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新
我叫张艳萍（原名张同玲），1953年出生于泰安下河桥西头的永兴货栈，父亲叫张一新，当时是货栈经理，解放前，货栈前身是“聚兴隆”杂货铺，是党的秘密情报站，我父亲以杂货铺掌柜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父亲1918年生于岱岳区前省庄，小时候爱学习，也很聪明很勤奋，家里穷，他经常跑到财主家里找小孩玩，为的是看人家学习，自己回家就自学，背书写字，然后再跑回去让人家教书先生看作业。父亲12岁那年，爷爷去世。我没有见过爷爷，据说也是地下党，早年在省政府做事，当时政府主席是韩复渠。不知什么原因，爷爷被蒋介石政府特务暗杀在淄博的一处院子里，是一间小西屋，同屋的还有五六位同志，被敌人放火烧死的。当年，我有个姨奶奶在东关打烧饼，没有子女，我父亲就被送去跟着她生活，在泰城上私塾，我父亲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字写得好，文章写的也好。
1937年底，日本鬼子打进山东，父亲立誓不当亡国奴，抱着家仇国恨，跑到徂徕山上参加了起义部队，1938年，徂徕山成立了“八路军驻泰办事处”，也就是早期的泰安县委，父亲能写会算，被选为秘书，工作中化名李云，同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冬天，县委程书记（程若晓，1942年在颜张战斗中负伤牺牲，革命烈士）找他谈话，安排他打入泰城开展地下工作，主要是给专署公安局搜集情报、锄奸、策反瓦解敌人。就这样，1941年春天“聚兴隆”杂货铺开张，父亲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商人老板”，他秘密发展对敌力量，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与特务汉奸斗智斗勇。要知道，战争年代一个人投敌，整个组织就会全部暴露，就会有大批人被捕被杀，锄奸和情报工作非常重要，我父亲的工作也非常危险，都是人命关天、你死我活的斗争，父亲秘密地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工作，真是九死一生。听闫连和（泰安工商局离休职工，聚兴隆杂货铺邻居）讲，有好几次差点没命了，最危险的一次，敌人马上追上他，好在他身手好翻过高墙，侥幸脱险。父亲坚持秘密工作，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泰安解放。
战争年代，我父亲经常跑外地，家里还有他在上海、济南等地的老照片，穿着洋服、长袍，具体是什么年代背景、执行什么任务他也不告诉我们，至今成了一个谜，我也很想知道。他很少对我们讲过去的事，可能是出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他当年结下的仇家太多了，很多特务汉奸、道会头子栽了都不知道是谁干的，其中很多家属也都认识他，我也是看资料，听别人讲才知道一些。三里庄的朱寿明和他妹妹给我讲，他们是父亲的交通员，有了任务有时会让他们送信。还有刘令和、刘令岳兄弟两个，我见过他们，也是跟着父亲工作的交通员。家住十里河的我老姑曾对我讲，俺父亲执行任务净晚上出去，不走大路，走棒子地钻山沟，是个大忙人，整天不着家。还有个老朋友白子春，一次到家里来看父亲，送他走以后，父亲告诉我，他老家是颜张村的，是个有名的“大人物”，曾经在白公馆潜伏，解救了咱不少同志，也设计杀过国民党特务。建国以后，跑到台湾的蒋介石还发密令追捕他，他现在跑到东北隐名埋姓生活。
父亲在世的时候，听他说过，他上面的领导是罗国范，现在北京，抗日战争时期罗国范在济南活动，他一来泰安就找我父亲布置任务，80年代罗国范离休下来以后来泰安，他对我父亲说，早年曾经有个同志认为我父亲不可靠，怀疑有问题，提议除掉我父亲，罗国范建议观察一下，不要轻易下结论，经过考验，事实证明了我父亲的清白，差点被错杀。父亲经常提到过的人名，比较熟悉的有洪涛、朱玉干、鲁宝琪、罗国范，在泰安我认识的有公安处的刘鑑堂大爷、王善堂、王其贤处长，还有县局亓章森。做地下工作的具体事迹泰安党史资料有记载，他的回忆文章《小小情报站》也有详细介绍，我就不多讲了。
建国以后，我父亲继续在公安机关的执业点工作（财源街永丰货栈、中西旅馆）。1955年，省里落实政策，父亲调到省公安厅工作，我当时两三岁，和哥哥跟着他到了济南。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倾斗争，我父亲脾气性格直，因为“不当言论”得罪了领导，他们又堆砌了所谓的经济、作风问题扣到父亲头上，被打成斗争对象，我只好跟着家人回到省庄老家生活。
1960年，父亲被安排到济宁监狱工作，他不愿到外地去，又赶上困难时期，老百姓讲“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沟葱。”他就回来老家务农了。正好那两年赶上天灾，生活困难，社员吃不上饭，饿的不行。他急在心里，父亲进城找到以前的关系，拿出自己的积蓄，从二仓（位于泰城康复路附近的国家粮库）买了一千多斤墙面（从仓库墙壁和地上清扫的面粉灰尘），用地排车拉回村里，按照人口标准，由生产队免费均分给社员。他托人从榨油厂买了一批油渣也都无偿分给社员吃，连控出的底子油也没留一点，分给大家擦鏊子（摊煎饼的炊具），帮助大家度过难关。
那时候我家里七口人，父亲、母亲，我奶奶、姨奶奶和我们兄妹仨，一家子人都靠他一个人养活，父亲起早贪黑种地，但生活还是很困难。泰城有个干药材的老板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他建议父亲种药材，他负责收购。我父亲就在自留地种牛膝、川穹、党参、瓜蒌，黄芪等，他太能吃苦了，为了把药种好，他连觉也舍不得睡，和个铁人一样干活，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让他拉去打捣灌（水井上的辘轳）浇地，当成劳力用，那个累滋味我现在难以忘怀。
父亲是个文化人，喜欢读书看报，书法写得好，有喜欢书画的朋友来，他就免费送给人家，不少单位和门头也找他题字，像公安处的“公安礼堂”，财源街的老“心中乐”宾馆，就是请他给题写的。父亲是热心人，公社、生产队有事就找他，写写算算、红白喜事离不了他，一进腊月就写对子，一直写到年三十晚上，年年如此。父亲是个实诚人，乐善好施，虽然能力和财力有限，谁家有事需要他帮忙他都有求必应，谁家缺钱张了嘴，他慷慨解囊借钱出去，没有钱自己想办法借钱也给人家送去，连借条也不打，有些欠账到期还不上，他也不计较，有些数额小的，时间久了也就算了。
六十年代，化肥还是新鲜物，社员都没见过啥样，父亲联系佳木斯双鸭山煤矿刘令和（父亲的地下交通员），又跑到新汶找到矿务局长武效周（抗日战争时期泰城工委地下工作人员），购买了一批报废炸药和原材料硝铵做肥料，生产队组织人用地排车拉回来分给大家，我一个同学参加过运输，他说遇到盘查人员，谁都不敢吱声，就是我父亲去和他们交涉，他见过世面有派头，说明情况后都顺利通行。
他时时处处为大家办事，公社干部群众都记得他的好。正因为这个，文革期间，他幸运的躲过一劫。一次，老家军管会的戚桂祥列了个黑名单，我父亲也位列其中，准备让棒子队搞揪斗，公社书记赵玉顺坚决不同意，他说，“别人我不管，张一新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以前是地下党，功劳很大，你们要是胡来，出了问题你们负责！”我父亲就这样被保护下来。但是由于我父亲曾经带着右倾分子的标签，地方上一些人员也经常刁难父亲，有一次，有个联防队员在路上骑车子遇到我父亲，因为父亲看了一眼自行车，他就下车推搡父亲，还打了我父亲一拳，父亲回家以后，想想过去，看看现在，老泪纵横，心里很心寒，很委屈。
父亲对于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小的时候，他一有空就给我们上课，用实例教育我们做人，讲奉献，好好学文化。他很严厉要求很高，我们被他说教的不愿在家待，宁愿下地干活、推磨轧碾也不愿见他，我们兄妹受了他不少气。工作以后他又告诫我们要知足，别提要求，要好好上班，积极入党。家里有什么事他不让我们请假，我们个人有事他替我们跑，生怕我们耽误了工作。我们都觉得他挺啰嗦对我们管的太严了。直到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谈到这段，大哥说，“当年咱爸说咱，咱都不愿意听，我还那么犟，现在想想，他老人家这么做是对的。”
1971年，家里有个亲戚找我母亲到长清的化工厂食堂摊煎饼，忙不过来让我也去，那时候我才17岁，边学边干，很累，但是挣的也不少，一个月能有四五十块钱工资，我留够几块钱生活费，其余全部寄回家。当时公社不让对外流出劳动力，父亲把我挣的工资全部交给生产队算成工分，自己一分也不留，他说不能沾公家的光，必须严格按规定办事。我哥也是一样，很要强，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父亲去世后，公安处刘大爷（刘鑑堂，公安处副处长）来我家，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说公检法缺人，问我哥愿不愿意去报名，结果他一口拒绝，说不能沾父亲和公家的光，凡事靠自己，凭本事吃饭。后来大哥到省庄建筑队干学徒，他能吃苦爱钻研，三个月就能带工独立干工程。他最喜欢研究机械，很快就成为行业里的专家，还当上了厂子里的领导。
每到农闲节令，父亲就进城去串门，看望革命时期老朋友、地下工作的老战友、老部下，他很重感情，尤其是一起参加革命战斗的同志，是比亲兄弟还要亲。他一直给组织和罗国范等老领导通信，文革期间罗国范列为斗争对象，一度失去联系。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多亏了罗国范，他给我父亲写了证明材料，1981年政府给我父亲才平了反，正式享受离休待遇。他枯等20多年，终于盼来了这一刻，恢复了名誉。他说，“这辈子跟着共产党，我不后悔，我现在很知足。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同志，是他们用命换来了我们的新生活。”
我家孩子出生以后，为了帮我照看孩子，1983年，父亲从老家搬到洼子街一处住所。原房主是个财主，解放前是会道门头子，解放以后镇压反革命，政府把他抓起来要处理他，我父亲给他作证，说他曾经给我父亲提供情报，为党出过力，才免予处罚。他家视我父亲为救命恩人，所以他孙子就给我父亲安排了这个地方暂住。过了两年，洼子街拆迁，我父亲还没搬出来就开始拆房子，我父亲走投无路，在药材老板朋友介绍下，搬到虎山水库附近的一处破旧小屋暂住，正值天寒地冻，屋子也没有玻璃，条件很差，父亲没有办法被迫又搬回省庄老家。这件事让我父亲心里很难过，给他精神创伤很大，加上又检查出病来，身体也垮了，不久就病逝在老家。父亲去世那天正好国庆节，单位放假找不到人，多亏了刘鑑堂大爷和亓章森给帮忙张罗，总算是把丧事办了，这些事我都一直记在心里。
去世前这段时间，我伺候他生活，他忍着病痛尽量不表现出来，是怕我们看到难过，疼过一阵后，他叹口气自言自语，“唉，这滋味比灌辣椒水上刑还难受。”我听了心里一阵子酸苦。
那段时间，他经常写书法，得知老朋友亓章森有了重孙，他忍着病痛，还亲手给人家刻了一块“四世同堂”的木匾祝贺。他用小楷写下回忆文章《小小情报站》，并且自制封皮装裱起来，还给自己写了祭文，用毛笔抄写到手卷上，给我们兄妹三个每人一份，这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纪念。
父亲去世时只有67岁，骨灰现在安放在烈士陵园。他一生正直、勤劳、善良，对党忠诚，对群众鞠躬尽瘁，作为一名党员，他真是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去世后的三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中走不出来，父亲像老黄牛一样，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还没享福就早早离开我们，我替他痛心惋惜。同时，他一辈子为人处世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影响着我，在我心中他像一座丰碑一样高大，让我既感动又崇敬。
父亲光辉的一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想念他。
张艳萍口述 刘晓东 整理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