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三四年古历六月初三（公历七月十四日）出生在泰安城里西太尉街门牌五号。听父亲讲，那一年天气特别热，生我时又正值三伏天。但天再热，门窗也要关得紧紧的，屋子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父亲只好到冰窖店买来三大块冰以使室温降低。我排行老三，乳名柏林。父亲因又得子而异常高兴，大摆宴席。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贺喜，他们的殷切祝福深深激动着父母的心田。
然而平静的小康生活没过几年，日本鬼子就打来了。他们先用飞机轰炸（飞机飞得很低，上面的膏药旗都看得一清二楚），不少民房被炸毁，还死伤了许多人。为了躲避鬼子的杀戮，父母携带我兄弟三人一起逃难到乡下。我朦胧记得这个村子叫刘家庄，北面是山，村南面有条小河，雨季时河里流水不断，到了旱季满河都是冲涮得干净滚圆的鹅卵石。山村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二哥和我跑到河边拣石头，直到太阳落山了，天逐渐黑起来才想起回家。周围的庄稼一片茂密，看不清哪里有路，我吓得哭了起来，我和哥哥迷路了。母亲在村子里也着急了，天色已黑，两个孩子出去玩耍还不回来，这一带山上野狼经常出没，万一碰上野狼怎么办？母亲想到这一切，她万分焦急，与几个本村的亲戚急速跑到河边，沿河高呼我和哥哥的名字。幸好我们走得不远，听到母亲的呼唤，我们就连声答应：“娘！我们在这儿哪！”当母亲找到我俩时，天已乌黑，母亲抱着我们俩久久不放……。不久，大哥参加了八路军，我与二哥则同父母返回泰城老家居住，同时，父母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地下工作，与鬼子展开斗争。
自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我家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房子被汉奸强占，积蓄荡然无存，各种苛捐杂税、夫役接连不断。我记得当时我在念小学，身体因吃不饱而非常瘦弱，上体育课常会受到日本教官的体罚，不是被踢就是挨板子。我恨透了日本人，不愿意学日语，因背不出日语课文又经常被打得手掌红肿。有一年，已是三九寒冬，快要过年了，在翠英中学读书的表哥张思孝，在一些具有爱国思想青年的影响下，表示不愿学日语，不唱日本歌，不做日伪统治下的顺民，遭到学校当局的迫害，部份学生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关进了监狱。当宪兵队来抓表哥时，他越墙逃跑，躲在我家后院一间小南屋里。因为当时泰城日本鬼子到处抓人，弄得人心慌慌。母亲心想，躲在家里也不安全，只有逃出泰城，才能躲过浩劫，但大街上，城门口戒备森严，日本兵、汉奸队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闪闪，每个进出城门的人都要搜身检查，母亲经过深思熟虑，对表哥说：“我们扮做走亲戚，你给我抱着孩子，混出城门，逃到东北山区亲戚家，躲一阵子平稳了再说。”泰城的四个城门口都有日伪军站岗，出西f丁怕遇见熟人，因为翠英中学就在西门外不远处，北门和东门日本鬼子兵和汉奸队检查特别严，只有南门查的松一点。于是母亲和表哥到了南门，鬼子和汉奸队盘问了母亲一大阵子，母亲沉着机警的回答，敌人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就放了过去。表哥出城门后，把孩子交给母亲就逃到东北山区亲戚家去了，这才躲过大难一场。直到我上四年级时日本投降了，日本教官也离开了学校。
一、逃出虎口
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泰城的百姓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现实生活却没有因此有所好转，人民再次跌入水深火热之中。
泰城的鬼子虽已投降，但拒不交出武器。他们龟缩在火车站、“模范监狱”等处的营房里，经常三五成群结伙出来抢夺粮食和生活物品、奸污妇女。而新泰、泗水和莱芜等地的汉奸队却摇身一变跑到泰安来成了国民党的军队，大搞蒋敌伪合流，一个小小的泰城竞纠集有三、四千人，“七县剿匪司令部”就设在岱庙里。他们不仅住进岱庙和学校，还霸占民房，强迫老百姓出夫、出料修筑工事，加固城墙。堵死了泰安城的三个城门，仅留一个西门，百姓出入都需凭“良民证”。城门口有男女警察站岗，对进出的人进行检查、搜身、如稍有怠慢就会遭到刑讯和毒打。
那时，泰城人民既无粮食又无食盐，甚至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店铺纷纷倒闭，学校也不能上课，我也失学了。乡公所的地保天天向老百姓敛钱敛粮，抢夺老百姓家的门板、木柴等，为汉奸队修筑工事。因为我家无钱，地保要我去出夫干活。我娘舍不得，但又无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让我去出夫（有钱人花上钱可以不出夫）。每天早上跟着李大叔走前，娘都再三叮嘱，要跟着大人干活，要多长眼，监工的来了就多于点，监工的走了后就歇歇。开始在城北门抬土、挖石头、垒城门，完工后又到西门挖护城河。河深足足有两人高，我抬着土往上爬，实在爬不动，一不小心就跌倒，连人带筐一块摔到沟底。监工的汉奸队过来连踢加打，我只能在心里暗暗地咒骂这些二鬼子早晚不得好死！盼望八路军快快解放泰安城。
革命形势发展得异常迅速，泰城很快就被解放军团团围住，新四军驻扎在火车站。财源街中西旅馆是分界线，中间是用麻包垒起的半截“墙”，墙东有城里的国民党军队；而墙西则是新四军部队，他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解放泰城。
这年腊月初八的清晨，天还没亮，北风凛洌、寒风刺骨，突然有二三十个国民党兵将我家包围，他们砸开大门，嗷嗷直叫地冲进院子。我父母赶紧穿衣下床，未待开门，他们已象疯狗似地冲进屋来，到处乱扒，翻箱倒柜弄了个遍。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指着父亲问：“你是乔荐秋吗？”父亲回答说“是”。那家伙大吼道：“你私通八路，你两个儿子都是八路！”父亲愤怒地高声说：“你说我私通八路有什么证据？我的两个儿子外出多年不知去向，他们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跟你啰嗦，去司令部！”一群凶恶的兵痞将我父亲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连拉带推押到了“七县剿匪司令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浩劫，我心里有些害怕，但敌人的凶残又使我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仇恨。他们押着父亲走后，母亲一边收拾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屋子一边对我和妹妹说：“敌人要杀人了！”
父亲被关押在岱庙后院一间很小的屋子里，里面关押着十多个人，其中有泰安著名的老中医王风寅先生，还有几个被俘的新四军战士及商人。墙角放着一个大尿罐，整个屋子的气味腥臊难闻。我去给父亲送饭，开始，站岗的汉奸队不让我进，后来母亲只好给我买上两盒烟装在口袋里，并嘱咐我实在无法的时候递给站岗的大兵，多喊几个“老总”。这个法真灵，当我把烟递给站岗的大兵后，就让我顺利地进去了。我看到了父亲和其他被关押的人，父亲告诉我，要我们赶快离开泰城到姥姥家去。
审讯父亲的是一个大胡子军官，东北人，一脸凶相。他多次提审父亲，但都没有得到“私通八路”的口供。为此，他们对父亲施以重刑，并准备将他活埋，然后再来残害我们娘仨人。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焦虑，她担心我和妹妹也会遭到敌人的暗算。她对我说：“他们不光要杀害你父亲，还要在咱娘仨身上下毒手。”并让我挑着一担水桶象平日去西河打水那样混出城门后再逃到黄家庄我姥姥家。她说：“柏林，你是个孩子，担水出去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我和你妹妹再想法逃出去”。按照母亲的嘱咐，我依依不舍地担起水桶离家往西门走去。敌人虽然戒备森严，但他们并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可疑之处，被我混出城门。出城后，我向南一拐便离开了敌人的视线，扔下水桶就向黄家庄逃去。当我从城里跑到黄家庄见到外祖父、外祖母时，一头扑到外祖母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汉奸队已把我父亲抓起来了，还要抓我娘和妹妹！”外祖父安慰我说：
“不要哭，我马上去找八路军驻泰城办事处的范立中同志想办法营救他们。”
在我逃出后的第三天，母亲和妹妹通过内线的帮助也平安地逃离泰城。万恶的敌人，没有抓着我们，就把我家的房子一把火给烧掉了。
而父亲是在后来的国共谈判成功时，签订了有释放政治犯条文的和平协议后，在八路军驻泰城办事处同志的营救下，也逃出了虎口。
二、春天来了
黄家庄是个不大的村庄，全村不足一百户人家，离泰城有八、九里的路程。我外祖父江崌东是个农村知识分子，早年他在村上教书，后又刻苦自修行医，开了一个小中药铺。他给人看病从不多收钱，有时病人家一时拿不出药钱，他就说：“先治病要紧，等病好了后再付钱也不晚。”时间长了，外祖父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江先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广大领土、烧杀奸淫无辜百姓的事实，，毅然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抗日队伍。我的舅舅、表哥、表嫂和表姐等近十人都奔赴抗日前线，与日本鬼子浴血奋战。我外祖父本人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做地下联络，为八路军传递信息，同时还筹集药品，医治八路军的伤病员。
一次，鬼子在历城仲宫一带扫荡时发现了一个中药铺子，据说它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在搜查中，他们找到我外祖父的一张名片，就按名片上的地址包围了黄家庄，逮捕了我的外祖父和年仅十来岁的表哥。万恶的鬼子和汉奸不容诉说，就用铲子将外祖父的头铲得血流满面。外祖父被关进日本宪兵队，在那里遭受了灌辣椒水、用烟头烫头等各种酷刑，即便如此，敌人也没有从外祖父口中得到半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在被关押数月后，外祖母忍痛卖了二亩地，花了些钱，又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营救，才保释出狱。
黄家庄虽然离泰城只有八、九里路，但这里已是解放区了。前些日子城里的汉奸队还经常出来抢粮，但最近因为新四军已经占领了火车站、包围了泰安城，他们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随便出来为非作歹了。在村子里，驻扎着许多解放军，他们每天上操、练武、唱歌，还抽空帮助房东打扫庭院，挑水、推磨，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不久，村里成立了农救会和民兵组织，我们几个十多岁的小朋友也成立了儿童团，帮助部队站岗放哨、查路条。解放军还教我们唱歌，我记得有一个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春天来了，万物都发青，咱们庄户人，家家忙春耕，有主力和民兵保卫大春耕……”我外祖父带领大家天天丈量土地、搞减租减息，而妇女们都忙着为解放军烙饼、做军鞋，全村里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繁忙
景象，人们心里也格外舒畅。
一天晚上，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与外祖父急忙去开院子的大门。进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头戴毡帽，身穿黑色长大袄，腰扎皮带，还推着一辆陈旧的自行车。他对外祖父说：“我是中均，是回来看你们的呀！”没想到抗战八年音信皆无的大哥回来了。我高兴极了，一边往里跑一边喊：“当八路军的哥哥回来了！”母亲和外祖母应声出来看着个子又高又魁梧的大哥，仿佛做梦一般，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一动不动，久久说不出话来……
哥哥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敬佩，纷纷前来看望和询问有关八路军的事情。大哥对大家的关心非常感激，他在村西头的老槐树下专门给乡亲们讲了话，他告诉人们：抗战虽然已经胜利了，但国民党要窃取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发动内战向我们解放区进攻，我们要奋起反抗，参加解放军、支援前线，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卑鄙阴谋。
有一天，哥哥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火车站八路军驻泰城办事处，范立中主任热情接待了我们，晚上还让我们观看了新四军演出的话剧：“三坛血”。紧张激烈的剧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它又一次激发了我对敌人的仇恨，增强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
一九四六年春节过后，我和本村的三个青年一起到博山（鲁中行署所在地）参加了八路军。
记得临走前的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你今年已十三岁了，可以离开娘了。现在泰城还没解放，有家不能回，你也不能上学。我看，你就去东边（指解放区）找你哥和舅舅吧，他们都是八路军H阿！”娘的话正说到我的心坎上！这些年来，我饱尝当亡国奴的滋味，又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侮，所以当母亲让我参加八路军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想到我也可以穿上八路军的军装了，还能见到久别的二哥，心里就美滋滋的。
记得在我十岁那年，泰城是连年大旱，粮食歉收闹起了饥荒，连树皮、槐叶槐豆几乎都被人吃尽。二哥因吃槐豆，吃得脸肿得象个弭勒佛，但他还乐观地一边吃一边说：“三弟，再难吃也要吃下去，这豆子就好比是日本鬼子，吃一个就消灭了一个。”
后来，二哥就参加八路军去了。他离家后先住在黄家庄的外祖母家，等待八路军的同志来领着他去沂蒙山区。这时泰城有了冰棍，他很羡慕，但又不敢进城，约好在五马庄外的一个桥头上等我，为的是让我给他买二支冰棍尝尝是什么滋味。他说：“我从来没见过冰棍是个什么样子。”从城里到东关桥要跑近半个小时的路程，我花了一角钱在城里买了二支冰棍后就拚命跑。但当时的天气实在太热，冰棍不一会就开始融化了，一滴滴甜水不断往下滴，我怕浪费就一面跑一面用嘴轻轻地吸，当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桥头时，冰棍几乎只剩下两根竹棒了，二哥从我手中拿过去吸了吸，哭笑不得地说：“哦，原来冰棍就这个样子！”
在我去当八路军的前夜，母亲一夜没睡。她为我补衣服、修鞋子，还特地给我缝了个大背包，往里面装了鸡蛋和煎饼，还在背包带上拴了个白瓷茶缸子和毛巾。天亮以后，我就与其他三个年轻人离家出发，外祖母和母亲一直把我送到村头上，看着我们远远离去，我也不断回头向她们摆手告别，我看到她们在不断地擦眼泪……直到我们消失在茫茫的原野里，她们才转身回去。然而，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次离别竞成了我与母亲的永别！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她那慈祥的脸庞，再也听不到她那对革命充满信心、乐观而有力的声音。
就在泰安解放的前夕，我亲爱的母亲被敌人杀害了！在她壮烈牺牲时，年仅四十七岁。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一个不愿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杀戮的女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为了中国革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她不仅献出自己的亲人，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她的死重于泰山，她的英名载人革命史册，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在我们出发途中的头两天，一切都很新鲜，走起路来浑身是劲，有说有笑。但到了第三天，脚板底下磨起了好几个大水泡，腿也开始疼起来了，身上的背包显得越来越重。但对革命的美好向往时刻激励着我，一刻不歇，始终向前。我们到了莱芜的活庄。远远望去，村庄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村边有个小客栈。天色已晚，我们就在这个小客栈住下。所谓客栈只是几间茅草屋，店主将我们领进一间小屋。地上铺着大席，上面尽是灰尘，墙上布满了蜘蛛网，挂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看来已有好久没有住过人了。店主说：“你们去博山只有一条山路可走，要翻过青石关，这山又高又陡……”我一边听着店主的介绍，一边在想，这个店很象哥哥常给我讲的“水浒传”里孙二娘开的那个黑店啊，担心睡着了是不是会被剁了做成肉包子的馅子？到了晚上睡觉时，墙角里的老鼠成群结队地出来觅食，发出唰唰的声音，我越发害怕，只好用被子捂住头，也不知过了多久，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博山，在博山城的“四十亩地”找到了鲁中行署。接待我们的同志非常热情，还用大盆子肉和小米饭招待我们，然后送我们去“招待所”休息。到了招待所，我推门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在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杆草。心想，幸亏我还带着一条薄被子。
第二天，我见到了久别的三舅父母。三妗子把我拦在怀里说：“两年没见，个子都长这般高了。”又问我离家出来就不想娘吗？我嘴上说“不想”，可是眼泪却禁不住地往下淌。三妗子一面给我擦拭眼泪，一面说：“孩子小，乍离家，就别住招待所了，在我这里挤挤吧。”
三舅父江衍坤，在徂徕山起义后一直在沂蒙山区工作。他当过沂水县第一任抗日政府的县长，时任鲁中行署秘书长。因国共和谈成功，他被选为“国大”代表，正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他指着我背包带上的白瓷缸子说：“你三舅是个穷代表，去南京开会还没有刷牙用的茶缸子，就把你的先借我用用吧，等将来买个更好的还给你好不好啊？”我听了他的话，心想，三舅是八路军里的大官，怎么这么穷？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将缸子取下来送给他。（一九五一年，三舅担任山东黄河河务局局长，我正在山东军区学习，都在济南，我去看望过三舅父母，三舅还谈起“借”茶缸子的事呢，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两天后，组织上通知我去鲁中行署直属学校学习，而其他与我一起来的三人被分配到被服厂、鲁中报社工作。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