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由于敌人连续不断地残酷“扫荡”、清剿、封锁，我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渤海、胶东两军区同山东分局驻地——鲁中地区的联系相当困难，原来唯一能保持联系的淄西 （张博铁路以西为淄西） 通道，此时已被敌人全部控制，来往交通被迫中断。为了打开淄西这条通道，展开敌占区工作，淄川县委书记蒋方宇根据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的指示，在淄川西部建立了中共淄西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淄西办事处），李镜远任工委书记，委员会有房众夫、李厚才、陈明。房众夫分管政府工作，陈明分管青年工作。同时，将原属鲁中军区领导的胶济大队划归淄西工委领导，为工委的直属武装。李厚才任大队长，李镜远兼任指导员，魏臣忠任副大队长。
淄西工委几名同志，除了李厚才是位军事干部，我们三人都是武装斗争的门外汉，特别是我和房众夫都没有带领过武装，更没有指挥过战斗，一切需要从头学起。不过，有一条我们清楚的：要开展敌占区的工作，没有武装是不行的。为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敌占区的特点以及几年来部队在敌占区几次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共同确立了一些活动原则。由于我们处于敌人统治的腹地，又是铁路交通的三角地带，不能过于暴露自己，不能与敌人打硬仗，应以隐蔽、游击、分散活动为主，能打则打，不能打就隐蔽转移；要昼伏夜出，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利用晚间做群众工作和开展政治攻势，一天转移一个地方，不让敌人掌握我们的活动规律。还规定了不准脱衣服睡觉，就连长短枪怎么个携带法都做了具体规定。
胶济大队的战斗历程是曲折的，有辉煌的战绩，也有几次大的挫折，是在不断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刚到淄西工委时，全队仅有三个小队和一个短枪班，共40多人，30多支大枪和十几只短枪。部队人数虽少，但都是能征善战的老战士，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在敌占区独立运动的能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淄西工委就是领导着这样一支队伍，在淄西地区开展工作，不断打击敌人，并为保持鲁中、渤海各战略区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展宣传，争取群众，镇压“坏中坏”
胶济大队作为活动在敌占区的一支武装工作队，把宣传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抗日，争取与改造敌伪政权人员，使其晓义明理，为我所用，当作一项基本任务。部队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到哪里。群众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主动为我们送粮、送饭。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长期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走乡串户活动，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对一些伪村长、伪情报人员，我们反复向他们讲形势，讲政策，指明出路：只要不做坏事，不与人民为敌，我们是会区别对待的；若能为抗日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对于那些不思悔改、作恶多端的汉奸和秘密为敌人通风报信的奸细，只要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坚决镇压。194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有计划的处决了几个，然后张贴布告，晓之于民。马尚火车站有个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的汉奸，群众恨之入骨，经房众夫的精心安排，趁他为父发丧之机，派人混进看热闹的人群，一举将他干掉。1944年秋，我军在小魏家庄突然被敌人包围，遭受很大损失。事后查明，原来是该村伪村长刘维连向敌人告密，我们随即将其抓捕枪决。每次锄奸活动都震慑了敌人，保护了群众，尤其对教育改造伪政人员起了积极作用。
常旺庄拔据点，炸药包大显神威
常旺庄位于胶济铁路以南，距铁路只有几华里，过去一直是我们活动的中心。庄里有个叫韩建东的，抗日战争以前是国民党的八区区长，日军占领后又当了伪区长，忠心为日军效劳，常住在周村。据群众反映，他有个弟弟经常给他送情报。一天夜里，胶济大队准备把他弟弟抓来审问，结果他中途逃跑被我击毙。之后，韩建东便领着一伙伪军驻进了常旺庄，修围墙，筑碉堡，给我们的活动带来很大威胁。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扫除障碍，1944年5月，淄西工委决定选择时机，将这股汉奸歼灭。夜袭常旺庄的计划确定后，战士们士气很高，对炸药、云梯等作战物资作了充分准备。虽然房众夫和我一样缺乏战斗经验，但他是当地人，人地皆熟，主动提出带主攻部队和炸药包从东面突入，担负炸掉炮楼的任务，我和大队长李厚才带领云梯队从西路越过围墙发起进攻，吸引敌人火力，为爆破人员行动创造条件。为防止意外，我们还取得了兄弟部队的配合，由渤海军区特务二队负责监视周村方面敌情，由县武装部长周鹏斋率部监视萌水据点之敌。
当夜10点左右，袭击常旺庄的战斗打响了。李厚才和我率云梯队从西面越过战壕爬上围墙，战士们连冲带打很快接近了敌人。敌人毫无准备，听到枪声惊慌万状，纷纷向炮楼退缩。我们追赶到炮楼附近进行隐蔽射击。此时从东门突入的房众夫一部也已赶到。李厚才立即同房众夫联系，组织起强大的火力，掩护爆破人员向炮楼冲击。霎那间，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敌人的阵地上升起滚滚浓烟，枪声、手榴弹声全消失了。我们立即向敌人喊话：“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韩建东和他的十几个伪兵看大势已去，无奈缴械投降了。
破路突袭，配合主力反扫荡
在抗日战争中，“扫荡”与“反扫荡”是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敌人每次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军分区都下达给我们任务，配合主力部队袭扰敌人，以破坏敌人的“扫荡”部署。我们打击的目标主要是交通线，曾数次在张店与马尚之间扒铁路、割电线，在大临池至王村之间炸铁路和火车头，在张博路的淄城以北设伏，袭击日军的巡逻车，经常使敌人的交通中断。后来日军每当进山“扫荡”，就逼迫沿线村的“自卫团”沿路“看守”。即便这样，我们照样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短枪班副班长张保民（绰号“红毛子”）在部队里当过排长，作战机智勇敢，他带着战士王在方佯装护路群众混进了“自卫团”。一天，敌人的一辆压路摇车停在沿线的一个炮楼附近，车上的两个日军和两个汉奸让“自卫团”给他们拿席子，看样子是要在这里坐下来休息。张保民感到时机已到，于是两人相互示意做好准备，待日军刚刚坐下，他们执枪一人对准一个，两个日军当场毙命，另一个汉奸被当场击伤。随后，敌人闻讯前来，可张保民他们早已带着缴获的武器远走高飞了。
在反“扫荡”的战斗中，胶济大队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因此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敌人也曾多次“拉网”，企图全歼我们。虽然敌人的如意算盘一一落空，但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文化干事李昆在张庄南石突围中牺牲。1944年春，敌人调动2000多人，分东西两路向马庄山一带拉网合围，我与李厚才把部队拉到北山沟隐蔽着，我部三面受敌，最近的只有200米。突围中敌人发现了我们，一名战士牺牲，几名战士负伤。这年的秋天，我部在魏家庄遭到敌人的合击，大队长李厚才和战士冉守业英勇牺牲，尤其是李厚才的牺牲，使部队受到重大损失。
谭家庄虎口拔牙，妙在智取
日军在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中，在距离淄城三四里处的谭家庄建立了一个据点，筑有高高的围墙和坚固的碉堡。常驻这里的伪军、警察有30多人，队长叫高庆殿。这些人多是特工人员，有时日军也改头换面掺在里面活动，是日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的一股最反动的武装，也是敌人应对抗日游击战争而专门组织的“三角部队”。他们经常穿便衣于夜间行动，在我活动区内冒充我军敲诈勒索，残害群众，破坏、离间我军同群众的联系，致使群众真假难辨，给我们的活动带来很大困难。
1944年深秋的一天，我与房众夫在耿家庄会合，分析了山区的反“扫荡”形势之后，觉得深入到淄城附近打击一下谭家庄的敌人是个有利机会。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我们派人把潜伏在谭家庄从事地下工作的谭指导员（原在部队的职务）找来商量。大家仔细分析了当前敌我斗争的特点，认为敌人能以便衣方式对付我们，我们又何尝不能以伪装去对付敌人呢？敌人把谭家庄划为自己的“保险区”，以为无论如何我们不敢到他们的“保险区”里开刀。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出其不意，打它个措手不及。
一天，我们按照预定的智取方案，挑选了7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由我带队执行，房众夫带着另一部从侧面隐蔽接应。战士杨文平，长相有点像日本人，又在周村干工时学会了几句日本话，穿上一套日本军装，不用说伪军，就是在日本人面前也蛮唬一阵子。我们就让他打扮成鬼子，其他人全是便衣。下午，我们一行8人簇拥着这个“日本人”直奔谭家庄。平时，我们白天活动甚少，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走着，顿时感到精神抖擞，但心情免不了有些紧张，精神也特别集中。一路上，群众一见我们便匆忙离开，生怕招来不测。当我们靠近据点的时候，大家更加装出一副堂堂皇皇的样子。炮楼上的哨兵眼巴巴地盯着我们朝他们走去，没有开腔问话。杨文平昂首挺胸地走在前面，用手指了指跟在他后面的几个“伪军”，叽啦呱啦的说了几句。哨兵究竟听出了什么名堂，我们不晓得，只见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一摆手让我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据点。我走在最后，当即对哨兵说：“到里面集合训话。”此时门岗换上了我们的人把守。院子里的敌人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感到陌生，但却不敢怠慢，都以惊奇而谨慎的表情等待着我们的吩咐。进院后，先由我们的“日本人”说了一句”洋话”，接着我这个“翻译”便提高嗓门：“大家集合训话！”这些伪军不愧为日军的忠实走狗，一听说日本人要训话，动作十分迅速，立即集合起来站好了队。“架枪！”他们又按照我的命令把枪架在了一起。为了控制对外联系，我们一个战士将敌人据点里的电话线切断。
“我们不是三角部队，是八路军！”我厉声向伪军们宣布。
“不准动，谁敢动就打死谁！”我们的战士持枪待发，一齐向他们高声喊着。
此时，这些曾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民族败类，竟吓得丧魂落魄，个个像撒了气的皮球乖乖地束手就擒了。就这样，我们没费一枪一弹，完成了一次虎口拔牙的任务。为安全计，我们迅速把炮楼点起了火，押着30多个俘虏和接应的部队一起转移了。
护送千军，夜过封锁线
1944年夏末的一天，上级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伪军王道部共2600余人，经过我军和敌工人员的争取，在渤海军区直属团和第五军分区的策应下，由团长王道率部反正，弃暗投明。王道部的反正是山东大股伪军反正的开始，对动摇与瓦解整个伪军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必须妥善处理，确保万无一失。上级决定将这支部队接应到胶济铁路以南，到鲁中南地区集结、整训。这样，淄西一带的护送重任就落在了淄西工委和胶济大队的肩上。
坚持淄西斗争，掩护我过往军政人员安全过境，本来就是胶济大队的经常任务。过去凡是在各战略区的来往通信、干部开会、入抗大、进党校或其他因公过境人员，都是由我们护送，往根据地运送布匹、炸药、钞票、黄金等各类军需物资也是经常的事。不过，护送这么大的队伍从来没有过，况且这些人又是刚刚反正过来，纪律松弛成分复杂，一旦被敌人发觉，走也走不成打也打不了，阵脚一乱势必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其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然而，任务摆在面前必须保证完成。经我和房众夫反复商量，决定由我负责组织部队警戒，封锁消息，由房众夫负责接待，并把敌占区的情况和跨越封锁线的要求向他们讲清楚：吃饭、住宿由我们负责，要求他们一切听从安排，不得擅自行动暴露目标。值得庆幸的是这支部队经过夜行军，按预定路线越过了胶济路，拂晓前进入离周村十几里的石埠村，而敌人却一无所知。
我们在石埠村接替了护送任务，部队需要在这里隐蔽一天，当晚继续南下。这么多人夜过淄西封锁区，能不能安全通过？尽管我们做了周密安排，可心里总是像有块没有落地的石头吊打着。夜幕降临，部队出发了。一般来说，在敌占区只要白天安然无事，夜间就是我们的天下。部队在急促地行进着，我们则在屏息静听，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思索着万一发生情况的应急措施。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同志们仰望着无际的夜空，长长地松了口气。
（作者：李镜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