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回忆时济云先生
乔为中 刘砚田
（乔为中：原邮电部副部长兼外事局局长；刘砚田：原邮电学校院长，他俩八五前已经离休，都曾是时济云的学生。）
记得那是一九三八年年初，以曹得敏先生任校长的一所在敌后新创办的齐东（县）复兴中学开学了，我们都是这一期的学生。学校聘请了有教学经验的时济云先生任训育主任，担任国文课和班级主任的工作。时先生对这所敌后中学的创办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他不仅是校长办学的有力助手，而且他和群众一起并带头捐款建校。时先生生活艰朴，作风深入，治学严谨，言传身教。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甚至带队跑操等等，他处处起到一位导师的模范作用。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给我们上国文课的时候，也选了不少进步书刊的材料，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同学们都愿意听时先生讲课。在这里回忆起对我们启发很大的一件事，这就是时先生给我们讲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著作中的有关内容，并且让我们刻印有关内容，发给同学们阅读。从先生的讲解和所选材料内容来看，他对毛主席在抗战初期所制定的“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个抗战的总方针是赞成的，是拥护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他讲过：中国出了能人（指毛泽东同志），你们看，鬼子对中国的进攻方向，这位能人都预料到了，形势完全按照他的预料发展，中国不会灭亡。希望同学牢牢记住，青年的黄金时代，应该有所作为，不能蹲在家里，被家事牵住出不去，应该出去开开眼界。他还讲过，中国的老百姓是有忍耐性的，可是大局一来他会看得清楚，会很快的行动起来。中国在五十年内要起很大变化。时先生这些讲话的精神，是跟着时代前进的，是结合当时形势的发展而讲的，寄希望于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人敬佩。对我们自愿出来参加革命起了思想指导和精神上的鼓舞作用。
时济云先生当时让我们刻印毛主席著作有关内容时，我们记得这份材料是由八路军岸堤军政干校学习回乡的李宗哲先生带来的。他是李家码头人，被聘为学校的体育教师。我们听过李宗哲先生介绍过八路岸堤军政干校的情况，因此，我们将原定北渡黄河参加肖华支队的想法，改为南去沂水岸堤军政干校学习，这个改变是宗哲先生介绍情况。的结果。我们从学校出来一起参加革命的共六人，这一行动，除了当时形势所迫，民族觉悟，不愿当亡国奴，一定抗日到底的思想以外，于当时时济云先生的教育，鼓舞和校长曹得敏先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五十年代初我们有机会去看望过校长和时先生，他们这两位办学的老同事当时都在济南分别担任两个学校的教学工作，继续致力于办学，为新中国积极培养人才。看到他们仍就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这些都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日于北京
回忆父亲的二三事
时光
父亲时济云逝世已经十七个年头了。他逝世的时候，正是动乱的年代（七〇年），是人的权利，教师的尊严受到严重摧残的年代。这种动乱和摧残，使他忧愤成疾，提早走尽了人生的旅程。每当回忆起父亲来，我的心情就不能平静。他，作为我们子女身边的严父良师，作为一个正直、朴实、勤奋的普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教育事业的平民教师的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一）
当我开始记事的时候，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已经伸到了我们的家乡。一九三七年冬（我虚岁五岁），日冠沿黄河北岸逆河而上，由济阳城等地渡过黄河，山东全省很快沦陷。富有爱国传统和反侵略精神的山东各界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进一步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在这一抗日的洪流中，父亲同其他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一样，走在前头，为了唤起民众，培养人才，抗日救国，复兴中华，于一九三八年夏与曹得敏先生等人在齐东县（现邹平县）曹家码头创办了私立复兴中学。这时，我还在本村小学读书，不过已不再读“人、手、足、刀、尺”之类，而是读“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等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课本了。一九四一年冬，父亲为了使我和家兄时正印能够进一步接受抗日爱国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便带我们至复兴中学就读。除了安排我们随其他的同学学习学校规定的各门课程外，还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向我们进行爱国教育、品德教育（包括坚持民族气节）和劳动教育。我记得最深的是，父亲常常给我们讲南宋抗金英雄岳飞和抗金英雄文天祥的事迹，并教我们吟诵岳飞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尤其是对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我和正印经常一人接一句地背诵。每当吟诵到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等表达强烈爱国激情的词句时，每当理解到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列举的历史上许多英雄宁死不屈的事迹时，每当领会了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概时，在我那满怀稚气的心灵中便会泛起一阵阵的激动，恨不能立即长大成人，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战斗中去报效祖国。父亲很喜欢研究《周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他时常用他那独特的语言和方式，向我们“灌输”《周易》，其中特别是《易传》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阐发抗日必胜的信念。父亲曾用《易传》中“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和否（读丕，不通顺，倒霉之意）“泰”（通顺，平安之意）相互转化的思想，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发展趋势注定会由强转弱，只要全国民众齐心抗日，就会“否极泰来”。还常用《易经·乾象》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勉励大家。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千变万化、生生不息，都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谁也阻挡不了；人们应当顺应它而自强不息。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是必胜的，但要靠大家“自强不息”的努力。父亲对于抗战必胜（但又不能速胜）的思想，很可能是由于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的科学分析（据当时高年级同学回忆，父亲曾向他们宣传过《论持久战》），不过他又把自己喜爱的《周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揉在一起来加以解释。对于《周易》中的哲理，我们那时不可能理解多少；如果说对《周易》这部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有一点理解的话，那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但回忆起来，当时脑子里对日本帝国主义早晚要完蛋的信念，是越来越增强了。
父亲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品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是多方面的。有时是从祖国璀灿的文化宝库中，选择一些我们能懂的诗文，（包括如《史记》等史书记载的一些人物、故事），教我们阅读、学习，使我们珍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遗产；有时是通过介绍或教我们诵读描写祖国大好河山的记述、文章，诱导我们倍加热爱美好的祖国；有时还用一些古今学者描写田园生活的散文、诗歌，来激发我们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和正印常常背诵杜甫的诗《望岳》，陶渊明的散文《桃花源记》，从雄伟壮丽的泰山来体会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伟大气概，从《桃花源记》中吸取对没有战乱的和平劳动生活的向往。有时父亲还自编儿歌，启发我们对农村劳动生活的情趣。他特别重视对我们的劳动教育，在星期天回家或因日冠扫荡疏散回家时，带领我们参加田间劳动。当时父亲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不顾劳累，手把手地教我们劳动。我和正印以及大侄子年纪都小，大人用的锄头拿不动，父亲请铁匠专门打的小锄，给我们一人一把。通过劳动，使我们逐步学会了一些农活，也增强了劳动观念。
（二）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兴中学停办，父亲经友人介绍至济南私立立达中学任教（立达中学的前身是设在章丘马棚的一所中学。）我和正印也随父赴济，先是进济南师范补习班，以后正印升入济南师范，毕业后考入省师范学院；我转入立达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省第一临时中学高中，直至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在此期间，我比正印接触父亲的时间更多一些。
照有的人的想法，八年抗战中，父亲在沦陷区农村义务办复兴中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抗战胜利了，应该找一个“好”一点的“出路”。但父亲不是这样想。他还是过去的老“脾气”。从不攀附权贵，也不想靠什么人谋求一官半职，而是继续从事“粉笔生涯”，以当一名有利于社会的普遍教师为荣。父亲薪资微薄，还要供给我们上学，经济上十分拮据，而他安贫若素，节俭度日；有时稍有点余钱，便搜集、购买书籍。当时他担任几个班级的历史课，还兼过一个班的导师，教学任务很重，在这种情况下，晚上除了备课之外，扔挤出时间看书，圈圈点点，孜孜研读，使有些青年甚至中年教师自叹不如。
父亲对待教师、学生平易近人，对家境贫寒的学生的学习、生活尤为关心。记得一年级有一位女同学，小时丧父，后来母亲改嫁，自已寄居在姑母家，实际是个小“帮工”，好不容易争得一个读书机会，但无钱交学费。父亲从她的自传作文中得知此事，毫不犹豫地在经济上予以接济，并在学习上格外给予指导和帮助。学校中有位工友的孩子，他的学习也常常得到父亲的关心。父亲的这种作风，很可能与他出身于平民家庭有关。
在立达中学任教期间，在济南解放前，父亲象其他一些普通知识分子一样，对于时局发展的认识，据我看有一个从不够清楚到比较清的过程。抗战胜利后，各阶层的和平呼声很高。有不少人开始对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诚意存有幻想。父亲也受这种影响，加之听到家乡土地改革中少数人的某些过火行动，一度不够理解，思想有些彷徨。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看到国民党当局把胜利后的接收变成“劫”收。撕毁和平协定，重新挑起内战，在国民党当局的搜刮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蔽；对比解放区土改后欣欣向荣，人民解放事业迅速发展，于是父亲逐渐明确认识到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思想也坚定起来。不管国民党当局怎样进行欺骗宣传，也不管人心怎样骚动，父亲坚信黑暗就会过去，黎明就要到来，在公开的社交场合，他讲话谨慎，不露声色，但在私下的场合，不时流露出自己的心声。记得在周末散步的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起西晋最后一个皇帝一一晋惠帝的故事，（晋惠帝昏庸无道，是个“白痴”。天下饥荒，有人告诉他老百姓没有饭吃。这个皇帝听了却说：既然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用这个故事影射国民党官僚的腐败和必然被推翻。我还记得有位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亓老师（当时在第二临时中学任教，原齐东县台子人，名字记不起了），几次来父亲处闭门长谈，谈得很亲切。每次谈话后，父亲的情绪都显得十分愉快。济南解放前夕，亓老师在撤退至解放区时曾向父亲辞行（济南一解放他便返济在第一临时中学任教导主任），也劝父亲暂时一避解放济南的战火。父亲因考虑到带着我和正印，一时行动不便，便作罢。
（三）
一九四八年中秋节后不几天，济南解放了。这不论对父亲来说，还是对我们兄弟两人来说都是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父亲不再被称为“教书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光荣的人民教师了；我和正印则从此开始加入革命的行列，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学习、工作，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济南解放后，父亲以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除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工作之外，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出版的一些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其中如《论持久战》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看到过并深表赞同的，有些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等，父亲读后感到非常亲切。与此同时，父亲还积极安排我和正印投考适应革命形势发展而建立、扩大起来的华东大学，我进入预科，正印进入教育学院，得以接受中国革命基本知识，革命人生观和革命文化的教育。在华大期间，为了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对济南市狂轰滥炸造成的不安和混乱，为了支援淮海战役和转运伤员，父亲鼓励我们参加学校组织的上街维持秩序和宣传活动，参加抬担架、慰问伤员等活动。一九四九年二月，在上级号召下，又在父亲的具体支持下，我和正印都报名随军南下，编入华东军区南下干部纵队，赴江南新解放区工作。从此，我们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为革命的干部。
这篇回忆文章草成后，曾送家兄时正印阅过。文章虽以我的名义落笔，实际是我们俩合写。一九八七年于北京
注：时光（时正光），时济云先生三子，中央党校办公室主任兼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时正印，时济云次子，华东石油大学教授。——编者。
平民教育家时济云先生
路正军
时济云原名时毓龙，号霁禅，于1892年10月初一出生在今济阳县王圈乡时家圈村，（当时属齐东县四区惠济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父名时象廉，母亲石氏。先生家境贫寒，自幼便过着艰苦的生活，学会了各种农活并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美德。或许是备尝目不识丁之苦的缘故吧，时老先生执意送子女入学读书。1902年，时济云入私塾就读。1910年，升入齐东县城里高级小学，在此期间，曾得平度县的反满志李松先生指点，于古文、文学及革命思想诸方面颇受教益，为他以后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914年，考入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本科三班，得到了鞠思敏、范明枢、于丹绂、梅撷先生的指点与影响，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喜陆象山、王阳明及泰州学派诸子学说，厌道家、喜禅宗。于师范学校就读期间，时济云的世界观开始逐渐成熟起来。他对人性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孟子的“四端证性”、“人性本善”之说笃信不疑，认为恶是人性的变态和非常态，确信可以通过教育剔除掺杂进人性中的恶，从而恢复其“善”的本来面目。他常常诙谐地说“佛法无不可度之人”，这种人性观使他对教育充满了信心，并促使他最终走上了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道路。
1919年4月，时济云从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回到齐东县四区会真寺小学任教，不久又于1921年回到母校教授本科学生。执掌教鞭的同时，刻苦学习大学科目，如维识、教育等，并深研墨子学说，且著有《墨子哲学》一书，不意为此竟得到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的赞许，且与北大教授熊十力先生、浙江教授马一浮先生交往甚密。他自己生活俭朴，却时常接济家境贫寒的学生，当代著名文学家李广田先生便是当时的受惠者之一，他时时与同校学友臧克家说：“咱们都是时老师手下长大的孩子，”并在《画廊集》中回忆道：“……直到现在，当年所得的印象还是非常清楚，比如在校内有一株很大的垂柳，几乎给庭院搭了整个凉篷。每当风清月白，时先生便约了同学们在那里谈天。先生是喜欢禅宗的，便常谈起那些硕德积慧大和尚的行径……”
自1924年后，时先生又先后在东鲁中学、惠民山东第四中学任教。1931年1月，他看到故乡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便立志从事乡村教育，乃倾自己10余年的积蓄1000多元银元于在弥家庄建北楼9间、置学田10余亩，在张家椿先生协助下创办齐东县第四高等小学。时济云自任校长，兼国文、历史，所聘教师大都是他的学生。在学校创立初期，他身体力行，带领全体职工挖粪种菜，勤工俭学，创立了艰苦朴素的校风，同时把自己珍藏的全部书籍无偿奉献出来充实学校图书室。4月间，应梁漱溟先生邀请，时先生赴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任教，初任训练部班主任，后任乡村服务人员指导处主任，弥家庄学校校长一职则委托给了王墨林先生。在乡村建设研究院期间，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学习和研究，渐渐明白社会改造乃治先所急，于是转而研究社会问题。经周密详细的调查走访，著成《乡村礼俗》一书。与此同时，对由自己一手创办的弥家庄学校仍眷恋颇深，每次回家必先到学校盘桓数日，为师生讲课、为学校添置图书和各种教学器具，并从自己那原本微薄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来资助贫而好学的学生读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被迫遣散，时先生回乡，暂住弥家庄学校。1938年6月，应故交曹得敏先生之约，在曹家码头村共同创办了复兴中学，曹先生任校长时，先生任教务主任，二人皆为义务职。学校取名复兴，寄寓了驱除日寇、复兴中华之意，而以抗日救亡、培养抗日军政人才为办学宗旨。学校先招了一个初中班，后为培养地方师资又招了一个简易师范班。办学采取“敌来我散敌去我回”的游击方法，十分灵活机动。为培养抗日军事人才，时先生选授了姜太公《六韬》、和《孙子兵法》、黄石公《素书》等古代兵书，同时也学习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在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影响下，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学生如张治让、刘砚田、白铁华等毅然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到沂水堤岸八路军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有些人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即使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时先生也对自己的生活、事业和理想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同时也对抗战必胜充满了信心。战乱中，农村经济凋蔽，生活异常拮据，但他却时常边与其子正印、正光一起干农活，边对他们讲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教育他们爱劳动，爱农村，受祖国，并时时吟诗抚琴，以表心志。他精律吕、善抚琴，曾考证过50余种琴式并著有《古琴考》一书；其诗中则有“白云堆里有古风，万里霜天月色同。林下水边人罕到，方知吾道乐无穷”的句子，充分表达了他淡泊名利和安贫乐道的风范。而在一次复兴中学全体师生游伏生墓时，时先生则对墓冢旁的老树新枝有感而发：“这古树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潜根很深，旧生机未断而新生命已成长起来。广大农村的群众是抗战救国的根本力量，主要教育工作要放在农村；要树立民族自信心；中国不会亡！”其爱国热忱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溢于言表。
1941年5月，日寇铁蹄踏进曹家码头村，全校师生立刻疏散转移，而校园校舍却惨遭破坏。自1942年起，学校迁至李家码头村，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复兴中学因曹得敏校长调走而停办，时先生乃赴济南立达中学任教，后于1950年调至济南三中。
1955年，64岁高龄的时先生从济南三中退休回乡，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农村教育事业，他要求寄住在仁风中学，一切费用自理，为师生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为该校图书室捐赠各类书籍1500余册，还损赠200元钱资助本村中学。1962年，仁风中学与曲堤中学合并为济阳县第二中学，时先生亦随师生迁至二中。在二中期间，他多次应邀给师生作报告、传授教学经验、介绍学习方法并亲自登上讲台作示范教学。其治学精神和朴实的生活作风在师生们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县内各国办中学先后纷纷聘请他到校讲说、传授经验。一时间，时先生在济阳县教育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敬重。二中距时家圈村近20里，每逢星期天，年过七十的时先生总是与学生们一起徒步往返。有些当地群众见老先生每周沿黄河大堤步行来回时常向老百姓问长问短，了解儿童入学的困难，竟不解地问：“时老先生怎么啦？是家中无人照顾，还是家里没地方住？为啥一个干巴老头子非得单身住在学校里又常走来走去？”时先生笑而不答。最后有人回答说：“家里有人照顾，但老先生一生搞教育，离不开学校！”先生倾一生心血于教育事业，由此可见一斑。
1968年，时济云先生于“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离校返乡，在家中整理潜心研究多年的诸多心得，并提出广大农村的基础教育既存在着普及问题更存在着提高质量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历史有太多的需借鉴、研究之处，写了许多的历史事件研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他写了厚厚的一大本手稿，就辩证法的发展内容和形式及关于文化、教育、经济等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以上所有这些大都集中在他的《平仰观生录》、《罄寂录》、《释言》等笔记、著作中。只可惜这些极具价值的手稿不及刊行便大都毁于“文革”的烈焰之下，先生的若干独特见解，有深远意义的观点及其阐述也就此化为乌有，如同不曾在这个世界上产生、存在过一样，当真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年逾古稀的时济云先生为了回避疯狂的潮流，驱散心头的积郁，在黄河岸边修起两间土房，每日早起，默默修整黄河渡口上那些不平的路面——“修道以利来者”。这是时先生在其晚年所做的又一件惠及后人的事。而在这默默的铲修之中，又寄寓了这位老教育家多少真挚的情愫！
1969年6月，时济云先生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冒着倾盆大雨和社员们一起抢收集体的麦场，不慎摔倒，患中风一病不起，于1970年2月3日与世长辞，享年79岁。
时济云先生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的，或在农村学校，或在城市学校，但先生始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从事着既平凡而又伟大的事业。先生终其一生从不曾拥有过显赫的地位和权力，也不曾享受过富贵荣华，他根本无意于这些。因而，在就要结束这篇短文之时，我想，对先生最好的纪念。是把先生的崇高献身精神和优良学风发扬光大，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使我们的人民智慧幸福、文明进步。
老骥伏枥志未休高风亮节照后人——时济云先生晚年生活侧记
高北辰
时济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尤其他那可敬的人品，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先生晚年，我们有幸和他生活在一起，往事历历在目。因此，想就见闻所及，写几个侧面，以此来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也可提供片玑只羽，供我县编写人物志者参考。
余热献教育 矢志不移
时老先生生于公元一八九二年（壬辰），原名毓龙，号霁禅，济阳县王圈乡时家圈村人。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达四十年之久，是志在农村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造诣很深的爱国学者。
先生早年曾执教于原齐东县（后并入邹平县）会真寺小学，一九三一年兼任国文、历史，曾倾十几年积蓄之囊手创弭家庄高等小学，并任校长，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底应梁漱溟先生之邀到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任训练部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又曾义务执教于曹家码头复兴中学，为培养和输送抗日人才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邹平县已将时济云先生列为该县“文化名人”。
终身之计，在于树人。时老先生一生继承并体现了中华民族重教的传统美德，堪为人们所敬佩。
一九六〇年，年近七旬的时老先生，告别了他粉笔生涯十年之久的济南第三中学，带着他大箱小箱，大捆小捆的书和笔记退休回家了。儿孙们无不为之高兴，希望老人家在家过几年清心日子，安度晚年。然而，谁能了解老人家的心思：有人说“百鸟恋故园”，时老先生更留恋他为之献身的国家民族的教育事业。他一不图清心，二不图享受，毅然给当地政府写信说：“余因年迈无力继续执教，业已退体。但不甘蛰居乡里，谨请寄住某一学校，余当义务助教以尽晚年之余力”。是年初冬，先生被李长久校长请进了刚刚建起两排校舍的仁风中学，和另一位青年教师挤住在一间宿舍里。一九六一年秋，仁风中学并入济阳第二中学，先生又随校迁往曲堤。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小将们”在他房门上挂起了“封建余孽”的横匾和“晴天自已挂，下雨自己摘”的“严正警告”之后，先生才不得不于深夜，步行三十五华里，回到了家人身边。
在仁风中学和济阳二中的几年间，他不仅在治学精神和朴实的生活作风上给了全校师生以极大的影响，而且由于长江浪滚，雏风声清是先生最大的心愿，师生们在学业方面也颇受教益。先生在读书之余，每天都到教研组里走一走。老师们有什么疑难问题，便向他求教；有时，先生也提出问题请大家研究。记得当时有的年级正在讲授毛主席的七言律诗《长征》，先生说：“人有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诗也有眼睛，叫诗眼。这首诗七八五十六个字，只要找到它的诗眼就行了”。说完，先生莞尔一笑，坐下了，在场的老师们有的翻书，有的注视着先生，等待着先生的回答。一会儿，先生又站起来，带着商讨的口吻说：“是不是‘等闲’二字？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师百万嘛！”这件事，给了大家很深的印象。老师们觉得和这一位老者在一起，在教学上稳心多了。时老师对书法也很有研究，他常常鼓励青年教师学习书法，二中的李书奎老师就是在先生的指导下练就了一手较好的隶书。此外，先生曾多次应邀在校内和其他兄弟学校举行专题讲座，传授教学经验，介绍教学方法，还亲自登台示范教学，深受师生们的敬重。
先生到仁风中学后，目睹当时图书、资料严重缺少的情况，向学校捐赠《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木版《二十四史》等珍贵书籍1500册（套）。可惜的是，这些书籍连同先生的笔记、著述都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付之一炬了。
勤奋好学 堪为人师
提到时老先生勤奋好学的精神凡是和他稍有接触的人都是深表敬佩的。尤其到了晚年，仍然那么如饥似渴，孜孜以求地刻苦研读，更足为后人的楷模。
先生曾谈起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一九五〇年春天，先生正任教于济南第三中学。有一天，老伴在家实在也憋不住了，心想：两个儿子正光和正印随解放军南下已一年有余，虽然有信来，仍很不放心；老头子在济南教书情况如何，更是挂念，便只身来到济南，想看个究竟。时老师非常高兴地接待了老伴，很快在校外附近的地方找到一间房子让老伴住下，买了米，买了面，油盐酱醋地准备了个齐全。第二天，时老师便到校上课去了。这一去非同小可，一下子就是一个月零三天，先生竟然把老伴来济南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虽然是一件趣谈，然而，我们却看到时老师是怎样把心血和精力完全倾注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了。
老先生有自己的生活规律和生活习惯。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不管冬天、夏天，总是用冷水洗手、洗脸。然后散散步，便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与学习。每天晚上，先生有背书的习惯。起初，人们发现他和衣倒在床上，怕他受凉，便劝他就寝。后来，才知道，先生是在背书呢！先生还喜欢一边走路一边背书。在从家到学校的往返途中，先生总是和几个在二中上学的孩子一起，一边走路，一边背诵课文。据他的几个孙子说，许多名篇，象《岳阳楼记》、《孔雀东南飞》、《师说》等，都是那时在爷爷的指导下背诵下来的，至今还诵若流水呢！
先生读书也有一个习惯。他有一个印台和一支外皮削细的空心毛笔管。只要一打开书，印台和笔管也即放在案前。一句话读过了，读懂了，他便用笔管在印台里蘸一下，再在那句话的后边按上一个“〇”。我们后来发现，老人家读过的书里，除了密密麻麻的评注以外，到处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红圈。
先生一生有许多著述，如《周易说略注释》、《仪礼郑著句读浅释》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内容和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问题，先生也写了厚厚的一本手稿，当时，有人劝先生拿出来发表，他说：“也许是一堆废纸，有用没用让后人去鉴定吧！”不幸的是，这一切，也早在“文革”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侥幸保存下来的仅有他的《琴考》和《罄寂录》了。
勤劳俭朴，解囊助乡里
时济云先生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自幼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美德。据说，当年在创办弭家庄小学时，先生就身先士卒，亲自带领全校师生挖粪种菜，穿布衣布袜，吃粗粮。然而在投资兴学，资助贫困学生方面，总是慷慨解囊。
在仁风中学，时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不仅义务助教，不取分文报酬，而且连照顾他的几斤细粮也谢绝了。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学校里宰杀了自己喂养的两头大肥猪。全校教职工每人分到三斤肉。可是，当人们把肉送到时老师面前时，他却执意不收，说：“我不缺，老师们辛苦一年了，让大家吃了吧！”
先生从不沾公家的便宜，而且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要沾公家的便宜。
先生没有吸烟的习惯，在他的影响下，至今他的家人也没有一个吸烟的。
先生不骑自行车，也不给孩子们买车子骑。不论是在仁风，还是在曲堤，平常他和师生们一样坚持在校工作、学习，从不例外。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他也和师生们一样离校和返校。在先生往返的路上，人们每当看到这位身材矮小、步履稳健、徒步往返几十华里的古稀老人，不禁油然而生敬意。
时济云先生是乐陵县（当时，济阳县并入乐陵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济阳县第五届、第六届人民代表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一年春，先生要去乐陵县城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当时，领导考虑：七十老人，步行七十华里，实在不可想象，决定派马车去送，结果被他拒绝了。当年先生手执竹杖，徒步而去，徒步而归，精神矍烁，英姿飒爽的情景，清晰如在目前。
有人说，老有家临终前用的被褥还是结婚时买的呢！有钱不花，图的什么？未免有些小气。
如果说先生在个人生活方面“有些小气”的话，那么在资助乡里方面先生却是十分大方的，有下列事实为证：
一九六一年，先生自动捐献人民币二百元给本村小学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同年，先生自动捐献人民币五百元给本村生产队，买了一部54型东方红柴油机。
一九六四年，得知生产队的船坏了而又没钱买木料修理，先生主动把自己亲手栽值了整整五十年价值约几百元的一棵大槐树交给了生产队。事后，先生拒不收款，在人们的再三劝说下，仅仅收了一面五十元的酬金。
一九六六年底，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时家圈村。他面对滔滔黄河水怅然沉思着。在这里，他同黄河作伴；在这里，他自号黄河老人，他不停地为人们平整着路面，盼望着又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夏收季节，有一天，突然大雨倾盆，时老先生不顾年迈体衰，冒雨同乡亲们一起抢收麦场，他，不慎摔倒了！从此，他竟身患中风偏瘫，一病不起。时济云先生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三日（已酉腊月二十八日）不幸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