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当人们在和平安宁中幸福生活时，在节日里儿孙绕膝共享天伦之乐时，伯母的生活里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她只能伴着青灯孤影，慢慢地将青丝熬成白发。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刺激，使她本已失常的思维更加错乱。“现在的好日子是俺男人拿命换来的，你们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不给我粮不行！”20世纪50年代，精神愈发混乱的伯母去乡里要粮，朝着不认识她的年轻干部发脾气，还大吵大嚷，在乡大院里闹个不休。中午她就非要吃完乡里干部给她打来的H菜汤和两个馒头再回家。家里人拦不住她，只好随她去，只是让我二姐王秀荣跟着她。
我母亲是个善良通达的女人，作为伯母的妯娌，多年来她非常理解伯母丧夫的孤独心境，一直甘愿忍受伯母没有理智的过激行为。我奶奶也理解大儿媳妇的苦楚。一个30多岁就失去了男人的女人仍然坚守在王家这个大家庭里，家里人除了尽可能地给她慰藉，又能给她什么呢？但没人想到，家里人的迁就更助长了伯母内心的孤独和叛逆，招致她更极端的行为。试想，当所有的人都以敬重烈士遗孀的眼光来看待伯母，伯母就无法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就更难以走出伯父的影子。或许伯母压根就在伯父的影子里，孤独凄凉而又心甘情愿。
外表看起来要强的人，内心往往更加脆弱，伯母就是这样的人，她的过激行为其实源于她内心的孤独、凄苦和强烈的愤恨。她的脆弱表现不仅仅是茕茕孑立，独自饮泣，而更多的是肆无忌惮地报复周围的人，也包括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些年轻人眼里，伯母完全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其举动让人厌恶反感。但是，很多了解伯母的人能理解，知道蛮横地对待她是不公平的。她是由于遭受了日伪杂团迫害才患病的，而且这个疯癫女人对抗战是有贡献的。为了抗战胜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健康，失去了正常的思维理念。这个带着著名烈士遗孀光环的女人，这个年轻漂亮却一生独守空房的女人，这个没有亲生儿女，整日疯疯癫癫，被人怜悯或嘲笑、愚弄而度余生的女人，她承载的苦难委实太多了。
1959年禹城建了幸福院，伯母被接到幸福院享受国家给予烈士遗孀的特殊待遇。当时伯母才40多岁，但已是霜发染鬓，皱纹袭头。原来闪着光泽的眸子早已变得暗淡混沌，目光经常在人群中游离，似乎在寻觅着什么，时而很执著，时而又很绝望。听我大姐说，在幸福院里生活的伯母，精神好的时候还可以和院民说说笑笑，但精神不好的时候，便时常独自跑到外面游荡。比我大几岁的很多人都记得，在禹城火车站，伯母经常披头散发地到处游荡，常被人辱骂和欺负。但也会有人投来同情的目光，说“看看，这就是英雄王克寇的媳妇，现在疯成了这样”之类的话语。这期间，韩哲一的妹妹韩靖华给予了伯母多次关照。
我不知道伯母为什么病重的时候就喜欢到处乱跑。可当我的家人和幸福院里的干部心急如焚地找到她时，她又乖乖地跟着回来，任凭亲人给她脱下她自己一层层套上，被汗水浸透了的衣服，这时候她是那样的听话，不拒绝，也不解释什么。有时家人把她接回老家小住一段，倒也能看出她因感知家的温馨而表现出的兴奋，还颠三倒四不停地说些胡话。
如果在国家和亲人的关怀下，伯母能安稳地生活下去，对我的家人和她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但是，伯母的病情每况愈下，青春岁月经历的痛苦磨难和打击给伯母的伤害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1962年的一天，正在排队打饭的伯母和做饭的师傅不知因为什么吵了起来。伯母的蛮横激怒了做饭师傅，他竟然狠心动手打了伯母。或许再次的肉体之痛又揭开了她多年未愈的心理伤疤，从那以后，我可怜的伯母病情加重，成了一个重症精神病患者。家里的亲人只得轮流在幸福院里照顾她，可她此时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识了。
接着，伯母被送到聊城精神病院进行康复疗养，在我几个姐姐和大姐夫宋玉来的相继陪护下，一住就是2年。
后来，伯母的病情稍好些，被转到距我家25公里的马官屯养老院。2008年冬，为了解伯母当时的生活情况，我曾走访和伯母一同住过该院的于洪基老人。他对我说：“当时你伯母天天自言自语，内容多是鬼子又来‘扫荡’抄家了或她和根据地的大嫂大娘
发生口角的事。有时，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是还不能问，一问她就和你急，只能由着她说。那时院民们一同劳动，种些瓜菜，为照顾她不叫她一起干活，她会很不高兴，呓语着跟在其他院民身后学着干活。”这是伯母最安稳的时候。在这期间，伯父曾经的部下，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的德州军分区副参谋长白光和县民政局局长庞维新①等革命先辈经常来看望伯母。每当这时，伯母便很温顺，不会疯疯癫癫，也不会胡言乱语，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们，静静地倾听着他们对她的关心。我想，可能是伯母从他们身上感知到伯父的关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伯父的身影。
我出生于1963年，对伯母的最初记忆是她从幸福院被父亲接回家，我跟在她身后听她和乡亲们闲聊。她用那双青筋暴突的手爱抚地摸过我的发辫，眼里闪着欣羡的目光。我现在想：摸着我的发辫，是不是让她遥想起自己花儿一样的当年？伯母在家时，我的家人会放下手头上所有的活天天围着她转，生怕她跑出去或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前不久在幸福院，伯母曾因吸烟引燃了自己的被褥，看着火苗攒动，伯母竞喜笑颜开，觉得那火红的东西美艳如花。幸亏被及时发现，火才被熄灭。也是从那以后，伯母一直由我的家人在幸福院陪同照顾（开始是我堂姐王平，后来是我的大姐王希英，晚年时是我的嫂子高桂荣）。我想，如果伯母有感知，她在后半生也应感欣慰。因为几十年来，家里对她的亲情始终不断。几十年来，伯父一直活在家人的心中，家人对伯父的怀念和感情都不约而同地转嫁到对伯母的关爱中。
可惜，悲苦的伯母无法自然地享受家人给予的温暖。几十年来，她总是在自己错乱的意识里毫无自主地喜怒哀乐。
岁月的车轮不停地朝前滚动。伯母的青丝变为白发，亭亭玉立的身材变得老态龙钟。1981年，我考入德州医学专科学校。开学前，我到马官屯幸福院去看望伯母。此时的伯母生活已不能自理，吃喝拉撒睡都需要专人照顾。我的哥哥王希民和嫂子高桂荣承担了这一责任，住在幸福院照顾伯母。我到幸福院见到伯母时，看到她蜷缩在床角，原本高挑的身体因为驼背萎缩显得更加瘦小。实在无法让人想象，这就是我奶奶描述的那个皮肤白皙的貌美女子。她正狠命地吸烟，没有人能阻挡她这个嗜好。见我进来，她抬眼看了我一下，接着便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走到伯母身边俯下身子对她说：“大娘，这几天我陪你住吧。几天后，我就去外地读书了，我考上医学专科学校了。您高兴吗？”
伯母没有吱声，但吸烟的劲头好像小了些。我没有期待伯母有什么高兴的反应。因为多年来，伯母早已失去与人正常交流的能力，总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吞云吐雾地度过她幽幽的时光。
我让嫂子回家休息几天，坚持说能照顾好伯母。嫂子千叮咛万嘱咐：现在的伯母已不知饥饱，不能让她吃太多，否则她会消化不良泻肚子，而且经常拉在裤子里；脱下的衣服要及时洗，及时换。我对嫂子说：“放心，我能做好这些。”嫂子有些不放心地走了。
只剩下我和伯母独处，我才知道照顾伯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下午，伯母一般会到院外溜达。见她晃晃悠悠地走路，我怕她摔跤，上前扶她，可她不让，让我站在她身后。夕阳的余晖照在伯母身上，伯母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的心里像有酸甜苦辣涩五味杂陈，翻腾着有说不出的难受，觉得伯母的岁月如同影子般飘摇。
夜幕降临，我毫无睡意，躺在床上不敢合眼，一边观察着伯母会不会又一次突然坐起，哇哇乱语，一边想着嫂子每天照顾伯母真是辛苦。在惊恐不安中，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中午，院里食堂做韭菜包子，伯母吃得很香，吃完了两个还要吃，我心里不忍，觉得应该满足她，便没有按照嫂子的嘱咐，让伯母多吃了一个。事情果如嫂子所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伯母把大便拉了一裤裆。我手忙脚乱地给伯母换下，拿着脏衣服到水池边搓洗。大约一刻钟的时间，我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回来，见偎在门口一棵树旁的伯母眯着眼皱着眉头，一群苍蝇围着她嗡嗡地叫。原来，伯母又将大便拉到了裤子里，可她浑然不知地坐在地上，刚换的裤子又湿漉漉地贴在她身上。我泪流满面，既自责又担忧，不知所措地向院长求助。
安顿好伯母，我又打来水为她清洗满是污垢的衣物，复杂的心情聚集在心头，找不到排解的办法，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般不停地往下掉。望着西沉的日头，我越想越怕，哭着找到院里的领导，请求他叫回我嫂子。当时我情绪激动，不敢再陪伯母度过夜晚。那年我18岁，不怕照顾伯母辛苦，但却无法承受伯母的异常行为给我带来的惊恐和不安。现在想想，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就没有意志和勇气坚持下来呢？
然而，许多事情错过了，就永远没有弥补的机会。如今我明白了这些，也只能用我笨拙的笔、真挚的情，记下伯母，记下这个命运多蹇的悲苦女人，记下这个在无限孤独悲伤的精神世界里生活了一生的女人。一个载人抗战史册英雄烈士的妻子，一个从30多岁起就开始形单影只、孤独哀伤，靠思念守望度日的女人，一个疯疯癫癫过了几十年岁月的女人。
1983年2月2日，伯母得了脑血栓，虽经全力医治，仍半身不遂。此后，伯母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再也没有下过地。当年8月，经院长批准，我哥嫂把伯母接回家中疗养。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五日），在自己家的炕头上，在亲人的陪护下，70岁的伯母闭上了那双早已混沌无光的眼睛，结束了她孤独悲苦的一生。
送走伯母的那天，我悲痛地望着将要下葬的灵柩，在心底与伯母轻轻低语：亲爱的伯母，但愿您在天堂能和伯父相逢，相依相伴地生活在一起，永远不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