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霍士廉、王文同志找我谈: “省委要办个干部学校,根据郭洪涛同志的意见,考虑让你去当政治教员,你的意见如何?”我想自己到学校当教员不合适,因为拿笔杆子不行,但到杭日战场组织人民武装拿起枪杆子杀敌还可以,这是自己离开延安到山东敌后的初衷,也符合毛主席鼓励我们到敌后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因此,我恳求组织让自己到新区去开辟工作,只需要组织上介绍个组织关系,指定个活动地点,保证干出成绩来,并恳请霍士廉、王文同志向省委反映自己的意见。隔了几天,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史秀云同志便把省委重新研究的意见告诉了我,拟派我到驻沂水的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任政委,罗绩伟同志去任大队长,吴坤同志任副大队长,要我们共同去整顿、扩大这支部队,并问我对这一工作分配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当晚,郭洪涛同志找我谈话,正式确定我到六大队去,要我首先摸清该大队的情况,并交待了三大任务:一是整顿、扩大部队;二是建设、发展党的组织;三是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说罢,即以省委军事部长的名义,随手写了一封给六大队的信,介绍我们 3 人前往任职,并嘱咐我们迅速启程。省委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三块现大洋和一些零用铜板做路费。
1938 年 5 月下旬,我们 3 人从龙廷出发,经蒙阴进入沂水,每天行三四十公里路,一边行进一边探悉第六大队的具体位置,历时 4 天,终于在距沂水县城约 20 里的西南方向袁家城子一带找到了六大队。
原来,六大队是 1938 年初建立起来的,大队长是学生出身的鲁滨,政委是老***员邵德孚,政治处主任是学生出身的李仲林。邵德孚和李仲林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因组织武装起义、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相继被捕,西安事变后,他们经张经武同志向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集交涉,从国民党监狱里获释出狱,不久由中共山东省委派往沂水等地开展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在山东省委发动全省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他们和日照的范经屈等同志组织沂水北部大小诸葛一带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抗日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人民杭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后为解决给养间题,全队转移至沂水南部袁家城子一带,很快发展为六七百人的一支大部队。但由于缺乏建军经验,给养问题也未妥善解决,大批战士离队回家,部队尚保有二百余人,有待训练和教育,尚需巩固和提高。我们到达时,范经屈同志还在日照活动,鲁滨同志因病在沂水县城就医。见到邵德孚、李仲林同志,我们异常兴奋,一路劳累消失得一干二净,当天就坐下来开会;他们也十分高兴,如实地介绍了情况,谦虚地认为自己缺乏带兵打仗的经验,部队建立快半年了还是稀稀拉拉的,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第二天,我们 5 人到部队看了看具体的情形,确如邵、李两位同志所介绍的那样。不过,当时最为迫切、突出需要解决的间题还是几百名战士的吃饭问题。
经过研究决定,罗绩伟、吴坤和李仲林同志深入部队同战士谈心,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我和邵德孚同志去拜会当地的乡长,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乡公所就在袁家城子村内。乡长姓杨,是位开明士绅。我们踏入乡公所,就径直拜访他。邵德孚同志首先向杨乡长把我作了一番简要的介绍,我接着开诚布公地说:“久仰杨乡长是位知名的爱国进步人士,积极拥护抗日救国。日寇入侵山东以来,已接近十个月,上从山东省长,下至许多区乡长,有的逃跑,有的投敌,有的躲避起来,但是杨乡长既不惧日寇,也不怕***和八路军,坚守工作岗位,事实充分证明老先生是富有杭日救国之心的。我们之所以登门拜访,首先是表达我军对杨乡长的尊重和敬仰;同时,也是来向杨乡长说明,我八路军四支队六大队是从本地土生土长起来的,是人民的子弟兵,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间题,请求乡长就地筹措帮助解决。”还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申明我军同一切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团结抗战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免于危亡的坚定立场和态度。杨乡长很感谢我们对他的拜访和信任,说他是真诚拥护***和八路军的,帮助当地驻军解决吃粮间题,是地方政府应尽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当即表示马上派人送 200 斤馒头和 30 余斤咸菜,先供我们部队活动于袁家城子一带的二百余人急需,然后再继续筹措;这一办法虽非长远之计,但部队的吃饭问题总算获得暂时解决。
为了将部队建成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一个整顿方案。首先是建起精干的大队指挥机关。按照上级的命令,大队由罗绩伟任队长,我任政委,吴坤任副大队长,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处主任。大队部设 2 名参谋,政治处设 2 名干事,供给处设 5 一 6 名供给员和粮袜员,以加强部队的供给工作。其次是整编部队。按现有兵员,将大队驻沂水南部的二百余人、一百二十多条枪编为第一、三连和特务连;几天后又将李端甫、李怀德同志从沂北带来的六七十名新兵和二十多条枪编为第二连;郭有邻同志从营县带回的六十余名新兵和十多条枪编为第四连。组编后,即时开展基础训练,由罗绩伟、吴坤同志负责军事课的讲授和操演,士气大振。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方。过去回了家的许多战士又重新返回部队,大批青年要求参军抗敌,部队很快由近四百人恢复到六七百人。
当时,有十余名女学生由刘浩同志率领,前来报名参军。部队正需要一批知识分子担负文化教育工作,充实战士文化生活,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没有文化的军队是很难打大仗、打胜仗的。因此,这批学生受到了部队的热烈欢迎,对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牢笼投身于伟大抗日战争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为了提高她们的认识和觉悟,我和邵德孚同志专门给她们上课,讲解党的宗旨、路线、纲领和政策,以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相互关系,武装她们的头脑,以利她们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积极发挥宣传员的作用。她们学习热情很高,接受能力很强。学完后,留下几名在队部任文化教员,负责教文化课和唱歌;多数分配到邻近村庄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许多群众都要求报名参军。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抗日积极性,也蕴藏着宝贵的人才,是我们的兵力和干部的源泉,广招新学员开办训练班,则是培养新战士和新干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形式、好办法。认识统一后,我们决定在部队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开办抗日军政干部轮训大队,并以六大队队部的名义发出招生广告,只要积极主张抗日、要求参战参军、身体健康的人民群众都可报名入队受训,不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的限制。几天之内,报名者达六七百人,遂编成五个中队。由我任干训队大队长兼政委,邵德孚同志任副大队长兼副政委。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我们除了讲解党的路线和政策以及八路军的宗旨,还说明办干训队的总目的是既培训干部又培训参军对象;既培训军队工作干部又培训地方工作干部。规定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明确宣布学员毕业后按自愿原则分配工作的三种方案:愿意参军者,由六大队根据本人条件和斗争需要进行分配;愿意从事地方工作者,可分配到地方工作团;愿意回家乡工作者,可分配回乡就地开展群众抗日救国活动。大家听后都很满意,感到很放心,认为***和八路军是相信自己的,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事的,因此情绪饱满,学习认真,严格遵守学习和生活制度。我们也有意识地以延安“抗大”为榜样,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针,发扬“严肃、紧张、团结、活泼”的传统作风,着力培养出一批干部,更好地开创和发展抗战新局面。果然,干训队中就有几位同志提前深入到沂水县以北临胸、安丘边界,以景芝镇为中心,组织起了一二百人、几十条枪的抗日队伍。我们准备请示上级,给他们一个第四支队第二大队的番号。金明同志曾任中共安丘县委书记,开辟了该地工作。
经过近一月的整顿和训练,到 6 月底,部队扩大到近千人,编为 5 个连队,加上特务连,共 6 个连队,拥有五六百枝枪,并逐渐涌现出一批干部,可谓兵强马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