起，克寇同志审时度势与赵性甫进行谈判，达成国共合作抗战协定，克寇接受赵性甫的委任，担任八区区长，赵性甫也将他的武装交由武装工作团统一指挥，并与李连祥、吴春阳等部联系联合对敌。1939年7月，日伪在八区西部将军庙安设据点，我县区机关转移到东四乡活动。为了阻止敌人东犯，克寇同志率领武装工作团，并联合李连祥、吴春阳和茌平的李裕同志的华山工作团，组成大军，进驻齐集大显军威，这是禹城统战史上光辉的一页。由于克寇同志的艰苦努力和灵活的斗争艺术，“扫荡”后的混乱局面趋于稳定。这年夏秋之后，根据鲁西北特委的指示，活动在茌平由布克同志领导的115师武装工作队与王克寇的武装工作团合并。队伍力量逐渐壮大，配合筑先纵队二营曹丕堂部在齐河、禹城、长清、茌平、高唐一带打了不少胜仗，打击了敌伪顽的嚣张气焰，支持了这一地区抗战政权工作的开展，克寇同志又为这一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伯父在短暂的时间内打开了鲁西北抗战的局面，使工作团驻地李屯成为禹城县委驻地和禹城、齐河、长清、茌平四县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从此，武装工作团像一颗炸弹一样让日伪顽望而生畏。
1939年7月的一天，转战于长清县抗日敌后的于曼青、曹丕堂部正驻薛官屯，接到内线情报，说第二天齐河日伪军要来长清的潘店（现属齐河）“扫荡”，于曼青与营长曹丕堂认为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机会，决定在潘（店）长（清）公路上伏击敌人的骑兵和汽车队。曹营长部署一个连埋伏在曹庙附近公路两侧，于曼青带一个连在村里作为预备队接应。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齐河日伪军的汽车和骑兵部队果然到来。待鬼子汽车进入我军伏击圈后，曹营长一声令下，我军枪响如爆豆，手榴弹似冰雹在敌群中炸开。接战不久，日军就死伤一片。炸坏的汽车堵塞了公路，使鬼子既不能进，也无法退。后来，日军发现我方兵力不多，便组织骑兵反扑。曹营长命令部队不要恋战，火速撤离，鬼子在后面紧迫不舍。于曼青在村中根据枪声判断出曹营长率部撤离途中被敌人紧紧咬住了，便带领预备队出击接应曹营长。他指挥预备队迅速从侧后方袭击敌人。击退日军后，于曼青带领六七个战士返回薛官屯，安置受害群众。他们刚走进一个胡同，敌人的一发炮弹突然落在于曼青和两个通讯员之间，于曼青被炮弹击中腹部，和一个通讯员当场牺牲；另一个通讯员冯茂喜腿被炸伤，倒在血泊中。
战后，李长瑞把于曼青的遗体从薛官屯抬回禹城八区马庄的东庙里。第二天，在马庄南面河马寺（也叫蛤蟆寺），李长瑞和八区区长聂华民为于曼青举行了追悼会和安葬仪式。战争的创伤给人的记忆总是刻骨铭心的。尤其是在那艰苦卓绝、腥风血雨的战斗中，亲密战友的牺牲给一同出生人死的战友带来的痛苦如万箭穿心。
从曾任八路军独立团团长的莒镇齐集村齐林山老人的回忆录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伯父听到于曼青牺牲后的悲痛之情：
一天，克寇带着武装工作团来到齐集。克寇对我说：“今天这一仗打得不错。潘店的鬼子又去玉皇庙杀人，被我们打跑了。老兄，我饿了，弄点吃的吧！”克寇正吃着饭，侦察员孙德林（罗克）跑来报告：于曼青在战斗中被冷炮击中，牺牲了。克寇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在场的几个人一时间都沉浸在如万箭穿心般的悲痛中。后来，曼青同志的遗体被埋葬在蛤蟆寨寺。
一路走来，朝夕相处、意笃情深的同学、战友、兄弟的心里十分清楚，既然选择了这条战火硝烟之路，就意味着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献身。但是，当听说于曼青牺牲的消息时，伯父仍然泪如雨下，难以自控。那痛苦如同被砍掉了左膀右臂，如同被掏空了五脏六腑。他拿着筷子的手在轻轻颤抖，痛楚与愤怒的火焰在眼里燃烧。
于曼青，这位年仅23岁的禹城革命先驱、党和抗日武装的创建人，在炮火硝烟中化作了天边的彩虹。他被禹城人民和他所战斗过的地方的人民永远铭记心中，他的光辉业绩被载人禹城革命史册，彪炳千秋。20世纪90年代，中组部原副部长赵振清、交通部聂华民等几位老战友书表长轴，专程来禹城祭奠于曼青烈士和我的伯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