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3年间，鲁西地区连续几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靠吃树皮、树叶充饥。地主乘机放高利贷，农民只好卖青苗给地主。很多贫苦农民将土地当给地主后被迫逃荒要饭，卖儿鬻女。当时的鲁西北大地赤地千里，饿殍满目。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因本国青壮年男子全被征兵打仗，国内劳动力匮乏，便在中国大肆骗抓劳工。仅1943年，日军在禹城就一次骗抓了150名劳工，其中包括被俘的八路军战士。他们被运到日本的银矿和煤矿做苦力，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摧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活着回国的禹城华工只剩下几十人。
在这种背景下，伯父部队的生存困难可想而知。部队规定每天人均定量10两小米（当时1斤是16两），为支援地方群众度过灾荒，部队又作出每人每天节约1两粮的决定。当时，部队一面要打击来抢粮的敌军，保护好根据地，一面还要组织部队战士到远离村庄的地方挖野菜，为的是不与百姓争赖以活命的野菜和树叶。
伯父的通讯员董仲仁回忆说，在一次与敌作战中，他亲眼看到一个战士在牺牲倒下的瞬间，口袋里掉出一块没舍得吃完的干粮。这块干粮落地即碎，被风一吹化为乌有。可见，这块干粮里能有多少粮食？几乎都是糠菜啊！
刘世杰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那时，这块根据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走到群众家，真像到了自家一样，群众和我们一条心。1941-1943年连续3年自然灾害，部队群众都没有饭吃，当地饿死上百人。但是，只要部队来了，群众就千方百计给部队弄粮食。当时的一般规律是，敌人上午出动，部队就上午准备战斗，下午去地里挖野菜。群众一听说打了胜仗，都抬着馒头、猪肉和菜前去慰劳，部队也舍不得吃，总是与地方干部和老百姓吃在一起。
让刘世杰最难忘的是：
1941年至1943年3年灾荒，顿顿吃饭没有粮食，榆叶、榆树皮、杜叶、杜花、红薯秧子这算是好吃的东西了。最难吃的是玉米棒，常被卡在嗓子里。我还吃过麦秸，铡了、磨了、罗了、炒了，再与糠掺起来，叫菜团子。蒸熟了拿起来咬一口，光在嘴里打转，确实咽不下去，大便的时候净是血。有一次，老乡给我吃的树叶里掺上了高梁面，吃时觉得怪好吃，吃完了我才发觉是给我单独做的……
这年秋天，二团在禹城小刘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群众衣食无着，对部队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慰劳，只得送来各式各样的干粮慰劳抗日战士。而所谓的干粮就是菜团子、菜饼子、糠窝窝之类的东西，里面的粮食含量少得可怜，多是各种野菜拌上糠。这种食物不易成型，必须用两手捧着吃，或用碗挖着吃，不然一见风就散，甚至可能被吹走。没有粮食吃，军队怎能打仗，可当时粮食实在太紧缺了，百姓也只能用这种食物来慰劳打了胜仗的军队。当时，许多战士拿着糠菜团，皱着眉头，难以下咽，情绪低落，一个年龄较小的战士甚至眼里含着泪水。伯父见状，就走过来和战士们坐在一起，带头拿起一个菜团子大口吃起来，并冲着战士们风趣地说：“吃掉了菜团子就是胜利。来！同志们，坚决彻底消灭掉！”
战士们看到政委如此体恤百姓，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不禁被伯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他们忘了疲劳，忘了“委屈”，忘了伤痛，顷刻间将那些糠菜干粮消灭个精光。感动得在场群众无不热泪盈眶，地方干部也十分动情地说：“等形势好转了，我们一定好好慰劳咱们军队！”
我在采访时，几个村庄的老乡都提到伯父和战士们吃发霉的糠菜团子的事。虽然事情已过去近70年，但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至今难以忘怀，感慨万千。
刘世杰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过伯父：
这个同志对人相当诚恳，作风很朴实，能和战士同甘共苦。我们在一起，正是困难的时候，“小猪子害眼——看不上食”呀，有时候一两天没饭吃。他穿衣、生活相当艰苦，破袜子、旧鞋，再就是有几本书。走到哪里，和群众、干部关系都处得相当好，对人诚恳。虽然是个学生出身，打仗却很勇敢，身先士卒，战士相当服气。
我在采访中还听到乡亲们说，当时一些顽固派和投降派还编出这样的顺口溜讽刺我八路军：
八路军不吃香，破鞋破袜破军装。八路军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
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穷八路，这支劳苦大众的子弟兵，几年之后，却奇迹般地为劳苦大众夺得了江山，打出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新中国。
为巩固部队建设，带好这支队伍，伯父费尽心思，历尽千辛万苦。部队初建时，他曾舍家纾难，从本来就艰难度日的家中拿来卖猪的钱充当部队的经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最困难时期，他还动员前来部队探望他的老爷爷王圣尧把自家喂养的牛牵来，宰了给部队战友们改善生活，把我奶奶和伯母给他捎去的鞋袜、衣服分送给战友穿，自己的大衣也盖在了伤员身上。
至今我都在想，伯父把家里做的鞋子、袜子、衣服送给战友穿，把家里卖猪的钱充作部队的经费，这不奇怪，这非常符合他爱军队、爱战友，与他们同甘共苦、亲如兄弟的一贯作风。可是，他动员爷爷把家里的牛牵来宰了给战士们改善生活，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在中国农村，耕牛就是家人的生产力、命根子，怎么能舍得杀了慰劳军队呢？我实在无法想象这种大爱、大义之举的背后，伯父是怎样下定决心、怎样做通老人家思想工作的。
我曾问过我的父亲：“你当时也同意吗？你难道没想过今后的日子咋过？”父亲说：“日本鬼子进来，连命都保不住了，你还能过日子？”我觉得，在那时能有这样的远见和胸怀，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没想到负责一家老少生活的父亲也能把此事看得如此透彻，把为抗战倾其所有看得如此平淡正常。
1942年10月，根据地的秋天满目萧瑟，悲鸿凌空，律动成韵。望着雁群南飞、秋叶飘零，已离开二团担任禹城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队长和政委的伯父，虽在养伤，却一直在思索如何带领根据地军民渡过这个漫长寒冷的严冬。他一刻不停地为根据地的生存而奔波。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黑地、反蚕食、反资敌斗争，颁布“土地回赎”“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法令，组织民政工作队同伪乡村政权作斗争，查黑地、查黑账，推行合理负担，建立农会，向恶霸反动地主进行倒苦水的面对面说理斗争，帮助贫苦农民赎回了日盼夜想生存活命的土地，使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贫苦农民看到了生的希望，使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在服从抗战大局的前提下得到了缓和，使根据地军民熬过了这个漫长寒冷的严冬。
发动起来的群众深深拥护我党的土地大纲，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群情高涨的人民战胜了饥饿春荒。原禹城体委主任齐令浩①老人回忆说，自己当时虽然年龄小，但经常跟随热情的群众参加大会，聆听王克寇政委的演讲报告。伯父领导抗日积极分子组织“看青队”，打更队，抗拒敌人的苛征杂税和抢掠，扩大县大队、武工队，颠覆日军火车，破袭铁路，阻断日寇南北主要交通运输线，并不失时机地利用夏季的“青纱帐”，4次与日军作战并获全胜。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拔除日伪据点20多处，有力地巩固了根据地的建设。我在资料中看到：1943年春，经过减租反霸斗争，觉悟起来的农民纷纷参加抗日武装，全县共有1500余名青年报名参军。
王克鲁（王汝祯）伯父长期在地方工作。直到现在，他还记得这样的情景：王克寇回来任县委书记后，一次给干部群众开大会，在做完自我介绍后，对面前的群众说：“咱先礼后兵，我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我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粗茶淡饭，兄弟爷们要和我一起为老百姓做好事。谁若办对不起老百姓的事，那么对不起，我会不客气的……”这样的讲话，一是为了鼓舞群众斗敌的士气，二是警告那些伪顽军及其家属别再做昧良心的事，应该联起手来一致对敌。
直到1983年，刘世杰回忆起这段往事还非常动情，他说：
当时（我们）与群众真是血肉相连，真正的铜墙铁壁。（我们面对）上万的敌人，我们整个县才不到1000人的武装，可是敌人对我们就是没办法，怎么“扫荡”，怎么残酷，也没把我们治服了。一个村子五六十户，饿死30多口人，到参军时，几乎家家有人参军，都没有泄气，一直坚持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一一人民才是铜墙铁壁！
这就是伯父所创建的根据地，万众一心、坚如磐石的铜墙铁壁！这就是“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警世真理！
1943年上半年鲁西大旱，下半年大涝。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使根据地不但吃粮困难，就连秋播也无麦种。保定市科协原主席王光照，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高唐县敌工站站长、县委秘书长、六中队队长。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见一老大娘坐在炕上低头合眼，部队到了她屋里，她也不知道，叫她一声，她勉强睁睁眼后又闭上了。有个同志说：“我们是八路军，老大娘，你还记得吗？”一听这话，老大娘眼里“扑扑”地掉下了眼泪，呜咽地哭了。其他群众看上去也面目青黄，脖子又细又长，走路无力，风一刮就要倒下。有一个瘦弱的妇女，抱着她将饿死的孩子，伸手跟我们战士要饭吃，她已饿得无力发出声音，只是用手比划表达她的意思……根据地群众生活的凄惨景象，让同志们终生难忘。我们立刻封锁了天天来催迫钱粮的杂团，想尽办法救济将死的饥民，贷给他们种子，使之生产自救。
1943年夏天，冀鲁豫军区决定再次调伯父任冀南某分区副司令员。伯父的老上司刘致远司令员考虑到伯父熟悉本地情况，在根据地威望高，又考虑到根据地的形势刚刚好转，再次挽留伯父留任二团政委。伯父从工作实际出发，愉快地接受了挽留。
2010年初冬，我采访了当年在军分区司令部当通讯员的郑家忠老人，他告诉我：“上级要提拔王克寇当副司令员离开二团，刘致远司令当时就急了，他说：‘王克寇走了我让谁支撑二团，根据地的架子谁能撑得起？只要我在王克寇就不能走！’”
我曾问过好多人，为什么伯父老当政委，二团的团长换了好几任却怎么也不换他。齐令浩大叔的回答是：“政委要比团长大，党领导一切。”史建勋老人告诉我：“听说上级几次调他去当副司令，刘司令说啥也不放他。”李长瑞老人说：“你伯父是齐禹党组织根据地、老二团的创建者、决策者和捍卫者。”
伯父返回二团后仍对齐禹根据地人民的艰难牵挂心头，百姓无麦种秋播，他心急如焚。于是，伯父决定带领队伍，去给群众找麦种。他亲率二团，长途跋涉，越过敌人两道封锁沟和层层阻拦堵截，南跨黄河，绕过日寇重兵封锁的济南、泰安，到肥城一带搞到麦种后急速返回。一路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人背马驮，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终于把麦种运了回来。二团的战士谁也没丢下一粒这根据地赖以生存的麦种，谁也没丢下一粒这根据地人民苦苦巴望的麦种。
裹着血汗的麦种被背回后，战士们把麦种交给齐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政府的合理分配下，这些麦种解决了群众秋播的困难。齐禹县的群众纷纷来部队含泪道谢，群众握着战士们的手久久不肯松开。面对这些勤劳朴实的乡亲，伯父深情地说：“没有你们的支持，也不会有我们的部队。等打败日寇，把日寇赶出我们的国土，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起来。大家一定要坚持啊！”
究竟为什么非要部队去外地运麦种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从中了解到，从1941年开始，鲁西北持续灾害，大片土地无种无收，导致饥荒蔓延、瘟疫四起，老百姓靠菜糠树叶维持生活。而日寇加紧“扫荡”“清乡”，采用“铁壁合围”的“冈笼”政策，“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来“蚕食”抗日根据地。如果秋季种不上小麦，势必会影响到明年根据地军民和抗日政权的生存。也就是说，在根据地将遭受灭顶之灾之际，伯父带领部队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把麦种背来，给岌岌可危的根据地和在苦难中挣扎的群众带来救命的麦种，带来生的希望。在此情形下，群众怎能不感谢伯父和老二团那时在根据地，群众天天传唱这样一首歌：
老二团，好队伍。咱们的亲骨肉，根据地的护身符。不做亡国奴，要做主人翁！兄弟姐妹们呀，跟着二团去当八路。
从“咱们的亲骨肉，根据地的护身符”的歌声中，我们看到的是伯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真挚感情。
我不由想起了2008年那惊心动魄的汶川大地震。在山摇地动、山崩地裂的巨大灾难面前，在高山搬家、河水改道、无路可行之时，英勇的解放军空降兵选择了打破世界跳伞高度纪录的纵身一跳，为救民于水火，他们个个写下了义无反顾的遗书。此举让整个世界震惊。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做到呢？为何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做到呢？原因很简单，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她就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她就与人民建立起一种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关系。听父亲说，当时家里也没有麦种下地，老爷爷急得团团转。虽然我家在四处漂泊，但家人还是偷着回去耕种家里的那几亩地。麦种下不了地，来年十几张嘴上哪里去吃饭？一家老少还怎么活命？
当一粒麦种也寻不到时，万般无奈的老爷爷怀着一线希望到了部队，找伯父想办法。
望着满脸沧桑的爷爷，伯父心疼却仍坚定地对爷爷说：“回家卖地吧！”说罢又将自己每月两元的津贴掏出放到爷爷手里。
“我知道这两元钱也解决不了家里的困难。不过，现在都处于困难时期，咬紧牙关挺过去，会有好日子过的！”
望着伯父坚定的神情，对自己的孙子再了解不过的我的老爷爷什么话也没说，接过带着孙子体温的两元钱便上路回家。
爷孙俩的对话被军需管理员崔光荣听到，心里不是滋味，政委亲自背来的麦种，而他家的老人远道而来，却空手而回，崔光荣觉得太过意不去了，立即偷偷地汇报给了刘克奎团长。
“快去追上老人家。”刘团长叫崔光荣从后勤股拿出20元钱追出去，送给了已在回家路上的老爷爷。
不一会儿，伯父便知道了此事。他把崔光荣叫来大声呵斥：“老崔，你怎么能这样办？全团战士谁家都很困难，如果每人都发20元，你拿得出来吗？我命令你赶快把钱追回来！”
老崔站在伯父面前微笑着，就是一动不动。
伯父火了：“为什么站着不动，快去执行命令！”
“政委，你发什么脾气？！”性格豪爽的刘团长也火了，“这事不怪光荣同志，是我批准的，有意见你冲我来吧。光荣同志你回去吧！”
“刘团长，这可不行。眼下根据地都困难，都顾着家里，还怎么打仗？
这政治工作还怎么做？”伯父因激动而面红耳赤。
其实他何尝不想帮帮家里呢？为了他，为了他追求的事业，家人到处漂泊，家不像家，日子过得不像日子。他从小和爷爷感情笃深，更明白爷爷心里的苦有多深。然而，骨肉深情谁没有？苦难的岁月，多少个战士的亲人也都在忍饥挨饿，也都在遭受日寇的欺凌和折磨，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激动的伯父转身命令通讯员董仲仁：“马上集合队伍！”
伯父把队伍集合起来，在全体战士面前检讨了此事，承担了责任。他最后说：“我一不喝酒，二不吸烟，我一年不领津贴，以偿还此债。”
排列整齐的战士们静静地听着政委的检讨，感受着政委对军民的满腔深情，万千滋味涌上心头，一种敬意油然而生。
20世纪80年代，在禹城民政局召开的老战士座谈会上，曾在二团担任后勤军需管理员的崔光荣讲起这段往事时，仍激动不已。
对国家的忧，对敌人的恨，对人民群众如骨肉的深情，让伯父成为一个胸怀天下、热爱军民的领导干部。难怪老二团这么深受人民的欢迎，难怪部队能兵向鲁西、决胜沙场，难怪伯父创建的根据地自抗战以来始终坚如磐石。正是因为有伯父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党人，才能深得民心，才能取得胜利。60多年前，共产党人在贫困、饥饿、战乱中与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和胸怀啊！古今中外又有哪支军队能够做到呢？
《禹城县志》上这样记载：
1943年，鲁西北春旱秋涝，农民收入无几，日伪强征暴敛，民众度日如年，王克寇教育干部战士说：“古人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们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二团官兵都钦佩王政委的文韬武略，大家同群众同甘共苦，帮助劳苦百姓开展生产自救，深得群众拥护。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困难时期，在日伪“扫荡”的战争恐怖里，抗日军政人员的家属遭受的磨难和损失最重。不少抗属被日伪军抄了家，烧了房子，无依无靠，生活无着落。伯父任齐禹县县委书记、县长期间，为解决他们的困难，把他们从茌平、齐河、平原、禹城、安r等地转移到禹城八区莒镇乡金砖李村周围的徐集、姜庄、付堂、牛王、季庄等十几个村子。除生活上予以安排照顾外，伯父还在金砖李村创办抗日高小，解决这些抗属子女的上学问题，使金砖李村抗日高小成为培养八路军子女的摇篮。我的五叔王汝溪就是那时在金砖李高小读的书，在党的指引下，他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时，根据地军民困难得连饭都吃不上，可是伯父心里始终挂念着抗属子女的教育问题。一次，校长张跃千来部队找伯父汇报工作。伯父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辛苦。我没有什么礼物给你们，就把缴获小鬼子的篮球送给你们吧！”随即又再三嘱咐道：“一定要把孩子们的生活搞好，把学习搞好！”伯父还找了几份八路军作战取得胜利的电讯，让校长带回去组织师生学习。
回校后，师生们看到王政委送来了“战利品”，都高兴极了。那可是他们学校的第一个篮球，也是学生们第一次见到篮球。因学校条件简陋，没有篮球架，打起球来，就得有一人站在碌碡上举一个铁圈当球筐。即使这样，师生们也兴奋无比。那灿烂的笑容和开怀的笑声，使正在承受苦难的根据地人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
我常常思考，在那“肚子饿得咕咕叫，又冷又饿睡不着，天天打仗行百里，不定啥时脑袋掉”的年月，伯父他们正是靠着对信念的追求与坚守坚持下来的。李长瑞前辈在琉璃寺突围战后，曾被自己的父亲反锁在家里，日夜看管，而对信念的追求又使他偷跑了出来，而且对信念一直坚守到今天。我也问过一些伯父的老战友：“在那时，你们就没有丧失信心、失去希望的时候吗？特别是负伤挂花时，有没有想过干脆回家，保命要紧？”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老干部都爽朗地回答我：“那时，投敌变节的有，怕死的、开小差的有，形势残酷回家、形势好转又出来的也有，形形色色，哪种人都有。我们坚持下来，确实是个信念坚守的问题，也是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咱是穷孩子，横竖都得死，在家饿死或者让反动派打死、欺负死，还不如跟着八路军打鬼子死了光荣呢！再说，咱部队的战友官兵一直亲如兄弟，比在家还好呢！”
刘世杰就曾这样说：
我们当时处于劣势，但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的党员和我们的战士精神非常好。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也只有少数妥协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很乐观。过去我天天唱歌，什么歌我都会唱，乐观得不得了。有事情给党（领导、兄弟）说，自家的爹娘、老婆都不说。战士没有愁眉苦脸的。有的战士打了一仗，差点牺牲，只要战斗结束了，就又蹦又跳，又唱又闹，情绪都是那样饱满，革命意志都是那样坚定。
我由衷地为伯父他们在那样艰苦卓绝的年代，他坚守理想信念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而深感敬佩。他们那饱满充盈、高尚亮洁的精神世界，深深地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所以，我非常想知道伯父他们在战事间隙，除了帮助老百姓修房子、干农活、搞宣传以外，这些生死相依、亲如兄弟的战友之间有着怎样的精神文化生活。
我曾听过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一次，小刘庄战斗结束后，部队驻扎在坎庄。正赶上连日大雨，营团干部们都忙着开会，有的战士闷得慌，就想找烟抽。通讯员郝新诚自告奋勇，多次找房东老大爷要烟抽。老大爷有点文化，就很风趣地对小郝说：“小伙子，想抽烟也不难，得猜4个字的谜语，猜对了抽烟，猜不出来不给抽。”说完写下4句话：
文字去了头，二人抬木头。西下有一女，火烧因家楼。
小伙子认字不多，认为是一首打油诗，回去便让文化教员和战友们一起猜。人多有秀才，大家七嘴八舌，终于猜出来了。原来谜底是“又来要烟”4个字，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臊得郝新诚满脸通红，老大爷却喜笑颜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八路军与老百姓互不“见外”，军民心无樊篱、亲如一家的鱼水关系。后来，我在鲁西的调查采访中，又听到老二团徐翼团长、刘克奎团长和伯父的一些故事，使我对老二团这个英雄群体及他们战友之间的情感和文化生活有了更加深刻鲜明的了解和认识。
伯父的一些老战友说，当年在战斗的空隙，连队的文化教员要教战士们学习文化。别看一些战士打起仗来嗷嗷叫，勇猛无比像只虎，可学起文化来像只懒猫直犯愁。主要原因是：一些战士认为，打仗勇敢就行，学文化有啥用？再说，还不一定哪天就会牺牲哩！所以，他们学文化的劲头不大。
一次，伯父和徐翼团长等人开会后，看见院里一群战士正跟着文化教员学写字。伯父走到一个战士身旁，伯父问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吗？这个战士拿着瓦片在地上写出自己的名字，结果“柱”字的右边多写了一横，围在旁边观看的一个爱开玩笑的战士便打趣说：
“哟！柱子，你家盖房啊！怎么多填了一棵檩条？”
话音刚落，大伙哄堂大笑。伯父和徐翼团长等人也笑了。这个战士脸红得像关公，直抓后脑勺。
伯父问他：“小鬼，没参军前在家干啥？”“庄稼人能干啥？跟俺爹在家种地呗！”“是啊，鬼子没来时，咱们大多都在家种地，都是庄稼人。”说到这里，伯父转脸向徐团长说：“徐团长，你给大家讲讲人家苏联农民是怎样种地的，怎样？大家愿听吗？”
“愿意！”战士们兴致一下子来了，一致鼓掌欢迎徐团长。
徐翼团长是个知识分子，原名叫徐宏仁，徐翼是抗战以后的化名。其父亲是东北军的一个抗日团长，死于日军狱中。他的长辈中有一位是黄花岗烈士，还有几位是抗日烈士，可谓是一门忠烈。徐翼少年时即参加东北抗日民军，1932年全家流亡人关到北平。1934年徐翼考入东北大学工学院学机械制图，后到北师大学习，并参加民先队的领导工作。七七事变后，他随东北流亡学生到达聊城，与范筑先一起誓守聊城，与日军决一死战。徐翼是“守聊四十二勇士”中的骨干。他曾与伯父有着同样的经历：同是鲁西北特委委员；担任过战争动员部部长、军事委员；在范筑先部队的政训处工作过；在伯父率三地委三大队的同时，他率二地委四大队，组建二团后调任二团团长。见多识广、博学多才的徐团长深知伯父让他讲故事的用意，可他故意慢条斯理地问战士：“在家会使牛耕地吗？”
“哎呀，团长，都是庄稼人，哪个在家不会使牲口种地啊！”
“见过铁牛耕地吗？”徐团长神秘地眨眨眼，还是不紧不慢地说。
“没听说过。哪有什么‘铁牛’呀！团长你快讲吧！”一个性急的战士央求道。
“好吧。人家苏联的农民，种地就用那不吃草料光喝油的‘铁牛’，那‘铁牛’犁起地来，咱这20头牛也不敌它。”
“那神了，光干不吃早累趴下了。”战士们一脸狐疑，都瞪大眼睛看着徐团长。
“累趴了倒不至于，只是鼻子‘突突突’地冒黑烟，比那牛魔王都厉害。”徐团长还在慢悠悠地卖关子。
“政委，团长说的到底是个啥呀？”一个战士着急地问伯父。“别急嘛，听团长慢慢讲。”伯父笑着在与徐团长一唱一和。“告诉你们吧，人家苏联农民用的那‘铁牛’叫拖拉机，人坐在上面一开，后面犁的土就像翻花一样，快极了。我在北平上学时，就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徐团长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见战士们还是一脸茫然，索性在地上边说边勾勒起“铁牛”的轮廓来。战士们啧啧地赞叹徐团长画的“铁牛”。
“不光这，人家苏联打倒了地主剥削阶级，农民都是在集体农庄劳动，不像咱们一家一户地种地。到麦收时，那‘康拜因’（即联合收割机）前面的大嘴吞掉麦穗，随着一边就吐出麦粒往口袋装，根本不像咱，还用小驴拉碌碡在那打场轧场呢……”
战士们都傻愣愣地苦思冥想着。半天，那个叫“柱子”的战士十分神往地自言自语：“要是咱以后也能用上‘铁牛’就好了。”
“是啊，等革命胜利了，不打仗了，就让咱徐团长领着你们去造‘铁牛’！到时候，你可得会开啊！”伯父笑着说。“他呀，大字认不了几个，给他个‘铁牛’，他会使吗？”又是那个战士取笑他说。
战士们轰的一声又大笑起来。
从那以后，战士们学文化的劲头一下子提起来了。这就是伯父和徐团长润物无声的思想启蒙艺术。
这位深得战士们敬佩的徐团长，即使在战争的炮火硝烟中，也一直钟爱着所学的机械专业。在鲁西的7年，不论走到哪里，他的马褡子里都放着几本工科书和文学作品。他曾向伯父感叹道：“要是我哪一天能到咱八路军的兵工厂造新式武器就好了，将来我就指挥机械化部队。”他当了副司令员以后，对机械制图的兴趣依然不减。可惜，在1944年8月歼灭郓城大汉奸刘本功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而牺牲。1946年，为纪念他，冀鲁豫党委将阳谷、东阿、聊城各划一部，命名为“徐翼县”。
令人心酸的是，徐翼从七七事变离开北平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邯郸烈士陵园长眠10年，他的母亲、妹妹、妻子每年来凭吊烈士，多次从他墓前走过，却因“徐翼”是化名而不知道他就是“徐宏r”。直到后来，通过两个邯郸小学生同桌的偶然闲聊，才牵线找到了徐翼的家人。老二团的刘克奎团长也是一个受人敬佩的红军干部。他时常给战士们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参加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暴动。他是战士们崇拜的“老革命”，是弹无虚发的神枪手。1944年10月，在攻打齐子修旅的战斗中，刘团长连发8枪，毙敌7人，却不幸被敌炮击中，身负重伤而牺牲。
在同年的几个月里，伯父、徐翼、刘克奎3个老二团的首长相继倒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线上，他们为英雄老二团铸就了辉煌的功勋，为高高飘扬的军旗增添了血染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