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内容因故略去，只保留段落条目，读者如需全文可联系作者索取回忆录全文）/刘卫平
我们国家解放以后，父亲刘乃晏一直跟随26军部队驻防山东胶东地区，在26军工作了28年。1978年调到济南军区后勤部工作，1985年离职休息。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至80年代中期，父亲先后在团、师、军、军区后勤部担任政工领导干部，常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一些上级安排的地方工作。
父亲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写了不少故事。而建国后和平时期，父亲在部队工作三十多年，却极少写出故事。我问父亲，和平年代为什么写得少，父亲微微一笑回答：和平年代没什么可写的。我理解，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两者天壤之别。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生死搏杀，可歌可泣的事情太多了。而和平年代，按部就班推进工作，平淡无奇，刻骨铭心的事情太少了。所以，父亲和平年代可写的东西少了。
如何写出和平年代父亲的风貌，对我也是一道难题。我只能根据父亲的口述和有关资料，力求写出父亲和他所在部队，和平年代为军队建设和支援地方建设，默默奉献，平凡工作，一点一滴作出的贡献。
1、完成抗美援朝任务班师回国
1952年6月，我们完成了党和人民交待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怀着打败侵略者的胜利心情，告别了炮火连天的朝鲜，和许多志愿军部队回到了伟大可爱的祖国。
在朝鲜作战期间，我在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任政治处主任。回国时，跟随77师作为26军右路纵队，于6月6日从朝鲜作战区域出发，6月16日到达祖国安东市集结。稍事休息后，我们部队全体人员乘座火车，经过2天的运行，于6月22日到达山东。
我们终于告别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带着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任务的圆满答卷，意气风发地凯旋而归。
2、进驻山东休整
说来也巧，我随26军抗美援朝时从上海北上山东滕县地区集结出发，回来后没想到又驻扎于山东。1952年6月22日，我们从朝鲜回到山东，军部驻张店地区，76师驻桓台地区，77师驻周村地区，78师驻金岭镇地区，我当时在77师230团。
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后，根据华东军区指示，我们部队作了三项工作：
第一项，6月25日至7月15日，稳定部队情绪，恢复体力，熟悉情况，搞好关系。在此期间，中央慰问团、华东军区慰问团以及山东政府慰问团，先后来我们部队进行慰问。我们在山东分局、省政府、山东省军区和驻地政府、群众的热情关怀帮下，很快安排好了部队的住、吃、用等问题，加上深入教育，严格管理，工作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
第二项，7月中旬至7月底，“三反”运动收尾和评定干部级别。三反”运动的收尾工作，主要是做好定案处理等善后工作。遵照实事求是，不怕麻烦，不枉不从的方针，对个别确实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了处理:被错误定性的案子进行了甄别，纠正了“打虎”扩大化的错误。我印象中，有些部队对干部发了件皮大衣等物品，也列入"打虎"对象，严重挫伤了干部积极性。不久，按上级要求，对干部进行级别评定，我评定为准团。以后，1954年评为副团，1960年评为正团。
第三项，8月1日至9月上旬，评功选模、精简转业、做好文化教育准备工作。首先，用半个月时间按照志愿军立功标准，我们26军评选出特等功13名，一等功59名，二等功345名，三等功3533名。单位集体立功者有:一等功排4个班，班11个；ニ等功连8个、排10个、班31个；三等功营1个、连12个、排7个、班63个。通过评功选模，在部队掀起了“保持荣誉、争取更大光荣"的热潮，对完成各项任务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8月中旬开始，部队实行精简转业，8月底集中转业干部统一进行教育，10月初开始欢送转业干部。由战争年代转为和平时期，部队精简减员是必然的。
和平时期，加强部队文化教育，提高干战文化素质是当务之急。当时我们部队文化教育准备工作巳初具规模，各级建立了文化办公室，先后训练了一大批文化教员，并拟定下发教学方案。
经过两个月努力，部队基本上完成恢复整理工作，为部队正式投入整训做好了准备。
3、参加了军第二届英模代表大会
我们部队在抗美援朝期间，各行各业涌现出大批英雄群体和个人。为了总结交流经验，相互学习，进一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冲，迎接新的任务。军党委决定召开第二届英模代表大会，代表侯选范围是:战士二等功以上，排以上干部三等功以上，师、军批准的三等功以上的班以上单位各出席代表一名。二级以上的老英模列席会议。
各单位按照通知精神进行了认真准备，大会于1952年9月10日如期召开。会前，我按照会议要求准备了有关材料，亲自撰写了77师230团1营2连鸡雄山阻击战的英雄事迹材料上报军党委。
出席大会的英模、功臣代表共600余人。我们77师按照军的要求认真准备，选派战士二等功以上，排以上干部三等功以上及师、军批准的三等功以上的班排代表共130人参加了大会，我作为代表荣兴地参加了英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得到了志愿军、华东军区、9兵团首长和领导机关、驻地党政军机关、群众团体、工厂和学校的热情关怀，以及在朝鲜并肩战斗过的20军、27军、11军、24军等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持，纷纷向大会发来贺信，赠送锦旗，并派出代表莅临大会祝贺。
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政治部主任唐亮代表华东军区首长在会上致词，并看望英模连队。我们军的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讲话，勉励英模、功臣们发扬荣誉，争取更大光荣。
这次大会，通过英模事迹介绍以及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的实物、图片展览，充分展现了抗美援朝胜利的取得来之不易。在艰苦战斗的岁月里，我们的战士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崇高的忘我精神，坚强的革命毅力，高度的聪明才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经大会选举，并报请志愿军和兵团领导机关批准，授予下列单位和个人以荣誉称号，荣获集体单位荣誉称号的有:
“鸡雄山阻击战斗英雄连”一一77师230团2连;
“祝灵山阻击英雄连”一一76师226团7连;
“反坦克英雄班”一一78师234团9连4班。
荣获“一级人民英雄”称号的有
王兆才一一77师230团“鸡雄山阻击战斗英雄连”排长;
秦建彬一一78师232团2连排长;
王德明一一76师27团5连担架员;
雷宝森一一78师第234团9连“反坦克英雄班班长;
刘庆亮一一77师231团侦察连班长;
陈德忠一一77师侦察连连长(烈士)。
获得“二级人民英雄”称号者18人;
获得“二级工作模范”称号者9人。
据不完全统计，26军立功创模人员共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89枚，二级国旗勋章394枚，军功章1548枚。
我们77师(六十年代末，我曾任77师政委)共计歼敌15596名，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模范单位和英雄个人，77师受到大会表彰的除上述英模单位和个人外，还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特等功者16名、一等功者338名，二等功者781名、三等功者5954名，并有3个连、3个排、11个班、3个战斗小组荣立一等功，4个连、4个排、15个班、11个战斗小组荣立二等功，4个连、3个排、16个班、5个战斗小组荣立三等功。我在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中荣立三等功。大会期间，对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保卫祖国，保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光荣牺牲的230团团长张端胜同志（我和张团长同在一个团）、76师炮团政委孙洪琰同志、军特务团副团长寇排贵同志、77师后勤部长赵燕同志、78师炮兵团参谋长杜永福同志、“一级人民英雄”77师侦察连连长陈德忠同志等革命先烈们，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仪式。与会同志以崇敬和深切怀念的心情，表示要继承先烈遗志，踏着先烈足迹，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这次大会，是对我们26军执行抗美援朝作战任务的一次总结性的检阅。通过表彰一批英模单位和个人，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大会向党中央、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表达了代表们的心情和敬意。
我们参会代表一致表示，要不骄不躁，兢兢业业，谦虚谨慎，保持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完成新的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
4、整编改装，进驻胶东半岛
5、大力开展学习文化活动
6、从步兵部队来到坦克部队
7、坦克团配属60军
8、老军长的教诲
9、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
33师，原属11军建制，从朝鲜回国，奉命调入26军建制。
33师，是一支具有良好战斗作风和光荣传统的部队。其前身系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区的几支基干武装，曾参加过反“扫荡”、反“蚕食”的抗日游击战争，参加过百团大战、白晋战役、反九路围攻、蟠龙战斗、墨水河战斗、夜袭观台镇、林南战役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太行第6军分区13团、第1军分区31团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队9旅(13团改为25团、31团改为26团)，并临时指挥山西决死3纵队9团。1948年初，旅率两个团与兄弟部队一起，转战中原战场，为配合开封战役和歼敌区寿年兵团，曾三次出击西平。是年冬，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2月，全军统一编制序列，9旅改番号为33师，隶属第2野战军3兵团1军建制。25团、26团，依次改为97团、98团。同年4月参加渡江战役。6月，以师直特务营为基础，扩编组建了99团。之后，进军大西南，参加了重庆、成都外作战。1951年3月，师奉命出国抗美援朝。离川时，将99团留川东军区，同时12军108团调归该师改编为99团。1951年9月，33师于河北省安次县整编改装，师山炮营改编为炮兵团，新建了坦克自行火炮团。1952年11月，全师(欠坦克团)入朝，1953年5月参加夏季反击作战。
33师所属部队，绝大部分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其中97团9连是红军连队。该连最初为1929年何长工等领导的红军第8军之一部，1930年改为红军15军3团9连，1937年编为八路军129师769团7连。该连参加过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参加过夜袭阳明堡，百团大战等著名战斗，南征北战，功勋卓著。
10、到98团工作
11、参加了第一次授衔
12、带领部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13、部队逐步有了固定营房
14、构筑沿海防御阵地体系
15、军事演习后的一次小聚
16、在济南受到毛主席接见
17、在广州受到毛主席接见
18、毛主席确定暂不夺取金门
19、注重调研了解情况
20、工作看的准，抓得紧
21、李耀文主任在98团的日子里
22、大跃进的由来
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上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这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为实现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我对大跃进的认识，由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五十年代，我虽在军队工作，但也十分关注地方经济建设的情况。
刚刚兴起大跃进运动时，当我看到上边描绘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宏伟蓝图”时，之初的确让人十分振奋。我们都以为党中央、毛主席找到了发展经济，又好又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通过实施“三面红旗”运动，期盼人民生活尽快得到改善，国力尽快得到提升。
那个时候，听报告、看文件确实感到过瘾、振奋，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深信不疑。
我们带着对“大跃进"会促进大发展的期盼，和部队指战员与时间赛跑，抓紧训练和施工，工作加班加点，连续开会，紧张工作，不知疲劳。
各地报纸、电台、广播，每天都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称某地方亩产粮食几千斤上万斤，某地方练出了钢铁，有的县宣布吃饭不要钱了，等等。
我在98团，部队整日训练高度紧张，没有具体接触到地方工农业生产，只能为媒体宣传报道的好形势而感到高兴。
23、令人疑惑
过了一段时间，我亲眼见到了一些现象，开始对"三面红旗"产生了疑惑。
1958年8月，我参加了中共济南军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会议期间，组织与会代表，去看毛主席刚参观过的济南北园人民公社一块稻田，说是能亩产上万斤。我们到了现场一看，地里的水稻密密麻麻的，地头上安装了一个鼓风机向稻田吹风。这么密植，地里又不通风，能高产吗?当时我就打起了问号？我们几个入伍前种过地的战友私下议论，一亩地产水稻上万斤，神乎其神，胡吹乱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听说北园稻田的稻子，是用几亩地里的水稻移植过来的，这是人为制造的一个假现场，这就是大跃进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
我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一些浮夸造假现象，非常看不习惯，认为这些现象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我认为，这种浮夸造假的风气，是由上边建灶，下边添柴形成的。
记得1958年，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要研究研究，这么多的粮食怎么消化。还有一位领导同志说，今后农村也要过集体生活，实行男女分居，过周假日，银行存款可以归公，等等。这些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言论，让我们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充满期望，一下子转向令人疑惑不安了。
24、亲眼所见一次失败的练铁
26、保留了烤火炉
27、丰产了却没有丰收
28、春节才能吃上一顿肉饺子
29、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30、帮助地方办好食堂
31、部队食品供应十分紧张
32、不敢讲真话
我从有关材料上看到有一位山东籍团长回乡探亲，对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说了些批评的话，村里有人告发，说这位团长反对"三面”红旗，为此，这位团长受到了处分。
1961年，我请假回老家探亲，亲眼见到农村老百姓贫困落后的状况，吃不饱饭是个主要的问题。
那个时候，有股黑云压城的意味，部队里人们有意见有看法不敢说，只能违心的说些迎合的话，但私底下却有许多负面的消息在流传着。尽管與论总在说形势大好，但我们却感到十分失望。
33、超越生产力冒进发展的严重后果
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期，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剝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造成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困难到如此地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谎"灾，谎言作假造成的灾害。那个年代，到处都在放"卫星"。粮食生产动不动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放“卫星”，许多领导干部也信以为真。那个年代，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农作物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都提出亩产1100斤的指标。1958年，农业部根据各地上报的粮食数据，估产高达8000多亿斤，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才3900多亿斤，明摆着是虚假的数据。
其次是“冒”灾，超越现实的冒进发展。人民公社严重破坏农村生产力，剥夺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力，影响了生产积极性，造成了低效的农业生产。加上大幅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许多地方抛荒去练钢铁了，地里粮食少了，种得粮食有些没收上来，哪还有粮食了？城市居民按计划供应粮食，缺少鱼肉蛋等，大多人都吃不饱饭。
三是浪费灾。大练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耽误了农业收成，大量粮食浪费在地里。
由于虚报粮食产量，许多领导干部对所谓粮食多了怎么办，不知所措。有些地方号召"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
人民公社食堂弊端很多，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1958年秋收以后，有些地方觉着粮食多得不得了，公社食堂敞开吃饭，浪费很大，没有几个月便断粮了。食堂开办初期，社员不管劳动表现如何，都一样吃饱喝足。许多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多得很，吃完了政府会供上的，所以，不把粮食当回事，有的大手大脚，浪费粮食。有的公社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第二年就没有粮食的供给了，许多农民挨饿的现象比比皆是。
34、右手伤残得到治疗
1960年，军里批准我去北京解放军总院治疗伤残右手，骨科专家陈敬云主任给我做了伤残右手手术，取出了一块弹片。
我右手受伤，是1946年11月，参加安丘战役，被机枪子弹4发打在右手上致残。当时鲁中军区医院要给我右手作截肢手术，怕感染危及生命。征求我意见时，我坚决不同意。随后，鲁中军区卫生部苏部长给我看了后说:“下午我给你做手术，争取不截肢。”苏部长亲自给我做了手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还算成功，没给我作右手截肢。
经过治疗，我右手保住了。但从此手上留下了残疾，右手再也张不开了，出院时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在解放军总院，陈主任给我手术后，陈主任对我讲:你的右手，正中神经、动脉血管完全断裂，部份肌腱损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善一下。
经过在解放军总院的手术治疗后，我的右手，夏天疼得轻了，手指可以伸开了，但姆指、食指和中指功能基本丧失，写字很勉强，而且持续时间不长，这就足矣了。因为不做这个手术，我的手总是伸不开，呈握手状态，给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35、和董超政委在北京重逢
我住院期间，我的老领导董超同志，听说我在解放军总院住院，他带着水果和营养品，专程来医院看我。
董超，1915年生，山东省泰安市新泰人。开国大校，1961年晋升少将。他1934年参加革命，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4支队政治员，鲁南军区独立1团政治处主任，鲁中警备2旅政治处主任，华东野战军8纵队23师政委，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政委、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军政大学副政委。
董超1947年至1949年先后任8纵23师政委，26军77政委，这期间，我任8纵23师68团迫击炮连指导员、68团直属队政治协理员，68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68团1营教导员，我和董政委一起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战役战斗。
董政委从山东调到江苏南京和北京工作后，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此时我们在北京重逢，分外高兴。我们拉得最多的话题，是战争年代在77师的战斗历程。
36、从团单位来到了师单位
37、组织部队开展“两忆"、“三查”运动
1963年3月，根据毛主席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精神，我军部队普遍进行了“两忆”（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我和师政治机关的同志，根据上级要求，深入部队推动“两忆”、“三查"活动的开展。
通过新式整军，让广大指战员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困难，坚定了革命立场，激发了革命斗志。
38、大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
从1961年起，为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精神，部队普遍开展了“四好"连队运动（政治思想好丶三八作风好丶军事训练好丶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丶三八作风好丶军事训练好丶完成任务好丶锻炼身体好）活动。
我和师政治部，一起研究部署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的实施方案和措施，经常到全师所属连队，检查这项活动的情况，推动这项活动的深入发展，促进部队的政治建设。
39、推动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保障部队生活，渡过困难时期，我们部队积极响应上级搞好农副业生产的号召，把农副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各部队依防区地势，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广开门路、生产救灾。
根据上级安排，我们军所有部队团以上单位都要开办农场，建立生产基地。
根据这一任务，我们在部队广泛开展搞好农副业生产意义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参加农副业生产的极积性。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抓好
农副业生产，不仅弥补供应不足，还改善部队生活，并且减轻国家负担。
40、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
从1963年开始，根据上级要求，我们组织部队掀起了宣传、学习雷锋的热潮。
我和师政治部的同志们，认真学习领会学习雷锋的意义作用，尔后，研究确定全师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指导思想、步骤、方法和措施。我们引导各团营连单位，利用广播、幻灯、图片展览、墙报丶黑板报、学唱歌曲等形式，宣传、颂扬雷锋事迹。
通过宣传鼓动，引导广大指战员学雷锋精神，走雷锋成长的道路，人人争做雷锋式的战士，成为广大干部战士的心声。当时，我们33师学雷锋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以党团小组或班、排为单位成立的学雷锋小组，如雨后春笋，遍布整个部队，部队出现了新气象新面貌。
学雷锋活动中，我们注重抓好典型，挖掘、培养了99团2营炮连副指导员吴风谨，成为我们全师学雷锋标兵。1964年，吴风谨被26军树为军学习毛主常著作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