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日（农历癸亥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山东省泰安城里西太尉街。
童年
一九三一年，我在泰安通天街小学读书，一九三五年在泰安职业补习学校读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暴发抗日战争。当时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东北、平津流亡学生来泰城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演唱“放下你的鞭子”等歌曲，演出“扬州十日记”等话剧。泰安相继成立了抗日后援会，由马馥堂、赵笃生领导，在民众教育馆活动。我也参加了这一组织，积极活动，听讲“扬州十日记”、“顾阿毛”等故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学唱《打回老家去》、《三部流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并参加演话剧等活动。这时期，在我心中萌发了抗日救国的思想。一九三七年冬，敌机轰炸泰城，全家搬居黄家庄我外祖父家。这时，四舅江滨从徂徕山回来，向我们讲述共产党领导徂徕山起义、组成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打游击“团结抗日、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的情况，我们听了很是兴奋、激动。不久，表兄江树森离家参加八路军四支队去了，这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精忠报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也鼓舞着我挺而走险，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有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在我要求下，又得到母亲的支持和父亲、外祖父母等人的同意，就在那年（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由三舅江衍坤送我去参加八路军。离别前，父亲给我一元银币及仁丹万金油防暑药品等，他们叮嘱：“要抗战到底，有机会常回家看看”等语，父母的深情现在记忆犹新。途中，因前面发生战斗不能前往，又返回黄家庄。后来才知道那天的战斗是“油房伏击战”——泰安日军七十余人去山口搞所谓的“宣抚”活动，我县独立营副营长马子刚奉命带二连在油房村伏击，打死打伤敌人数人，战斗中，马子刚和战士王维忠牺牲，还有二人负伤。过了几天，三舅江衍坤又送我前往，在上下港一带找到了八路军泰安办事处（中共泰安县委），从此，我参加了革命。
县委书记夏辅仁同志接见并和我谈了话，住了几天，由一位善同志送我到沂水岸堤村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到了干校，一切感到新鲜，象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穿上了军装，左臂佩戴有“八路”字样的臂章，背上小马枪，非常英武自豪，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八路。
干校的校长是孙陶林，校内有政治队、军事队、民运队，约计有六百多人。学校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纪律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校歌的歌词是“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我学会了唱《八路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歌》等抗日革命歌曲。因为军事队的学习时间比较长，我想多学些作战本领，所以要求参加了军事队。军事队约一百多人，队长是杨兴（解放后曾任浙江军区或杭州军分区参谋长），指导员是罗文华同志（解放后在南海舰队司令部负责），在该队的有钱振东、王敏、刘林、杨子荣、黄震、杨松泉、董五星等，我被编入第四排。在军事队，学习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等课程，还有红军革命传统的教育。我非常用功，如饥似渴地抓紧时间学习，求马列主义、抗日救国、共产主义革命知识。那时，除了课堂上课外，还要在操扬进行军事操练和野外战斗演习，生活紧张而有规律。不久，在干校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十月份，又由杨松泉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在校内西南角炮楼举行，举行仪式时，我与董五星（后改名董政）编在一组。干校的生活很是艰苦，主食是吃小米饭、地瓜煎饼，菜是大白菜、萝卜、豆腐等。因是冬季，每天早上排着队到村南沂河边砸破结冰的河水洗脸、刷牙，生活虽苦，但心情却是兴奋愉快。那时我已坚信自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不怕前进道路上有千难万险，前途是光明的，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就是为革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通过三个月的学习，有了初步的阶级觉悟，接受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人生观，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心和抗战到底、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我在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毕业，由山东纵队政治部（驻沂水王庄）分配到八路军民运工作团工作。开始派到沂水县崔家峪乡，在党内任乡支部宣传委员，乡支部书记由武杰担任，组织委员是谢青同志。当时工作是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团。在该乡发动了一次群众性反国民党乡公所贪污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调沂水县四区金星乡任支部书记。
一九四O年五月，到沂水县四区代理组织委员。任职不久，不知何故被鲁中前方司令部保卫科逮捕，逮捕后有二十多天没有对我审讯，待问题查清后释放回县机关工作——后来听说，当时误认为我与肃托案有牵连，问题查清后，发现这是一起冤案。在被捕期间，区委书记刘鼎甫同志曾来看望安慰。回县委机关后，德高望重的县参议长邵德孚同志也来慰问，并对我讲：“真金不怕火炼，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要有忍屈忍怨的精神”。
我接受党的亲切关怀与教育，愉快地接受党分配的新任务，于一九四O年八月间到沂水一区岩峪乡任分队指导员。队长刘某某在八月中秋那夜率领我们乡队配合区中队向黄山铺敌据点进行袭击，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战斗的洗礼。
一九四O年十月，我被调沂水一区任区委宣传委员，该区的区委书记是高复荣。一区一半是根据地，一半是敌占区，我们依托根据地经常深入敌区开展地下工作。寒冬深夜涉水淌过冰冷的沂河，到距沂城三里路的徐家洼党支部，给党员上党课。那时，“皇军自卫团”已为我们掌握，给我们做掩护工作，另外，城子乡沂河对岸的司马乡敌占区也是我们夜间经常活动的天地。一九四一年九月，调鲁中区二地委宣传部任干事。
是年冬，日寇集中五万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采用铁壁合围、步步为营的拉网战术，而我山东领导机关和我军主力，则从岸堤中心腹地转移到外线作战，地委领导机关也化整为零，分散各地，坚持反扫荡的工作。我与宣传部长徐仲林在一区参加了反扫荡的斗争。有一次，我们三人在边缘区的空坟墓中隐藏了一天，当天敌人大军从我们头上越过，我们在夜晚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当时只有徐仲林有一支匣子枪，三人中两人都是赤手空拳，我们都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就与他们拼死在墓地中。夜晚我们走出空坟，吃了晚饭，在山上松林中利用月光观看地图和时间，决定向北穿过沂蒙公路到一、二区的边缘地带活动。我在冰天雪地中与敌人周旋，在施家官庄、东西土沟、梨园圈等地活动。最后，以敌人宣告大扫荡失败而告终。一九四二年一月，调蒙阴县官庄区任区委书记，时间很短，二月份就被调到蒙阴县高都区任区委书记。该区区长是薜琪彬，宣传委员是赵乐周。在此区工作期间，四月下旬到敌区石灰峪（现叫上行庄村）党小组布置反扫荡工作，在返回的途中被捕。被捕后，我被关押在西高都伪据点四个月，面对敌人审问，我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八路军力量强大，当汉奸是死路一条。“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形势，以及我军对伪军起义和优待俘虏的政策等，还给看守我的伪军唱抗战歌曲，进行爱国宣传，有些伪军暗暗向我表示反正归来的愿望，后来有一名伪军赵继祥携械投诚我军。敌人对我严刑拷打，软硬兼施，我坚贞不屈、誓不投降，保守了党的秘密，使地下组织未受任何损失，保卫了党的利益。党派人对我进行了营救，乘谈判期间和敌南北围子伪军发生武装冲突内讧之机，我终于在八月初，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以牺牲的决心越狱成功，胜利归来。我与县委书记王耕之、组织部长段春三和宣传部长刘亚利等同志会了面，他们对我亲切慰问和谈心。经县委、地委三个月的考察，地委组织部长潘维舟同志找我谈话，由地委恢复了我的党籍，并又一次受到民运部长邵德孚同志的安慰。此间，地委书记王涛同志也曾过问了我的情况。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组织分配我到蒙阴县坦埠区任区委书记。这个区是山区，北面安平崮为国民党顽军占据，时常受到他们的骚扰，南面横贯沂蒙公路，是敌人对我根据地扫荡的必经之路。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之久，主要是建设发展党的工作，贯彻山东分局的“五四”指标，开始“双减增资”群众运动（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斗争了坦埠最大的恶霸地主公巍东，壮大民兵组织，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劳武结合，巩固建设解放区，并掀起群众性支前、拥军、参军高潮。
在抗日战争期间，生活极其艰苦，没有固定住所，吃地瓜和掺上谷糠的高梁煎饼为主食。在一九四二年最困难的时候吃糠、野菜、花生饼（榨去油后的渣滓），天天吃黄豆很难下咽。那时中央提出“实行一元化领导，顽强坚持斗争，渡过黎明前的黑暗”。我们扎根在群众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同生死、共命运，受到群众的保护和爱戴，真是鱼水之情。我就这样长大成人，成了二十三岁的青年。
一九四四年一月，根据上级指示，开展军事、政治斗争，迅速扩大根据地，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一九四四年夏，我军分区部队攻克西高都伪据点，全歼守敌，活捉伪大队长公顺东、伪副大队长陈三考，交县公安局管押，我参加了对罪犯的审讯，因其罪大恶极，由县抗日民主政府对两犯判处死刑，即刻枪决，大快人心。一九四五年，我军展开大反攻。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政府于八月十日发出乞降照会，山东各地的日军纷纷向铁路沿线及大城市集中。国民党当局在日军保护下大量收编伪军，出现了“蒋敌伪合流”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响应毛主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和朱总司令的七道反攻进军令，用武力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山东军区部队分五个前线部队向敌人展开大反攻，鲁中部队被编为第一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蒙阴县城解放。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政府正式签定投降书，抗日战争结束，至此，我们取得了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欢呼，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经过七年之久，我从蒙阴坦埠区出发，骑着自行车第一次回泰安黄家庄探望父母。还看望了慈祥的外祖父母和亲友。那时我军包围了泰城，有一次，我因事要去火车站新四军防地的泰城办事处，用自行车带着三弟中堦（十二岁）一起前往。泰城办事处负责人范立中同志接见了我们，并请我们吃了晚饭。晚上一起观看话剧《三坛血》的演出，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更加认识到敌人的残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我们还去了我军阵地，在那儿遥望到城里生我养我的家，是何等的高兴啊！
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的支持下，一面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中国人民，另一面加紧发动内战。为了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争取和平民主，党中央以革命的两手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冬，我调到大崮区任区委书记，主要是建设解放区，开展“反奸诉苦反霸清算”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发展生产、动员参军，进行反对内战的斗争。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我军向日军授降，为迎接解放区发展经济建设作准备。
一九四六年经国共双方谈判，于一月十日正式签订国共停战协定，规定停战令于十三日午夜生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于十三日24时前停止与敌方一切冲突。
一九四六年春，我去鲁中区党委干训班（是为准备解放新城市举办的）学习。不久，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六月撕毁《双十协定》，破坏停战规定，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学习在紧张形势中结束，我被调到一地委宣传部任教育科副科长，此间也曾到泰安栗林区邱家店帮助土改、动员参军等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泰城第一次被我军解放，大致情况回忆如下：
原驻津浦铁路中段的日军华北派遣军第十三师团管辖的津浦中段伪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宁春霖等五千人集中在泰城等候国民党整编，拒绝我军授降。我军发动了解放泰城的战役，攻克泰城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旅——原新四军苏浙第二纵队和坚持浙东四明山区的第三十五支队，在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奉命北撤到苏北连水一带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旅（该旅一九四六年五月间驻扎在山东泰安县周围省庄、十里河、赵庄等一些村庄，对泰城的敌军形成包围之势，敦促敌军交械投降。在敌军拒不投降情况下，该旅在纵队司令员叶飞和旅长何克希的指挥下，对泰城敌军发起进攻）——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开始攻打泰城，消灭了伪和平军第二方面军三千余人，伪副司令宁春霖率残部千余人从泰城北门突围，翻越泰山逃往济南。六月九日，泰城第一次宣告解放。
这时我回家一次，看到二伯母等还健在，因战争洗劫，我家的房屋大部倒塌，残垣断壁，很是凄凉。
泰城第一次解放后，一地委金韬同志率领我们工作队帮助贯彻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土地问题的指示》，在泰城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然后由地、县、区联合组成工作队，在旧县实行土改试点。此时，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祝阳开展工作，进行土地改革，动员积极参军，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根据党中央《五四》精神，开展了土地改革并掀起了生产自救，保家保田、参军支前的热潮。
为保卫解放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地委成立了支前司令部，专员刘舜卿任司令员，李元荣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宣传科长，全力进行支援前线的工作，支援莱芜战役。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莱芜战役取得胜利。之后，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向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所辖七十二、七十五、八十三，三个整编师和第五军十万多人，沿津浦路东侧的费县、泗水、新泰、莱芜、泰安等地进攻。国民党第二兵团整编第七十二师二万五千余人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份占领泰安。我华东野战军于六月二十二日深夜对泰城守敌发起进攻，经过整整三昼夜激战，于六月二十五日晨攻克泰城，全歼国民党整编七十二师二万五千余人，活捉师长杨文泉，宣告泰城第二次解放。
一九四七年秋，泰安县土改复查，一地委组织部长刘子正同志率领翟盛亭、王克明、孟庆云、戴子彬、申敬圣和我等同志组成支援泰安土改复查工作队。我在栗林区邱家店工作，母亲曾到李家庄看我，会面只有半天时间，她饱经风霜和战争的煎熬，她慈爱的心和坚毅刚强的性格及言行又一次深深印在我的心中，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诀别。
一九四七年十月，在泰安下港区李官庄参加县区干部三查三整会议，会议历时半个月，由县委书记张格心主持。会议期间由王少云同志介绍与傅洁同志建立了恋爱关系．会后我们又分开两地。我同张格心、刘刚、杨仲起、孙明等同志调至华东局党校学习；傅洁因敌人重点进攻鲁中地区而转移，北渡黄河到渤海地区。
一九四七年在华东局党校学习，主要内容是总结山东土改的经验教训，纠正黎玉富农路线和土改后期的错误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错误。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阶级观点、立场及土改政策，在诸城一带学习三个月结束。这年冬天大雪纷飞，下了很久。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泰城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又被国民党占领。地主武装还乡团依靠国民党主力占领泰城至一九四八年五月达九个月之久。我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在大汶口截击消灭了国民党整编八十四师（吴化文部）一个旅，此时盘踞泰城的敌军狼狈逃窜，泰城最后解放。当时泰城约有四千七百余户，二万五千八百余人，其中经商户一千三百四十九户，工人六百二十二户，知识分子二百六十八人，农民一千五百二十三户，有回民二千二百九十七人，烈军属一百五十三户，敌伪组织人员一百一十四人。
我自一九三八年七月参加抗日战争与母亲离别后，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才回家看望、团聚一次。一九四七年我在泰安县栗林区邱家店搞土改时，母亲来看我，是第二次见面，她鼓励我要努力工作，不要挂念家庭，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母子最后的一次见面。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我回黄家庄探亲时，才突然得知母亲的噩耗，她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想想母亲就义时才四十七岁，而且泰城即将解放，实在令人悲痛万分。悲痛、怀念之际，举笔写了《悼亲爱的母亲》一文，全文如下：
悼亲爱的母亲
我的母亲于一九四八年农历四月初五日在泰安南关集市上被匪徒李森林绑架并残遭杀害。
母亲于清光绪二八年农历十月初五日（一九O二年）出生在泰安城东南黄家庄，享年四十七岁。
亲爱的母亲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了。
曾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亲爱的母亲就谆谆教导我们：“你们长大后要好好上学，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个人立志靠自己，不要依赖家庭、父母的财产……”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结束了学生生涯，随着母亲到乡村逃难，过了一年的流浪生活。一九三八年七月间，那年我十六岁，按着母亲的训导和自己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辞别了父母离开家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进行抗日救国事业。以后母亲把二弟中垲、三弟中堦抚养长大，相继送他们也都参加了革命。当时虽有很多人说母亲的心太狠，但也从未动摇她的信念。泰城第一次解放后，母亲当选为妇救会主任，热心教育长期被敌伪统治下的群众，积极认真工作，这是母亲对抗战革命的贡献。
十年如一日，母亲和我们的妹妹在敌伪铁蹄的蹂躏下，受尽了辛酸，盼望着胜利后与自己抗日的儿子们欢聚一堂。但万恶的蒋匪制造内战，将已经解放的故乡泰城从人民的手中夺去，母亲和百姓又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但她没有灰心，坚信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在敌区，她依靠自己劳动生产来维持生活、抚养妹妹，每晚纺线至半夜，一个春天纺线二十多斤。她在匪特的监视下，冒着生死到集市上买卖棉花和成品，并经常与舅母到坡里锄草、上粪，从来没有难过悲伤。她一生勤俭治家，主持正义，诚恳待人，博得了亲邻的钦佩和热爱。
母亲住黄家庄时，常受到伪职人员的恫吓，但她凭着刚毅的意志绝不被敌人吓倒，反而对匪徒们训斥一番，他们会在母亲面前惭愧得发抖。母亲被捕后，直到刑场上、刑审中，她回答匪徒们：“我的儿子当八路不抢人家，不夺人家，你们把我逮来当奶奶吗？”骂不绝口，母亲的生命就这样在匪徒的刺刀下终结了。她死得何等悲惨，死得何等壮烈，她的死是我们后代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血腥刽子手李森林在抗战中是日伪最忠实的走狗爪牙，日本投降后又变成蒋匪的特务，任还乡团团长，无辜屠杀中国善良的同胞，我母亲的惨死是千百万被难的同胞之一。抗日何罪？救国何罪？实行民主政治何罪？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何罪？我母亲何罪？万恶的蒋特李森林匪徒们，你们怎能忍心杀害我的母亲，用你们最下流、最无耻的流氓特务手段不明不白地杀害了我的母亲，直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永远不会忘掉这个血泪仇恨！
全城人民大众父老兄弟们！你们是最清的旁观者，你们是最公道的见证人。我们和政府对俘虏的匪徒是采用何种政策的？泰城解放数次，我们是如何对持李森林匪特们的家属的？罪魁李森林一手制造的血案，请诸君大众公决，谁是谁非，我要求社会上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士、有良心的同胞声援为无辜的死难者报仇，为我的母亲报仇！惩办杀人的凶手李森林，以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永别了，我亲爱的母亲！
儿中均泪书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于黄家庄【附录7】一九七O年三月下旬收到三弟中堦来信，从中进一步了解伟大母亲的英勇事迹。信文如下：中均兄：
母亲为革命牺牲二十多年了，但是二十多年来我们都不知道她是怎样牺牲的。这次工宣队进校后，在他们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后，我们才知道母亲的牺牲是那样的壮烈、那样的惨。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四八年古历四月间，母亲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进泰城将一封重要信件送到城里的同志手中。当时泰城即将解放，母亲不顾自己的安危，来到敌人占领的泰城。当她完成任务后在泰城市场，被敌人爪牙发现并告密当时的还乡团头子李森林。李匪获讯后即带领还乡团数十人将市场包围，抓住了母亲。但母亲临危不惧，当即遭到敌人毒打。母亲被五花大绑押到还乡团团部，敌人想从母亲嘴里了解我军的情况，并要她交待进城的任务以及是和谁联系的。但母亲不但不回答敌人的任何问题，而且还破口大骂李匪。万恶的敌人对母亲使用了种种毒刑，然而她决不屈服，并用头狠劲撞墙，以自刎来对抗敌人的残酷审讯，以大无畏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来保全党的秘密。李匪在母亲的坚强斗争下毫无办法，没有从母亲的嘴里得到任何一点有用的情况，却受到母亲正义凛然的揭露和控诉。万恶的敌人对母亲施行了更加惨无人道的迫害，李匪指示他的部下用刺刀割下了母亲的乳房，母亲即刻昏了过去。当母亲醒来时，更加顽强，对阶级敌人的残忍毒辣的所作所为骂声不绝。穷凶极恶的李匪又叫部下用刺刀乱刺母亲全身，母亲终因流血过多当即死去。万恶的李匪杀害了母亲还不算完，又把母亲的尸体割成数块，扔到荒山野坡。
母亲就这样英勇、悲壮地牺牲了。这笔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能忘，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能忘！我们要教育孩子们走母亲革命的道路，为革命，为人民，为保卫毛主席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驻我校的工宣队为了查实母亲牺牲的真实情况，查阅了敌人的档案，查阅了人民政府审讯李匪的供词，还调查了当时亲眼目睹母亲牺牲的革命群众和有关当事人。母亲英勇牺牲的壮烈事迹在全校革命师生中公布后，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驻我校的工宣队、解放军和革命师生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大家一致表示要学习英雄母亲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革命壮烈牺牲的崇高品质。作为先烈后代的我们，更应继承母亲的遗志，为党、为人民努力做好工作，教育好下一代。
目前家中都好，中垲自从去北京学习至今已有半年之久，他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前一段秀林来信要父亲趁身子还壮实到北京去一次，这样，父亲和小潜已在本月15日去了北京，一路上很顺利，可能要住些日子再回泰安。秀林于春节前生了一男孩，她各方面都好，请你放心。
我现在工作很忙，一切都好。静茹在地革委工作，她身体很好，没有再犯病。二伯母身体仍很壮实，诸亲友都好，请放心。
望兄、嫂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要相信党和相信群众，同时要注意身体。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弟中堦
1970年3月24日看了中堦弟来信之后，更加清楚母亲英勇就义的全过程，我深深悼念伟大的母亲，她的英雄事绩万古长存。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被派往莱芜口镇区任区长，搞生产救灾工作，区委书记是王化祥同志。
一九四八年八月调一地委干训班任总支委员兼支部书记，培训脱产的基层干部，总支部书记是徐宛珍同志。傅洁同志也调来学习，在她结业后，我俩于十二月结婚，在一起住了几天，她就回泰安工作岗位了。我本想等她回我处一起过第一个春节蜜月，但她没有来。我生气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她的两个哥哥在国民党重点进攻解放区时被杀害，家中只有母亲独身一人，所以春节期间她回家陪伴母亲去了，可算是一个孝女，得到了我的理解。为了纪念我牺牲了的母亲，她在家里还做了一双白鞋给我穿，她想得真周全啊！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解放全中国做准备。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口号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一地委决定我与傅洁同志南下，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大队长是王醒，政委是苏展；三中队队长是杨仲起，指导员是刘刚，队委有程心田、乔中均、戴子彬、李青龙、亓子伟。同时确定于化杰、李瑞三、王少云等同志分别任县委、县政府秘书和粮食局长等职。
泰安县委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在泰城召开会议，决定南下干部于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到县委报到集中学习。二月二十二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在岱庙召开了县机关干部大会，三月一日（农历二月初二）全大队集合在泰安火车站，县委书记刘众前等机关干部前往送行，九时乘火车南下。农历二月初三到达临城（现称薛城）进行学习休整，在城北陶家庄休整一个月，决定我们的任务是接管浙江省宁波市。
休整学习结束后，我们从临城步行至徐州市转乘火车，沿陇海路东进，到新安镇下车，向南步行一天到苏北新店附近的一些村庄宿营。根据山东省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的命令，我们泰山区南下干部第一大队和所属的五个中队的行军路线原定将沿运河东岸从扬州、镇江渡江。但到深夜二时突然接到南下干部司令部的电令，命令我们泰山地区的干部大队立刻回到徐州，随三十五军支前，从浦口渡江。所以我们又乘火车在当晚返回徐州，从徐州步行数日经蚌埠、明光到达宿县以东、明光以南、浦口以北约百余里路的雷官集附近，在一个丘陵地带的村庄休息。此时国共和谈正在北平进行，我们便在此休整待命（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就地停战，以江划界分治”，拒绝接受我方和谈的八项条件，于是我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里的战线上，百万雄师过大江。四月二十三日黄昏时分，解放军强渡到长江南岸，至此东路、中路、西路渡江的解放军已达三十余万，蒋家王朝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彻底崩溃了，我军解放了国民党盘据二十二年之久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复灭。
我们南下干部大队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凌晨接到渡江命令的，凌晨一时半起床整装出发，步行一百三十五华里，下午五时许我们泰安干部中队从浦口渡江，行军到南京市中心大约是夜里十一点。这时突下大雨，命令原地休息。四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到达南京东门里的中央医院驻地。此时南京还有国民党三个团没有解除武装，有的还顽固抵抗，不断有枪声传来……南京解放的第四天，二野的干部也到达南京。
南京解放后，接着，我军又分两路向南挺进，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从南京侥幸逃到杭州的原国民党首都南京卫戍司令部改称的第七兵团由张耀明带领残部与南京警备司令周磊于五月二日从杭州向宁波溃逃。宁波五月二十日被解放，蒋军残部只好退到镇海、奉化等地，于二十五日登船逃至舟山……
我中队到南京郊区东南十余华里的农村驻地休整，十多天后我们乘火车到苏州市，下车步行经吴淞、平流、嘉兴、石门等城镇，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顺利到达杭州市。我们三中队驻拱震桥休息三天后，五月二十四日乘汽车向浙东进发，途中宿百官镇一夜。五月二十五日拂晓我二十二军进入宁波市，宁波宣告解放。当日我队乘汽车迎着五级大风和倾盆大雨向宁波前进，下午五时到达宁波，驻江北岸外马路东亚旅馆待命。
宁波市解放后，地委书记丁秋生、副书记顾德欢分别兼任军管会正、副主任，机关干部由军队干部、南下干部、四明山坚持斗争的干部组成。后来地委书记由陈伟达担任，专员是苏展，副专员是朱之光，组织部长是陈布衣，宣传部长是薛驹，民运部长是马子成、李频如等，我任地委秘书科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份，调任新华社宁波支社副社长，与宁波日报合署办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城市恢复，发展生产，繁荣市场经济；在农村进行剿匪反霸，土改，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发展农业生产。
一九五O年一月调任地委调查研究室主任，主要调查研究农村土改政策。
一九五一年六月调任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马子成为书记，进行土地改革和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农业生产的领导。全区土改结束后，在慈溪五洞闸高级合作社试点并获得经验。
一九五三年六月调任城工部副部长，王雨秋任部长，主管工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工作。一九五二年，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对于促进干部的清正廉洁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五月，城工部改为工业部，由张玉田任部长，我任副部长。
一九五六年二月到省委干部学习班学习，学习班由省委宣传部金韬主持，听取了省委副书记林呼加等同志的报告，主要学习哲学，学习时间为三个月。
一九五六年，工业部改为工业交通部，我担任部长和地委委员。经历了五六年的镇反、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党内整风和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运动，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时期工业生产虽有较大发展，但也有非常深刻的经验教训。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使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也是解放后最为困难的时期。
一九六二年六月调任地委副秘书长。
一九六三年二月，机构改革，又恢复了城工部建制，我继任了城工部部长的职务。这期间主要是在工交企业开展社教、四清和工业学大庆运动，并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展工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因派性斗争发生武斗，地委机关受冲击，原地委机关被砸烂，部局以上的干部靠边、被打倒，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时我被揪斗，一派保、一派打，被关进“牛棚”，挂黑牌游街。斗争会上我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对我进行的残酷斗争，我非常不理解。我被揪斗打倒不久，思想极其痛苦的时候，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天夜晚，我弟媳孔凡英代表二弟中垲带着一只鸡，冒着风险、不怕牵连来家对我探望，我爱人傅洁接见了她，而我因悲愤和羞辱，不愿与她见面。但患难见知己，他们夫妇这种崇高的兄弟深情厚意却始终记在我的心中。当时在街上也出现了“乔中均是革命同志”的小字报，伸张正义为我鸣不平，以后他们被打成“保皇派”，对此我内心感到很是不安。文革中，大女儿丽华初中毕业后就去黑龙江插队落户，由于自己的勤奋努力，考上了哈尔滨大学，后来调到泰安师范学校做音乐教师，现任高级讲师。其他两个儿子、小女儿都未能上大学，我本来培养他们深造成才的梦想破灭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后来实行军管，解放军支左，成立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从被审查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调任地委工办副主任和党组成员。由于“四人帮”专权等因素，当时还没有对我彻底平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在那时只是做些临时性的工作。一九七二年冬我任工作组组长被派往港务局工作，搞革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一碗水端平”制止武斗。但工作很难开展，派性斗争问题无法解决，为此我们无奈地发表了《和为贵》公告后，工作组撤出港务局。
一九七四年参加渔业工作队，我任队长，蒋森泉任指导员，队员有张敦福、罗家友等十多位同志，到宁海县西店区国庆和双山两个渔业大队，整顿建设基层领导班子，抓革命促生产，工作颇有成效，改选了党支部和村大队的领导班子，渔业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成为该县的先进单位。后参加镇海港口的铁路建设，我任铁路指挥部的副指挥，该铁路是庄桥至镇海段的港口铁路，为北伦港开放服务。完成路基铺轨后，回地委工作。开展工业学大庆，派我到黑龙江大庆油田参观学习，受到铁人精神的教育，受益颇深。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省委对我被捕问题又作了重新批复，落实政策，但此时我已到暮年。文革时期十多年处于被审查地位，旺盛年华、充沛精力业已消逝。经考虑还是离职休养为宜，为此，我写了申请报告，地委批准了我的要求。我的申请报告和地委对申请报告的批示如下：
【附录8】主动让位离职休养的申请报告和地委的批复
申请报告
地委：
我们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我表示衷心的拥护，相信只要坚决沿着十二大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伟大胜利。
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的需要。鉴于我年老体弱已不能适应第一线繁重工作的要求，经考虑，从党的事业着想，我申请离职休养，以便让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更好地担负重任，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做出更大贡献。
当否，请批示
乔中均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九日
地委批复
地委批准了我的要求，一九八二年九月份正式办理离休手续，给我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行政十二级、地专级待遇。
回顾往事如云，感慨万千。自投身革命后，就抱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那些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现在虽然过着平淡的生活，但抚心无愧，一生无悔。这一生有向往、奋进，有艰险、坎坷，有振奋、喜悦，有惋惜、遗憾，这算是我回忆的结束语吧！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于泰安
二OO二年十一月定稿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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