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贵阳邮电岁月
贵阳市电信局、贵阳市邮政局于1951、3、10正式合并，成立“贵州省贵阳市邮电局”，直属贵州省邮电管理局领导，正副局长皆有省局任命。贵阳市邮电局成立初期，分为局、科、股三级管理，1952年8月改为局、股两级管理。
据《贵阳邮政史》记载：1951年，（贵州）邮政管理部门从贵阳地区邮政职工中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和与群众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充实到各个基层担任领导职务。第二年，（实为1953年底），又从山东邮电调来45名干部，除少数留在贵阳邮政系统的领导岗位上，大部分被派往地区及县邮政局担任正副局长。（《贵阳邮政史》、吴晓秋著、P154）
另据《贵州省志-邮电志》记载：1951年9月10日，成立了贵州省邮电人员训练班，招训了学员250人，年底结业充实到各工作岗位。1952年，从贵阳地区邮电管理部门选拔了优秀工人、知识分子，担负各方面，领导工作，其中到县邮电局担任正副局长职务的有13人。1953年，邮电部从山东邮电系统中调来45名干部，其中有31名派往地区及县邮电局充任正副局长，加强了基层邮电的政治领导。（《贵州省志-邮电志》、P279）
另据济南市情资料库记载：1954年，本年中共济南市委抽调402名干部加强工业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其中45名(地级13名、县级32名)干部调赴参加全国“141”项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济南市情资料库、大事记、1954）
以上分别提到的45名干部，应该是同一个干部队伍，是山东邮电系统“支黔”的干部队伍，《贵阳邮政史》、《贵州省志-邮电志》记载得更明确一些。爷爷就是在1953年底，作为这支“支黔”队伍的领队随山东邮电的干部队伍来到贵阳市，从此开始了贵阳邮电岁月。
1953年12月至1957年1月，爷爷任贵州省邮电管理局财务科长。当时的同事王振华是莱阳县宋家乡北里庄村人，抗战时期曾任莱东县战时邮局局长，解放后，历任济南市邮电局邮政科长、贵州省邮电管理局邮政处处长、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等职。（烽火、王振华、前辈主页）。前辈王振华是爷爷在济南邮电局的同事，同时随山东邮电干部队“支黔”来到贵州，又是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的同事。
据聂其惠前辈简历记载：1954年后，（聂其惠）任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劳资科、基建科科长，运输处副处长，电杆厂副厂长，省邮电工会主席，1983年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烽火、聂其惠、前辈主页）。前辈聂其惠于1948年8月调至鲁中南战时邮局工作，是爷爷在鲁中南战时邮局的战友，当时，我爷爷任鲁中南战时邮局的财务科长。1949年2月，聂其惠随军南下，接管南京邮局，后又参加西南服务团邮电队南下重庆，1950年3月15日，与李春生同志等8人一起随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军代表白晶五到达贵阳。爷爷调到贵州邮电后，曾经鲁中南战邮的战友再次成为贵州省邮电的同事。
1957年7月1日，（贵阳市邮电局）局址由民生路迁至喷水池新局房。（《贵阳邮政史》、吴晓秋、P156）。“喷水池”是1955年10月，延安路改造完成后贵阳市的新象征。改造完成后的延安路两侧、喷水池周边，建起了很多政府机构办公楼，是上世纪60年代贵阳市最繁华的地方之一。据“贵阳十大老建筑”记载：喷水池邮局这栋三层高的大楼浓缩了很多人儿时的记忆。邮局左边（靠延安东路方向）的集邮门市部，每到出新票时，门口就排着长队，好多人有在这里倒卖邮票的经历。一些紧俏的票甚至快挤破门。喷水池邮局右侧的“火车票预售窗口”，经常是熬更守夜排队买票，窗口前还竖了几排铁栏杆，防止不自觉的人插队。（贵阳十大老建筑，曾经的风韵，好多贵阳人从未领略过……、2018-12-03、多彩黔韵）。那时候在贵阳邮电系统工作是一件自豪的事情。
1961年1月6日，贵阳市邮电局（从喷水池邮局）迁至中华南路新建电信综合大楼办公。（《贵阳邮政史》、吴晓秋、贵阳邮政大事记、P299）
邮电大楼左右呈中轴对称，平面规矩，中间高两边低，属于典型的苏式建筑，建筑的修建与道路进行了协调，建筑两侧向后收敛，犹如向后伸展的双臂，端庄又不失动感。虽然邮电大楼只有9层，总高不到40米，当年很长时间被称为贵阳“第一高楼”。（贵阳十大老建筑，曾经的风韵，好多贵阳人从未领略过……、2018-12-03、多彩黔韵）。
爷爷任贵阳市邮电局书记兼局长期间，1959年开工建设新的邮电大楼，1960年竣工。新的邮电大楼，曾经是贵阳市的“第一高楼”，作为贵阳市十大老建筑，给很多贵阳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如果按照现在人的“政绩观”来看，也应该是我爷爷任上留给贵阳的一个永久的纪念！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成了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爷爷被诬陷、迫害的一条罪证？为了追忆爷爷到贵州邮电后的一系列经历，我查阅了《贵州省志-邮电志》、《贵州省邮电志-资料汇编》、《贵州邮政史》、《贵阳市志-邮政邮电志》、记录西南服务团邮电队史回忆录的《征途颂》等史料，爷爷作为贵阳市邮电局主要领导期间，是贵阳市邮电局各项业务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这已经被载入史册！
1962年6月，建立中共党委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实行党的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贵阳市志-贵阳邮电志》、P168）
1962年8月，李春生同志任贵阳市邮电局党委书记，谢共和不再兼任党委书记。（《贵阳邮政史》、吴晓秋、贵阳邮政大事记、P300）1949年11月30日，年前辈李春生参加西南服务团邮电队到达重庆，1950年3月15日，与前辈聂其惠等8位战友随贵州省邮电局军代表白晶五一起到达贵阳。后来，接任我爷爷任贵阳市邮电局党委书记，曾是我爷爷之后贵阳市邮电局的主要领导，1967年1月，也被造反派夺权。文革后，任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1955年后，我的二姑谢叶航、三姑谢建相继在贵阳出生，从1955年到1963年，大约8年的时间，那段时间，爷爷先后任贵阳市邮电局副局长、局长、书记，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应该是爷爷生命中的黄金时期。
根据爷爷亲笔填写的“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记载：1957年2月至1959年6月，任贵阳市邮电局副局长。1959年7月至1965年5月，任贵阳市邮电局局长。
另据《贵阳市志-邮政电信志》记载：1958、10-1969、3谢共和任贵阳市邮电局局长。1967、1被夺权。（《贵阳市志-邮政电信志》、贵阳邮政（邮电）历届负责人表、P154）。1959、5-1962、8谢共和任贵阳市邮电局党委书记。（《贵阳市志-邮政邮电志》、中国共产党贵阳市邮政（邮电）局历届党组织负责人表、P153）。
爷爷亲笔“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到任职贵阳市邮电局书记的经历，任职贵阳市邮电局长的起止时间也与《贵阳市志-邮政电信志》中的记载存在差异。《贵阳市志-邮政电信志》中的记载是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组织部的记录，应该是更加准确的。爷爷“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填写时间是1965年6月，所以并没有之后的相关记录，但从中能看出爷爷在文革前后一些遭遇的端倪。
爷爷任贵阳市邮电局副局长期间，当时的同事贺志刚是鲁西人，抗战时期曾任鲁西区党委交通科长。1949年3月31日，前辈贺志刚随二野五兵团南下支队从菏泽晁八寨南下，南京解放时，随前辈万里（前委员长）带领四大队干部和支队部（二野五兵团南下支队）的部分干部共620人，去南京参加接管工作。前辈贺志刚作为这620人中的一员，参与接管南京后，参加西南服务团到了重庆，后到贵州，文革前曾是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的主要领导之一，文革后曾任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离休前一直在贵阳邮电系统工作。
爷爷1965年6月填写的“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中任贵阳市邮电局长期间的证明人是山东沂南县塘子庄人张学籍。在山东战邮的回忆录、西南服务团邮电队的回忆录中，关于张学籍的资料能查到的很少，抗战初期在山东交通总站参加革命，后合并到山东战邮总局。据依然健在的山东战邮时期的老前辈亓敬林先生2021年9月27日回忆：张学籍参加西南服务团，与他们一起去了重庆，后来去了贵阳。但从记录西南服务团邮电队史的回忆录《征途颂》中附录的110名队员名单中并没有张学籍的名字。据《贵州省邮电志-资料汇编》记载：1958年9月22日，贵州省邮电管理局新任局长张学籍到职。（《贵州省邮电志-资料汇编》、P38）。可以推断，张学籍在此之前并不在贵州邮电系统工作，在此（1958年8月）之前的“贵州邮电百年大事记要”中，并没有他的相关记录，而是在1958年8月份的“反右”运动中，贵州邮电系统批判当时的贵州省邮电管理局长白晶五后，张学籍才调到贵州省邮电管理局任局长，一直到1967年4月。文革后期，一直到1979年5月前，张学籍再次回到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一直到1979年5月21日后，张学籍调邮电部财务局工作，任邮电部财务局局长。张学籍参加了1992年“山东战邮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并且是主要成员之一。
根据我父亲、母亲的回忆：你爷爷1964年在北京邮电学院一个人过年，由于挂念着老家里的亲人，把平时省下来的生活费共13元，寄往老家，让远在山东老家的亲人过年。收到钱后，我父亲知道自己的父亲正在北京，就用这13元钱作为路费，于1964年正月初一赶往北京，在北京邮电学院与1947年6月后再没见过面的父亲短暂相聚。
据我三姑2021年9月6日回忆：你爷爷是“四清”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去的北京邮电学院，到北邮是工作调动。“四清”开始后，为配合“四清”返黔，接着是文革，就再没有回京。
据《贵阳邮政史》记载：1965年2月9日，贵阳邮政部门全面开展“四清”运动，2月24日后运动基本结束。（《贵阳邮政史》、吴晓秋、贵阳邮政大事记、P301）
根据以上的三段回忆，爷爷在北京邮电学院的时间大约在1963年底（具体月份不详）至1965年初，有一年多的时间。当时爷爷去北京邮电学院是工作，而不是培训。我父亲回忆他去北京邮电学院找自己的父亲团聚时，爷爷戴的是红色的北京邮电学院校徽，只有学校教职工才会戴红色校徽。这一小细节，我父亲记得很清楚，我也一直记在心里。1963年底，爷爷到达北邮不久，就面临1964年春节，刚到新的工作单位时间较短，就没有回贵阳过春节。1965年春节，爷爷回贵阳过春节，春节后正月初八（2月9日），开始参加贵阳市邮电局的“四清”工作，从此未再回到北京。
从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组织部记录的关于我爷爷的“贵阳邮政（邮电）历届负责人表”中的时间看，我爷爷任职贵阳市邮电局长的时间是1958、10-1969、3，一直到我爷爷去世，甚至是1967年1月后被造反派夺权其间，时间并无中断。说明我爷爷去北京邮电学院当时是借调，并没有完成调动手续，由于组织关系仍在贵州省邮电管理局，所以在“四清”运动开始后，被召回到原单位配合“四清”运动。
从1962年8月以后，爷爷不再担任贵阳市邮电局书记的职务，却仍然担任贵阳市邮电局长的职务，是建国后贵阳市邮电局的主要领导。作为贵阳市邮电局的主要领导，爷爷在贵阳市邮电局长的任上，寻求借调北京邮电学院工作，有很强烈的更换工作环境的愿望，这是令人深思的。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深入地了解从“四清”到“文革”贵州省邮电的一些历史，以及我爷爷在这些运动中的一些遭遇。
据“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登载的一篇学术史料文章记载：周林治黔十多年，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周林在干部和组织政策方面有较为浓厚的“地籍情结”或“地域观念”，然而这种看法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大军南下后，贵州省和其它南方各省一样，干部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由于当时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全局性的在干部和组织政策方面歧视地下党干部的导向，南方各省大多是南下干部当家，贵州的情况也不例外，来自于冀鲁豫根据地的南下干部大多身居要津，而原地下党干部担任的多是较为次要的工作，并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较多冲击。......在周林治黔十余年间，地方干部和南下的原冀鲁豫干部，矛盾长期积累，现在利用四清全面批周林，来了一个总爆发，只是用的是“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这些词汇来做包装，而把这深一层的矛盾掩盖了起来。......贵州省的“四清”在全国是非常特别的，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高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50期）
贵阳市邮电局的“四清”运动时间很短，仅持续了半个月，但整个贵州省的“四清”运动在全国是非常特别的，甚至是文革的一个重要前奏。当地的干部与南下的冀鲁豫干部之间的矛盾正在运动中积累。爷爷领队的那批“支黔”的山东邮电管理干部，也是在贵州邮电系统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与本地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不例外。
据纪念前辈白晶五的纪念文章记载：白晶五，山东平原县李庄村人。抗战时期，历任鲁西军区鲁西支队营长、参谋主任，郓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观朝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县武委会主任等职。1949年（3月），参加二野五兵团南下西进支队南下，先后任赣东北行署航政局局长、贵阳军管会建设接管部行政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省邮电局局长、党组书记，贵州水泥厂副厂长，贵州省建委副主任等职。
另据纪念前辈白晶五的纪念文章记载：五十年代初，西南区邮电管理局分来了一批干部，这些同志都是在老解放区（冀鲁豫）做过交通、邮电工作的，白晶五如获至宝，把他们分到急需的地方，有的被分到专区或者县局去独挡一面。这些同志出发时，白晶五同志一个一个与他们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问有什么困难，并对他们说：“你们去的单位，只有你们一两个党员，你们要起种子作用，在那里生根开花，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957年2月，白晶五同志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对贵州邮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人员使用、干部配备等方面的问题，向省委写了一封信，坦率阐述了他的意见。在这封信中，他还对个别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这本来是一封积极地、具有建设意义的信，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却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8月）开除党籍，撤职下放。（烽火、前辈主页、深切怀念白晶五同志、金凤/文）
从前辈白晶五的革命经历看，他可以说是贵州邮电从“中华邮电”向“人民邮电”转变的奠基人之一，是贵州邮电“元老级”的人物，在“反右”运动中，却因为用人的问题，成为“地籍情结”下“权力”之争的牺牲品。
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仅见过三姑父魏跃宽先生提供的唯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是我爷爷亲笔签名并注明了“六五年六、贵阳”。我一次次看着爷爷的这张照片，由于是手机翻拍的照片，有些模糊，我却有幸看到了爷爷当时的样子，面容清瘦，双唇紧闭，额头宽阔饱满，眉宇间淡淡的忧郁。这张照片应该是1965年6月在贵阳拍摄，为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准备的照片，照片定格的那一刻，更是记下了爷爷当时的心情与处境。从照片看，爷爷面无笑容，眼神中缺乏坚定与自信，说明他那时候的迷茫，心情并不好，尽管这些更多的是他的内心，这张照片却是那时候爷爷处境的写照！
据“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登载的一篇学术史料文章记载：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也被免去。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顷刻之间,贵州的大批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职，革职，有的遭到开除党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关进监牢”。（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高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50期）
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贵州省内各级组织内部的权力之争的渊源与残酷性。
1966年春节过后，距离一年内忙碌的春耕、春种季节还有一段时间，我父亲决定去贵阳看望他的父亲。春节前，家里把养了一年的一头猪卖了，过年都没舍得花钱，攒了40元钱作为盘缠钱，我母亲给准备了一个四、五斤重的“锅饼”，奶奶煎了过年都没舍得吃的一条咸鱼，我父亲带上赶往贵阳。据我父亲后来回忆说：带的锅饼算计着吃，只能吃个半饱，还幸亏你奶奶煎的鱼，因为太咸，吃了可以多喝水充饥，就这样将就着，还没到贵阳就吃完了，没了干粮。带的盘缠钱怎么算计还差两块钱，到不了贵阳，后来只能换乘慢车，勉强到了贵阳。换乘慢车，时间就长了，带的饭更不够吃，忍饥挨饿，终于到达了贵阳火车站。下车的那一刻，父亲把一路上的困难早就抛在了脑后，那种幸福感让他眼泪模糊，因为终于要见到自己的父亲了，一切都值了！我父亲在贵阳住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他也没有更详细地描述与自己的父亲相聚的细节，父亲回到山东老家的那一刻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大约在农历二月初，姐姐带着我去村北头挖荠菜，正在我们生产队场院的库房北面靠近大路的坡上找荠菜，就听到河东大堰上有人（谢加庆）在喊我父亲的名字：“加伦，你回来了？”听到这句话，我与姐姐看到父亲背着一个包袱，从村北头的大路上走来，我们姐弟两个激动地不顾一切地跑向父亲，我在父亲面前躺在地上大哭了起来。父亲一手抱起我，一手牵着我姐姐的小手，一起回家去了。那时候，我刚刚一岁半，见到父亲突然回家的那一幕，应该是我从小开始留下来的第一个最深刻的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贵阳市邮电局造反派，于1967年1月19日夺权。3月25日，贵州省军区派军事管制小组进驻，实行军管。5月24日，造反派成立“贵阳市邮电局革命委员会”，上受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军代表办公室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领导，下设文革与生产两个办公室。7月12日，改设政工、生产、后勤三个小组，后又根据需要设“专案组”，各组人员大部分有造反派充任。（《贵阳市志-邮政电信志》、P169）被造反派夺权后，爷爷“靠边站了”，各种诬陷、批判、迫害接踵而至，厄运开始降临。
据《贵阳邮政史》附录的“贵阳邮政大事记”记载：1967年1月19日，贵阳市邮电局被受上级掌权者支持的群众组织夺权，成立“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领导局务工作。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向贵阳市邮电局派出军管小组，实行军事管制，受贵州省邮电管理局军事代表办公室领导。5月24日，成立贵阳市邮电局革命委员会，张冠峰同志任贵阳市邮电局军事代表、革命委员会主任。11月22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宋国强等三人为贵阳市邮电局革命委员会委员。（《贵阳邮政史》、贵阳邮政大事记、P302-303）
1967年，我的大姑谢文砚、二姑谢叶航响应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选择下乡回山东老家。据我母亲回忆：那时候，你二弟还不会走路。母亲抱着二弟去下庄车站接我的两位姑姑回的家。我的两个姑姑就住在我们家，那时候我还小，只是隐隐约约记得两位姑姑把镜子放在我们家的大石磨盘顶上梳头的情景，两位姑姑还给我们带回去一些玩具，其中有一组精致的琉璃小鸡。从这件事上看出，尽管那时候我爷爷工作中面对的压力很大，过得并不如意，他依然惦记着生他养他的故乡。也许是受我爷爷的影响，加上我的大姑就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她曾经一度有扎根家乡的想法。后来，因为种种变故，两位姑姑返回了贵阳。
据《贵阳邮政史》附录的“贵阳邮政大事记”记载：1968年1月1日，成立中共贵阳市邮电局核心领导小组，取代原中共贵阳市邮电局党委，张冠峰同志任组长，李春生不再担任党委书记。2月21日，林彭家、王麟蘅、张冠峰、冯云波、赵振书五人组成中共贵阳市邮电局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小组。7月12日，撤销市局原文革办公室和生产办公室，成立局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9月成立市邮电局革命大批判小组，孙学诚任组长。（《贵阳邮政史》、贵阳邮政大事记、P303）
据《贵阳邮政史》附录的“贵阳邮政大事记”记载：1969年3月13日，贵阳市邮电局局长谢共和被横加种种罪名，受迫害逝世。（《贵阳邮政史》、贵阳邮政大事记、P304）
在贵州，从当时主政的主要负责人到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地籍情结”或“地域观念”是浓厚的，与来自于冀鲁豫为代表的干部之间的矛盾，在平时的工作中就有所表现，在历次运动中积累，在文革之中爆发，大批来自于冀鲁豫的老干部受到冲击、批判、迫害，我爷爷也成了这些运动的牺牲品。现在想来，爷爷在贵阳市邮电局长的任上，想换一个工作环境，选择借调北京邮电学院工作，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据我三姑谢建2021年9月28日回忆：你爷爷借调北京邮电学院，是原邮电部办公厅主任（副部级）郭克刚前辈的举荐，知道的人很少，但是家里人都知道。郭克刚前辈是爷爷鲁中战邮电管理局、鲁中南战邮管理局的局长，是爷爷的直接领导，也是山东战邮多年的战友。郭克刚前辈在鲁中战邮、鲁中南战邮任局长时，爷爷先后任计核科长、财务科长，与郭克刚局长工作中多有交集，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1947年6月，在莱芜战役前夕，为配合与支援莱芜战役，郭克刚局长安排我爷爷带领鲁中区委及战邮管理局的家属等非战斗人员转移黄河北，由于事关鲁中区委、鲁中战邮管理局多位领导亲属的安危，要做到万无一失，从这一件事，足以看出郭克刚局长对我爷爷的信任。1953年底，爷爷“支黔”去了贵州后，任贵阳邮电局书记、局长期间，与1955年就已经调往邮电部工作的郭克刚依然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文革中，我的三个姑姑参加红卫兵串联到了北京，曾到家里拜见郭克刚前辈，可见我爷爷与郭克刚前辈的关系从战争年代持续到和平年代，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工作关系，可以说，通过20多年的工作交集，郭克刚前辈很赏识我爷爷的为人与工作能力。从1958年8月前辈白晶五被打倒之后，1958年9月到1967年4月，张学籍在贵州省邮电管理局主持工作。1963年，我爷爷要调往北京邮电学院的事情，作为邮电部的领导，郭克刚主任应该与张学籍打了招呼，张学籍是知道我爷爷将要调往北京邮电学院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但是，在北京邮电学院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爷爷的组织关系一直未能转到邮电部，这其中一定是有人在从中设置障碍。1965年初，贵州省邮电系统要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作为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的时任领导，张学籍将我爷爷从北京召回。从此，爷爷再没能回到北京，失去了调往北京邮电学院的机会。反倒是，文革过后，张学籍从贵州省邮电管理局调往邮电部财务局工作。可以肯定的是，爷爷在“文革”中的一些列遭遇，是由爷爷曾经的战友或者同事因为个人恩怨或者嫉妒，造成工作调动受阻，并借助贵州邮电系统冀鲁豫老干部与本地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之间“地籍情结”的矛盾，利用运动的机会，并以所谓革命的名义，将我爷爷逼上了不归之路。其实，当时贵州省邮电管理系统连续几届的主要负责人白晶五、张学籍、贺志刚都是来自山东的老干部，在贵州邮电系统，他们是有话语权的，尽管在1967年后他们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他们应该了解我爷爷清白的历史，也应该知道曾经的战友在运动中被肆意地诬陷、批判、迫害的冤屈！
据《贵阳市志-邮政电信志》明确记载:1969年3月13日，贵阳市邮电局长谢共和被横加种种罪名，受迫害逝世。1980年6月20日，贵州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做出为谢共和平反昭雪的结论，对强加给谢共和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全部推到，恢复谢共和的政治名誉，并肯定他对邮电通信事业做出的贡献。（《贵阳市志-邮政电信志》、P15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爷爷的第二任夫人多次进京，到邮电部反映文革期间受迫害的情况，终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0年6月20日，贵州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对我爷爷在文革中遭受的污蔑与迫害做出了明确的结论，并将这一明确的结论记载在《贵阳市志-邮政电信志》中。
从1914年11月在山东省博山县出生，1939年1月在山东省博山县参加革命，到1969年3月13日在贵州省贵阳市逝世，爷爷的人生仅有短暂的不足55年，参加革命的时间却有30年。这55个春秋，留给我们无尽的追忆。我用4个篇幅，简要追忆爷爷30年的革命历程，登载在“烽火、前辈主页”，并将作为章节纳入到记录从爷爷这一代开始三代的家世-《寻常家世》中，作为对爷爷永久的纪念！
202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