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夏，我由华东军区三局调到华东军区工程兵部，到上海报到。这个部主要负责工程兵部队及海防前线防御工事的构筑和挖坑道。这是一个新扩建单位，管理较松散，我报到了一个月无人问津。天天逛马路、看电影，饱览中国第一大都市的繁华景象，悠哉悠哉，好不快活，就象刚出笼的小鸟那样自由自在。可是，我很快就厌倦了这种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喧哗吵杂的都市生活，开始思索今后的生活和发展。首先觉得自己尚年轻，在这样舒适、繁华的环境中，能管好自己、能得到锻炼吗？答案是，在上海太舒适，得不到锻炼，长期下去可能受到不好方面的影响，所以应当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发展。到前线去，这是我自己早就向往的，因此就向干部部门提出到最艰苦的第一线去。管干部工作的同志喜出望外，有这么一个傻小子，自己主动提出不留在上海（当时很多人不愿离开上海），要到第一线去，真是好极了！他情不自禁地夸奖了我一番，很快就任命我为施工计划股长，去舟山大巨岛工作。
这个岛的外面就是公海，所以这里就应是华东军区前线了。舟山群岛地处东海，由上海至浙江沿海千余个岛屿组成，大的岛屿有嵊泗（列岛）、岱山、定海、普陀、六横、桃花等，象一条索链护围着祖国东南沿海，扼守着杭州湾及长江口，是一军事要地。自二十二军攻克舟山群岛后一直驻守在这里，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山东部队，后改为舟嵊要塞。
我自上海起程，行李不多，却带了一大箱书。经宁波时，看望了中均兄嫂一家，受到热情接待，特别在饭店吃了宁波名菜——糖醋大黄鱼，名不虚传，味道极好，至今怀念。接着乘船去定海，我第一次乘船在海中航行．一路风平浪静，神清气爽，十分惬意。定海是舟山最大的岛屿，是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军部就设在这里，军长是老红军张秀龙将军。
所谓中心只不过是个小城镇而已，一天就游遍了，所以办好有关手续就接着上路去岱山。这次乘的船又小了些，海浪也大了些，好在二个小时就到。住在码头小镇一家小旅馆中，到处迷漫着鱼腥味，使人很不舒服。乘军用卡车，约二十分钟就到了一个山岙中的兵营——师部所在地。师长夏天泰大校，泰安东关人，是老乡。也看到了原单位同行现分配在岱山搞施工设计工作的冯华兄，以后成了连襟。因风大在岱山等了几天，待天气预报风力六级时，机帆船船老大才同意开船。
这是一艘既能捕鱼又兼运输的小船，这次我们要横渡岱巨洋。开始我站在船头，迎风破浪，颇有军人气概，可是随着小船不断前进，风浪渐大，颠簸越来越厉害，海浪不时冲上船身，衣服也被打湿了。有时巨浪把小船高高抛起，又狠狠地摔入深谷，有时巨浪高过船身向小船猛压下来，眼看小船被吞没，乘客也将沉人大海。这时有人不停地呕吐，有的妇女在哭泣，我也闭目等待着厄运。不一会儿，只听着小船在呻吟着，摇摇摆摆地歪斜着，从深谷中艰难地爬上海面。这时，我回头看到船老大紫黑色的脸膛，严肃而紧张地凝视着前方，面对狂风巨浪和惊险岿然不动，沉着地操纵着船舵，灵巧地躲避巨浪的冲击。我从船老大坚毅的脸上得到慰藉，心情由紧张而放松了些。而这时，肺腑内也开始翻江倒海，难受异常，再也控制不住，大口大口地呕吐。饭全部吐光，再吐苦水，要把五脏六肺吐出来才罢休，真是生不如死。我痛苦无力地躺在甲板上，任凭身子随着船体摆动而滚来滚去。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大海风浪的厉害和晕船的滋味。在以后十余年的守岛生涯中，无数次碰到这样的情景，只不过经历多了，紧张心情和晕船感觉略有好转而已。当船摇摆得轻了，速度慢了，也靠岸了。我无力地站起来，吃力地拿起行李，当脚踏上土地后，似乎精神为之一振，难受的滋味在消失，身上的力气也在恢复。
大巨岛东西长十余公里，宽七、八公里，四周高山峻岭，中间是一个狭长的谷地，可以从事农业——种菜、种稻，但多数岛民仍以捕鱼为生，岛上人口约三万人。此岛由一九二团驻守，团长、政委都是“三八式”老同志，连以上干部都是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大都是山东人。所以当我从山脚下的小码头（所谓码头，仅能停一条机帆船）乘军用卡车，艰难地爬过大山到达团部时，受到团领导的欢迎，甚感亲切，在车上那种流落荒岛的感觉也减轻了许多。
这里一切都很简朴，部队大部分住民房，只有最前沿无人住的地方才盖几间营房供连队住。团部也只有少量营房，集体办公、集体住宿，食堂则是二间草房。而一些随军家属住的宿舍则是由竹子和稻草盖起来的一排草房，而且老鼠成群。这与南京、上海所处的环境反差太大，判若两个世界。
我上任的第一堂课，是随着老的施工人员爬山勘查地形，确定工事位置，最后由上级领导复查决定方能施工。日出而出，日落而归，出门就爬山，翻山越岭，面对大海，悬崖峭壁，危险万分，稍有不慎滑落下去，轻则重伤，重则粉身碎骨或被大海吞没。为选择防守最佳位置以更好地消灭敌人，不惜冒着危险，爬来爬去，反复勘查。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就喝冷开水。滚爬一天下来，精疲力尽，腰痛腿酸，脚上起泡，一走路如针刺心，疼痛难忍。这时在想，这不是又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了吗？简直比我在战争时期的工作更劳累，对我这个长年坐办公室的人来说，又面临新的考验。也曾后悔不该离开繁华的上海来到这小岛上受苦，但看到很多老同志常年守岛以苦为荣，毫无怨言，我被感动了，很快安下心来，适应了海岛生活。到连队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构筑工事，挖坑道。
当时机械很少，多为手工，用锤、钎和炸药挖掘坑道。有时我和战士同挥十二磅大锤，连续工作十二小时，斗志十分高昂，一个目标就是修筑地下长城，保卫祖国安全。就这样工作了好几年，挖掘了无数条防原子弹的坑道，打穿了许多大山，足可以供军队、群众战时所用，真正成为地下长城，发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作用。为此我们部队也付出沉重代价：施工不仅艰难，而且危险，如塌方、爆破等，稍有不慎，即会酿成事故。参加施工的干部、战士以超常人的艰苦劳动，无畏的精神面对危险，他们象打仗时一样，不怕苦、不怕死，而且生活条件很差，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在紧张的施工中，许多人受伤致残，甚至献出年青的生命，永远埋葬在海岛。他们无私的奉献，永远值得后人纪念。我有时想，若干年后这些东南沿海的地下长城将会成为古迹，与北方的古长城相媲美，当人们参观时，定会叹服先人们是多么勤劳勇敢。为保卫国家，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简单工具，挖空大山，建筑了地下长城。
一九五八年，我团扩大为师级单位，成为大巨守备区，司令、政委都是老红军。我也奉命调到政治部做组织工作，从此开始了政治思想工作生涯。从团到师至军政治部，职务从干事、股长、科长至团职政委。年年是紧张的施工、训练、看地形、军事演习，去驻守在最荒凉、最艰苦的前沿小岛的连队蹲点。有的小岛方圆一里，只有一个山头，四面环海，除了军人无人居住，缺水缺菜，每次去帮助工作或检查战备都必须带着淡水和蔬菜。有时遇到大风，时间一长就只能吃米饭就咸盐，喝酱油汤。因面对公海国际航道，地方重要，再苦也要坚守。有的战士从入伍到退伍连续五年没有离开过小岛，他们以苦为荣，以岛为家，令人佩服。这里岛虽小，但配有大炮，每个战士有二套轻重武器，可说“武装到牙齿”。面对大海虎视眈眈，一刻不松，常年处在战备状态。通俗地说，就是随时准备打仗，可谓国家忠实卫士。我有时坐在山头，看到来往的外国大轮船，心想，何时我也能坐上这样大的船去外面世界看看呢？没想到几年以后这梦想竟成了现实。
这段时期我的直接领导李志保、孙伯啟（战斗英雄）两位抗日时期的老同志，对我帮助很大。在工作中他们对我既能严格要求又像兄弟一样关心爱护。使我政治思想水平、工作能力都有较快提高，顺利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炼。对他们的情谊我一直念念不忘。
我刚到大巨岛不久，凡英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从泰安到浙江海防前线的大巨岛来，俩人准备结婚。一九五七年初，我们在岛上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团长、政委为主婚人，团部机关大部分同志都来了，济济一堂，我们仅以糖果、花生、香烟招待。婚礼是军人式的，场面热烈，尤其震惊四座的是凡英的歌声，一曲“五哥放羊”轰动全场，叫好声、鼓掌声震耳欲聋，一曲接一曲，欲罢不能，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入洞房。所谓洞房是借了附近农民的半间草房，另一半间则是放农具、柴禾用的，草房透风撒气，破烂不堪。没想到解放多年还在这样环境中结婚，好在凡英对这些都不计较。床上铺的盖的都是从上海买来的，房内也用报纸裱糊一新，贴上两幅年画，看起来还象个新房。最主要是新婚之夜，喜气洋洋，物质条件都丢在脑后了。第二天天公作美，天晴风和，阳光明媚，我俩欢乐地爬山、漫步沙滩，尽情浏览了海岛风光。
凡英在婚礼上的歌声很快传扬出去，有关部门组织了以她为主的春节慰问演出，为部队和当地群众进行了多次表演。她的歌声响遍了海岛，对守岛部队枯燥生活起到很好的鼓舞和调节作用。凡英的名声大振，无人不晓，大家都知道团部来了个会唱歌的解放军家属。许多年后，当地驻军和群众还常在我面前说起她，称赞她。此后凡英经大哥帮忙调至浙江奉化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师。在这个远离家乡政治情况复杂的学校中，她是较年轻的老师之一，度过了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风暴，也度过了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在我休假时，还帮助她挖一种野树根，以充作口粮，此间，还听到当地群众对党的怨言。在这里也生下了我们第一个儿子乔洪。那是一九五八年五月，而当时我人在海岛，未能来照顾他们，在无一亲人在场的情况下，凡英和保姆度过了困难的产期，对此，我深为内疚。
一九六一年我奉命调舟嵊要塞政治部工作，来到了舟山最大的岛屿——定海。凡英也由奉化师范调到舟山师范工作，仍当音乐教师。至此，我们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
一九六二年四月，我们在定海添了一个女儿乔波，她长得白白胖胖，很是可爱。这时台湾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蠢蠢欲动，形势紧张，海防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战争气氛浓烈。我被派往嵊泗列岛检查战备情况，当我到达前沿阵地时，就感觉到紧张的战斗气息。战士枪不离身，大炮昂首对着大海，炮弹擦得锃亮，随时准备战斗。也有少数人思想麻痹，认为这个仗打不起来，蒋介石不敢来，就是来了也没好果子吃。虽然我天天向战士灌输这个仗一定会打、一定要作好准备的思想，但自己的思想深处也存有怀疑，因为我知道当时台湾兵力包括后勤在内总共五十余万人，留下看家的，只能出动二、三十万人，而当时我军在舟山群岛的兵力已有几万人，民兵也有几万人，我们有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海岛的地势又易守难攻，敌人来了能耗得起吗，还能反攻大陆吗？也有个别战士害怕打仗，敌人的影子还未看到，就先开枪自伤，想以此来逃避打仗。我在前沿岛屿连队的紧张气氛中忙活了几个月，蒋介石始终没敢轻举妄动，他只是趁大陆的经济困难制造紧张局势而已。
一九六三年，国家度过了经济困难时期，杭州开始吃饭不要粮票了，物品供应丰富，人心稳定。十一月凡英生下第三个孩子乔涌，我正好去北方出差，又未能照顾，只好发电报安慰。
一九六四年，又开始了“四清”运动，我参加了“四清”工作团，再一次深入农渔村（半耕半渔），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整顿基层组织。我觉得当时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能为群众办实事的。当我们深入到深山野岙中的村庄，发现多数群众与世隔绝，生活贫困，衣不蔽体，在山中以种蕃薯为生。解放十多年了，我深为他们的贫穷而震惊和忧虑，除了对他们进行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后日子会好”的教育外，实际帮助很少。
谁知，“四清”运动尚未搞完，群众生活尚未改善，毛主席又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开始的大辩论发展到武斗，地方党政领导被打倒、挨斗，公检法被砸烂。群众分成几派，占山为王，都说自己是真正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互相攻击，大动干戈，不生产，不工作，坐吃山空，为非作歹。他们甚至冲击部队，抢枪夺炮，扩充势力打派仗，无辜群众受害甚至丧命。
当时，我负责定海城周围十个连（单位）的思想工作。根据上级指示，防止部队陷入派性。要做到受冲击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能开枪，为此费尽口舌，甚至受到战士的围攻。只有耐心说服教育，才使我负责的部队在派性大发、武斗激烈时，保持了稳定。
有一次，我奉命去一造反派处进行停止武斗的说服工作，一走进他们所谓的指挥部，阴森森、杀气腾腾，两排人有的腰掖短枪，有的手持明晃晃匕首，有的手握棍棒冷眉横眼，象凶神恶煞一样。他们的“头头”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面如冰霜，我当时想，这不是到了“威虎山”了吗？一个个都象八大金钢，上面坐着“座山雕”。想到这里就想笑，可是一看两边的匕首和棍棒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身在险境，稍有不慎就会惹出麻烦。但我坚定了一个信念，这伙人不是“革命造反派”，是“土匪”，说服没用，只有清除。果然不出所料，这些人蛮横无理，唯我独尊，信仰“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要用武力掌权，我只好告退。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与造反派面对面的一次接触，印象深刻。
一九六九年九月底，毛主席决定接见全军团以上干部，我也被选上。南京军区干部乘一专列去北京，被安排在解放军后勤学院。先参加国庆观礼，这时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都戒备森严，十步一哨，完全保卫起来，与国庆十周年时那种轻松欢愉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时，我第一次到北京，游人可以到人民大会堂门前摸一摸柱子，我也好奇地在大会堂门前张望了很久，无人管，而现在不行了。观礼组织得很严密，几个人一班乘那辆车都事先编排好，不能有任何差错。尽管有不少人在挨斗、请罪，但广大群众仍欢乐地庆祝国庆，忠心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国庆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毛主席，他神采奕奕地向大家招手，林彪手捧语录书紧跟其后，再后面是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我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当我们看到陈毅、聂荣臻元帅等共和国元勋穿着宽大的旧军衣，面色憔悴，默默地站在一边时，心情就沉重了。当看到江青扭捏作态在台上也跟着毛主席后边走时，心里反感了。大地质学家李四光受到殊荣，毛主席拉着他的手，绕台走了一圈，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接见后，大家喜气洋洋，但一想到老帅们沉重的样子，看到一些老同志的遭遇，喜中又有忧伤。
正准备离京回去时，又接到通知，全体被接见人员留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始学习、讨论文件，批判有错误的同志。再就是绣毛主席像，从早到晚人人都成了刺绣工。这期间，也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刚建成的首都万人体育馆。并在体育馆听了十二中全会的实况录音，听到毛主席、周总理讲话，也听到林彪关于“政变”问题杀气腾腾的报告。每次开大会都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主持。此外，还看了《红灯记》、《白毛女》等样板戏。随后，又先后受到毛主席的二次接见，其中一次就是在首都体育馆。
在这以后，管理方面就放松了，允许外出探亲访友，星期日可以出去游览。借此机会又重游了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和天坛等北京名胜古迹，还多次看望在北京工作的秀林妹和年轻能干的妹夫刘景海。此时妹妹也生下了一个孩子（儿子刘彤），父亲带着侄子乔潜从泰安来北京看望，我们又一同游览北京，吃了北京名菜，父亲较满意。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团聚是很难得的。
就这样，因毛主席接见和参加学习班，在北京待了将近一年时间。虽然生活很好，每天鱼肉不断，甚至从南方运来蔬菜供应我们，但大家仍很想家，有的说，回家喝稀饭也比这里强。我们终于盼到中央办的学习班结束，离京回到海岛见到亲人，倍感高兴，这时体会到与亲人团聚比什么都好。
一九七一年，我奉命支左到定海县负责公检法维持一方治安。当时派性还未消除，坏人趁机作乱，社会不稳定，群众受害，怨声载道。我上任后大胆起用原公检法人员，发挥他们的作用，又发动群众刮了几次“红色风暴”（所谓“红色风暴”，就是对旅馆、码头、车站等公共场所进行大检查），抓了一些为害地方的坏分子，起到威慑作用，虽说这个做法带有“左”的色彩，但确也起到打击坏人、保护群众的作用。在二年的公安工作中，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理各种案件，还侦破处决了一个在上海工作，喜新厌旧，回乡杀害老婆的罪犯。并在保护地方上老干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总体上没有出现大的差错，在我离任回部队后，得到的评价是好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生了小女儿乔汶。她性格温和、天真活泼，都很喜欢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