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鲁西北，伯父王克寇威名遐迩。在走访伯父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时，很多人告诉我当年留传很广的一句话：“小鬼子怕遇到王克寇，汉奸怕听到王克寇，人民最欢迎王克寇。”群众的语言是真挚的，只要对群众付出满腔赤诚，群众就会毫不吝惜地给予回报，军民情就会凝结成骨肉之情。伯父把大义献给了革命事业，可自己的家和亲人又是怎样的呢？
伯父是抗日救亡的革命先驱，我们全家为支持抗战也竭尽全力。而为这份支持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比惨重的。在抗战的8年中，家中有两人惨遭顽军杀害，3人惨遭日伪酷刑，生不如死；其他人饱受迫害，过着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日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父亲王汝杰和三叔王汝安、五叔王汝溪都争相追随着兄长的脚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八路军。我哥哥王希民也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17岁时便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抗日游击战中，伯父率部经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日伪顽，因此日伪顽对伯父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们在与伯父的一次次较量中却又捡不到便宜，于是就相互勾结，把魔爪伸向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抗属。
1938年麦收时节的一天，一家人正忙着在场里打麦子，奶奶、母亲和伯母在家烙了一摞饼。这可是贫苦农家一年中难得的“奢侈”。她们期盼着辛苦劳作的一家人能吃上顿盼望已久的麦香面饼。
晌午时分，村头突然传来马嘶声，街头鸡飞狗叫，人们争相出逃，说是驻扎在附近的土顽军来抓“共党”了。母亲抱着我只有7个月大的大姐，扶着我奶奶，向村东南方向拼命跑去。村南面有条东西方向的深沟，沟南便是担杖河，河南便是小纸坊村。那时，小纸坊村是伯父等人创建根据地的北大门，鬼子和伪顽军不敢进去。每次闻敌“扫荡”，村民都往这个方向跑。那次我奶奶踮着小脚，吓得两腿发软，实在跑不动了，便索性躺在沟沿的草丛里隐藏起来。等到敌人撤走，人们才敢回家。当心惊胆战的家人陆续回来，进门一看，屋里屋外一片狼藉，刚烙的饼和其他粮食物品全被掠走了。
不几天，敌人又来了，指名要抓王汝清的家属。这次是伪顽狼狈为奸，专门针对我家人报复施威的。敌人一进村便封锁各个路口，然后，逐户搜索确认。在当时的情形下，往小纸坊跑是来不及了！于是父亲就佯装给人去浇地，伯母佯装给人推磨。敌人端着刺刀进入我家院子，把伯父的书籍、照片挑出来烧掉。母亲拿着簸箕还没来得及逃离，便谎称自己是来借簸箕的邻居。敌人没认出来，母亲躲过一劫。可是从那以后，母亲却被吓破了胆儿，有点害怕的事，她就条件反射地泻肚子。
这时，三叔王汝安已是一位16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次次遭受日伪顽杂的欺侮，一次次目睹日伪顽杂的罪行，他那颗年轻的心溢满激愤。这种日子让他难以忍耐，他渴望自己能像大哥一样参加八路军，挺起胸，端起枪，驰骋沙场，用仇恨的子弹为乡亲们报仇，让父老乡亲不再过这种提心吊胆、遭受磨难的日子。
听母亲讲，这年夏秋之际，我家院子南面有块闲地种着地瓜，地瓜蔓子长势很旺。一次，敌人又来“抓人”，三叔得知后，二话没说，拿起一个自己偷偷藏了很久的手榴弹，跑到地瓜地里，伏在地瓜蔓下隐藏起来，伺机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看到三叔一闪而过的背影，爷爷见来不及阻拦他，急得涨红了脸，压低声音急切地喊道：“小子，沉住气，别惹是生非啊！”
话音刚落，几个敌人端着长枪闯进了院子。他们这里戳，那里挑，连砸带骂地折腾了一番。他们把伯父藏在闲园子的书籍、照片和物品又翻了出来，焚之一炬，并恫吓乡亲们：“王汝清回来，知情不报者，严惩不贷！”
三叔躲在地瓜蔓下紧握手榴弹，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最终还是按捺住心中的怒火，没有动弹。就这样，我的家人一次次躲过了劫难。
那次“扫荡”中，爷爷也知道三叔那颗不安分的心了。后来爷爷对我父亲说： “你知道三儿也干你大哥那一套吗？有一个家里就不得安宁了，还要再拉上一个。”其实早在1936年，三叔就已是伯父的秘密交通员了，而且在1938年经莒镇党支部副书记齐殿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敌人走后，我老爷爷和爷爷商量：“我看这个家不能再住了，还是听‘顺儿’的话，搬家吧。”爷爷愁眉苦脸地说：“这么多人还有馒头房怎么搬啊？”于是，搬家的想法就这么做罢了，全家人都相信：熬一熬，等抗战胜利了，全家人就可以欢聚一堂过好日子了。
当时盘踞在我家乡的云茂才、吴春阳、李连祥、赵性甫等土顽军勾结日寇，助纣为虐，不断对共产党抗日军民寻衅挑事，制造摩擦。他们与国民党顽固派王金祥阴谋策划，想借日本人之手，打掉让他们寝食难安的八路军。王金祥这个隐藏在范筑先将军身旁丧尽天良的民族败类，不把心思用到协助范将军御敌抗日上，反而挖空心思专门对付共产党。
正如1939年11月2日鲁西区党委统战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
王金祥与省府顽固分子李树椿同流合污。这些顽固分子在沈鸿烈、李树椿的指使下，逮捕与屠杀我们同志及八路军家属。因此，摩擦加深为此伏彼起的武装冲突。从8月到11月，鲁西是与顽固分子斗争最尖锐的时候。
王金祥视伯父这个领导鲁西北抗日的共产党员英雄为眼中钉、肉中刺。他知道伯父虽然在外带兵打仗，但是地方抗战工作也归他领导，而且在本村还有一支58人30多支枪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的队长叫金冠三，在统战李惠民时曾跟着伯父在政训处。李惠民被八路军端了老巢后，他便回到禹城八区当区长。由他带领的这支抗日武装队伍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俗话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想。”王金祥一直对我们村虎视眈眈，一是要向抗日武装夺枪，二是要对抗日的共产党员家属进行血腥屠杀。
老实、善良、勤勉的家人还梦想着把馒头房经营好，等到抗战胜利，亲人团聚，全家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却不知恶魔正张着血盆大口蓄势而来。1938年阴历的八月初九（阳历10月2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血淋淋的日子。我那屡遭重创的家再次经受了最黑暗的一天。前一天晚上，按照惯例一家人忙活着发面蒸馒头，直到凌晨4点才干完活。爷爷王玉田和衣小憩片刻，天刚放亮，便起来准备赶集去卖馒头。突然，外面传来清脆的枪声一一土顽军又来了。爷爷放下手中的活，嘱咐父亲和三叔在家别动，自己赶紧往外跑，一边想看个究竟，一边往邻居王圣孝三老奶奶家跑，看看她家是否安全。若是安全，打算将我胆小的老奶奶送到她家去躲藏一会儿。
处心积虑的王金祥这次伙同土顽李连祥分两股队伍，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村子。他们想要金冠三缴械投降。可当时，金冠三和自卫团民兵已经迅速转移，土顽军们扑了空。这些狼心狗肺的恶魔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狗急跳墙，准备对共产党的家属们下毒手。
伯父当时已是鲁西北抗日队伍的领头人，日伪顽军每次扫荡，我家都在劫难逃，这次更是首当其冲。那天，三老奶奶见爷爷跑过来，就拉着他说：“别回去了，快藏在我家！”
“我娘胆小，我回去叫她也藏在你家，我家不安全！”爷爷一边说着，一边急匆匆地转身往家跑。
这时，王金祥和李连祥的部队已将我家包围了起来。刚从三老奶奶家气喘吁吁地跑回来的爷爷看到家已被敌人包围，便绕着南面院墙的一个小南门，想冲进屋里看看家人怎样。
“逮着王汝清的家属，还愁抓不到王汝清吗？”一个张牙舞爪的顽军头目站在院子外面，手举短枪，得意忘形地叫嚣道。
这时，暴露在伪军眼前的爷爷已无处躲藏。
我听父亲说，老实巴交的爷爷在全家老小面临危险的时刻也豁了出去，准备拼命。
就在这时，一个顽军扣动扳机朝爷爷开了枪。爷爷惨叫了一声“娘”，便“噗”的一声倒在地上，子弹从爷爷的腰下穿过小腹，鲜血顺着爷爷的腹部汩汩流淌。老奶奶听到爷爷的惨叫声，踮着小脚踉踉跄跄地跑出来。又是一声枪响，子弹从老奶奶右臂下穿过心脏，从左腋窝穿出。老奶奶只吭了一声，便断了气。我父母和家人疯了般地跑了出去，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唤着倒在地上的老奶奶和爷爷。爷爷倒在血泊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娘被枪杀，悲愤交加，昏厥了过去。
这些嗜血成性的土顽军们仍1日无情地向院子里乱射。二奶奶家一个叫秋格的小姑，才五六岁，当时正在院内窗户下玩，听到我爷爷被击倒后，便向屋内跑，被敌人一颗子弹打在门框上又反弹回来，正好扫过她的鼻梁上端，立即满脸鲜血。秋格小姑又疼又怕，哇哇大哭起来。后来，她眉宇下方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成为那场灾难的铁证。
灾难来得那样猝然，那样悲惨。那一刻，家人哭天嚎地，痛不欲生。见此情景，王金祥和李连祥的爪牙返回了他们的老窝。
父亲和家人把爷爷从血泊中抬到炕上，见爷爷浑身是血，脸色蜡黄，全都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大家怀着悲痛，心急如焚地到处找救治爷爷的法子。一时找不到医生，听说用鲜鸡皮贴在枪口处有治，父亲便疯了般跑到街坊王圣化老爷爷家抓了一只鸡，剁下头揪下鸡毛扒了皮，立即跑进屋里，抱着爷爷将那块鸡皮贴在伤口处。尽管现在看来，这是极其愚昧的做法，对伤口不但没有救治作用，而且还会造成伤口感染恶化。可那个时候，亲人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期待那块鸡皮能减轻爷爷的伤痛，救回爷爷的命。子弹其实已经穿透了爷爷的肠子，污物进入了腹腔。爷爷的腹部逐渐增大，疼痛将爷爷折磨得一阵昏迷一阵清醒。清醒时，他就把家里馒头房的往来账目及身后一些事情向家人交代清楚。
看着奄奄一息的儿子和已经死去的老伴，我的老爷爷忍受着灭顶之灾，痛苦得已说不清是愤恨还是绝望。 “还想见顺儿吗？”老爷爷望着气若游丝的儿子，带着沙哑的声音问道。
爷爷无力地摇了摇头，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抽动了一下。过后不久，爷爷闭上了他含着仇恨、遗憾和有些不舍的眼睛。
我的家人哭得肝肠寸断。
而接下来，那些丧心病狂的土顽军对我家依然不肯罢休，到处叫嚣： “只要见穿白戴孝的就逮，那一定是王汝清的近门亲属！”他们妄图对共产党八路军家属斩尽杀绝。在那兵连祸结、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家人怕连累乡亲们，就将老奶奶和爷爷的尸体用草席一裹，草草地下葬了。一家人只能把白孝带子扎在里面，外面再扎黑的，默默地对死去的亲人哀悼祭奠。
老奶奶和爷爷被打死后，家里的日子更加窘困，生活难以为继，馒头生意也不能继续做下去了。老爷爷派三叔王汝安到外面去要账，可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三叔再也按捺不住到前线杀敌复仇的欲望。他把账本往麦秸垛上一摔，一跺脚，只身离家投奔八路军去了，两年杳无音讯。
三叔这个从小有志、向往光明、追随革命的年轻人，早在1936-1938年为我伯父当地下交通员时，他就帮助我党秘密隐藏文件、钱款，帮助护送从西北过往的共产党人。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启发影响下，一颗抗日救国的心无比坚定。其后，在为杨瑞亭秘密跑交通期间，他多次为我党秘藏枪支弹药，传送消息情报。这次，三叔满怀悲愤，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并在1939年9月伯父改名为“王克寇”之后改名为“王克盗”，抗战胜利后又改为“王克道”。他在1940年去抗大学习过。这个“扛过枪，负过伤，吃过糠，渡过江，打过日寇和老蒋”的铁骨硬汉，一直随军转战，解放战争时南下贵州，新中国成立后才转业至北京地方工作。
此时的伯父正带领冀鲁边游击支队，在高唐、恩县、夏津、平原、禹城边区犬牙交错的纷争地带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那天，部队正在休整。伯父独自一人正对着桌上一张日伪据点示意图琢磨着下一步战斗计划，突然，家人遭难的噩耗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我曾无数次想象我的伯父在那一刻忍受的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疼痛。那近乎失去理智的疯狂悲愤、欲将恶魔千刀万剐的强烈仇恨，像滔天的大浪涌来，几乎将这个钢铁硬汉淹没。我似乎看到伯父那高大的背影在不停地抖动，那攥得愈来愈紧的铁拳咯咯作响。我看不到他的脸，或者说我不愿去想象伯父痛苦与悲愤交织的表情，而仅仅去想象伯父那高大的背影和滴血的内心，我就会泪流满面。
四周静静的，战友们没有来打扰伯父，那些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们更能明白军人粗犷硬朗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温柔如水、情深似海的心。终于，一种坚定的革命意志使伯父近乎疯狂的情绪渐渐变得冷静、理智，他深知，大敌当前，己恨家仇要服从于国共合作的抗战大业，要维护鲁西北统一战线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他只能把那无法释放的痛楚压在心底深处。
伯父因战事没有立即回家，他只能把复仇的怒火投向国家和民族的抗战事业。
我听父亲说过这样一件事：孙富荣村一个叫高殿生的汉奸，一次被八路军抓获，他家人通过中间保人找到我老爷爷，想让老爷爷帮忙说情放人。好久未见大孙子一面的老爷爷答应了，便和我的本家伯父王汝祯（王克鲁）一同到部队找伯父。那是老奶奶和爷爷被打死后爷孙俩第一次见面。
看到老爷爷突然站在自己面前，伯父压抑了多日的悲痛喷涌而出。他跪在自己的爷爷面前放声痛哭，老爷爷更是老泪纵横。在场的战友们无不动容。大家都劝伯父还是陪老人多说说话吧，不能让老人再难受了。于是，爷俩聊起今后的打算，伯父再次提出让全家人尽早搬出去的想法。老爷爷叹了口气，说道：“俺考虑过这事，打算把家里剩下的面再蒸些馒头，卖了清清账再搬。可那天我让三儿（三叔王汝安）去要账，他倒好，把账本放在麦秸垛上，人跑了。他早就憋着一股劲儿要当八路军，看来是去部队了。他没在你这儿吧？”
其实三叔来过伯父部队。伯父让他参加了县大队，后来随县大队升级到主力部队，离开了家乡。伯父安慰着老爷爷，把三叔的消息告诉了他。伯父心疼地看着自己的爷爷到了这把年纪还要支撑这个家，老的老，小的小，然后就是一群女人，家里处境之艰难难以想象。老爷爷看出了孙子的心思，说道：“俺想好了，回家把要紧事安排完后，家里的十几口人就暂时分开住，等形势好转了再回家。”老人很刚强，故作轻松地安慰伯父。
那次见面后不久，伯父随部队转战到禹城八区的高庄时，才得以回家悼念已人土的老奶奶和爷爷。
那是个初冬的黄昏，着一身灰色军装的伯父独自骑着马来到了亲人的坟前。看着两座刚刚隆起、添满新土的坟墓，伯父翻身下马一下子匍匐在地，他两手抓着坟土，泪水伴着满脸的汗水滚涌而下。
“奶奶，爹啊！顺儿来看你们了！”压抑了好久，快要使心脏崩裂的情感终于释放了出来。伯父把脸贴在坟土上，声泪俱下，向自己敬爱的奶奶和劳累一生的父亲诉说衷肠。
夜幕降临时，伯父才骑马回家。魁梧高大的伯父进了门，亲人相见，抱头痛哭。特别是我父亲，见到自己的大哥，悲从心来，酸楚和痛苦使他放声大哭： “哥，以后咱这日子可咋过啊？”一句话又让一家人哭作一团。
正握着自己母亲的手的伯父在泪眼中抬起头，走过来拍着我父亲的肩膀：“兄弟，这个家以后就交给你了，咬牙坚持熬过去，好日子就会来的。”伯父就像家里的一座山，给予这个家希望和力量。看着说话如此坚定的大哥，我父亲抹去眼泪，抬起头来，又用力地点了点头。
由于战事紧迫，伯父无暇在家久留，甚至没有顾上和伯母说几句话，就不得不趁着夜色骑马而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