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的禹城火车站，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披头散发、满脸污垢的疯女人。炎炎夏日里，她趿拉着鞋，一层层的衣服凌乱地裹在身上，一会儿胡言乱语地东游西荡，一会儿目光呆滞毫无表情地向过往人群且怨且诉。行人们厌恶地绕道而去，有些调皮无知的孩子投去石子捉弄她。看着她疯狂地狂喊乱叫，无知的儿童“哄”地大笑。他们不知道，这个可怜的疯女人就是当年在鲁西、鲁西北大地上叱咤风云的抗日先驱王克寇的遗孀，就是那个当年遭受日伪酷刑拷打仍然保持着刚烈的八路军家属气节的女子。
记述当年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伯父，因血浓于水的那份亲情，我常会为他火热的青春而心情激荡，为他义无反顾的选择艰难之路而豪情澎湃，为他在统战斗争中斗智斗勇而敬仰钦佩，为他一次次担大任于肩而又能运筹帷幄而五体投地，甚至为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用生命开出最绚丽奔放的那朵花而无比自豪和骄傲。
然而记述伯母，记述伯父伯母之间的苦难深情，对我来说却是一件十分痛苦和艰涩的事情。因为我不愿意直面，也不忍触及一个女人悲苦的一生。每当回忆伯母，就像揭开心中的伤疤一样难受，为她曾经的悲而心痛，为她曾经的痛而心碎。但仅仅记述伯父，回避或绕开伯母，也是我不能做也做不了的事。因为每当想到伯父，伯母的影子就会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于是，我决定记下我所了解的真实的伯母，以一个女人的视角和思维，去理解她的一生。
奶奶说：“在旧中国的农村，男女婚娴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的，婚娴的当事人根本无法主宰同自己相伴一生的那个人是谁。”伯父、伯母的婚娴也是一样。按照两家父母的安排，一场婚事就促成了。作为一个1日时代的女性，目不识丁的伯母虽受到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束缚，但也有不受约束的泼辣个性。或许就是因为这矛盾的性格，注定了当年那个漂亮女人在著名烈士遗孀的光环下悲苦心酸地度过了后半生。
1929年4月，16岁的少女张桂英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嫁到了王家，成为14岁读书郎王汝清（伯父王克寇原来的名字）的媳妇，也就是我的伯母。那时的伯母身材高挑匀称，皮肤白嫩细腻，闪着青春的光泽，清秀的脸庞上镶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原来在身后荡来荡去的那根黝黑粗大的辫子挽成了漂亮的发髻盘绕在脑后。听我奶奶的描述可以想象到，少女时代的伯母在农村无疑是个漂亮姑娘。虽然日子过得清苦，没有美丽的妆容打扮，但终究掩饰不了伯母浑身洋溢的青春光彩，因此伯母成了街坊邻居啧啧称赞的俊媳妇。
不过俊俏的伯母却并不像中国传统女性那般淑婉温柔。她说话直来直去，
粗嗓门，还爱耍小脾气。按理说那个时代的媳妇进门后，就得按照老规矩孝敬公婆，扶持丈夫，勤劳持家。但是，伯母嫁人后依然十分任性。起初爷爷奶奶心里不快，但时间久了，了解了她的脾性，大家都能和睦相处。有时，少年的伯父与伯母两人干活时，伯母就会像大姐一样，向比她矮小的伯父发号施令，把提水的重活让伯父来干。当看到伯父摇晃着身子吃力地提水不小心把水溅到身上时，她就在一旁开怀大笑，笑话小秀才干活不中用。当时在小纸坊读私塾的伯父还留着大辫子，伯父上学前，伯母会唤他过来，帮他梳头。有时她恶作剧地狠拽伯父的头发，看到伯父疼得咧嘴，她就会在一旁偷笑。
伯父和伯母结婚后的前8年，伯父始终在求学，伯母就在家里和每一个王家人一样全心全意地供伯父在外读书，一心一意地期待家里这个文化人将来能成为全家的顶梁柱。
当年刚结婚时被她捉弄过的“小弟弟”，身材渐渐魁梧挺拔，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稳健成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胆识的增加，他的身影在伯母眼里渐渐高大起来。她越来越觉得伯父成了她的天。但伯母毕竟是伯母，一些思维和行为有些特立独行。伯父在平师上学时，一次放假回家，期待已久的伯母按理说应该高兴才是，可伯父刚迈进家门，她却返身回屋整理包袱要回娘家。我猜那是一个女人思念丈夫太久积蓄了怨气的一种发泄，或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情感的方式。那时的伯父倒也有趣，后来又一次回家时，看到伯母正在炕上躺着，就拿来一根细绳将伯母的一双小脚捆住，然后歪头笑道：“不是我一回来你就喜欢回娘家去吗？我送你去！”听奶奶说这样的情景后，我把它想象成年轻男女间一种暖昧示爱的表现方式。谁让伯母是这样性格的人呢，伯父倒是有相对应的办法。
毕业后的伯父没有做他本应从事的教书职业，而选择了救国救民于水火的抗日之路。虽然这一选择起初让家里人很难接受，但随后家里人是支持伯父的，这其中也包括伯母。
我的父亲说过：“虽然嫂子是个火大性爆的女人，但对丈夫的每一个选择她从没摇过头，甚至还表现出比家里人更加坚定支持的态度。’
可以想象得出，在伯母心中，虽不明白有学识的伯父为什么选择这条布满荆棘、弥漫着炮火硝烟的路，却十分坚定地相信自己男人的选择是对的。特别是后来伯父渐渐成为鲁西北地区人民心目中的领导和英雄，成为一名睿智英勇的八路军首长时，伯母更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男人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她内心充满了自豪。尽管她好几个月看不到自己男人的身影，尽管她天天竖着耳朵打听八路军转战的消息，为伯父的安危过着提心吊胆、牵肠挂肚的日子，却丝毫没有改变她的信念一一支持自己的男人坚决抗日到底。可当时的伯母又是否明白，做这样男人的女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1938年农历八月初九，我爷爷和老奶奶惨遭国民党顽固派王金祥及日伪李连祥的杀害。此后，由于抗战形势严峻，八路军家属的日子极其艰难，不断地遭受敌伪的重点残害和“清剿”。1939年6月14日，贾庄伪顽周济三部勾结日军将我的父亲、伯母还有二爷爷绑走。我家再次遭难，陷入了悲惨艰难的境地，但惨遭酷刑的伯母仍保持了八路军家属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气节。当时，同被绑去的我父亲亲眼目睹了伯母的英勇不屈：当他们被日伪军用绳子捆绑着双手，行走在通往周济三据点的路上时，因伯母是小脚，走得慢，后面的伪军就用枪托子直捣伯母的后背，还打她耳光，伯母就破口大骂，无所畏惧，完全没有一般妇女吓得畏缩颤抖的样子，气得伪军哇哇乱叫。在周济三的审讯室里，一汉奸头目负责审讯伯母，逼她交出家里的“盒子”，并让她给伯父带信，让伯父别再抗日和他们对着干。伯母明白汉奸的意图，却故意高抬起头大声说：“要‘盒子’啊，我家有的是，一堆一堆的（指的是一种农作物，其穗子可做扫帚用）。”伯母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俺男人打你俺又不知道，俺还想找他回来帮俺干活呢。你们有能耐自己去找他啊，绑俺个娘们家算什么好汉！”伯母冷嘲热讽道。那些日伪军气得丧失人性地拿起皮鞭子朝着伯母劈头盖脸地猛抽。伯母被打得皮开肉绽，一声声惨叫让人不寒而栗。她的头发连着头皮被撕去好大一块，两颗门牙被打落，鲜血顺着脸颊滴落到胸膛。伯母被打得昏死过去，等苏醒过来后仍1日破口大骂那些狗汉奸们丧尽天良。一个弱女子表现得这等刚烈，就连动刑的日伪军也感到不可思议：“八路军不怕死，连他们的家属都如此‘死硬’！”
伯母在惨无人道的酷刑下，不仅肉体经受了折磨，精神也遭受到严重摧残。被放回后，她的精神出现异常，稍有刺激或不如意，便会发了疯般咆哮抽搐，表情扭曲，甚至会把自己的舌头咬破。一般情况下，她在发作不久后，自己就能恢复常态。为了稳定自己的情绪，伯母染上了吸烟的嗜好。
重情重义的伯父对伯母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她伴着自己从14岁的少年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青年，而现在又是因为他才遭受日伪汉奸的酷刑蹂躏。伯父不是不想给予伯母更多的慰藉，但战争意味着什么？战争意味着残酷，意味着杀戮和死亡，意味着摧毁平静安宁的家园，意味着遭受骨肉分离之痛。所以，伯父只能在战争间隙路过家门时给伯母一些安慰和温存，让她坚信他所干的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好日子一定会到来。我相信伯母无论是在正常状态下还是精神失常时，都能感知伯父对她的相知相爱，因为家人从未听到过她对伯父有一句抱怨。
1939年麦收后，为躲避日伪扫荡，那个老少14口人的大家庭按照老爷爷的安排分离疏散，搬出董屯过起了漂泊的日子。最初伯母带着100斤玉米回了娘家小纸坊村，但是时间不长，她又搬到八路军根据地和家属们一起过上了流亡的生活。她随家人先后搬到贺庄、徐集、马庄、纪王庄、十路等地居住，衣食不保，担惊受怕，其间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1942年，一直没有孩子的伯母领养了自己娘家6岁的侄女做闺女，也就是我的大姐王希英。
再次见到伯父时，伯母小心地对伯父说了这件事，因为担心没跟伯父商量就领养了个闺女，怕伯父责怪。没想到伯父听后很高兴，说这是好事，多领两个才好哩，说着还爱抚地摸了摸大姐的头。
听我奶奶叙述这事时，我很能理解伯父当时的心理。伯父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希望生养自己的孩子，这种口吻也让伯母深受感动。我曾问过奶奶：“为什么伯父伯母没有自己的孩子呢？”奶奶遗憾地说：“那时你伯父带着部队，成天打仗很少回家。自从打鬼子以来，他一个春节都没有在家过！”
我对奶奶的回答并不满意，因为伯父伯母毕竟是十几年的夫妻。开始我曾怀疑伯父和伯母的感情。伯母大字不识一个，性格不温柔，发起脾气时特别执拗刚烈；而伯父英姿飒飒，沉稳睿智，有知识、有威望。他们完全是两个境界的人。但随着后来对两人更多的了解，我渐渐明白伯父和伯母尽管各自拥有不同的精神世界，尽管无暇积淀一般夫妻的儿女情长，但是他们彼此间的关心、牵挂仍让人感动。我的父亲向我叙述过这样一件事：当了3个月八路军的父亲在伯父的动员下被迫打道回府。回到家，父亲将伯父给他的津贴交给了我的老爷爷，老爷爷吩咐他给我的伯母送点去。当时，伯母正忙着给别人织布。接过我父亲从伯父那里带回的津贴时，这个性格倔强的女人忙拿出几条自己织的白毛巾和几双布袜子，说等部队回来时，她要亲自给伯父送去。从她那欢快明亮的眸子里，父亲看出嫂子对自己哥哥的一往情深。对于伯母来讲，她不知道丈夫哪天才能站在自己的眼前，她只能坐在织布机前一梭一梭地织进自己的思念和感情。
后来听伯父的战友齐殿友的妻子说，伯父带着部队回到附近时，伯母挎着包有几双千层底鞋的包袱到部队和伯父见上一面。有时，伯父因有紧急任务需要离开，就嘱咐通讯员：“如果我家属来了，就告诉她我有任务。你们要热情接待她，她想住下给她安排，想走让她不要挂念我！”
我的大姐王希英也根据小时候的依稀记忆对我说：“其实俺爹和娘感情还是不错的。俺小时候刚记事时，对那个偶尔见一面的爹更多的是敬畏。他很少回来，记忆中只不过几次。但对俺来说，印象很深刻。他对俺很慈爱。爹回来和娘在屋里不停地说话，俺躲在一边怯生生地看着他，爹就过来抚摸着俺的头和蔼地问我：闺女，还眼生吗？”
都说铁血男儿也有情，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二团的第一任团长于曼青的家被日伪烧劫，父老妻儿漂泊流浪时，他顾及了吗？没有！徐翼团长从七七事变起就离妻别母，直到牺牲，他顾及了吗？没有！刘克奎团长从离开南方苏区长征北上，到牺牲在鲁西抗日疆场上，10年间与家人生死两茫茫，他顾及了吗？没有！伯父从抗战开始就担任地方党政军领导，他心系人民，心系军队，心系用血肉之躯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在亲人惨死、家人遭难时，他自然也没有顾及。因为他们明白，个人的感情要上升到中华民族的感情上，自己的家事要服从于国家的大事。可是，对这些道理，伯母又能深悟多少呢？对于伯母，伯父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寄托，就是她的天。
可是，天塌了，伯母会怎样呢？
1944年5月26日，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伯父血溅疆场，使自己的烽火青春成为永恒。当噩耗传到家里，精神支柱的倒塌让我的亲人猝不及防，痛不欲生。而我的伯母却又一次表现出一个革命英雄家属的气节，她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精神癫狂，而是出奇的冷静和沉默，但她这种平静之烈、柔性之刚，却更让家人忐忑不安。果然，伯母最终还是按捺不住，像积蓄已久的火山爆发一样，自己跑到村头的湾边上痛哭了一场。那痛彻肺腑的哭声惊动了乡亲们，伯母被邻居扶回家后，一连两天不吃不喝，也不和人讲话。伯母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慢慢消化这天崩地裂、心如碎石的悲痛情绪。
伯父牺牲后，我那可怜的伯母一直过着抑郁哀伤的日子，性情越来越暴戾。奶奶听伯母的房东（当时伯母还住在马庄）说：她亲眼看到，在大雪天，发起火来的伯母抱起光着屁股的大姐往雪堆里扔。但过后又十分疼爱自己的闺女。
在接伯父的遗体回家的路途中，伯母因为是小脚，不能长途跋涉，只能让灵柩车在前面走，她骑着一头小毛驴，跟在丈夫灵柩车后一颠一颠地前行。我可怜的伯母，一路低沉无语，美丽的眼睛肿胀迷蒙，凌乱的发髻裹着雨水紧贴在那满面哀戚的脸上。结婚十几年，她和伯父没有子女，伯父穿梭于硝烟战火，也没有多少时间来与她积淀感情。在那个夫为妻纲的年代，伯父的牺牲就是带走了她生活中所有的希望和光明。
十几年的岁月，这是他们第一次相伴走了这么久，走了这么远。我为伯父庆幸：在您戎马倥偬的生涯中，毕竟有这个女人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着您，用岁月为您编织御寒衣；毕竟有这个女人死心塌地地跟着您，伴您上路，送您进入另一个世界安息；毕竟有这个女人坚守着王克寇妻子的名分，默默地为您苦守一生！
伯父的遗体回家安葬时，那军民敬仰的场景让人动容。一个个布帐和一幅幅表达对伯父敬仰怀念的挽联在追悼会场上随风飘荡。追悼会后，一直冷静的伯母却做出了让人惊愕的举动，她把那些祭奠她男人的布帐和挽联放在一起，先是用剪子一块块地剪烂，用手撕碎，最后点燃，连同伯父的衣物一同化为袅袅青烟。在火光的映照下，伯母脸上挂满泪痕，嘴角撇出可怕的冷笑和梦呓般的声音，原本俊俏的脸庞变得狰狞可怕。
那些布在那个艰难年代是何等的匮乏，是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一片心意，又是何等的珍贵。但没有一人去阻拦伯母，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披头散发、万念俱灰的女人歇斯底里地发泄，然后匍匐在烧毁的废墟中肆意大哭大笑。对于塌了天的女人来说，这些过激的行为并不难理解。伯母的悲痛连着她半生的悲苦，一齐化作了那通天的火焰。但是，熊熊火焰真能烧掉心碎的记忆和心灵的伤痕吗？
1947年5月，禹城彻底解放。伪顽头子李连祥的罪恶终于得到了清算，那天，伯母积郁心口多年的仇恨像火山爆发一般，她那平时呆滞无光的眼神突然变得炽烈如火。她手执菜刀，挤入万人涌动的法场，在人们的呐喊助威声中，举起菜刀，狠狠地向十恶不赦的李连祥的尸体连砍数刀。这每一刀都是对那段血泪史的控诉，每一刀都是新仇1日恨的复仇，每一刀都是对苦难岁月的讨债。
“王克寇家还真是烈性女子。”认识伯母的人都这样评价她。我无法想象当时伯母在法场上举刀的情景，我想她一定像一头暴怒的狮子般，两眼喷射出复仇的怒火。为她死去的丈夫，或者为那饱受磨难的家庭，还是为自己苦难的命运？应该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