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中共党史》中见到：
到1943年8月，国民党中先后投敌的有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达50万人，占80万伪军的62%左右，形成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投降逆流。
日伪军和顽固派军队的夹攻封锁和华北各地连年的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使我解放区处于空前严重苦难的局面。解放区人口由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少到不足40万，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
关于鲁西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那段时期，李长瑞前辈写道：
1942年，敌人大肆增兵修筑碉堡、挖掘封锁沟，将我根据地分割成方格式的小块，实行囚笼政策，妄图摧毁根据地，抗战环境日益艰苦，泰西、运东两个地区的领导机关，被挤在以禹城八区为中心的二三十平方公里的地带，克寇同志在禹城一带有相当高的威信，地委决定任命克寇同志兼任禹城县委书记、县长、大队长、政委等职，实行一元化领导，巩固这块根据地，克寇同志接受重任，在党和人民的信任及支持下，呕心沥血，奋发工作，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使这块根据地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始终没丢掉。
刘世杰于1941年从党校学习回来任茌平县县委组织部长。1943年，因茌平根据地被打垮沦为敌占区，刘世杰被党派到禹城任组织部长。他回忆说：
1940年后，运东和泰西两个分区除齐禹、茌南一块外，东阿、茌平、平阳、阳谷、聊城全部沦为敌占区。齐禹这块根据地是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西到郭吕店，南到潘店，北到将军庙。齐河四区有十几个村，三区有二三十个村。
1942年10月，因形势继续恶化，区党委把刚合并不到两年的齐禹县分设，一些敌人得意忘形地叫嚣：“这回八路军可完啦！到处是据点、封锁沟，他们是锅旮旯里打拳，施展不开了。”那时，根据地白天有日伪军到处敲诈勒索，晚上又有土顽绑架抢劫，百姓苦不堪言。加上连年干旱，庄稼十不收一，群众的衣物卖光了，残粮吃尽了，靠吃野菜树皮度日，甚至把麦秸、玉米芯磨成面子吃。群众个个面黄肌瘦，两条细腿支撑着一个大青菜肚子，各村庄天天往外抬死人。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地委决定任命正在养伤的伯父担任中共禹城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政委等职。
短短4年之中，伯父第3次出任禹城县委书记。
我曾反复思考过：为什么党在这个时候安排伯父离开二团到地方？这绝不仅仅是为了让他养伤！我采访过很多老前辈，也翻阅过很多老干部的回忆录。他们告诉我：因为这小块根据地关系到我党我军和根据地人民的生死存亡，到了这命悬一线的时刻，只有伯父才能挑起这个千斤重担！
虽说养伤，可伯父却是党政军一肩挑，实际上他的工作更加繁重了。伤口一直化脓，疼痛经常使他彻夜不眠，但工作的繁忙使他顾不得疼，顾不得痒，顾不得休息。为了坚持抗战，战胜严重困难，中共中央颁布实行了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担任县委书记的伯父领导县区实行“土地回赎”，开展反贪污、反黑地、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反霸诉苦和合理负担运动等工作，
促使农村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封建剥削进一步削弱，生产力得以解放，伯父开创的齐禹根据地抗战的实力增强了。此外，伯父还组织县区武装扒道轨、截电线、破公路、反蚕食、反资敌、反奸除霸、做日伪的分化瓦解工作，粉碎日伪顽的“扫荡”和“铁壁合围”。
在抗战最困难时期，我根据地被蚕食的仅剩二三十平方公里，连泰（西）运（东）机关也被挤在这里。伯父深知自己肩负地方党政军一肩挑的重任，深知这块用抗日军民鲜血铸成的根据地就是我党我军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所以他就像对待自己的眼睛那样保护齐禹根据地，使齐禹根据地如铜墙铁壁般坚固。
1943年正月初三晚上，土匪头子李朝生勾结将军庙的日军攻打小纸坊。早在抗战初期，伯父就在小纸坊村播下了革命火种，这里是伯父创建八区根据地的北大门。伯父得到消息后亲自到小纸坊村指挥战斗，他以担杖河为屏障，在小纸坊村西面的水牛李周围摆了一个口袋阵，让我军100多名战士埋伏在南面，让小纸坊民兵排的40多个民兵埋伏在北面，另派我小股兵力诱敌深入。果然，敌人在我小股兵力的引诱下，从水牛李东头进入我军伏击圈。这次自卫战共毙伤日寇5人，歼灭伪顽1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00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我方伤亡却很少。战后，民兵们乐得直说：“敌人又给我们进贡来了！”从此，小纸坊村是根据地“北大门”的说法叫得更响了。
根据地的李法桥村是我姥姥家所在的村子，也是当年伯父开创的根据地堡垒村。这里有伯父在连五高高小读书时的老师李清习，有伯父发展入党的进步青年李荣方，有1938年县委依靠中共地下党员李荣深、李荣德（后被日军杀害）建立的情报站。伯父曾多次帮李法桥村训练民兵，埋设地雷，教习游击战术。该村虽紧靠日伪据点，频遭“清剿”“扫荡”，但人民照样能创造出平原村巷抗日的传奇故事。
李法桥村位于禹城西南端四新河与管氏河的交汇处。河以北的将军庙、李屯、魏寨子是日伪的据点；河以南的丁寺、梨行、倪庄、小纸坊一带则是八路军根据地。在李法桥村村口登高北望，日军行踪尽收眼底。李法桥村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党我军开展对敌斗争的桥头堡，也必然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
1943年，在极为艰险恶劣的形势下，仅靠民兵自卫队保家护村是不行的，必须全民动员，群策群力，改造村基，以防为守。于是，在党的领导下，李法桥村全村男女老幼都被发动起来，进行村巷改建。村民们堵的堵，拆的拆，围的围，修的修，从外表看不出村庄有什么变化，但村巷却有明有暗，纵横交错，街道变成H型、C型、P型，胡同之上有天桥，户户相接有暗口。村庄四角修了嘹望报信的岗楼，村西挖了3条伏击沟，村内村外设下了天罗地网。此后，日伪军多次来犯，都陷入迷魂阵，东碰西撞，晕头转向，想追追不上，想躲躲不了，想找找不着，想摸摸不到，处处被动挨打。
一次，一群伪军眼看要追上自卫队队员李荣耀，忽然，李荣耀一闪身跑进一间棚子里不见了，伪军不敢进，往里扔了一颗手榴弹。谁知，那“呲呲”作响冒着白烟眼看要爆炸的手榴弹被躲在暗洞里的李荣耀一把抓起来投回敌群，一声轰响，伪军死伤一片。硝烟中，李荣耀身形一闪，敌人再也找不到他了。这样的故事在李法桥村不胜枚举。
李连祥为了拔除这个仅一河之隔的眼中钉、肉中刺，多次寻衅报复都未得逞，终于在1944年5月的一天，策划出了下手的机会。李连祥纠集伪顽吴春阳、云茂才、邓协忱等2000余兵力，配合日军对我齐河三区、四区，禹城八区、茌平七区及高唐边境进行“五县联防讨伐”。在那次战斗中，我军牺牲了区队班长金汉三（伯父从村里带出来的）、副班长张殿富、自卫队民兵李海松（我的二舅）等十几人，重伤11人。民兵王连地负伤被俘，凶恶的日伪军逼供不成，便用铡刀铡下了他的头挂在树上示众。敌人还把李法桥村老百姓的财物抢劫一空，烧毁了100多间房子。
当年的奋勇拼杀虽已过去60多年，但天地作证，日月可鉴，李法桥村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已永留青史，其顽强的民族牺牲精神将砥砺后人。
我在一些资料中看到，在根据地军民靠吃野菜和树叶度饥荒的时日，日伪顽杂只要看到大片炊烟就来抢饭吃。为了保卫人民的血汗果实，伯父对抢粮的敌人绝不姑息，坚决消灭。我去伦镇采访时，当地一些老人给我讲述了当年伦镇战斗的情景，结合了一份资料看到：
1943年农历十月，李连祥派他的独立营营长温学兴带领600多人、40辆马车来伦镇抢粮食。当时，在伦镇南街以教书为掩护的张思温是我党的地下交通员，听说伪军要来扫荡抢粮，他立即去齐河刘桥乡高桥村送信。高桥村的附近有个大寺院，叫五龙寺，距伦镇三四公里，是王政委老二团的驻地。王政委接到信后，立即派出侦察员快马加鞭侦察敌情，并紧急集合队伍急行军赶往伦镇。到达伦镇，听完先行侦察员的敌情报告后，王政委略一思索便作出战斗部署：迅速包围伦镇的四街，只在北街留一出口（伦镇村庄很大，共有4条主街道，南街、北街、西街、东街），待敌于北街逃跑时，东、西、南街再对敌人进行合击。战斗打响后，李连祥的营长温学兴正带着部队气焰嚣张地烧杀抢掠。枪声冷不丁响起，我们的部队朝着他们的主力部队夹击而去。温学兴大惊，急忙调整部队往外突围，发现北街没有枪声，于是带领伪军向北街逃去。当温学兴带领伪军们集中冲到北街时，势头更加猛烈的攻击从3面打过来。此时温学兴被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所率部死伤一片，不得不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抱头鼠窜。此战，王政委率部共毙伤李连祥部200多伪军，沉重打击了李连祥的嚣张气焰，有力地保卫了人民的血汗果实。从此，“老二团是人民的保护神”在根据地响亮传颂。
翟家骏在回忆录中曾写到齐禹根据地的奇特现象：
在齐禹地区，虽然还残存着若干据点，实则已像聋子的耳朵一一只是摆设罢了。之所以允许其存在，不过是借以麻痹敌方。这样便出现了“有敌人，无敌区”这么一种堪称奇特的图景，这便是：明是据点，实为我后方。例如：在一个村里，我伤员住在这头，伪军人员住在那头，我们的被服制作、军械修理，都叮叮当当忙个不停。遇有“扫荡”，这就成了暂避一时的好地方。
一些二鬼子经教育后，也乖乖地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悄悄地为我军办事、送情报，甚至我们的伤员也都能通过内线输送到据点里治疗。齐禹县大队队长张强负伤后，就通过内线送到徐集伪军据点治疗养伤，这样反而更安全。我军缺少子弹时，就向一些伪军据点要，他们如数照给，不过要串通好假打一阵，作为第二天伪军小头目向上汇报所消耗弹药数目的理由。
伯父多次在鲁西抗战处于生死攸关的关头担当重任，在禹城抗战史上留下了绚烂的一笔。伯父是中共禹城县委的创建人之一，1937年10月，伯父等人在禹城南部创建中共禹城县委，伯父做了3任县委书记，第一次是1938年，第二次是1939年，第三次是1942年。很多老干部和伯父的老战友都对我讲：“哪里有危险、有困难，哪里就有王克寇。搞军队，他能把抗日武装从小做大，从弱变强；搞地方，他能把根据地搞得坚如磐石，坚不可摧。所以党政军民都拥护他，日伪顽杂都害怕他。”
伯父的同学赵振清（中组部原副部长）说：我和克寇是1933年平原乡师的同学，我是一班克寇是二班。当时不知道克寇在学校入党，只知道他积极参加进步思想宣传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在庆云一带搞地下活动，克寇在运东地委三大队任大队长兼政委时我见到过他，他为建设四分区二团作出了贡献，后编为基干二团，他当政委。当时这个地区主要依靠这个部队，其他部队战斗力较差，他们在泰运、长青、茌南、东阿、聊城、阳谷、齐禹、平禹等地活动。他对党忠诚，作战勇敢，生活艰苦，由学生变为军人是很模范的；他搞统战、武装斗争搞得都很好，四分区、专署当时主要依靠二团，老部队都走了，萧华也走了，他是分区的主力，有名的战斗都是这个部队打的，他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我听到他在牛角店战斗中牺牲了，非常悲痛，至今回忆起来仍很难过。
根据地的马秀兰老人还动情地给我唱起了伯父牺牲后，根据地军民用左权调为伯父谱写的歌曲一一《抗日模范王克寇》：
克寇政委家住边区齐禹县
他是领导齐禹县（那个）抗战模范他是共产党员为国来参战
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流下了血汗同志们呀政委是好儿男
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流下了血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