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伯父和根据地军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情真意切，水乳交融，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共同谱写了一曲曲军民抗战的交响乐。
在追寻伯父的革命历程中，我寻找到一位曾跟伯父转战多年的老人，他叫史建勋，夏津县雷集乡人。老人已经89岁高龄，因负过伤腿脚不方便，但头脑还十分清楚。知道我的来意后，老人十分激动，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下。老人向我讲道：
我是1939年阴历二月参加革命的，当时国民党、土杂顽匪经常骚扰百姓，搞得那一带民不聊生。我参加的部队，当时叫冀鲁边游击支队，后来叫三大队，再以后叫老二团。在三大队时王克寇当政委，布克任队长，我是战士，跟着他们东征西讨，南征北战。
记得1940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在长清的八仙庙（现在划归茌平县杜郎口镇）驻扎，每个人分到了5斤馒头，还有面和肉馅，准备过个年。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突然被日伪军包围，政委领着我们突围。仗一打起来，什么肉馅啊面啊，都顾不得了，好不容易分得的“过年货”就这样让日伪军给搅了，心里是又气又恨。
政委带着我们一路突围出去后，到了长清的黄楼（现属齐河县）落下了脚，那时已是年三十的后半夜了。当时，为了不惊动老百姓过年，我们就以班为单位，蜷缩在群众的大门外，在滴水成冰的酷寒中，抱着枪倚着墙根打个盹。战士们不时被冻醒。我们一直坚持到天亮，没有一个吭声的。第二天天亮，乡亲们开门看到一身冰衣铁甲的战士们，心疼得直掉泪，赶紧把我们拉进屋里。听老人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后，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就成排地和衣抱枪，睡在沿街百姓的屋檐下。这一举动，感动了早晨醒来的上海市民，此前他们从未看到过这样一支不扰民的军队。此消息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外国媒体争相报道，由此预言蒋介石必然失败，共产党必然胜利。伯父的部队早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已形成了这种作风，而且还是在数九寒天。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伯父率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史建勋老人继续回忆说：
在二团的3年中，虽然我和政委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几次见面都让我刻骨铭心。那是在1941年的10月，我在岳宋庄打伪团徐庆连战斗中受伤，敌人的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我的腿被炸伤，至今残疾。和我在一起的连长、指导员在那次战斗中都牺牲了。当时，部队还要出发，伤员必须留在根据地堡垒户家中养伤。那天，政委对每一个伤员都作了妥善安排。来到我面前时，他对我的伤势仔细询问和观察，并把身上仅有的3块银元掏出来递到我手里说： “要安心养伤，伤养好后才能继续打仗啊……”
说到这里，史建勋老人泣不成声，泪水从他深陷的眼窝里涌出，顺着布满褶皱的面颊淌下来。一阵揪心的疼痛使我也泪流满面。70年了，老人还深深记得他与伯父之间那种纯真的战友 之情，这让我深感震撼。作为团政委的伯父竞能如此对待一位普通战士，对伯父来说可能是平常之举，但对史建勋老人来说，却能铭记一辈子，感动一辈子，以致今天叙述当年的情景，老人还泣不成声。
老人哽咽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后来，为了安全，我先后转移到长清的渡郎口、范县、茌平城南的花桥村养伤。在茌南的花桥村，政委亲自来看我，询问我的伤势恢复得怎样，问我有什么困难。不久，我又转移到一个叫鲁庄的村子里养伤。养伤期间，附近据点的鬼子来“扫荡”，把我养伤所在村包围了起来，当地群众为了我的安全，把我背到了村南的坟地里。正巧王政委带着部队路过这里，他竟然一眼就认出我来，走到我跟前，关切地说：“这不是建勋吗？你怎么在这里？”看到我身上的伤，明白了咋回事时，政委难过地流泪了，他叫战士抬着我跟着部队转移。战后，他又叫人把我抬到鲁庄继续养伤，并安慰我，让我安心养好伤再归队。那次，政委又把自己的津贴和身上的大衣脱下来都留给了我。当时我感动极了，我只是一个普通士兵，政委那么大的官竟然还记得我，还给我那么多关怀，他真是把每个战士都当作自己的亲兄弟啊！
还有一次，政委带兵把驻扎在莲红的伪军李连祥打得落花流水。不久，他带着部队回到茌平。当时我在茌平养伤，伤势好转，已经能够下地活动，听到日思夜想的部队和可敬可爱的政委回到了茌平，我便去部队看望他。政委看到了我十分高兴，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建勋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前几天我们端了李连祥老窝，差点把李连祥打死。”政委一边对我说话，一边招呼身边的警卫员： “伤员优先，让伤病员先享受胜利果实，给建勋拿些战利品来。”那次，政委给了我一条夹裤、一床夹被，还有一条粗布毛巾。多年来，每次想到政委对我的关爱，我内心都久久不能平静。
为了老人的身体健康，我想缓和一下老人的激动情绪，便插话问老人：“那年月，你们不打仗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呢？”老人说： “那时整天跑，特别是晚上急行军的时候很多。只要我们的部队得到通讯员送的信，说某某村什么时间有日伪军来袭击、扫荡’，政委就立即带我们急行军前去设伏，袭击敌人，保卫好我们的根据地。8年抗战，我们齐禹根据地的北大门一一小纸坊村从没让敌人得胜过一次。”说到这里，老人露出骄傲的笑容。
我也听说过“小纸坊村是根据地的北大门”的事。小纸坊村在禹城西南担杖河南岸。抗战初期，本村的进步青年王健（伯父的同学）在伯父和于曼青等人的领导发动下，在小纸坊村成立了以6名共产党员为骨干、以3个拳房的57名武术拳手为基础的自卫队，共有80多人，编成了2个排4个班。晚上，他们站岗放哨，有敌情就集中行动。为防止敌人偷袭，加强防守力量，小纸坊村还动员全村男女老幼齐上阵，修寨墙挖地道。地道与周围村相通，地道口都掩饰得很巧妙，有的在窑洼地，有的在老坟头。小纸坊村民兵武装利用地道等防御工事，曾打退敌人多次进犯。1943年12月，小纸坊村民兵就利用地道战击毙伪军30多人。尽管有时伯父的部队不在附近，可从未与小纸坊村断过联系，只要这里有难需要帮助，伯父的部队就会急行军赶过来，与民兵共同战斗，抗击日伪。有了这样的后盾，小纸坊村自卫队的力量不断加强，小纸坊村因此成了根据地名副其实的“北大门”。
我也曾听当时任小纸坊村民兵连连长的王岐山老人说：
小纸坊村是根据地的北大门，你伯父常带部队来这里，训练民兵，组织群众保护自己的根据地，指挥民兵挖地道，一直通到神庄。我那时是村里的民兵连连长，民兵联防把得非常严。严到什么程度呢？从小纸坊村嫁到外村的姑娘回娘家都不让进村，村外有寨墙，民兵通知姑娘的家人到寨门给姑娘送饭、见面。当时村里一有紧急情况，就派地下交通员，外号“飞毛腿”的王树善给你伯父送鸡毛信，你伯父就会带着部队急行军赶来，因此这块根据地始终没有丢掉过，还成了我们根据地的“铁门坎子”。因为这里是八路军的堡垒村，安全，所以无论春夏秋冬，我们都帮你伯父的部队养伤员、送伤员。秋后蹬着冰冷的河水送伤员，有时跑掉了鞋子，冬天的棉袄都被汗水浸透了。县里曾授予我们“模范民兵排”的光荣称号。就这样军民团结一心，保护了这块根据地。你伯父牺牲那年的麦收时，李连祥认为你伯父死了，没有人能打得过他了，就带领伪军来小纸坊村抢麦子。王树善得到情报后去找二团。当时我们害怕极了，心想：王克寇政委牺牲了，老二团还能过来吗？结果刘团长（刘克奎）带老二团过来就把李连祥的部队打得连滚带爬地逃跑了。
这就是军民共建的钢铁长城！这就是军民同心的鱼水感情！
采访史建勋老人回来后，我一连多日寝食难安。重提六七十年前那段浴血岁月，打破了老人本已平静的晚年生活，我担心老人家的身体，心中充满对他的感激。我没有想到，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湮灭他们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戎马生涯中建立起来的生死相依、骨肉相连的战友情谊。那触动感情的记忆闸门一旦打开，沉淀已久的怀念之情便如巨浪般涌出来。
我在想，为什么在采访中每当人们得知我是王克寇的侄女时，马上投来一种激动、诚挚、感叹的目光？当答案越来越清晰时，我追寻伯父故事的脚步更加坚定，更加充满力量。
1982年，在禹城民政局邀请抗战时期老战士的座谈会上，董仲r满怀深情地讲起当年在老二团跟随伯父征战的往事。
董仲,是伯父当年的通讯员，1941年参军时还是个15岁的孩子。
一天晚上，二团的几位领导围坐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通讯班的几个小鬼坐在一旁的草铺上窃窃私语。此时，刚参军的董仲r趴在通讯班班长小孟的耳朵上，指着正在开会的伯父低声问： “他就是王克寇吗？”
小孟没有应声，站起来，顺手倒了一碗开水放在伯父面前，学着董仲r的样子，趴在伯父耳朵上，装腔作势地问道： “你就是王克寇吗？”
“去你的，小鬼，正开着会呢，捣什么乱！”伯父亲呢地拍了一下小孟的屁股。其他几个领导瞪着眼看着他俩神秘的举动，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孟嘻嘻笑着说道： “刚才小董趴在我的耳朵上，指着政委问我， ‘他就是王克寇吗？’
小土屋里立即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小鬼，我就是王克寇，敌人说我会吃小孩。小鬼，当心我把你吃了啊！”
伯父转过头，冲着董仲仁煞有介事地说道。
听了伯父风趣幽默的话，大家笑得更厉害了。董仲仁满脸通红，但他心里却欢喜得很，慕名已久的政委如此平易近人，真让他一时间不知道怎样才好。还有一次夜行军，董仲仁跟在伯父身后，一边走一边往嘴里填着什么东西。“小董，吃的啥啊？”伯父边走边问。
“醉枣。你也吃吧，政委。”“哪来的啊？”
“房东家拿的，夜间走路老是困，就拿了几个醉枣赶瞌睡。…
伯父看着矮他一头的小兄弟，心中充满爱怜，他亲切和蔼地说：“小董啊，今年你才15岁，还是个孩子。如果不是鬼子来，说不定你还会扑在娘怀里撒娇呢！今天，你拿人家老乡醉枣……”说到这里，伯父又自语道：“是呀，一个15岁的孩子，就是在自己家里，扒开醉枣坛子吃上几个，当爹娘的又能说什么呢？”
伯父的目光又落到小董脸上： “可是，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了，群众会以大人的眼光看待你。如果老乡知道醉枣是被你这个小八路吃了，人家或许会原谅你，可是房东不知道是谁吃的呀，假如人家怀疑团里的几个干部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还记得吗？老百姓会怎样看我们部队呢？”
伯父一席话，让董仲,羞愧难当，他惭愧地低下了头。见他这副样子，伯父知道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和蔼地摸摸他的头说：“能认识错误就好，以后注意就是了。
伯父严肃而又温暖的话语让这个小战士一生难忘。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部队供给非常困难，战士们经常没有饭吃。看着受苦的战友，最忧心的是伯父。生活上，他和战士们一同忍饥挨饿，一同吃糠咽菜。行军时，他有马不骑，或者让给伤病员，或者用来驮枪弹，有时他甚至还替身体弱的战士扛枪。他喜欢同战士谈心，了解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解开他们思想上的疙瘩。知道谁有困难，伯父总是想办法帮助解决。同志们有了缺点错误，他很少发脾气，总是耐心地教育引导，让他们心悦诚服。战士们也深深地爱着他们的政委，每到一处，能买到点好吃的尽量给政委改善一下生活，可是政委却把好吃的都当成了病号饭派给了伤病员，急得通讯员直跺脚使性子。
董仲仁又说了一件让他难以忘怀的事：一次，伯父得了重感冒，通讯员执勤时，发现一只母鸡从街旁的草堆里“咯咯”地叫着出来，走到草窝前一摸，掏出了一个热乎乎的鸡蛋。他心里暗喜，想起在家自己感冒时老娘冲鸡蛋给他喝，就会舒服很多。他心想政委正感冒呢，给政委冲个鸡蛋喝肯定会好得快些。说干就干，机灵利索的通讯员一会儿就将一切准备就绪。这时急匆匆地从外面走进来的伯父端起茶缸就喝了起来，一股腥味让他皱起了眉头。他大声喊来通讯员问： “缸子里放了什么？”
通讯员赶紧喜滋滋地解释： “俺刚才在大街上捡了个鸡蛋，你感冒得这么厉害，喝了开水冲的鸡蛋会好得快些。’
“那怎么行，怎么能乱拿老乡家的鸡蛋呢？”伯父一边皱着眉头，一边严厉地批评通讯员违反部队纪律。最后，伯父还是自己掏出津贴让通讯员找到了鸡的主人赔付完才算了事。
后来，董仲仁这位经伯父一手培养的八路军小战士，成为闻名二团的八路军小英雄。
那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伯父和刘克奎团长牺牲后，二团攻克潘店冯二皮据点，俘虏中有一个冯二皮的心腹小队长会点儿武术。二团团长傅春早派通讯员小王将他押交给我抗日政府公审处理。董仲仁担心小王途中有闪失，请示首长后，也提枪跟了去。
敌人的小队长自知不会有好下场，便磨叽着耍花招，走到一个断墙的僻静之处，他趁小王不备，猛地回身掐住小王的脖子，把小王掐昏，夺走枪支。
从后面赶上来的董仲仁大喝一声： “不许动！”便举起刺刀刺中了伪小队长的屁股。这家伙也不示弱，只见他把腰猛地往前一挺，甩出捅在屁股上的刺刀，转身站起，和董仲仁拼起刺刀来。他依仗自己“块大”、力大、会武术，不把董仲,放在眼里，一枪紧跟一枪地向董仲仁刺去，那劲头恨不得一枪将董仲仁穿个透心凉。董仲,机灵地躲闪着，瞅准机会就回击一下。这家伙毕竟挨了一刺刀，几分钟后，便“呼哧呼哧”地喘粗气。突然，他一个猛刺向董仲仁袭来。董仲仁来了个防左刺，拨开敌人刺刀的同时，一枪刺进敌人的左肩窝。谁知这家伙咬牙忍痛一侧身，抓住董仲仁的刺刀柄，往后一缩身，干净利落地把刺刀摘了下来，顺手扔到别处。
丢了刺刀的董仲仁急中生智，转身急跑两步越过一堵半截墙， “哗啦”一声推上子弹，瞄准敌人大喝一声： “把枪放下，举起手来！”
伪小队长未料到董仲仁用这招，顿时傻了眼，转身逃跑，被董仲仁击毙。这就是年仅17岁的二团虎胆小英雄董仲仁。
1942年，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对我鲁西地区实行“铁壁合围”和“梳篦战术”，并连续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强化乡村“保安”力量，建立反共“保甲制”，使鲁西平原上三里一碉堡，五里一据点，这就是八路军首长刘伯承所说的：日军在华北广大地区企图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对我军实行严密的“囚笼政策”。
我军的抗日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为粉碎敌人的囚笼分割战术，伯父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机动灵活战术，全团分为4个分队与敌周旋，甚至像翟家骏说的“部队已是高度分散到以班排为单位”，有效地保存了我军的实力和战斗力。曾在1943年跟随伯父任禹城县组织部长的刘世杰（伯父连五高高小同学）回忆说： “聊城地区真正的根据地，最后只剩下了齐禹。”当时，齐禹根据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
杨诚（县长）杨健（秘书），围着莒镇转。
干部群众还用这样一段顺口溜形容我根据地之小：
从铁子吴到邱集王，从迟桥到枣棵杨。五里宽七里长，一枪能打透根据地，
天天和敌人捉迷藏。
另外，我还听到两个顺口溜：
铁子吴庄，高院墙，四集王，枣棵杨，五里宽，五里长，一枪打透的根据地。铁子吴庄高院墙，四集王，枣棵杨，加上迟桥大白庄，五里宽，五里长，刘司令员（刘致远）住当央。
3个顺口溜虽版本不同，却都反映了当时敌我争夺的激烈，反映出形势的恶劣和斗争的严峻。我们可从中感受到当年伯父他们与强大的日伪顽杂鏖战，打出这片根据地的惨烈和保卫聊城鲁西地区这最后一小块根据地的艰辛。
但是，那时，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鱼水之情在根据地随处可见。伯父带领部队夜间进村驻扎后从不叫门，战士们都宿在车棚碾道和屋檐下。每驻一地，伯父总是带领战士给乡亲们挑水、推碾、扫院子，还帮群众收玉米、砍高粱。群众见伯父的部队开来，就像见了自己的亲人般有了依靠。伯父在群众面前从不摆部队首长的架子，见到父老乡亲，他总是先下马，亲切地和他们寒暄，群众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因此，群众更加心向八路军，热爱自己的军队。
任解放军总后勤部运输政委、兽医大学训练部政委的王小波曾深情地回忆在1939年正月十五的琉璃寺突围战中，他跳出鬼子包围圈后的一段生死经历：
突围后，部队被冲散了，我拼命跑到一个村，这个村叫别官屯，离陈营、吴营已有四五里路了。这个村子很长，没有围子。已是黄昏时候了，村边场院里已经有一堆堆的跑到这里来的军人。我推着车子也停在这些人中间，口干舌燥，又渴又饿。我们都向老乡们要水喝，那天是正月十五，老乡们给我们送来了饺子汤，而且不光是汤，每碗总有两三个饺子，这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爱戴。
刘世杰同志接受禹城党史办同志的采访时说：
王克寇是董屯人，家里是贫农，1936年在平原县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时入的党。这个同志在我们那一带是个群众领袖。王克寇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群众一听说是王克寇的队伍来了，劲头就来了；敌人一听说，就把吊桥拉起来，缩到据点里不敢出门。真是让敌人闻风丧胆啊！那时，群众只知道有萧华、杨勇，再就是王克寇了。哪里打胜仗，哪里就有王克寇。
这就是威武之师英雄老二团的首长！这就是伯父在根据地军民心中的威望！伯父热爱根据地的群众，群众也同样热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