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五月一个深夜，在外祖父家，看到两个八路军武工队员，身穿黑色便衣，腰插驳壳枪，觉得神秘又亲切。他向外祖父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转达了在鲁中行署（当时称抗日联合会办事处）当秘书长的三舅的传话，希望二子树庭也去根据地参加抗日（长子已抗日牺牲），不要当亡国奴。听到此话第二天就回家要求父母同意我去根据地参加抗日，母亲积极支持，并下乡联系，同意我与二位表哥树庭、树人（十六岁）等待时机一同去抗日根据地。于是我辍学离开泰安城去乡下外祖父家等待。从小疼爱我们的姥娘，对我照顾备至，有时天热睡在院中，深夜醒来，看到姥娘坐在旁边为我扇扇驱赶蚊虫，看着她苍老、慈祥的身影，温暖流遍全身，这无私的母爱永记在心中。天气渐热已麦收了，这时听说泰安城有了卖冰棍的，什么样，什么味道都不知道，很是好奇、羡慕，又不敢回城去吃，三弟知道后，决心设法满足我的要求，就约定离城二、三里处，三弟带着冰棍我俩会面，让我品尝一次冰棍。在约定的日子，三弟乔中堦，手捧着二只冰棍一路跑向南关，出了城门就喊：“小哥，冰棍买来了！”当跑到我面前时，冰棍已化成两根棒，我拿起棒舔了舔，虽然没吃到冰棍，但三弟诚挚的兄弟之情，使我倍感温暖，终生难忘。
六月底一个深夜，满天星斗，劳累一天的乡亲早已入睡，除了“汪汪”狗叫声，一切都静悄悄（因为在敌占区一切都要保密）。我背着母亲为我准备的蓝色小包袱，里面是随身穿换的衣服，外面挂着一个小搪瓷茶缸，跟着大舅等人踏上征途。夜间乡村小道崎岖不平，黑漆漆什么也看不清，野草、树丛、房屋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犹如梦中，感到又神秘又兴奋，好似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侠，想到这里腿脚似乎轻松了许多。
拂晓到了徂徕山下一个小山村，这里是游击区，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不断拉锯，但敌伪军多半龟缩在据点里，基本被我控制，所以设在这里的联络点是半公开的，有点象招待所，在敌占区活动的人员常在这里落脚。我们与大舅分手后在这里住了下来，由一位老大爷负责照顾，吃的是面条、饼，觉得生活不错，一问才知道麦子刚收下，按规定可吃二个月的细粮，比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好多了。
住了约一周，有一位侦察员在敌占区执行任务回来，要回沂蒙山根据地，受命把我们带去。这位侦察员身体健壮，性情豪爽，待人友好，豁达善谈，一路之上，讲见闻、说笑话，倒也不寂寞。徂徕山不算高，但路陡难走，崎岖不平，我们起早开始爬山，直到中午才到顶峰的一个小山村，举目望去，山峦重叠，遍地野草郁郁葱葱，牛羊散落在山岗上悠闲自在地吃草，行走飞快的山鸡时隐时现，灰色的山兔在草丛中张望着人们，然后又蹦又跳而去。小山村只有几户人家，石砌茅屋，结构简单牢固，屋前有个小院落，院中有石桌、石凳、石碾子，自然古朴，空气清新，山园风光，令人陶醉。在这严酷的战争年代，这儿实在是难找的世外桃园，使我难以忘怀。主人热情实在，招待我们吃煎饼和蘑菇山鸡肉，味道鲜美，这是我第一次吃到野味，觉得很新鲜。饭后仍在起伏的山岗上赶路，傍晚才到山脚下，这里已是莱芜境内泰莱军分区的根据地。住下后，即有部队的干部来看望，并想把我们留下在家门口打鬼子，二位表哥商量后婉言谢绝，仍决定去沂蒙山区。
这里去沂蒙山须通过封锁线，等了几天，有位当地的负责人去鲁中军区（在沂蒙山）汇报工作，为防不测，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护送过封锁线，我们正好随同前往。在过封锁线那天晚上，带队的负责人对每个人进行检查，带的东西是否合适，鞋是否跟脚，要保证不发出任何声音。出发时二个排在前面，我们在中间，一个排在后面，半夜到达封锁线时，全体卧倒，不准讲话，不准咳嗽，更不准吸烟，就这样潜伏了近一个小时。心里象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既神秘又害怕，不知封锁线是何怪物。这时传来口令“跑步跟上”，一阵急跑，爬过了一条铁路线，又跑几里路后才停下来休息，这时听到远远的火车呜叫声，我好奇地问一位八路军战士“封锁线到了没有？”我实在有点跑不动了，回答说：“已经过来了。”“啊！铁路就是封锁线呀！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我仍然有点疑问。战士回答说：“铁路口两边经常有鬼子的铁甲车和巡逻队在巡逻，碰上就麻烦了。”我很不以为然，过条铁路线还这样兴师动众，如此紧张，可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很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
部队又送了一天就回去了，因为已脱离危险区，进入了根据地。看到了抗枪民兵在放哨，儿童团拿着红樱枪在村口查路条。到处写着抗日标语，组织起来的群众生气勃勃，扬眉吐气，不象敌占区的人们死气沉沉。那位侦察员把我们带到鲁中抗日联合办事处（行署）报到后，就完成了任务。蒙他一路照顾，逃出敌占区，穿过封锁线，翻山越岭，终于顺利到达根据地，参加了抗日队伍，开始新的生活，奠定一生的革命道路。我们对这位不知名的侦察员十分感谢，依依握别。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联办”机关待了些日子，二位表哥都分配到山东公学（后称鲁中公学，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学习，我因年龄小，暂留机关三舅处待分配。
三舅是抗战前大学生，学水利专业，是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徂徕山起义，与日寇转战沂蒙山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致力于抗日根据地建设。当时条件差，工作劳累，常见他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工作至深夜，饿了多以白开水充饥。我与警卫员睡在隔壁小房间里，两副门板当床，除此什么也没有，半夜里常被三舅的咳嗽声惊醒。我深为三舅勤奋的工作和艰苦朴素、一心为抗战的精神所感动。抗战胜利后，三舅受命“治理黄河”，先后任山东黄河河务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把毕生精力投入“治黄”工作中去。为治理黄河，减少灾害、发展生产，造福于人民，呕心沥血作出重大贡献。
一天深夜紧急集合，全体机关人员、警卫部队都汇集到村边的场院里。三舅宣布：“鬼子又扫荡向我们围来，要立即转移。”于是开始了急行军，向更偏僻的山区转移，这是我到根据地后第一次碰到“扫荡”，充满了好奇心，跟在队伍后边跌跌撞撞地急跑。天亮后，为了缩小目标，机关开始分散转移，我被分在一个行政干部训练班，受训的都是区长或副区长，班主任是位南方的同志，为人随和，对我很好，我是做勤务员工作，打饭打水、送信。因为是山村，大家住得很分散，当时又无电话，班主任有什么事就派人步行到各村传达，送信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当时我挎上主任的小手枪到各处送信、传达口令，觉得很神气，真象一个小八路军战士。
扫荡、反扫荡是很紧张、很残酷的，主力部队与敌伪军展开激烈战斗，地方武装（县大队、区中队）和民兵则配合主力军，埋地雷，打游击，声东击西，袭扰、阻击敌人，使敌伪军胆战心惊，处处受阻。但敌人要垂死挣扎，疯狂反扑，见人就抓、就杀；见东西就抢，连鸡都不放过；见房屋就烧，所过之处，墙倒屋塌，硝烟滚滚，人畜皆空，满目疮痍，一片凄凉。敌伪暴行，令人愤慨。这时我跟随行政训练班，在山里爬来爬去与鬼子周旋，过得很紧张、充实。尤其大家对我都很好，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感到十分愉快，真想和这些大哥们永远生活在一起。一个月后反扫荡胜利结束，鬼子伪军带着伤亡人员和抢来的物资和牛羊，又撤回他们的据点。根据地除被他们烧了些房屋、抓走些人和赶走一些猪羊外，还有些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事先就坚壁清野，并在八路军和民兵护卫下对主要物资和人民群众进行了安全转移，从而减少了重大损失。
八月下旬我被正式分配到“山东公学”学习。我是全校最小的学员，经常受到学校尤其是班长的照顾和帮助。学校过着严格的军事备战生活，时刻准备战斗。天不亮就起床，打背包跑步，吃饭不能超过一刻钟，接着是军训、政治课，下午是文化课，晚上自习和班务会，九点熄灯。睡觉只能脱上衣，内衣、裤子、袜子不准脱，鞋子要枕在头下。下半夜还要常常紧急集合，进行战备演习。夜里还要轮流在村内外站岗放哨，这种紧张严肃的生活与战斗部队无异。这对一个刚离家十三、四岁的孩子，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给班长带来麻烦也是很大的。比如说起床后背包打不起来，班长要帮着打，结果就比别人慢，就挨批评。夜里紧急集合，更是丢三拉四，有时连鞋也找不到，光着脚跑出去。晚上放哨，扛着比自己还高的长枪，战战兢兢地去放哨常被人笑话。
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硬如石头，称为“钢盔”难以下咽，吃后大便不通，每次大便痛苦不堪，须吃泻药才能便下，泻药质量很差，对身体损害很大。天气渐渐冷了，有时白天太累，夜里就尿铺，因穿着衣服睡觉，常把裤子尿湿，第二天早上西北风一吹，裤子结冰坚如铁桶，跑起步来“嚓嚓”响。因冬天不洗澡不换衣服，虱子满身爬，尤其夜晚虱子更猖狂吸血，用手一摸就是一、二个，常是用嘴咬死吐掉。终于染上疥疮，浑身起泡，奇痒难忍，最后送医院治疗。所谓医院也是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睡在铺草的地上，每晚光着屁股烤火擦药膏算是治疗。寒冬腊月没有袜子穿，赤脚穿单鞋，脚冻肿得象紫茄子一样。疥疮未治好，又生了冻疮，就这样度过了一九四五年春节。好在医院不再过紧张的军事生活，伙食也好些，身体有了好转。
出院后，学校领导看我身体太弱，仍无法适应学校生活，正在为难之时，传来鲁中抗属子弟学校成立的消息，学校领导对我说：“子弟学校环境较安定，主要是学文化，你先到那里待一个时期，等身体完全恢复再回来。”我征得三舅同意，就一个人到沂水县上高村向一位姓马的校长报到。这位马校长是因身体不好由部队退下来的干部，以前做过小学教师，所以指派他组建学校。
随着老师、学生的增多，学校又迁到一个较大村庄——赵家城子。宿舍住民房，教室有两间房，一间上课，一间校长、老师办公备课、批改作业。有一个小院子，活动吃饭都在这里，饭桌是用木板搭起来的。主食吃高粱煎饼或小米饭，比较容易消化，对学生的健康是有益的。条件虽很简陋，但毕竟有了个安定的环境学文化。我是先到校的一批，又经受过“山东公学”的磨炼，自然成了骨干，由弱者变为强者，现在可以帮助别人了，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天有不测风云，这时我又染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先是冷得发抖，后又热得如掉进火炉。久治不愈，以至发展成恶性疟疾，发烧四十多度，昏迷不醒，急送医院抢救，但一直处在昏迷状态。在一个夜晚，我朦胧地看到许多穿白衣的人围在身边，其中一位年长的李医生说：“这孩子恐怕不行了，牙关都紧了，赶快通知他的单位。”“把牙撬开再灌次药……”以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想不到几天后，我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再次闯过鬼门关。专门看护我的老护理员对我说：“小同志，你命真大，真没想到你能醒过来。”这使我对自己的体质有了信心。当然与医生全力救治也是分不开的，我永远感谢他们。
我很快恢复了健康与活力，使老师和同学都感到惊讶。他们也没想到一个快死的人，半个月后又活蹦乱跳地回到学校。
抗属子弟学校除学习文化和革命道理外，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化费很多时间排演文艺节目，如唱歌舞蹈、话剧歌剧，内容多是揭露日寇暴行，颂扬抗日军民事迹，斗地主减租减息等，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也经常为八路军部队慰问演出，部队把我们当成革命后代，十分喜爱我们演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把最好吃的东西拿给我们，反过来又慰问我们。对八路军战斗部队，我们又敬仰又亲切，把每次演出当作光荣任务来完成，虽然熬夜很劳累，但都积极参加。在演出中我是主角之一，因长得胖呼呼的，多扮演鬼子小队长或地主之类角色。
有时，也扮演根据地群众与敌占区难民瘦弱样子相对比，以达到教育效果，对此我很欣慰。
除宣传演出外，我们还到偏僻农村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好形势、减租减息的好处，扫盲，组织群众文娱活动，与他们打成一片，密切了群众关系，群众也把我们看成了八路军。同时我们也经受了锻炼，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大家从各地返校后，似乎都成熟了一些。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份，日本侵略者已面临灭亡，但仍作垂死挣扎，又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扫荡，抗属子弟学校为避免被敌人发现，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备战，打成一片。而我与一位十岁左右的小同学（其父是烈士）分在一户，同睡一个铺，负有照顾他的责任。
房东老大爷六十多岁，负责全村羊的放牧，老伴已去世，以羊为伴，天天赶着羊群上山放牧。当时沂蒙山区穷山恶水，怪石嶙峋，树难长，野草多。我们与老大爷从日出到日落，赶着羊觅食，中午烈日当头饥渴难忍，可山上连点水都找不到，有时渴得头昏眼花，难以忍受。晚上回来腿酸脚痛，寸步难行，还要把羊送到各户，才能吃晚饭。赶着羊爬一天山，鞋底往往会磨穿，甚至把脚磨破，所以每晚回来，就得求大一点的女同学补鞋子，以便第二天能再爬山放羊，鬼子来了也好跑路。有时，真有点坚持不下去了，不想上山放羊，可一看见满头白发的老大爷几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再看看比我小的同学跟我一样爬山跑路，从不叫苦，我就无法打退堂鼓了，只好硬着头皮干，这对一个城市孩子的确是很大的锻炼。
一天，老师通知，敌人逼近，准备随时转移，老大爷也说，赶着羊目标太大，要我们跟着村里人一块走。于是，我和小同学与村里群众一起藏在山坡灌木丛中，远远看见一队队鬼子和伪军在前进，不时向四周打小钢炮，用机枪扫射。突然，有一队鬼子带着伪军出现在山脚下，并发现我们。他们一面打枪，一面高喊抓活的，这时，我们什么也顾不得，拔腿就跑，子弹在脚下、头上“嗖嗖”响。我拉着小同学急跑了一段路，一转弯就藏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因放羊路熟）。这时，敌人一面爬山，一面打枪，就在离我们不远处搜索过去。鬼子的钢盔，明晃晃的刺刀，汉奸的嚎叫声历历在目。心想，他们再往这边走，我俩就完了，看看趴在我旁边的小同学面无惧色勇敢沉着，我俩紧紧相偎，悄悄藏在大石下，直到天暗下来，外面确实无动静，才钻出来。这惊险的一幕，事后真有点后怕，这也是到抗日根据地以来最危险的一次。经过这次严酷的考验，全校师生都受到了锻炼。没过多久，日军就战败投降了。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胜利了，我们快要走出山沟了，全校师生欢欣鼓舞。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但战争并未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指令日军、伪军坚守原地，不得向八路军投降。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而八路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下，积极反攻，先后解放了沂水、蒙阴、莱芜、临朐、博山、张店等城市，扩大了解放区。
战斗是残酷的，我曾看到从前线抬下来的重伤员，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令人震惊，难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打张店时，同学马彦洲的父亲，在部队任营教导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在庆祝胜利的喜悦中也给这位同学带来了悲痛。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付出了沉重代价。
秋季到了，学校领导为了改善生活，购买价廉物美的细布做冬季服装，指派司务长——一条腿残废的荣誉军人与我去新解放区做生意，把临朐的烟叶贩回山区赚钱以做学校经费。司务长四十余岁，社会经验丰富会做生意，但不识字，我主要帮他记账、写信。临朐曾被日军及汉奸吴化文部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成无人区，传说院中长满草、屋里生小狼。当我与司务长到达该区时，果然人烟稀少、野草丛生。虽然特务很多，我倒不怕，就怕狼，所以每当我一个人走路时，时时把唯一的一颗手榴弹握在手里，导火索套在手指上，准备随时打出。幸好一路未碰上狼也没碰上特务。在返回的路上有十多名民工挑着担子一起走，有说有笑就不怕了。往返一个月，完成了做生意的任务。天冷后，老师同学大都穿上细布棉衣，比自织的粗布好看多了。返校后也有不少变化，一部分同学被部队文工团挑去，还有的去学无线电，而我却错过机会后悔不已。
一九四六年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因为国共停战谈判，带来了和平，部队在休整，老乡忙过年。我们经常出去演出。大家终于盼来了太平年，一派喜悦的气氛。我们又接到通知，学校搬到博山城去，在那里建立一所样板学校，让新区人民看看共产党是怎样办教育的，是怎样培养后代的。我们走出了山区驻进城市。当时的博山城是个工业城市，煤矿业、陶瓷业发达。我军牢牢控制了淄博张店，将胶济铁路拦腰截断。鲁中行署、鲁中公学及各群众团体都来到博山。淄博成为鲁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但是并不太平，市内敌特横行，夜间枪声不断，经常与我巡逻部队交火，白天多次枪击我校师生。其中一次，将一名与女同学一起在河边洗衣服的青年妇女击伤。很明显，敌人想把我们吓跑，但我们毫不退缩，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如举办抗属子弟学校成长史展览，文艺演出，与其他学校联欢座谈。用亲身经历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使群众从我们这些孩子身上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爱国的，是热爱和平的，是真正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逐渐消除他们的误解，靠近党和政府，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刚到博山情况复杂，为了安全，上级给我们配备了枪支子弹，发给我一支马枪。夜晚不准外出，需要活动必须集体行动。晚上从教室到宿舍的路上都要荷枪实弹，由老师和大点同学持枪护送，晚上要轮流站岗，比在根据地时紧张得多。
我记得三弟那时也由父亲护送到博山，也到子弟学校学习，我们父子三人还在河边谈过一次话，我要三弟加强锻炼，不要有依赖思想。可三弟年龄太小，才十二岁，第一次半夜站岗有些害怕，就把我叫醒，我当时还批评三弟，以后想起此事总有些内疚，实在未尽到当哥哥的责任。
根据当时的治安情况，公安部门积极开展反特斗争和清查整顿，治安状况有了好转。这时，各级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了，各项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四月四日儿童节，在上级支持下，我校带头发动全市几十所小学联合开展庆祝活动，并组成筹备会，我被选为主席，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到各个学校做组织发动。开大会那天，各校师生情绪高涨，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在会上，我被选为大会主席，并发表了“要和平反对内战跟着共产党走”的演说，没有讲稿，即席发挥，完全出自内心的感情，可以说是声情并茂，感动了听众，受到了好评。会后举行盛大游行，我每到一处都能带领学生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跟着共产党走，响声震天。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成效，有了响应者。但也有一个学校，当带着呼口号时，无人响应，说明新区情况是复杂的，人的觉悟也不一样。
在博山近半年，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在人民政府的治理下，社会越来越稳定，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人们向往和平，共产党要和平反对内战的政策深得人心。
可是国民党要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叫嚣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形势很紧张，国民党的飞机开始空袭博山，美式战斗机天天在上空盘旋扫射，威吓群众，老百姓很害怕，可我并不在乎。飞机走后，就以拣子弹壳为乐，这使我想起童年时，日寇轰炸泰安老家的一幕，如出一辙。
很快国民党军队逼近，我们学校开始撤离博山，当地群众依依不舍，有些当地的老师也跟随我们撤退。他们打起背包，不畏艰险，不怕吃苦，告别家人毅然走上革命道路。这种精神很使我感动。这些知识分子受党的教育时间不长，进步很快，说明党的感召力是很强的。当然也有的不相信共产党，而相信国民党，事先就隐蔽起来，甚至组织欢迎委员会准备迎接国民党。跟谁走，两个阵营两条路线非常明显，可是不到两年他们就后悔了。人民军队又打回来了，博山永远解放了。
由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打内战，敌强我弱，我们又由城市撤退。冒着敌机轰炸扫射，开始艰苦跋涉。因为有些小同学走不动，每天行军缓慢。七月天有时烈日炎炎如火烤，有时倾盆大雨，加上饮食差，有些同学生了病，加重了行军困难。这时我也因雨淋受凉疟疾复发，发高烧卧床不起，一天突下大雨山洪爆发，大水冲进村子，我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喊：“大水来了，快向高处跑”，而我却不能动，只好听天由命，幸好地势高，大水冲进屋，却未淹过床，才逃过一劫。终于我们又撤回到沂蒙山区，回到原地，到刘家店子安顿下来。这正是我两年前由敌占区奔向抗日根据地鲁中行署的所在地，真是巧合，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原是地主的一处房产）。
内战已爆发，部队要扩充，需要部分学生上前线充实部队。我积极报名，一心上前线，就这样我又回到“鲁中公学”，并见到原来高大而朴实的辅导员。两人相见真是久别重逢，他再三夸我进步快，显得十分高兴。在这里与“鲁中公学”几百名同学一起报名参军，奔赴前线，结束了二年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我与三弟中堦在抗属子弟学校共同生活了几个月，现在又要分别了。兄弟俩来到村边小河，三弟为我洗衣送行（十分不该叫三弟洗衣），我则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讲故事，交待以后注意事项。二人久久不愿离开。两个远离父母的孩子又要分别，各奔东西，不知何日再相见，真是难舍难分。当时的情景已过几十年，仍历历在目，每每想起心中就激动不已，这次一别就是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