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泰安解放前夕,一个普通的妇女,一个不愿意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的女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为了人民,为了革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年仅四十七岁。她不但支持丈夫和三个儿子参加革命,而且自己投身革命并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她的一生是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一生,是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勇于牺牲的一生。她的死比泰山还重。她的英名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她就是我亲爱的母亲——江衍红。
母亲牺牲时,我只有七岁。听姥娘、父亲讲我母亲的为人,听兄长及许多大爷、大娘们说我母亲的事迹,以及自己依稀的断断续续的记忆,母亲的音容笑貌,母亲乐于睦邻乡里、扶贫济困的行为以及她刚烈不屈、高风亮节的伟大形象,如同一幅幅画面,闪现在眼前。
母亲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担任中共泰安城市工作委员会(即徂徕山工委)的秘密联络点的交通员。泰安当时是敌我双方“拉锯”的地方,敌人占据着县城,而郊区和乡村则是游击区和解放区。自我记事起,母亲经常带着我到泰安城的教堂、岱庙的大殿院子里去。她一去就和一些我不认识的大爷、大叔们聊天。我在一边玩耍等着母亲。母亲有时候也到那些有钱人家的公馆,当官的住宅和那里的夫人、姨太太谈心、交朋友。这时我便和她们的孩子们一起玩。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我跟父亲多次谈及当年我和母亲曾去过的一些地方的情景,父亲告诉我,当时母亲去的这些地方,一方面是与地下党的同志接头,传递信息和情报,另一方面是接济受伤隐蔽的革命同志;而去公馆等地方则是为了了解敌人的情况,探听消息和作策反工作。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让我由衷的感到在当时那么危险的情况下,母亲表现得多么机警勇敢、从容镇定!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六岁那年冬季的一天,天气异常寒冷,北风呼啸,刚刚下完一场大雪,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屋檐下也结出了一尺多长的冰溜子。傍晚,一个人来到我家,向母亲说了几句话就迅速离开了。母亲随后毫不犹豫地领着我,匆匆地离开了家,既没有锁屋门,也没有锁大门,临行前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甚至连自己的大棉袄也没来得及套上,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母亲向城外走去,冻得我浑身发抖。天很快就黑了,我和母亲到了城外的解放区,母亲见我冻得发抖,就把我搂到怀里,找了块雪少的地方,坐下歇脚。再回头看城里,我家在城里的房子已经着起了大火,火势凶猛,火苗窜到半天空,大火映红了半个泰城。我吓得哭了起来,母亲紧紧地搂着我说:“不哭,不哭,国民党特务的日子长不了啦,他们永远烧不尽,八路军很快就打回来了。”国民党特务没有抓到我母亲,于是气急败坏地把我家的房子点着了,大火连着烧了两、三天,把房子烧成了废墟。当时,我家住着三个院子,自家住的中院和后院被烧光了;前院出借给一位姓李的拉黄包车的穷苦人居住,因为他拉车力气大,大伙都叫他“火车头”。我们走后,国民党特务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穷凶极恶地吼叫:“你给八路军看房子,今天非打死你。”“火车头”大叔说:“我是个拉车的,挣钱租房子,养活全家,不知道什么八路军、九路军,打死我也是个拉车的。”他们把“火车头”大叔打了个半死,见追问不出什么来,就扬长而去。“火车头”大叔用生命保住了我家前院的房子。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时,蒋介石下令不让日本鬼子向共产党缴械,要由国民党授降,所以泰城的鬼子有时还到乡下抢粮、做坏事。入秋后的一天,三个鬼子溜到黄家庄抢粮。一个鬼子发现里屋有一个年轻妇女,就端着枪,一边嘴里不停地嚷着:“花姑娘的!花姑娘的!”一边就要闯进里屋。我母亲从里屋冲了出来,用身体挡住外屋的门,就听鬼子枪上的刺刀在门上乱捅乱刺,在场的人心都快蹦出来了。在这生死关头,母亲依旧没有退缩。正好这时,村外的八路军游击队打起了枪,进村的三个鬼子不知道村外有多少八路军,慌忙向外逃蹿。等到鬼子发现村外没有多少八路军再度返回时,母亲已带大家顺着夹道离开了。
一九四六年泰城解放后,我母亲被选为泰安城关区妇救会主任。她满腔热情地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号召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支援前线的各项工作。她广泛团结妇女和群众,积极参加反封建、反虐待妇女的进步活动。记得,我曾随着母亲参加过一次由妇救会组织的控诉婆婆虐待儿媳妇的会议。有一个姓张的恶婆婆对她的儿媳妇百般虐待。她这样做的根由是她认为儿子是被儿媳妇克死的。于是自儿子死后,她不让儿媳妇吃饱饭,给儿媳妇吃的都是猪食,还经常把儿媳妇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并教唆孙子打他的母亲。儿媳妇纳好的鞋底,她逼着拆了重新纳。儿媳妇走投无路,投井寻短见,幸好被街坊救上,才免一死。妇救会知道后,做儿媳的思想工作,给她撑腰,在妇救会的帮助下,儿媳勇敢的站了出来,揭发恶婆婆多年来对她身心的摧残。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批判了她的婆婆,从此她的婆婆再不敢虐待她了。一时间,一些受丈夫、公婆虐待的媳妇、儿媳不顾家人的阻挠,纷纷来到妇救会诉苦。妇救会领导着她们向虐待她们的人展开说理斗争,取得了空前胜利。通过开展这一活动,使妇女群众意识到要想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团结起来,形成联合的力量进行斗争。妇女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做大量的军鞋支援前线,有的还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共产党。
母亲还组织妇女学文化,办了识字班。许多大闺女、小媳妇自己带着板凳参加识字班。我也随大家进了识字班,首先识的字是“共产党,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打倒蒋介石”等。识字班办得红红火火,妇女识字的积极性非常高。通过识字,妇女们明白了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社会地位。母亲经常动员青年参军到部队去,那时我经常随母亲一起给参军青年戴上大红花,送他们上前线。母亲还时常到八路军家属家里做思想工作,动员家属积极支援前线。不管母亲走到哪一家都是问寒问暖,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无论母亲到了谁家,那家人都亲热地拉着母亲的手不放,并亲昵地对我说:“妮儿来了。”母亲总是对他们说:“要鼓励亲人在前线多打胜仗,消灭反动派,打倒蒋介石。将来过上好日子。”
母亲对穷苦乡亲非常同情,她经常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衣物送给那些生活非常困难的人家。我家住在西太尉街,邻居中有一家姓徐的和一家姓孟的家境很穷,他们家的孩子冬天没有棉衣穿,夏天也是衣不蔽体,一年四季拿着棍子沿街乞讨。母亲经常把家里仅有的粮食给他们送去,而我们一家却吃豆腐渣、菜梆子、槐树豆。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幼小爱漂亮的我天天数着手指盼过年的时候穿上新棉袄:每晚睡前还要穿上新棉袄试试。可是大年还没到,我发现我的新棉袄不见了,于是急得大哭起来。母亲笑着对我说:“对面的大姐姐病了,发着烧,可是她家里穷,没有衣服挡寒,先把你的棉袄给她穿上,她身上暖和了,病就会好起来,你身上的旧棉袄,我给你好好补补,补的象绣上花一样好看。”听了母亲的话,我止住了哭,心里虽然委屈,还是会心地点了点头。第二天起床,我惊喜地发现一个大鸭子形象的大补丁补在了我的棉袄的前襟上,领口和袖口都用别样的布给包起了边,好看极了。我高兴地搂着母亲的脖子跳起来,心想:“我娘真手巧,是世界上最手巧的人了。”
六岁那年春天,有一天,刚吃完午饭,屋外传来人们的叫喊声:“抓到小偷了!今天非打死这个小偷!”原来,一位面黄肌瘦、身材矮小的中年妇女趁家人没有注意,悄悄地溜进了我家,被家人和邻居在东屋的床底下抓了出来。这时,我母亲从后院出来,对大家说:“先别打,问问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位妇女已吓得浑身上下哆嗦成一团,只会一个劲地说:“我不是小偷。我不是小偷。”母亲安慰她:“你别害怕,说实话,为什么到这里来?”那位妇女泣不成声地说:“我的丈夫和儿子有病没钱治,又没吃的,眼睁睁地看着死去了,我实在饿得活不下去了,快行行好吧,给我几口吃的。”母亲听后非常同情她,给了她一些吃的、穿的和钱,嘱咐她回家好好过日子。那位妇女感激地跪在地上给我母亲磕头,从正屋一直磕到大门口,嘴里还说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我的记忆里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只要母亲见到穷苦的乡亲需要帮助,就一定尽力而为,或是送去衣物,或是接济粮食,虽然只能解决一时之急,但反映了我母亲对穷苦老百姓的一片深情。解放后,我回到泰城,那些受过母亲接济的穷苦乡亲见到我,都情不自禁地哭着说:“见到你仿佛见到了你的母亲。”有一位姓徐的大娘拉着我说:“没有你娘的接济,俺们全家活不到今天,早饿死冻死了。”她还说:“在俺家最困难的时候,你徐大爷有病起不了床,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是你娘送来救命粮,还送来钱,算是度过了难关。”
一九四八年春天,山东战区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天天唱:“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为了保证泰城的顺利解放,我母亲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到泰城与其他地下工作者接头。当时国民党特务到处疯狂抓人。年迈的外祖父母及许多同志担心我母亲的安危,劝母亲不要去了,但母亲决心已下,不改行程。况且信息情报事关重大,再难再险也要完成任务。五月的一天,母亲带着我和表嫂,到泰安城的一个大集市伪装赶集,母亲完成了任务,就要离开市场时,突然来了十多名拿着长枪、短枪的特务,冲着我母亲的后背猛打了一下,动手抓人。母亲意识到落入敌人手中了,她非常镇静,机智地快步向前走,一边走一边高声说:“不许动我,我自己走!”冲我们做了个眼神,她用她的声音、眼神传递了她要表达的意思:“快走,离开!”我被猛一下推到了旁边的土沟里,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耳边就传来一位穿大褂的大人急促的声音:“快!快带孩子走!要走小路,千万别走大道,出城走麦子地!谁问起孩子为什么哭,就说她娘串亲戚,她执意要跟着。”表嫂领着绕小路跑着走,出城后便躲到麦地里,在麦地里跑一会儿,躺一会儿,很快就到了解放区。特务带走母亲后,知道还有一个孩子跟着,他们迅即派人骑马顺着大道追赶我们,追了半天没追到,再追就到解放区了,他们也不敢继续追了,我们才幸免一难。母亲为了革命,面对拿枪的敌人,勇敢镇定,视死如归。她为了保护我们,在敌人面前一点不露声色,至今她镇定、从容的面孔,急促的脚步,匆匆而去的身影仍然历历在目,时常浮现在我眼前。谁能想到这匆匆一走,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最后诀别。
母亲被捕后,我住在外祖母家,与外祖母相依为命。我日日夜夜盼着我的母亲回来,天天跑到村西河的桥头上等着她。实际上5月13日母亲被特务带走后不久,就壮烈牺牲了。敌人对她严刑拷打,但他们从母亲那里什么也得不到,他们惨无人性地割下母亲的乳房,用刺刀刺穿了她的双腿,腹部和心脏。最后连母亲的尸体也没放过,贴出了布告:“谁来认领尸体,一律同罪。”母亲英勇地牺牲了,然而她的幼女、老母还眼巴巴地盼着她能安全归来,多少个夜晚我看见外祖母在流眼泪;多少个夜晚我在梦中见到了母亲。多少个夜晚外祖母和我坐在院子里数星星。外祖母总是对我说:“数到那颗最亮最亮的星星时,你娘就回来了。”数着数着外祖母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两行热泪来,幼小的我总是用手擦去外祖母脸上的泪珠,这时外祖母总是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祖孙二人又一起数那天上永远数不完的星星。外祖母常叹着气对我说一句话:“你娘是为了解放泰城才被国民党特务带走的。”外祖母把对母亲的思念和牵挂深深地埋在心底里,她不轻易把伤心难过的事在亲人面前流露。
母亲牺牲后不久,泰城就解放了。四九年的冬天,父亲接我回城上学。一天,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母亲被捕后没几天就被国民党杀害了。因为你年纪小,所以没有马上告诉你。你要永远记住母亲的恩德,继承母亲的革命遗志……”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我的泪水就顺着面颊流下来。我日夜盼母亲归来的愿望化成了泡影,这刻骨铭心的生死离别实在痛彻心扉,我的感情久久不能自已,多少个夜里,背着父亲,我哭湿了枕巾、被头……是啊,我最亲爱的母亲,世界上最疼我的人,永远地、永远地离开了我,我要永远在心里记住她、怀念她。
母亲牺牲已半个多世纪了,但她的一切依然历历在我的眼前。伏案久望,倍加思念。母亲用她短暂的一生点亮和温暖了无数人的生命,虽然她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但她把她高尚的情操和崇高的品格永远地留给了我们。母亲的精神与日月同辉,让我们的后代以她为榜样,成为象她那样正值而伟大的人!
2002年11月2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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