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鲁西军分区命令伯父和布克队长带领三大队，与军分区派来的两个营再次挺进卫东，重新夺回卫东根据地。部队北上，一路疾行，傍晚前，三大队进驻禹城杨圈，军分区独立团参谋长王寰清带领岳舜卿的一营和杜海林的二营驻堂子。在杨圈，战士们为群众挑水、推碾、扫院子、修房子、干农活。伯父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全国抗日形势，提升和鼓舞民众抗日信心；村里一部分青年和积极分子缠着部队文艺干事小马学唱苏联歌曲、学跳乌克兰舞。此时军民同欢，其乐融融，没想到危险正在向他们悄悄逼近。
第二天天刚亮，两面人物田庆霖带着几个乡绅找到我军独立团参谋长王寰清，坚持要宴请部队首长，被王寰清拒绝。王参谋长知道此人不仅与共产党有来往，也暗中勾结李连祥。就在他们纠缠不休时，侦察员气喘吁吁地来报：发现南边将军庙据点的日军大约500多人，正向三大队的驻地杨圈进犯。田庆霖等人吓得面如土色，立刻开溜。没料到，驻在北边魏寨子的李连祥部也趁机从我军后路包抄上来。原来特务给李连祥通风报信，李连祥得到消息就紧锣密鼓地和日军勾结，想借日军的力量歼灭三大队。日军又从各处调集兵力500余人，联合对我军进行南北夹击，妄图铁壁合围。
伯父骂道：“兔崽子们，想捡便宜。好，来吧，咱一块儿收拾！”
几位指战员马上作出战斗部署：三大队的一连和二连与二营立即占领阵地迎敌，三大队主力二连阻击西北方的李连祥部，一营为预备队隐蔽待命。战斗顷刻间打响。起初，敌人来势汹汹，火力很猛，机关枪、步枪、掷弹筒响成一片。三大队和二营利用熟悉地形、地势的优势，沉着应战，等我军的机枪一响，便把敌人猛烈的火力进攻一次次地压制下去。疯狂的敌人认为自己的武器好、弹药足，凶猛地向我方扫射，我方战士英勇顽强，战斗持续到下午。日军见久攻不下，意识到碰到了八路军主力，就沉不住气了，来回调动兵力，乱了方寸。伯父看准时机，认为不必和敌人打消耗战，便派出两个连，由左右两翼向敌人包抄过去，又派连长张兰营、指导员聂巨庭率骑兵连绕袭敌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抄敌人的后路。在我军三面包围的火力攻击下，鬼子丢下20多具尸体，仓皇向将军庙方向逃窜。有一个鬼子军医被活捉，三大队战士史建勋本想优待俘虏，可他拼命顽抗，被我军一名叫姚智广的战士用刺刀捅死在土崖上。李连祥的梦想破灭了，见鬼子被我军打得丢盔弃甲，立时也吓得逃之天天。激战一天，我军共毙伤敌人2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小队长五野次郎及其以下官兵20余人，俘虏伪顽30多名；缴获了40多支大枪和1挺歪把子机枪，5000多发子弹。我军伤亡20余人。
杨圈一战，李连祥又吃了败仗，他的小舅子孙歪脖还不服气，意图夜袭根据地北大门小纸坊村，对我八路军抗属下毒手，替李连祥出气。这天，孙歪脖在魏寨子饭店喝酒时，无意间把这消息透露出来，被娘家是小纸坊村的一个年轻媳妇听到。她连夜回到小纸坊村给民兵报信。民兵连长向伯父汇报后，伯父当即作出部署，派二连去打伏击。第二天晚饭时间，当孙歪脖带着100多伪军到达担杖河时，埋伏在桥头边的我二连趁其不备，上来就是一阵排枪。孙歪脖腿部中弹，一伙爪牙慌了手脚，各自逃命。有的跳河，有的被打死，大部分举枪投降。孙歪脖所部全部就歼。
杨圈遭遇战中，我军虽重创了敌人，但也能看出敌人在卫东戒备森严，驻有重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军分区作出决定：暂停重返卫东。
杨圈战斗结束后，当地士绅和群众在冯庄为我军召开祝捷大会。他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杀猪宰羊慰问部队，给将士们披红戴花，欢庆胜利。在大会上，伯父慷慨激昂，宣传了我党统战政策，重申了我军优待俘虏政策及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台下士绅和群众不断的掌声，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日的斗志。
我在采访中，常常听到伯父的老战友和当地的老人说：“王克寇始终扎根于群众之中，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讲话很有号召力，所以群众张口爱说咱们的王政委。”正如老干部史建勋说的那样：“王政委仗打得好，增强了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会也开得好，密切了军民鱼水关系。’
1941年1月，“运东地委”成立。“运东地委”又称“四地委”，辖清平、博平、茌平、齐河和聊城城东北部地区及后划入和新建的东阿、阳谷、阿东（东阿东北部、平阴营河以北）、张秋（寿张、阳谷、东阿、东平结合部）。根据鲁西区党委的指示，鲁西军区决定将三大队划归运东军分区建制，改编为分区第二营，由原大队长布克任营长，由任原大队政委的伯父任教导员，随军的三地委领导干部到鲁西区党委集中。
布克老前辈在《回忆克寇同志》中写道：
克寇同志曾是卫东地委委员、禹城县委负责人、东进支队政治部主任，后来虽改为教导员，但是职务的变动从未使他有任何情绪波动。他总是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从不把个人问题带到工作中，每天总是兢兢业业、专心致志于党的事业和部队建设。
接到运东军分区命令后，身为二营教导员的伯父和营长布克即刻挥师鲁西的齐（河）、禹（城）、茌（平）、长（清）边界，在黄河以北地带与日伪顽杂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沙场鏖战。
这四县交界地带形式十分险恶，济聊公路自东向西，贯穿沿途的潘店、刘集、邢庄、王老庄等重镇，这些地方都有日军重兵把守，比如刘集至邢庄仅5公里距离，就有3个日军据点，且公路两旁都是3米多深的封锁沟，公路两侧皆为日军的控制区域。从北到南仅茌平就有4股顽军：一是蛰伏在琉璃寺一带的国民党长清县县长孙乙林，因兵马少而无力涉足长清事务；二是云茂才；三是吴春阳；四是茌南最大的一股李岐山。禹城有李连祥、李朝生，长清有冯寿彭（“冯二皮”），他们与日军相互勾结。顽军齐子修的参谋长薄光三也多次来此抢占地盘。因此，伪顽势力交错，占据了这里的大部分地区。我军除伯父开创的齐禹八区红色根据地外，只有从北向南交界处有一些有我党地下组织活动的村庄，当时被称为“隐蔽的根据地”或“灰色根据地”。西部大部分区域为拉锯区。
当然，日寇也不甘于只在自己的控制区域活动。不久，日寇方面的两个名叫平井、立井的特务头子也来搞间谍活动，他们不仅中国话说得好，还都是中国通，经常穿着中国老百姓的衣服，单独到一些村庄找上层绅士闲谈，大讲r义道德，以骗取人们的信任，从中刺探情报。据传，原泰西地委和泰安县委书记周靖国的叛变就是他俩策划的。这样一来，使齐（河）、禹（城）、茌（平）、长（清）一带原本残酷尖锐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
1941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为激烈的一年。这年的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同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配合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进攻，企图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因此加紧了对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对解放区进行大肆“扫荡”。这期间是我国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时期，日军连续5次在华北推行强化治安运动，疯狂地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使用总兵力达83万多人，比前两年增加1倍，出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就有174次，比前两年增加了2/3。同时，1941年1月，国民党趁火打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就是在这极其恶劣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伯父他们顽强地战斗在敌我争夺的犬牙交错地带，一面与日伪军作战，一面还要打退国民党的一次次反共进攻。这是与群魔的较量，也是关乎我军生死存亡的较量，在这被敌包围的南北狭长区域内，伯父他们摆开了誓死抗争、顽强对敌的战场。
首先向我军发难的是国民党顽军齐子修部，齐子修部是原国民党29军溃散到聊城后的一支顽军。他们进犯我茌南抗日根据地，在孟尝君庙等地设有据点。我军分区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调动主力部队击溃了齐子修的进攻。后来，齐子修屡次报复，保安旅李岐山部也在茌南安设据点，均遭我军勇猛反击，这使齐、李二部一时间不敢露头，不敢妄动。
随后，盘踞在长清的冯寿彭，禹城的李连祥、李朝生，茌北的吴春阳、云茂才等伪顽部又轮番上场，在以茌平为中心的地带与我军拉锯争夺，交火不断。一时间，鲁西平原上处处是狼烟，处处是焦土。为保护我军来之不易的根据地，打退国民党进攻的急先锋，伯父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多次深入敌腹，屡挫敌锋，出其不意地拔除敌人10多个据点，数次创下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沉重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
1941年7月，伯父的二营扩编为冀鲁豫四分区二团，伯父的老战友布克调离，徐翼①任团长，伯父任政委，谭光汉任副团长。
据聊城党史资料记载，南开大学原党委书记、时任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翟家骏对当年四分区斗争的残酷作了如下回忆：
当年的鲁西四分区，斗争环境是很艰苦的。1940年，日伪顽合流，到1941年该区被蚕食，所剩仅有纵横不到20里的区域。1943年秋，四分区与斗争环境更为残酷的一分区合并为冀鲁豫一分区。
战争的残酷和形势的恶化使我军在敌我周旋的缝隙中频繁地机动回旋，经常是天明40里的动转。白天看似从这个村庄转移走了，到了夜间又回来了，有时甚至一夜要转移两三次。我军与敌迂回周旋是家常便饭，因此每天都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每天在虎狼中穿行，就是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睛。
一次，二团指战员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夜间在东阿县马安庄东北的一个场院里暂时休息。指导员王玉琚在查看岗哨后，因疲劳过度斜靠在一棵枣树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被一个背粪筐的老乡叫醒，才知道部队已向东转移。他向村东追去，没想到却遭遇日军，日军的子弹像飞蝗般从他身旁“嗖嗖”地穿过。他连忙返回村里，日军在后尾追不放，幸得群众几次掩护，他才摆脱敌人的追踪，回到了二团。
许多老干部讲：“那时我们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更别想睡个安稳觉，整天跟日伪顽捉迷藏。”
二团成立后，徐翼团长和伯父搭档，两位都是驰骋沙场、历经百战的老将，彼此都觉得如虎添翼。二团迂回转战茌平、东阿、长清、高唐，在郭吕店、王莫庄、时桥、罗庄、寺后王、寺后李、枣刘庄、高贺庄、刘望山、毛徐庄、胜张庄等地与日伪军及齐子修部作战20余次，歼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全歼孟兆树的红枪会、伪军谢吉海部，重创齐子修、罗兆荣、谢吉红、王荣环等伪顽军，取得了辉煌战绩。
1942年，徐翼团长调走，升任军分区副司令兼三团团长，谭光汉升为二团团长，肖金淦调任东平县独立大队教导员，伯父仍任二团政委。不久，谭光汉团长调走，红军刘克奎任团长。
在这一年，日寇接连实行了多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我军根据地进行加紧包围和分割蚕食。二团艰苦开创的2200平方公里抗日根据地，被日伪军在茌平东至齐河焦庙挖了一条长百里、深宽各4米的封锁沟，把根据地割裂成大大小小的豆腐块，封锁沟两旁又增设碉堡据点，使我抗日队伍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在茌南，我军连距敌伪2.5公里以外的落脚点都没有了，茌南以大白庄、迟桥为代表的根据地和茌北杜郎口至大吕庄的一条狭长根据地，被日伪顽40公里的敌占区间隔开，而且日寇的特务活动也愈加频繁猖狂。
一次，我军茌平公安局长韩严明率部到高院墙一带活动时，突与敌人遭遇，激战中通讯员丢了一个背包，里面装有一张我军打人敌人内部人员的分布图。虽然上面没有一个字，只是在茌平县地图上，在日伪顽据点中有我内线的位置作了标记，但是熟悉茌平情况的人，一看就可猜出。这张图当天就落到了日本特务平井手中，这只狡猾的狐狸如获至宝，却故意放了一个烟幕弹。在教场铺据点，他把大衣脱下来搭在院内的铁丝绳上，不一会儿，放出风说“扫荡”缴获的重要文件放在大衣里丢了。他想迷惑我们，待破译出这份分布图后再将我军一网打尽。
当时，我方非常紧张，这张分布图关系到全县各据点中我内线卧底人员和整个县区党组织的生死存亡，县委立即派人通知在教场铺据点卧底的内线迟会武同志，让他无论如何要将这张分布图搞出来。
迟会武是个胆大心细、机智灵活的共产党员，他摸清平井的险恶用心后，趁平井不在屋内时，悄悄地将抽屉内的分布图偷了出来，交还给我党组织。可是，这位对我党抗战立有大功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被诬为日本特务而受到迫害，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给他平反昭雪。
翟家骏在回忆一分区斗争环境时说：
一分区辖有济南西南的十四五个县。济南扼南北咽喉，处在敌寇的卧榻之旁，敌我犬牙交错的格局，为时甚为长久。早已是据点林立，公路和封锁沟成网。我去之前，冀鲁豫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黄敬同志与我谈话时说，一分区的斗争环境在全区来说最为残酷，有如在刀刃上跳舞，时时刻刻都有危险。
从以上同志们的谈话和形象的比喻中可以看出，当年一分区斗争环境的严峻和险恶，那种在刀刃上跳舞的感觉，更加体现了前辈们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顽强和韧性。
当时，部队和主要军政领导人都使用代号，如：冀鲁豫军区一分区的代号叫自胜部；司令员刘致远的代号为一号，政委邓存伦二号；分区一团称东区队，二团称北区队，三团称西区队；二团团长刘克奎的代号为二一，我的伯父王克寇政委的代号为二二。
这期间，二团转战于泰西、运东广大战场，同日伪顽杂在葛靖庄、孙庄、焦庙、伦镇、望鲁店等地发生大小战斗40余次，很多伪杂团多次被打垮，如：茌平县的刘望山据点被二团打垮过3次；孙庄据点被二团攻占过4次；二团在茌北不到两个月，就把齐子修大本营的60个据点端掉了1/3。
保定市科协原主席，当时任高唐县敌工站站长的王光照在回忆录中写道：
齐子修是个无恶不作的匪首，群众恨之入骨，一听说要打他，群众自动从各方面帮助王克寇的部队。许多青壮年和中年群众自发拿起长矛、短枪、土炮和抬杆，从四面八方跑到我军驻地，自动排好队伍，要听王克寇的统一指挥。
我在《禹城县志》和《茌平县志》中均找到了伯父打齐子修的记载。从人民群众自愿地支持二团打齐子修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伯父所率的二团是支多么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军队。
老前辈李长瑞多次给我讲，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1-1943年，伯父不仅带兵作战，还特别重视与各县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部署和密切配合，给予地方工作大力支持。
李长瑞同志从1941年春到1944年夏一直担任中共茌平县县委书记。我拜访老前辈时，他拿出自己绘制的地图，指着那用红蓝铅笔圈画的大小不等的区域，给我讲述当年那异常残酷的斗争形势，讲他和伯父是如何密切配合，在一分区拉锯最激烈的茌平地区艰苦工作的。他告诉我，二团在伪顽军吴春阳的地盘上活动时，曾将吴的副旅长石金香活捉。伯父从整个区域的战略高度考虑，从统战大局出发，把石金香交给了驻郭吕店的茌平县委，让李长瑞以县大队政委的名义向石进行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然后把他放了回去。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石金香后来为我军传送情报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还有一次，二团在茌平七区打下刘马庄据点，俘获茌平县伪大队长薛西祥和伪七区区长张建文等200余人。当时，茌平县委正部署开展六区、七区的上层敌伪工作，却苦于找不到伪军上层关系。伯父同样交给了李长瑞，让茌平县委抓住有利时机做好薛西祥的统战工作。经教育释放的薛西祥对我党甚为感激，之后也在暗中帮我军做事。这样，茌北根据地逐渐由五区扩大到六区、七区，打破了顽军李岐山妄图控制五六七区而孤立我军根据地的美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