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抗战，情同手足的好友于曼青葬身沙场，用热血浇灌了生命之花；为了抗战，自己的父亲和奶奶惨遭敌人杀害，爱人、兄弟和叔叔受尽酷刑；为了抗战，中国有多少热血男儿赴汤蹈火、出生人死，有多少英雄豪杰前仆后继、血溅中华大地。责任在肩，任重道远。伯父仰望蓝天，心起波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抗击倭寇血战到底为己任的伯父在1939年9月初毅然决定：挺进卫东，更名“克寇”！从此，“王克寇”这个饱含爱国热情与民族使命感的名字在鲁西和鲁西北大地叫响；从此，“顺儿”“王汝廉”“王汝清”“青辉”这一个个见证伯父成长的名字，随着滚滚的炮火硝烟成为历史。伯父把自己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那个忠诚坚定、敦厚正直、砥砺壮志的他决心把自己的生死与抗日救民于水火中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的时候，伯父愤然改名，是勇于担当的壮举，是铮铮铁骨的宣誓。“王克寇”！一字千钧，掷地有声，声如霹雳，响彻长空！它是坚决抗日的宣言、血战到底的誓词，亦是闪闪发光的利剑、猎猎作响的旗帜。
伯父王克寇的威名和他带领的三大队，在对卫东地区的争夺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青史扬名。卫东地区是冀南、冀鲁边、冀西3个八路军根据地的联结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虽有我地方党组织活动的基础，但我军尚未进入。日军占领城镇和交通线后，地方亲日派、实力派或倒戈降日，或与封建道会门割据观望，或被国民党拉去当了顽固派。他们控制着县、区、乡的广大农村。对于当时卫东地区的情形，河北省保定市科协原主席，当时任高唐敌工站长、县委秘书长的王光照同志曾在回忆录中作了详细分析：
这个地区东面和北面以津浦铁路为界，西面以运河为界。从冀南角度来说，它处于运河东岸，所以称运东。此区的东北面是津浦铁路，一直被敌占领，形成封锁线，隔开与渤海区的联系。西面是敌人占领的运河航道，使之与冀南根据地相隔，也是一条封锁线。南面是茌平、博平县，是国民党集团盘踞的地区。它割断我军与鲁西、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因此，这里成了被封锁的三角地区。然而，这里又是我们3块根据地联系时必须经过的地区，也是日本侵略者进攻我们的主要地区，同时还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因此，这里成了日、顽、我3方必争之地。
由此可见，开辟卫东，势在必行，与敌寸土必争，刻不容缓。
1938年12月，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日，中国的抗战形势发生逆转。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其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军事上不断与我党制造摩擦。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毛泽东还警告国民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7月24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在给萧华、杨勇及鲁西北军区军政委员会的指示信中着重强调了根据地建设问题：
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必须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应该知道，没有军队就没有根据地，但如果没有根据地，军队也就不能生存，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经验教训应该深刻记住。
根据斗争形势需要，1939年7月，鲁西区党委将卫东地委改成山东第二区（鲁西区）三地委，书记张承先调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三地委书记由马诚斋、杨中一先后继任，韩宁夫任宣传部长，杨中一任民运部长，统战部长由彭天琦、韩哲一先后继任，韩哲一任政府工作部长，战争动员部长由伯父王克寇、王克东先后继任。
进入8月，根据鲁西区党委东平湖会议关于“创造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决定，地委书记张承先从大峰山经四地委到禹城八区传达会议精神。他找到伯父研究决定，将经常配合作战的禹城、恩县、高唐、茌平的武装工作团和平原县大队合编为129师先遣纵队特务第三大队（叫“三大队”是因为部队属三地委直属武装）。根据上级指示，三大队的一部由曹丕堂带领，负责巩固八区根据地，其他作为鲁西三地委直属武装由伯父和布克带领，负责开赴运河以东的夏津、高唐、平原、恩县、武城等地，建立以平原沙庄为中心的卫东抗日根据地。布克前辈是当年三大队的队长，是与伯父并肩战斗的老战友。老前辈于2007年初病逝。我在沉痛悼念革命老前辈的同时深感无比的遗憾和内疚。作为烈士后代，尽管想写伯父的情结已有多年，但下决心行动时，才觉得为时太晚。如果我能早几年去拜访这位曾经和伯父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就会更多地了解伯父，就会更多地了解前辈们当年浴血奋战的传奇情节，并可聆听他们当年英姿豪迈同日伪浴血奋战的激情燃烧的青春故事。然而，一切都不能挽回。幸运的是，我在布克前辈《回忆王克寇同志》一文中了解到了三大队初创时的情况：
我和汝清同志开始接触是在1939年春季。当时，我所领导的八路军115师武装工作队和汝清同志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武装工作团均在茌平、禹城的边界采取隐蔽活动。为了互相支援，两部分武装经常配合行动。这时期，我与汝清同志经常接触。1939年春夏之交，张承先同志到茌禹一带传达党的鲁西北特委指示，为便于武装的迅速发展，经上级同意，两支武装暂时合并，对外统称为武装工作团，汝清任团长，我任支部书记。1939年秋季，武装工作团奉鲁西北特委指示，改番号为八路军129师特务三大队，并从茌禹一带转移到高唐、夏津、平原、武城一带，接受卫东地委领导，开辟卫东地区工作。汝清同志任政治委员，我起初任组织干事，不久任大队长。伯父再次担当重任，带领三大队挺进卫东，开辟抗日根据地。
我不禁又想到：在琉璃寺突围战中，在我党我军生死攸关之际，特委授命伯父为特委书记继任人；在禹城武装工作团被日军打垮，根据地濒临灭顶之灾时，特委授命伯父为工作团团长兼县委书记，重组武装；在工作团发展壮大，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三地委授命伯父组建特务三大队，挺进卫东，开辟新的根据地。伯父总是在党最困难的时候被委以重任，这是为什么？
李长瑞前辈的回忆为我解开了心中的疑问：
特委不仅看中汝清同志对党的一贯忠诚坚定，而且看中他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下处理问题多谋善断的超凡能力。他为人敦厚诚挚，考虑问题全面、细致、缜密。我们很多战斗的胜利都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统战李惠民等，都是他出谋划策，我们坚定执行、实践的。
在许多老干部对伯父的评价中，我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我不由得想起，就在这年的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讲演中风趣地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联大将迁往根据地），我也赠给你们三件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十分精炼、准确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伯父虽没有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这段精彩演讲，但抗战两年来，凶险残酷的浴血历程使他深谙“三件法宝”是我党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至理箴言。于是，在挺进卫东、打开局面、创建卫东根据地的过程中，“三大法宝”就成了伯父一往无前、克敌制胜的秘籍和武器。
挺进卫东、驰骋疆场、开辟广袤的抗日根据地，是伯父战斗生涯中的又一壮举。
布克在《回忆克寇同志》一文中对于挺进卫东这段历史这样说道：
我们刚到这一地区时，除采取地区活动的地方党组织以外，没有任何合法的公开活动力量。开辟这一武装斗争的处女地，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在我们到达之前，这里除了原来残存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和武装外，就是封建道会门的力量，敌伪军占领着县区以上的城镇和交通沿线，我们的到达真可谓孤军深入。但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形势下，我们在地委和地方党组织以及党员的支持下做了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扎根工作。克寇同志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积极开展了对原有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团结工作。他发挥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与大队的干部、战士一起，深入敌人腹地开展与敌人的武装斗争。他除了参加地委会议之外，从不离开部队，用胜利的战斗鼓舞士气，提高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和信心，并积极用胜利的战果壮大三大队的武装力量。不到半年时间，三大队从不到300人的队伍发展为700余人的武装，初步开拓出高、恩、夏、武、平五县边区的游击根据地，在斗争中扩大了友军，震撼了敌人，使这一地区有力地起到了我冀南和冀鲁边两大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和桥梁作用。取得这一胜利成果，除了地委的正确领导、冀南军区派出一个300余人的武装大队进行配合之外，主要是克寇同志发挥了他的革命坚强毅力、无私无畏的高尚精神、在成长中的革命武装斗争艺术和团结三大队干部战士积极战斗的结果。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斗争决心，不论在多么艰苦的情况下，都使人受到深刻的感染，鼓舞着人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他在文中还深情地写道：
我和克寇同志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曾一起创建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几经波折中，我们在一起艰苦奋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至今回忆起来，他都是我革命征途上的良师益友。
伯父的领导、三地委书记张承先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里说：
王克寇率领三大队坚持当地斗争，打开了局面，对创建卫东地区、平原、夏津、恩县、高唐、禹城边区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王克寇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与群众关系很好。他坚毅沉着、英勇善战，在齐禹一带和卫东、平原、夏津、恩县一带深得群众拥护。他的牺牲是我党的极大损失，今天想起来还深感痛惜！
三大队在卫东地区打出了鲁西北人民抗日的豪气，也打出了三大队这支铁流队伍的威武豪迈。“三大队”的名字威震敌胆。伯父也如同“三大队”一样成为当地民众茶余饭后在街头巷尾相互传颂的传奇人物。直到今天，在德州、聊城的大片土地上，伯父的英名仍家喻户晓。
在沙庄采访时，老乡先是给我唱起了当年曾流传的一首民谣。这首民谣反映了卫东一带土顽杂团之多，其搜刮群众之甚让人民群众恨之入骨的情形：
这样团，那样团，乱七八糟来要钱。
张八、李九、胖娃娃，
二十三旅王化三。
所以即使是在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提起曾保护这一方百姓的三大队和伯父的名字时，有位五六十岁的老汉将头一仰说：“知道知道，多次听我老父亲说过，当年的英雄王克寇，脑袋赛诸葛，身手似关羽，打仗机灵，神出鬼没。老百姓说他的身躯是铜墙铁壁，敌人的子弹穿不透，这方的日伪坏蛋都恨他、怕他。”我知道老汉的言语里有神化伯父的成分，但是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群众该是怎样敬仰和崇拜伯父这个保护他们免被欺压的一方保护神的。
我曾在《齐鲁晚报》上看到过作家于冠深写的《抗日英雄王克寇》。他写道：
王克寇！一字千钧，掷地有声，声如霹雳，响彻长空！不啻坚决抗日的宣言，血战到底的誓词，闪闪发光的利剑，猎猎作响的旗帜。这宣言，多简练！这誓词，最鲜明！这利剑，无遮掩！这旗帜，火样红！其中所体现的，乃大果敢、大无畏、大决绝、大壮烈，最可窥见其人之精神、特质与禀性。他是我的老乡，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抗日的烈士，一个人民的英雄，一个真正的山东大汉。
文章末尾还附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打油诗：
山东大汉大在哪？不是单纯看个头。
先圣前贤昭昭论，英豪楷模世世稠。
大勇大智大无畏，大忠大信大丈夫。
山东大汉“最山东”想起老乡王克寇。
这就是鲁西北民间传颂的抗日英雄王克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