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仁道同志逝世七十周年祭
朱家权
我的大舅孙仁道生前为贵州军区副参谋长兼安顺军分区司令员，1951年秋病逝于贵阳，终年38岁，1952年12月葬于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孙仁道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如同一道耀眼的流星倏然而逝，对于家乡的后人们而言，他早已走入历史的深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前辈同乡中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红军老革命，甚至如我一般的他的后世侄孙们，对于他的革命足迹和非凡经历也是不甚了了，以至于无以追怀无从纪念。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我们曾经有一个在贵州当司令员的大舅，很小就离开家参加了红军，除了那年他带领一支部队路过家乡时回家看了看，就再也没有回来。大舅去世那年，我姥爷带着小舅去了贵阳，姥爷想把大舅的灵柩带回来，然而远隔千山万水，又怎么能带得回来呢！我母亲对于大舅的情况大约也就只知道这些。如今母亲病卧在床经年，恐将不久于人世。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多的挖掘和整理大舅的生平事迹，一则告慰于母亲，一则祭奠于大舅。
曾经多少次想了解大舅的情况，怎奈无法联系到大舅的后人或者熟人。据传大舅生有两个女儿，四十年前，我的一个表兄曾去贵阳想见一见她们，但那时她们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做医护工作，最终也没能见上一面。得益于近年来的网络发达，经过一番网上搜索与推测求证，我对大舅的生平事迹终于有了大致的了解。
我的大舅孙仁道，原名沈显道，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独山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秋，16岁的孙仁道参加了独山暴动。目前从网上能搜到的最早出现孙仁道名字的时间是1940年4月，其时他已担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新二旅（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兼新二旅旅长）第四团政委，该团是八路军二纵的一类主力团和直属团，是以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长）为主体组建的，而冀鲁豫支队是以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独立团和特务团为主体组建的；三四四旅的前身是红十五军团，而红十五军团是由来自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组成的；另外，新二旅第二任旅长田守尧、第四团团长傅春早、副团长汪家道均来自红二十五军，且均为皖西籍。由此可以推断：孙仁道亦当来自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于1931年10月在金寨麻埠成立，孙仁道或于此时或于此后某个时间加入了红二十五军，并于1934年11月随红二十五军参加了长征，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随后被编入红十五军团，又随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并于1937年8月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1941年7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新三旅与新二旅第四团合编为教导第七旅（旅长韩先楚出身于红二十五军），孙仁道任第十九团政委；1945年12月，任一二九师冀南军区独四旅旅长；1946年1月，任冀鲁豫军区独立旅政委；1947年5月，任冀鲁豫军区独一旅政委；1947年8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一旅政委；1948年5月，任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一旅政委；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副参谋长；1950年3月，任贵州军区副参谋长，稍后兼任安顺军分区司令员，直至1951年秋病逝。
孙仁道大舅从16岁参加革命到38岁去世，时间虽只有22年，却跨越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大历史时期，其间经历的大小战斗难以计数，可谓九死一生，其艰危困苦尤以红军时期为巨。红二十五军数年间经历大小战斗500余次（周恩来语），几乎每天除了行军就是打仗，尤其在长征途中，这支不足3000人的队伍，先后遭遇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数度濒临绝境。血战独树镇，伤亡200余人；鏖战庾家河，几乎拼光了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壮烈牺牲，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四坡村一战，政委吴焕先中弹身亡，军魂陨落，何其悲壮！八路军抗战第一仗平型关战斗，杀敌千余，自损六百有余，何其惨烈！其后小鬼子处心寻仇平型关“老八路”。1941年4月12日，日军主力第35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突然倾巢出动包围了驻扎在冀鲁豫沙区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二纵，二纵主力突出重围后，第四团政委孙仁道泪流满面地向杨得志报告：“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四团二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坚持了一天一夜，最后只有五连部分同志突围，六连、七连200多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1943年2月26日，日军骑兵第四旅团2000余人从商丘出发夜行数十公里偷袭曹县梁堤头十九团驻地，十九团未及防备仓促迎战，“团政委孙仁道临时抓住两个连的兵力，曾打退敌骑几次冲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之后，趁敌混乱之际，实施了坚决勇敢的突围，边退边阻击，因此这两个连损失较轻。团长傅春早率骑兵警通排突围而去”（《奔腾的黄河》）。此战十九团损失四个连，伤亡、被俘300余人，险遭覆没，何其凶险！1946年1月，孙仁道所在的冀鲁豫军区独立旅成立后，先后参加了三春集战斗、吕潭战斗、解放东明战斗、柘城战斗等大大小小30多次小规模战斗，并逐渐成熟；1946年8月起，独立旅开始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后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巨金鱼战役、鄄南战役、滑县战役、豫北战役等大规模战役，担负扰敌后方、阻击援敌的任务。1947年刘邓大军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孙仁道所在的独一旅担任最先偷渡黄河并掩护一纵渡河的任务，6月22日夜，部队渡至中流被敌人发觉，于是偷渡变强渡，冒着枪林弹雨冲上河岸并向纵深发展，多少战士中弹后被激流卷走或者倒在岸边滩头。强渡黄河后的独一旅随即打响了鲁西南战役的揭幕战——鹅鸭厂战斗，此战是独立第一旅第一次与国民党军一个营以上的正规部队交手，共毙伤和俘敌600余人，自身也伤亡300余人。7月15日，万福河阻击战打响，历时9昼10夜，独立第一旅先后击退敌199旅和整编58师的数十次攻击，并和兄弟部队一起围歼了敌199旅，歼敌300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伤亡1000余人的沉重代价；此战保障了二纵、三纵和六纵全歼羊山集之敌，为此，刘邓首长专门通令嘉奖独立第一旅全体官兵，由此，独立第一旅也由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部队脱胎换骨，正式迈入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的行列。1948年6月，留在华野的中野九纵、十一纵参加了睢杞战役，孙仁道所在的十一纵负责在帝丘店一带阻击黄百韬兵团，面对敌人坦克和装甲部队的快速推进，手中只有轻武器的十一纵一线阵地很快被突破，只得后退建立新的防线，但仍未能挡住敌人的突进，此战十一纵损失惨重。淮海战役中，十一纵归建中野，此时中野主力转出大别山不久，实力较弱，缺少重武器，却在双堆集地区以一比一的兵力包围了国民党装备精良的黄维兵团。这场刘伯承称为“瘦狗拉硬屎”、邓小平决心“倾家荡产”也要打的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打得最惨烈、死伤最重的战役之一，敌我双方死伤不下七万人，被军史专家称为“双堆集绞肉机”。战事胶着时，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在孙仁道的陪同下亲赴前线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最终，在华野三个纵队的支援下，中野吃掉了国民党这个王牌兵团。淮海战役胜利后，大约1949年初，部队在向南推进中途经皖西，孙仁道顺便回了一趟家看望亲人，这是他在离开家近20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此时，声威大振的中原野战军已更名为第二野战军，二野从渡江战役到解放大西南，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然而，在大局底定后，随着解放区域的扩大，部队也越来越分散，加之部分人员转入地方，这就给国民党残余和土匪留下了可趁之机，因此十七军进入贵州打垮国民党军后，各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匪。贵州剿匪的复杂性和艰难程度在整个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较为突出的，部队付出的代价大大超过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由于贵州多山地、多溶洞，不仅贵州本地匪患难绝，而且四川、云南的国民党残匪也纷纷逃入贵州，加之贵州原已起义的一部分国民党部队再次叛变为匪，导致贵州匪情在1950年春蔓延全省，而且十分猖獗，他们甚至将我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杀害后肢解尸体，将头颅和残肢一路挂在树枝上挑衅，而身为军分区司令员的孙仁道常常只带一个警卫连往来于剿匪路上。从1950春至1951年夏，当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进入和平建设之时，孙仁道和他的战友们却是在执行繁难而危险的剿匪任务中度过的。
由于长年军旅生涯的颠沛与操劳，1951年秋，我的大舅孙仁道一病不起，溘然长逝。令人痛惜的是，大舅戎马一生竟没有给家乡的亲人们留下一张照片，目前从网上所能搜到的关于孙仁道的情况都是一些零散的文字，也没有看到他的照片。今年5月份，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兴建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给我来电询问有没有孙仁道的照片，我说没有，他们一再请求要我想想办法，说是作为渡河第一旅的两位首长，旅长汪家道有照片，紧挨着的政委孙仁道放照片处不能总是空白啊。最后他们要了一张大舅侄子的照片作为参考，请人手绘了一张算是孙仁道的画像填补了空白，勉强完成了这一块的布展。
这件事再一次刺痛了我。曾经多少次，我痛惜于大舅的英年早逝，否则，哪怕只是寿延四年，到1955年授了少将衔，也笃定会留下照片甚至留下影像的。难道他命中注定只能遭受战争的磨难，而无福享受和平的安宁和将军的荣光？有时候，我甚至又埋怨姥爷，当年去贵阳无法将大舅的灵柩带回来，为什么不带一张大舅的照片回来呢？难道他真的是由于战事紧张或条件所限，原本就没有机会照相？看来此生我只能继续在想象中揣摩大舅的模样了。
如今，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人们走进纪念馆或革命遗址，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追念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我们皖西地区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当年造就鄂豫皖根据地的三大起义有两次爆发在皖西地区（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三大起义中的黄麻起义造就了红三十一师，也造就了全国第一将军县红安县；立夏节起义造就了红三十二师，也造就了全国第二将军县金寨县；六霍起义造就了红三十三师，也造就了全国第一将军镇独山镇。如今在皖西地区遍布革命遗址、遗迹、纪念馆和烈士陵园，人们对老红军、老革命尤其是老将军们的丰功伟绩总是津津乐道，心怀敬意；地方政府也是依托如此丰富的红色资源，不遗余力地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品牌，以此扩大本地区的知名度，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独山：“一镇十六将，独秀大别山”；金寨：全县五十九将的大幅照片赫然排列于纪念馆醒目位置；六安：皖西一百零八将，巨型花岗岩浮雕巍然矗立于烈士陵园入口处，抬眼望去，将星如云。然而，又有谁能知道在这些将星的身后，有多少有名的或无名的革命先烈正在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当年参加六霍起义的何止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能迎来新中国的曙光，而金寨一县，当年为国捐躯的更是达到十万之巨！如今，我们在兴建纪念馆、烈士陵园或是复建红色遗址时，是不是应该更多地挖掘、整理和展示这些先烈们的革命事迹呢？在这方面，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的做法更值得人们尊崇，当年建园时，除了安葬邓萍（红三军团参谋长）、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和孙仁道之外，他们还四处寻找红军烈士的遗骨，集中安葬于园内。每年清明时节，他们还组织开展扫墓和瞻仰活动；遵义市的机关单位和学校也不时组织党员干部和学生来到陵园开展祭英烈活动。
一个人真正的死亡并不是肉体的消失，而是他被人们彻底的遗忘。在遵义人的心中，那些红军烈士们便都还活着，我的大舅孙仁道也还活着。但愿大舅也活在家乡人的心中，但愿在独山苏维埃城、在六霍起义纪念馆，除了“十六将”之外，也有孙仁道的一席之地，让他在客死他乡后能够魂归故里。
值此孙仁道大舅逝世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为祭，并冀以此文照亮大舅回家的路。 2021年11月
朱家权（139651297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