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八路军129师特务第三大队政委的伯父带领大家在卫东打出一片大好形势，但令人惋惜的是上级组织一一三地委的个别领导被胜利冲昏头脑，骄傲情绪滋长，致使决策上不够谨慎，统战工作出现失误，最终不仅使卫东的大好形势付诸东流，还使我党我军被日伪顽挤出卫东。其血的教训和代价，为我党改正错误、以利再战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1940年春，马诚斋接任三地委书记，彭天琦任副书记、统战部长。在一次传达关于冀南军区、鲁西军区发动讨伐国民党顽军石友三的会议精神时，三地委主要领导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统战杂团是与虎谋皮，不如以武力打开对我军威胁的缺口，于是作出运西讨石友三，运东打刘化璞的错误决定，并不顾伯父、庞均等人的反对，在夏津县靳庄全区县以上大会上宣布。这种放弃统战、盲目轻敌、急躁冒进的决策，致使对敌斗争扩大化，伤害了友军，孤立了自己，给卫东地区的抗日和统战造成了惨重后果。
刘化璞，绰号刘胡子，是高唐县一支杂团的头目。早先为高唐县双庙村一个拥有5000亩土地的大地主看家护院，发迹后他纠集一些土匪、地痞，结成五六百人的杂团，占据一方。抗战初期，他出于民族义气，曾在高唐与日军激战，打死了一个日军军官，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机枪，还拖着日军的死尸游街来鼓舞抗日士气。这个杂团对群众危害不大，与共产党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时有来往，有时两支队伍同驻一村而互不干涉，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曾拨给他部分枪支以鼓励其抗日。国民党顽固派对他又打又拉，他没有投靠国民党，但对共产党也有戒心。他同三大队没有什么敌对行为，只不过静观张望，倡行中立政策，不加入共产党统战队伍，也不与日伪有什么瓜葛。杨中一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这样写道：
地委在开辟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有自满情绪，急于求成。更重要的是，在反摩擦胜利后，“左”的空气旺盛，地委的同志受“左”的影响严重。当刘胡子被敌人挤得距我们较近时，我们没做争取改造工作，而误认为这部分武装强大起来会是我们的敌人，便研究如何解决刘胡子以除后患。我们捉到刘胡子的几个人，其中有两个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汉奸反共行为，本应不杀，但因（我们）政策水平低，而由地委决定全都杀掉了。
庞均在回忆录中也这样说：
地委在夏津靳庄全区县以上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打刘化璞的决定，有些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打刘必然脱离群众，失信于民，但地委的同志头脑发热，听不进正确意见。4月中旬，以三大队为主力部队发动了攻打刘胡子战斗，刘化璞乘夜挖洞北逃。
1940年4月，卫东地委下达命令，直属武装鲁西特务三大队和平原县大队开赴高唐县大刘庄，趁其不备，突然吃掉了刘胡子的一个连。这使早就对我军心怀芥蒂的刘化璞彻底恼了，他到处恶意宣扬共产党面善心狠、言行不一，不可交，致使高唐、恩县、禹城、平原等地的伪、杂势力几乎一致倒向日寇和国民党。刘化璞还纠集八大团3000余人，沆瀣一气，歃血为盟，发誓要与三大队决一死战，把共产党八路军赶出卫东地区。
关于统战失误的惨痛教训，当时任高唐县六中队队长等职的老干部王光照在回忆录中写道：
刘化璞（刘胡子）是高唐县双庙村大地主的看家护院，抵抗土匪，与李九对立。原来他只有少数枪支，1938年我军东进时，为了争取他，给了他一部分枪。他对我军有好感，之后常和我青纵三团联系，我军各部来到时，他都主动来联系。他根本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国民党顽军也拉拢他。他在国民党与我党之间取中间态度，思想上有顽固落后的一面。有一天，日伪军追得他丢盔弃甲，逃到我驻地附近，如果此时我军给予他援助，他可能进一步靠近我军，最后可能被争取过来，这对争取其他杂团也很有利。但是，恰恰相反，三地委决定借机在此消灭刘胡子，说留着他是后患，消灭了他可以威胁其他杂团。当时坚持这种意见最坚决的是地委书记马诚斋同志，彭天琦附和之，王克寇和庞均同志根据运东的形势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但没有被采纳，结果我们就把刘胡子打了，但没有彻底消灭。刘跑到国民党顽军处哭诉，使那些本来矛盾重重、互相攻打的杂团们立即团结了起来，一起攻打我军。我们被迫突出重围冲了出来，把工作了两年的根据地丢了。在以后3年的时间中，敌伪顽盘踞在卫东（后来改为运东），我们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与敌伪合流对付我们，抢夺人民。国民党反动派自称卫东这个地区是他们占领区的陕甘宁。这3年，是卫东人民苦难的长夜，人民和我们军队所受的痛苦灾难是说不完的，一直到1943年才逐渐打开局面。
当时担任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张承先在回忆录中也说：
后来卫东地委负责人在胜利中不够谨慎了，在确定地区发展方针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了失误。当时应当向西（夏津）向北（恩县）发展，因为这两个地区敌伪和顽固势力比较弱，而我们有工作基础。南边高唐地区国民党势力较强，有邓协臣、刘胡子（刘化璞）部在该地区活动，刘胡子部武器较好，有几挺机枪，战斗力强。对尚有抗日行为的刘胡子等，我们应该既联合又斗争。但是，当时地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想吃掉他壮大自己，结果三大队消灭刘胡子的战斗没有成功，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五县边区抗日根据地从此失陷。鲁西区党委决定撤销马诚斋的地委书记职务，调至鲁西文联工作室，由韩宁夫代理地委书记．。
三地委没有严格执行我党有理、有利、有节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统战策略，导致出现严重错误。由此可见，“一拉、二推、三打”的统战艺术在真正把握其度时并非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一些能经得住失败磨炼，却未能经得住胜利考验的我党个别领导人来说，哪怕是一丝的懈怠、毫厘的偏差，都可能招致全盘皆输，给我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这次统战失误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促成原本各怀心思、各有打算的鲁西北土顽杂团空前一致的联合，而我们反倒孤立被动，四面楚歌，被迫退出卫东，痛失根据地。
1940年4月28日，卫东地委在边区根据地召开由各县党政军领导干部、三大队、津浦支队和夏津、平原、禹城等县的武装部队参加的纪念“五一”会议。会议以流动形式召开，当流动到高唐县东北部徐官屯一带时，被驻在这里的刘胡子部发现。蓄谋已久的刘化璞立即纠集国民党保安旅及日伪土顽杂团数千人包围了徐官屯村。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
当时，除三大队外，还有随同行动的东纵两个连。战斗打响后不久，卫河大队率先突出重围。入夜后，东纵两个连也成功突围转移，只剩下三大队为保护地委安全而在孤军作战。我军攻打北门的一个连战斗顺利，可攻打西门的一个连却遭到敌人火力的凶猛抵抗。攻下北门的连队在复转前去增援西门时，活动在徐官屯周围的刘胡子的同盟军云茂才、李连祥、吴春阳、赵性甫、邓协忱等13个伪杂团纷纷向徐官屯增援，对三大队来了个反包围，形成内外夹击之势，三大队顿时陷入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伯父的指挥下，三大队的战士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英勇善战，打得十分顽强。战场上硝烟弥漫，枪声、厮杀声浑然一片，被弹火烧焦的一片片废墟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血肉模糊的尸体，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我军苦战两天一夜，弹尽粮绝，伤员逐渐增多，又无援军接应，情况万分危机。
伯父提出迅速突围的建议，得到地委同意，并临危受命，誓要掩护党委机关安全突围，转移出去。
据三大队的战士史建勋①老人回忆，第二天黄昏，伯父和布克集合部队在徐官屯村东头场院，伯父斩钉截铁地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和敌人长时间的消耗战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现在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党委机关和首长的安全转移，马上就地掩埋好烈士的遗体，带走伤员，立即突围。”继而又话锋一转：“同志们，革命道路是坎坷不平、困难重重的，但是我相信，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们革命者的决心和意志，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同志们，振作起来，今天突围是为了保存实力，不久的将来我们肯定会重返卫东根据地！”
布克队长说：“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现在我命令：二连担任突击队打前，向东北方向突围！三连断后，不能叫我们的伤员掉队一个。一连侧翼，保证机关首长的突围安全。大家有信心没有？”
战士们齐声喊道：“有！”
此时，二连连长肖金淦高挽双袖，手擎匣枪，坚定地表示：“放心吧，队长、政委，保证完成任务。”
入夜，二连连长肖金淦、指导员聂巨庭率领全连战士猛虎般地扑向敌人。二排是二连的尖刀排，排长贺少武勇猛无比，他一手提枪，一手握着手榴弹，带领尖刀排杀向据守围子墙的敌人。霎时，冲杀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二排撕开敌人一个缺口，可随即又被敌人猛烈的反击封堵住了。二连准备组织火力再次突围，可敌人的火力压制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我军虽组织几次突围，但均没有成功，敌人象一条毒蛇死死的将我们缠住。硬拼不成，伯父心生一计：金蝉脱壳！
此时夜色已浓，伯父命令骑兵队将几匹爱嘶鸣的劣马拴在村西头。几匹马儿离开了主人，在枪弹声和火光中，撒着欢地长啸。随着战马的长啸，敌人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去，于是调集火力集中向这里进攻。恩城的日伪军由北向南，高唐的日伪军由南向北，企图两面夹击，消灭三大队。伯父和二连连长各带一小部分人马兵分两路，且战且退回到村中。在伯父和二连的掩护下，布克带领部队和地委机关在漆黑的夜色里，从伯父的统战对象赵性甫的接合处迅速地跳出了包围圈。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从一些资料中得知伯父的金蝉脱壳计使部队成功突围，却不知里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早在伯父统战李惠民时，八区贾庄有一个叫贾长春的人曾是1日县府的军事要员，在李部任过二连连长，后因与李惠民意见不合，解甲归田。1938年底，八路军津浦支队消灭李惠民时，他仍赋闲在家。他一直是伯父的统战争取对象，因为他有抗日热情和正义感，所以我党曾资助过他，使他大为感动。1940年春，禹城国民党县长赵性甫3次邀请他出任副大队长，他征求我党同意后前去赴任，并表示：不管在赵县长那里干什么，今生今世我绝不打八路军！果然，贾长春没有食言，伯父选中赵性甫、贾长春的防线为突破口时未受阻截，关键时刻伯父的统战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伯父还亲自核实过此事。可是，事有不巧，1941年夏，二团的一个连与贾长春所率部队发生遭遇战，激战不到10分钟，恰把贾长春打死。伯父知道后，甚为惋惜，特地买了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为贾长春厚葬，
并给予其家属一笔抚恤金。从这件事可知，伯父在抗战中是何等地重视维护统战关系和把握统战大局。
见机关部队已安全突围，伯父他们一边打一边退到一面断墙下与肖金淦等人会合。伯父命令二连迎敌朝着村东南突围。肖金淦汗污的脸上充满疑惑，不知道这个时候政委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见战士们迟疑不决，伯父神秘地一笑：“哪的枪声密集哪的人就少，没动静的地方全支开了网子，就等你伸着脑袋往里钻呢！”
肖金淦恍然大悟，一拍脑袋喊道：“冲！”
这时的徐官屯，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混战乱成一锅粥，且越打越激烈。夜幕下的战场上分不清你我，在敌我擦肩的混战中，伯父引诱两处敌人接上火后，速率部乘隙向东南突围出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大半夜，直到天亮时分敌人才搞清楚上当了，交战的双方是自己人，而此时的伯父早已和布克汇合，掩护着机关连夜急行军转移到禹城西南的李屯乡水寨寺了。刘化璞看看王克寇故意扔下的几匹战马，气急败坏地捶胸嚎叫道：“王克寇莫非能插翅飞上天，会奇门遁甲不成，这么多人一个也不见了，连个伤兵也没丢下，真是怪事！怪事！！”再看看战场上满目凄惨的景象，损兵折将，耗费了大量的弹药军资，心里窝囊至极，气得咬牙切齿，便疯狂的扑向鲁西北根据地，大肆屠杀我地方根据地党员干部，使朱延栋、孙梅峰、刘长明、王希木等同志惨遭杀害。
当时任129师先遣纵队特务第三大队参谋的张建民，在回忆徐官屯战斗的经过中写道：
三大队和东纵两个连行军至高唐徐官屯，恰遇邓协忱、李连祥、赵性甫等杂团进驻这个村子。发现敌情后，布克下达命令说打，于是双方展开激战。我们试图冲进村子消灭敌人，但由于寨墙很高，没能冲上去。吕子明主任带东纵两个连驻东边的村子，三大队驻西边的村子。交战中，敌人的部队从两面向西北运行。天黑后，我军向西北转移，吕主任部队动作快，先行撤离，三大队因有事要处理，行动慢一些，被敌人包围，战士们英勇反击，激战两个多小时未能冲出去。第二天，我们组织向东北方向突围，也未能奏效。到了晚上，我们经过周密部署，把战马拴在村西头，以战马的嘶叫声迷惑敌人，部队借机向东南冲了出去。
“张建民所讲三大队有事要处理就是指掩护党的机关安全转移，掩埋牺牲的战友和组织带走伤员。因而三大队行动迟缓，突围困难。要不是政委急中生智，巧用金蝉脱壳之计，三大队的损失会更大。”在采访中，一些伯父的老战友向我这样说。
徐官屯战斗的失利，使我党丢失了卫东根据地，卫东各县又成为日伪军和顽军的双重控制地区。中共北方局及时帮助鲁西北党委总结统战失误的惨痛教训，指示反摩擦要有理、有利、有节。不久将卫东地区划给冀南六地委代管，将原卫东改称运东。1941年秋，冀南区党委决定开辟运东，结果再次失利。直到1943年春，第三次开辟运东，才使历经漫漫长夜的卫东重现曙光。徐官屯突围后，三大队日夜兼程，昼夜行军，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退回到齐禹根据地的水寨寺休整待命。
伯父顾不得休整，将部队安置稳妥后，征尘未洗，便怀着一种焦急沉痛的心情，带骑兵连马不停蹄地去鲁西南找到鲁西区党委，向区党委汇报了卫东地区对敌斗争的失利，提出准备重返卫东的计划。区党委指示：三大队和卫东地委随军干部暂在根据地休整；要认真总结惨痛教训，待机重返卫东。区党委和鲁西军区还为他们补充了武器弹药和被服军装等军需物资。
就在伯父去鲁西南寻找鲁西区党委军区的途中，5月中旬，日伪顽互相勾结，预谋对三大队进行围追堵截的联合剿杀。在齐河、禹城、茌平、长清交界的八区根据地休整待命的三大队得到情报后，预先埋伏在担杖河的桥边，袭击从济南、齐河分乘四五辆汽车的鬼子和伪军700多名。激战中，日伪军死伤惨重，我军也牺牲了1名排长和10名战士。这一仗，我军虽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仍未能走出痛失根据地的阴影。此时三大队指战员的心情难以言喻，应该与当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撤出中央苏区长征北上时的心情毫无二致。
此时的伯父等人，经过一个月的风餐露宿，驰骋往返数千里，多次穿越敌人封锁线，在遭遇日伪合围扫荡中，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胜利回到齐禹根据地，回到三地委和三大队指战员身旁，给生生不息的抗日大业和士气有些低沉的战友带来上级党委和军区的温暖关怀及力量，使战友们重拾信心，振奋精神，时刻准备再战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