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岁（虚岁），我在“鲁中公学”正式参军。在开往前线途中，山东军区兼新四军军部情报部来人，从我们年轻战士中挑选政治可靠的学习报务，从事电台情报工作。我被选中，命运就这样安排我做了近十年的电台工作。其实我很想到前方，一直向往战斗部队的工作。
从四面八方，抽调了几百名知识青年，组成了三野第二处教导大队。大队长是老红军，长征时的电台人员，而下边中队的干部大都是抗日时期的电台工作人员。经过一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每人发一支枪，几颗手榴弹，成为一支战斗队。生活严肃、紧张，纪律严格，比如吃饭只准十分钟，一吹哨就不准再吃。从那时起就养成狼吞虎咽的习惯，保持至今，吃相很不雅观，在外交场合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
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形势严峻，我们部队边打边退。飞机在头顶上不断侦察扫射轰炸。所以行军只好改在夜里，夜里行军很疲劳，常在行军中睡着，一不小心就会掉在路边的沟中。我就摔倒过二次，幸好无大伤。行军中休息五分钟也能睡一觉，做一个梦。就这样天黑起程，拂晓休息睡觉。下午在树林里上业务课，常常是一只耳朵听滴滴答答的电键声，一只耳朵听隆隆的枪炮声。如此边打边走边学，撤到了胶东。
有一天为避开敌人正面攻击，一天急行军一百三十华里，很多人掉队了，我却紧跟大队从不掉队。这时，我才体会到母亲从小就叫我和三弟挑水、劳动锻炼的重要性。这天拂晓起床急行军三十里，真是又渴又饿又累，人困马乏。而前面又要翻一座大山，真是望而生畏。幸好山脚下有一片梨园，结满疙疙瘩瘩的莱阳梨。在大家要求下，领导与看园老乡协商，集体付钱，每人摘二只梨。梨不好看，但吃起来又香又甜，水又多，吃一只就饱饱的，既解了渴又治了饿，才一口气翻过大山。这是我第一次吃莱阳梨，而且又是在危难和极度饥饿之下，实在令人难忘。
胶东群众的觉悟是很高的，青壮年大都参军上前线杀敌，或当民工支援前线。家里只剩老人、儿童和妇女，所以青壮年妇女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给军队送饭的是妇女，抬担架照顾伤病员的是妇女，站岗放哨、埋地雷的也是妇女。胶东的妇女能干、开明、顽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胶东的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如莱阳的还乡团为了报复，残忍地把全村大部分斗过地主、分过财产的贫下中农（包括妇女儿童）杀死丢进枯井里。我也看到贫下中农斗争地主，轻则拳打脚踢，重则当场打死埋在沙滩里。以至大河上游常有尸体冲下来的事，真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敌人不断进逼，终于把我们逼到海阳县，山东半岛的海角上，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接到上级电令：“如有可能，可从石岛渡海去东北四野，他们欢迎。”于是我们急行军奔石岛，傍晚爬上一座山看到了大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只见白茫茫一望无际，看不到边，令人心旷神怡。有的同志诗意大发，“啊！大海……”就在这时，海面上有一条象扁担一样黑黑的怪物发出一串串火光，接着是雷鸣般机关炮声，国民党的军舰封锁了海面。从山上下来便是石岛镇，经与镇长联系，回答说，前些日子是运送不少干部去大连，可是最近国民党军舰已封锁海面，很难过去。还说，已经有几条船被俘去，所以危险很大，请我们考虑。又说乘火轮较快，但敌舰雷达容易发现，木帆船黑夜不易发现，但发现了也跑不掉。面对这种情况，队领导也难下决心，就让大家讨论，于是一场大辩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展开了。有的说渡海好，比等着被消灭好；有的说渡海很危险，一旦被击中死了连尸首也没有；有的说这里山多，还是打游击好。就这样争来争去，我听得很有意思，心想，我打过游击，再打游击也不怕，我会游泳，渡海也不怕，怎么定都行。不一会儿，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突然被叫醒，说不渡海了，马上回去，就这样改变计划，到了处在深山的南口村住下了。准备打游击。
这里群众觉悟很高，对军队亲如家人。但也很麻痹，他们说八年抗战日本鬼子也没敢到我们这里，国民党也来不了，就是来，光地雷也够他们受的。虽然炮声很近，但他们仍乐呵呵地劳动、生活，毫不在乎。有这样的群众，我们心里踏实多了。据说在这个深山老区，有上万名华东局干部隐藏在这里，如果国民党军队真打进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主力部队据守山头，使敌军每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
深山老林险峰重叠，易守难攻，虽然炮声越来越近，但敌人始终未攻进来。我们在这世外桃园做起群众工作，把各级群众组织健全起来，发挥作用。与民兵联防，站岗放哨，严密监视敌人动向。教他们读书识字，开展文娱活动。更主要的是与他们一起劳动，砍柴、挖蕃薯、拔萝卜、积肥，无所不干。天亮下地，日落而归，围坐炕头吃红薯。没想到打败日本鬼子，又被国民党逼到深山老林，隐蔽在群众中“打埋伏”。
群众待我们象一家人，天天生活在一起，有什么家庭纠纷也找我们叙说、商量。为了让我们吃得好一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几十里外的海边小镇用红薯换些咸鱼来改善生活。
在这段危险而艰难的日子里，我经受住考验，表现积极勇敢，危险的工作抢着干，不怕苦不怕累。常常在急行军后大家累倒了，我能主动地为大家打饭打洗脚水，为老乡挑水、扫地，经常受表扬。这时，我提出了入党要求，班长李二虎是一名安徽籍新四军老战士，他和党小组一致同意吸收我入党，并提交到支委会，经研究认为：表现够条件，但年龄不够，继续教育培养。就这样拖至以后才解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危急关头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一九四七年冬，我山东军民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重点进攻。除了几个大城市，广大解放区又联成一片。我们也告别了海阳山区老乡，结束了三个月的“隐居”生活，开始了又一次长途跋涉，由胶东经渤海湾到黄河北惠民地区——山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渤海湾是滩涂地带，人烟稀少，长满芦苇，成片的盐碱地不长庄嫁，加上连年战争，盗匪猖獗，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多以草子充饥。我们每到一处总要抽点粮食救济饥饿的群众。而且正值寒冬腊月，千里冰封，路面与水冻在一起，成为一片冰川，滑得很。开始走几步就要摔倒，有的摔得鼻青脸肿，走路一拐一拐的。好在年轻，摔倒再爬起来，经过慢慢锻炼，大家都能走溜滑的冰路了。而我小时候在家学会滑冰，所以很少摔倒，更不会受伤，这说明小时候多学点运动技能是有好处的。冒着风雪，走了一个月抵达渤海区平原。这里土地是黄土，路是黄土路，房子也是黄泥坯砌的，看不到一块石头、一座山，刚从山区来，真是反差太大了。这里青年妇女大都是小脚，十八岁闺女嫁八岁郎，大媳妇小丈夫很普遍，这与开明能干顶半边天的胶东妇女反差更大。
惠民地区土地尚肥沃，生活水平不算太低，但思想较封建、落后。
因为是山东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机关部队很集中，又因为粉碎了敌人重点进攻，我军转入反攻，胜利的喜悦传遍大地，每晚都有文工团演出，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一有集会，歌声此起彼伏自发地互相竞赛，谁唱得好，谁光荣，啦啦队就为其喝彩。哪个单位唱的差或唱砸了，就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所以唱起歌来争先恐后，非常热闹。这时，部队又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写自传，作检查，发扬民主，向领导提意见，就这样又学习整顿了二个月。
一九四八年春，我被分配到山东军区司令部情报部，从事电台工作，成了党的耳目。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我们就是做“知彼”的工作。对敌情知得越多越准，我们的胜利就越大。从此听不到枪炮声了，但无形战线的斗争开始了。前线战事越激烈，我们的工作越紧张，夜以继日，高度集中，一丝不苟，绞尽脑汁，获取敌人准确情报。有时，两眼熬得通红，神经象一根拉紧的弦，丝毫不敢松懈，常年处在这种高度紧张状态。只有部队取得胜利，被监控的敌台消逝了，我们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心中才得到莫大喜悦和慰藉。
一九四八年，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后，开始大反攻，山东许多中小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队只能龟缩在几个大城市，由重点进攻变成了重点防守。我部也跟随着前方的胜利，渡过黄河向南推进，进驻鲁中地区。刚被敌人蹂躏过的农村极度贫困，因家破人亡而讨饭的妇女、儿童比比皆是，人心惶惶，对我军也是敬而远之，唯恐国民党军队再回来受到报复。凄惨情景，令人心酸。这时我们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准备打潍县。只能在余暇时对驻地群众进行安抚，再三讲明我军已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不会再回来了。加上我们和气亲切、秋毫无犯，甚至对贫困户进行些救济，这样群众才慢慢安下心来，脸上有了喜悦，对我们也亲近起来，与房东也就亲如一家。
就在这时，我突然遇到一位亲戚告诉我：“你母亲被国民党还乡团残酷地杀害了。”当时我如雷轰顶，不相信这是事实。但老乡是很严肃、很认真地告诉的，我心中悲伤、愤怒交织在一起，心如刀绞。傍晚，我跑到村头，面向家乡，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向母亲致哀。我泪流满面，攥紧拳头，面向旷野哭喊着：“娘，我一定要报仇！”夜里常被恶梦惊醒，又常梦见母亲带着小妹妹逃回来，相抱而哭。醒来满面流泪，以至很多年我常做母亲又回来的梦。也希望出现奇迹，母亲并没有死（因为母亲的尸体未寻着）。杀母之恨，丧母之痛，是切肤之痛，是令人痛不欲生的，我活至今七十余年，再没有比失母、丧父更痛苦的事了。尤其母亲死得那么惨，那么悲壮。每当想起就万分悲痛，做为一个儿子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内疚之感，常压心头，这种自责的痛苦将伴随一生。
我的情绪很长时间平静不下来，我向领导提出要上前线亲手杀敌。领导再三对我做思想工作，领导说，你现在的工作比亲手杀敌更重要，母亲的仇是阶级仇，只有集中精力干好工作，为胜利多作贡献，才对得起母亲。加之战事紧张，情绪才逐步稳定下来。
潍县是胶济线上较大的城市，敌人虽有重兵把守，但终被我军攻克。军区首长为奖励我们出色的工作，特送来缴获的红大米慰劳。我第一次吃到红大米饭就红烧肉，而且是战利品，真是美极了，一直难以忘怀。
接着，我们又投入解放济南的紧张工作。“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全省军民一起动员，为拔除敌人在山东最大的据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南而努力。我们没有去济南，但济南王耀武的情况我们很清楚，为攻城部队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打下济南，也活捉了王耀武，并用大车送到陈毅司令员那里。至此，敌军兵败如山倒。很快又解放了兖州、滕县等地，山东全省解放了。
敌人退至徐州一带，准备与我军决战。国民党集中了美式装备的八十万人马，蒋介石指派他认为最能干、最年轻的将领杜聿明为统帅。我军则以第二、第三野战军主力约六十万人马，装备则以小米加步枪及炸药包，另有山东百万民工，以手推车、挑子组成支援大军。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前委，邓小平任书记。两军在淮海地区展开决战，称为“淮海战役”。从兵力和装备上看，国民党占明显优势，我军则士气高昂，有广大人民支持。
为更好的侦察敌人电台，及时掌握敌情，我部前进至山东南部滕县。而这里人民生活更为凄惨，群众无粮吃，连能吃的树皮都吃光了，卖儿卖女，饿病而死，到处可见，敌人罪行令人发指。
淮海战役空前激烈，而且时间长，我们虽未在前线与敌厮杀，但工作十分紧张，常在电台上听到敌人惊恐的喊叫声和绝望的求救声，犹如身临其境。敌台一个个消逝了，敌军也一个个被我消灭，最后敌指挥部电台也停了。敌军最高指挥官杜聿明也被我军活捉。我军以少胜多，创造了战争奇迹。象秋风扫落叶，接着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军赶到了长江以南，我军完全控制了长江以北半壁江山。毛主席、党中央又发出“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部队展开渡江训练和准备，我部也为渡江展开新的侦察任务。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军发动“渡江战役”，一夜之间冲破长江天险，很快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敌人溃不成军，我军一路向南追击，我部也进至丹阳乡下驻扎。这里刚解放，群众对解放军很亲切，因受战争影响较小，又是江南水乡，人民生活比较好，但也以吃大米稀饭、蚕豆为主。妇女很能吃苦，田间劳动，多为妇女干，男人多在外经商或打工。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正式随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进驻南京。
刚解放的南京一片欢腾，天天有工人、学生庆祝解放的游行活动，而玄武湖则每晚有游园晚会，各个文艺团体轮流表演，慰问解放军和市民。市中心新街口排列着几十门被缴获的美式大炮，供市民参观。我们由农村第一次进到大城市，真是眼花缭乱，看到了高楼大厦，繁华商店，灯红酒绿，摩登男女，也看到了混乱的自由市场。兑换黄金、银元的黄牛，到处可见。我也受影响，在地摊上买了双旧皮鞋，穿着神气了三天，三天后，擦干净再穿时，发现外面是一层油泥，洗后皮子就裂开不能穿了，曾当作笑话被人取笑。这是我进城第一次受骗。
一九五O年春，奉命去福建前线，准备打台湾。由南京乘火车至金华，过杭州后乘客越来越少，战争痕迹明显。再换汽车过武夷山，盘山公路弯弯曲曲，一边是茂密森林，青青翠翠，叠峦峰嶂；一边是悬崖峭壁，百丈深渊，车如行在云端，腾云驾雾，飘飘如仙。在南平换机船沿闽江顺水而下，江水碧青，两岸绿树成林，美丽的亚热带风光十分迷人。
到驻地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为打台湾做准备。当时福建刚解放，生活条件差，住农村木板房，天天吃冬瓜汤。尤其匪特猖獗，有的二、三百人一伙，有轻、重机枪，到处袭扰，所以我们还得时刻防土匪侵袭，比较紧张。后经部队清剿，才有所好转。
就在这时，朝鲜战争发生了，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开始抗美援朝，打台湾计划就拖延下来，形成对峙局面。台湾国民党军队借此机会，大力整军，加快修筑防御工事。在抗美援朝期间，福建前线也由攻击准备变为加强防守，以防美蒋军借机入侵。这期间我们对台湾金、马岛及沿海敌占岛屿仍严密监控，丝毫没有放松。工作仍十分繁忙，与外界不能接触，纪律严格。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后，我部奉命到杭州郊区建立基地，任务是监控沿海敌占岛屿的敌军电台，掌握敌人的动向。
深秋，朱德总司令到杭州视察工作，并来我部看望，他巡视了每个工作室。朱总司令中等身材，朴实慈祥，迈着坚实的步子，亲切向大家问好。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鼓掌致意。他从我的面前走过，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中央首长，心情十分激动。尤其荣幸的是，我从杭州买来准备给父亲的二斤龙井茶叶，被借去招待朱总司令一行。朱总司令喝过我买的茶叶是很难得的，也是很幸运的。
一九五三年年底，父亲风尘仆仆背着行李和土产辗转火车、汽车，从泰安来到杭州乡下找到我。父子相见悲喜交集，喜的是经过战争洗礼我们能活下来见面，悲的是母亲不在了，而且永远见不到了。七年未见，父亲又黑又老，但身体还壮实。他是第一个被允许来我部探望子女的。老人和土产，引起年轻同事的极大兴趣（尤其女同志），川流不息的探望，亲切交谈，品尝山东大枣、核桃、山楂，成为当时一大乐事。父亲住在招待所，享受中灶，吃得很好，不长时间就胖了，父亲很满意。很多年后还忘不了那段生活。
之后，单位领导特允许我陪父亲去宁波看望中均大哥一家。我们已八年未见，这次父子三人相聚十分激动，有说不完的话，常常是白天游览，夜晚通宵长谈，心情舒畅，受益匪浅。大哥当时任宁波地委城工部长，为人正直、清廉、严格。出身贫苦的大嫂同在宁波工作。子女尚小，但我们有了第三代，我和父亲都十分高兴。尤其兄嫂热情尽心的照顾，使这次难得的团聚留下难忘的印象。
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在杭州远郊度过紧张而有趣的三年。因为平时工作紧张，环境封闭，领导为调节精神、放松压力，组织了多次西湖游览和联欢活动。这段时间我游览了杭州的山山水水，西湖、灵隐寺、岳飞庙、九溪十八涧等名胜古迹，奇山异洞都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这期间秀林妹放暑假时，也从宁波兄嫂处来看望我。这时她已长得很高，是花季年华的中学生了。看到饱经苦难的妹妹长大，由衷高兴。我记得，为了给她买双皮鞋，兄妹二人去杭州跑了很多商店也没买到合适的。
一九五五年，我离家十年后首次探亲，回到故乡泰安（这也是本单位首次允许一个人单独探亲）。经过多年战乱，故乡仍与以前无大变化，只是觉得什么都变小了。如城中心的双龙池，在家时觉得很大，人来人往不断，大人常常提醒小孩不要掉下去，而现在看，只是一个小水池而已。王母池是小时候游泳的天堂，觉得深而大，可现在看又浅又小，已无法游泳。只是黑龙潭仍深不可测，阴森可怕，令人望而生畏。虽然家乡解放多年，人民生活安定，治安情况良好，可说夜不闭户。但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乡亲多有怨言。我所敬爱的外祖母、母亲都不在了，尤其母亲牺牲得那么惨烈，使我伤心不已。到黄家庄看到年迈的外祖父和大舅父母、六舅母时，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痛哭流涕。我深深思念的外祖母是位慈祥厚道的老人，受人尊敬，在艰苦的战争岁月，积极支持丈夫、子女的正义事业，为此付出巨大悲痛。她深厚的母爱，使我们兄妹永记不忘。六舅母长年孝敬公婆，抚养女儿，辛苦一生，无怨无悔，她善良的品德，我由衷的敬佩。其他大部分长辈，如二大娘、三姑等都还健在，我都一一看望，他们看到我已长大成人，也都很高兴。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看到久别的弟弟和妹妹，而且他们都已长大成熟起来。大家团聚一起，十分难得，令人鼓舞。
这次探亲的另一大收获是认识了老伴孔凡英，泰安颜张人，比我小二岁。她于一九四七年参加解放军文工团，年仅十四岁，解放后保送到山东大学艺术系学习，后来分校到无锡艺专声乐系学习，因声带疾病而退学，分配至泰安文化馆工作。这时父亲也在文化馆工作，由父亲介绍而相识。可能因经历相同的关系，我们一见如故，有共同语言。也可能有缘分，很快由相识而热恋，以军人的速度把关系定了下来，还举行了订亲仪式，宴请了文化馆馆长和双方亲属。从此双方书信往来，颇有点先订婚后恋爱的味道。巧的是这时中揩弟与聪慧的弟媳米静茹也在热恋中，双双对对可谓双喜临门。
一九五六年，我已从事电台工作十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巩固政权阶段。党组织一直教育我们要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要安心于默默无闻又重要的党的耳目工作，要做无名英雄。我当然不是什么无名英雄，只是党的无形战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作者。
就在这一年，军委决定允许我部一部分年龄渐大、工作时间长的电台工作者改行到部队其他单位工作，并要求“永远保守党的机密”。据说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元帅时，这也算是一大罪状，说是错误的决定，给党的情报工作造成损失。我认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任何事物都需要新陈代谢，新形势需要更高文化层次的人从事这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