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深造
41、赫赫有名的解放军政治学院
42、努力用知识提高自己。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处于战争分裂的国家转为和平统一的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成为首要任务。
战争年代，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打败了敌人，建立了新中国。和平年代要学习经济和文化，努力建设新中国。
我从儿时就渴望求知上学，因为家境贪困，没有上过一天学。参军后，拜战友为师，经过自学，多少有了些墨水，由普通一兵成长为军队政工领导干部。
想去学校学习，用知识武装提升自己，一直是我的愿望。渡江后我们进驻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解放台湾的训练、教育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紧张，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学习。
1950年春天，我住在上海吴淞口”万盛酱园”，第一次从一位学生那里，看到一本关于语法和标点符号的小册子，我借来阅读了三天，收获很大，从此，我开始接触语法和标点符号方面的知识。
在上海的一年里，我抓紧时间阅读了《政治经济学》（苏列昂捷夫著）和《中国近代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理论、历史书籍。
抗美援朝结束，从朝鲜回国以后，我又开始了语法和数学的自修。看了朱德熙和吕书湘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其实当时我应当从语法的基础知识学起，当时不懂得这一点。数学，我自修到小学算术。
但不管怎么说，渴望学习，特别是正规系统的学习，一直是我的愿望。建国初期，部队组织大批干部轮换学习文化，我要求去学习，上级领导总是说，你有文化，现在轮不到你。几次学习机会都不让我去。
1963年，我来到了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系统学习了一年半，终于满足了求知若渴的愿望。
1963年8月，根据组织安排，我来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成为解放军政治学院一名学员。
当时学校的课程是，让我们反复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由于当时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作出规定，军队政治院校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主。在政治学院，每天手捧毛泽东选集，天天学习。当时以自学为主，上课辅导不多，一至四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我们学习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来学院讲过外交形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几位副主任先后来学院讲过军队政治工作。
43、和丁浦老战友常见面
我在北京政治学院上学期间，经常见到刘丁浦老战友。
刘丁浦同志和我，祖籍都是临沂的，我是沂南，他是蒙阴，相距不远，我们还有亲戚关系。我从小就知道丁浦家，他家是进步地主，为抗战作了不少贡献。1942年，我第一次见到丁浦同志，他已是干部，我是武工队战士。丁浦同志入伍前在济南一中上过学，这在当时我军部队里，是难得的“秀才"，他一当兵就是干部。我们同在华东野战军八纵、后改为26军工作过一段时间。1949年解放上海前夕，我是77师230团1营教导员，他是26军敌工部长。上海解放以后，丁浦调到上海警备区。
有一天，78师卫生队指导员支福田约我一起去看丁浦同志。支福田蒙阴人，我小时就知道支家，和我也有亲戚关系。支福田1942年入伍，他上过小学，这在当时我军部队里是“文化人”了，他后任26军78师政治部副主任。他和我、丁浦都是鲁中军区部队战斗成长起来的。
上海解放不久的一天，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我和支福田骑马来到丁浦部长住处，丁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刚攻占上海，胜利的喜悦还未散去，我们三个人为同乡，又参军同在一个部队，枪林弹雨的共同战斗过，亲身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亲眼目睹了上海的解放，又在上海相见重逢，心情格外激动，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63年至1965年，我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上学期间，丁浦当时在国防科工委第十研究院十五研究所政委（正师），每到周日都约我去他家。我们见面拉得最多的话题，还是当年我们在鲁中军区26军部队的一些往事，还有畅谈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未来。我每次去丁浦家，他们全家都为我炒上几个菜，包饺子，我和丁浦、他的爱人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吃个家宴，边吃边说，十分热闹，甚为高兴。我每次去丁浦家，如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44、差一点留在政治学院
我于1965年5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当时校方想留我在学院政治部组织部工作。学院领导找我谈话，我说感谢学校领导的信任，但我文化不高，一直在部队工作，没有院校工作经历和经验，不适合在学校工作。我谢绝了校方的留意，坚持回到了26军。
1965年5月，我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我军取消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和13年的军官制，军官改称干部。并实行了减酬定级，参照地方国家行政干部级别定级，我级别定为12级，减薪50元。
45、受到毛主席接见
1965年，我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期间，有一天，接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我们都兴奋不已。
我们全体学员，来自全军不同的单位，按照统一要求，全体学员身着军装，整齐划一，来到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主席接见。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向我们走来，我们全体学员激动不已，有的留下了热泪。然后，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我们合影留念。这是我第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让我留下永恒的印象。
46、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
1965年5月，我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回到烟台家里待命。
建国后，参加抗美援朝回来，我一直跟随部队在胶东驻防，五六十年代先后在昌潍、文登、牟平等地驻防。由于随军等原因，我的家人从青岛搬到烟台，住在烟台26军家属院。
从1953年到1965年，我一直和家人聚少离多，即使是节假日，也很少和家人在一起。有一年，我大儿子在烟台26军幼儿园不慎得病，住院报了病危，我在烟台开会，想请假回家看看病危的孩子，却没有得到允许。
那个年代，我们33师担负守卫海边防的任务，整日价军事训练、国防施工任务繁重，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也得不到休息。所以，我很少回到烟台家里，和家人在一起。
从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以后，组织上通知我先回家待命。这是自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首次难得的和家人在一起团聚。过去那么多年，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每次孩子见我回到家，如同逢年过节一样高兴。乘之机，我也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我战争年代5次负伤，身体一直不好，几次去北京、天津等地住院治疗，有一次还报过病危。
在烟台的日子里，白天，爱人去上班，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家里除了看书，就是买菜做饭，因为战争年代，我们在部队里都是自己做饭，我学会了做油饼、炒菜，家人最喜欢我做的油饼和炒鸡。每天，我在家里按时做饭，爱人和孩子们一回到家里，就能吃上热乎乎地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也算是忙于工作顾及家庭少的补偿。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我买来象棋、军棋、跳棋，孩子们放学后，我和孩子们下棋游乐，其乐融融的。
闲来无事时，我带孩子们去海边玩耍，带孩子们看一场电影。有时带他们去理发洗澡，尽我作父亲的职责。
那个时候，我爱人边上班边带孩子，实在不容易，我只能利用这点空闲，多和家人待在一起，多作些家务，多享些天伦之乐。
47、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0月，军里通知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来到文登县城关公社“社教”工作队。
六十年代，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简称“四清"运动”，重点是在农村进行。
我刚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在烟台待命休息了几个月，接到通知，又告别家人，风尘仆仆赶赴文登县，去参加当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期间，我们吃住工作均在农村，后来在城关公社住了个把月。当时，对工作队要求很严，伙食不能超标，工作不敢懈怠，每天工作非常紧张劳累。
1966年6月，我完成地方"社教"工作，回到了部队。
48、工作岗位几经变动
在文登“社教"期间，1965年的10月，我被任命为26军工区副政委，到了12月，26军工区调往新疆执行任务，我又被任命为26军77师副政委。
说起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后的工作安排，挺有意思。我从学校毕业回来，曾接到通知，让我去惠民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我对时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部调配科的丛健科长（曾任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说：“我没做过地方军事部门的政治工作，还是让我回野战军吧。”丛健科长的答复是：“军分区政治工作比较薄弱，派你去是加强军分区的政治工作力量。"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无话可说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见到26军副政委魏伯亭同志，向他反映了分配我去恵民军分区的情况，魏副政委听完我的想法，只说了一句“不去。"时隔不久，接到通知，不让我去惠民军分区了，让我留在26军。
49、77师的老战友
26军77师，我一入伍就在这支英雄的部队工作战斗，1953年调离77师，先后去78师和33师工作，10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77师老部队。
1965年12月，上级任命我为77师副政委，
1968年8月，77师政委韩友庆调26军任政治部主任，后来任二炮政治部主任，我接任77师政委。
当时，我们77师这个班子里，大多数成员，我们从抗战、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就在77师并肩战斗。师长刘学山（曾任26军副军长），副师长朱道良（曾任26军76师师长），参谋长丁其朝（曾任军级单位烟威警备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王俗易（曾任军级单位内长山要塞区政治部主任），我和他们一起共事了两年多，大家在一起工作，合作得很愉快。
50、十年“文革"让人不堪回首
十年“文革”，我亲身经历了这段令人难堪的岁月，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6年6月，我完成地方“社教"任务，回到部队不久，"社教“运动扩大到部队，77师作为全军“社教”运动试点单位，也开展了“社教”运动。我参加了77师党委机关"社教”运动，前后有40多天。
“社教”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学习文件，约一周时间，学习"5、16“通知精神。
开始，师党委一班人学的很认真，大家很高兴。都以为这是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以为我党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办法，认为这是保证党、军队和国家永不变色的重大举措，我们都坚决拥护。
在此期间，“文革"开始了，此风先从地方兴起，以后又刮到部队，部队也开展了"文革"。
第二步，师党委成员作检讨，机关进入大鸣大放大批判阶段。第三步，进行总结再教育。
这三个阶段，最“热闹"的是第二步。师党委成员的个人检讨，要求深刻剖析，触及灵魂，尽量“上纲上线”，不惜说些违心的话，也要检讨到位。既便是这样了，第一遍检讨，师党委成员多数仍然过不了关。有位党委成员写第二遍检讨稿时，拿着笔，看着纸，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他说，想来想去不知从哪里写起，人的脑子都不转了，都被“炮轰傻”了。
按照当时文件规定，部队不准搞"四大”，只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批判。但受地方“文革”影响，部队机关里，只要是把予头指向领导的，这就是“正确”方向，而且批判要有新态度、新观点、新水平，要"上纲上线"。这样一来，师党委成员检讨，都很难过关，一位师党委成员流着眼泪对我说，我就不相信，就他们“革命。"
大鸣大放大批判这一关，我们师党委成员大多很难过关，弄得我们身心疲惫不堪。
遇到问题就“上纲上线"。“文革”期间，我们部队在职干部全部受到审查外调，发现问题就无限上纲，就连军龄差了几十天，也成了大问题。有的干部入伍时间，个人登记表上和档案里不一致，也成了政治问题。好在对我的调查结论，个人填报与档案完全一致，才幸免于难。
51、领导干部反复检讨不过关
“文革”期间，我们师领导班子，学习文件进行整党，党委发动群众提意见，我们作检讨。
我和77师党委成员经常向机关干部战士，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那个时候，领导班子除个别成员外，大都被划在“刘邓路线"一边了。机关个别造反派说，师长刘学山已经没有共产党员气味了，说我共产党员气味，只剩下“核”了。因为当时部队在进行“整党”，搞"吐故纳新”。
我觉着，我们这些几十年跟党走的人，从枪林弹雨走出来的人，竞然成为"刘邓反动路线"的人，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为此，师长刘学山同志伤心落泪就不难理解了。
面对无休止的反复检讨，师党委成员个个难以过关。我和党委成员只好说些“违心”的话，面对每次检讨要过关，我们逐步摸索出办法了，只要把自己“上纲上线”，说站到“刘邓路线"一边，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度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指示，违背毛泽东思想，把个人说成是违反毛主席革命络线的人，只能这样说到“顶”，说绝了，群众才认为这样检讨有深度。刚开始这么讲，我们难以承受，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因为大家都这么讲。
52、总政治部乱的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
77师是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单位之一。1966年底，我在26军、济南军区机关有关同志陪同下，去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汇报"社教”试点情况。
我们一进总政治部机关大院，满眼扑面而来的全部是大字报。原来安排听取汇报的是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因为他被批斗没有来开会，开会时临时改为总政宣传部部长，刚开会不久，部长又被叫走去挨批斗了，只剩下副部长和机关几名干部在听汇报。我在汇报中提到，在部队搞“社教"，只能在机关中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提高思想认识，但不能在基层部队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大字报，这样容易把部队搞乱。汇报到这个问题时，引起了副部长的关注和重视，他和我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流。
此来北京看到，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解放军总政治部受到冲击，已经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了。军队最高政治机关都乱成这样，可见"文革"对军队的冲击影响有多大。
当时北京到处乱哄哄的，招待所里住着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大多为“造反派”，一片混乱景象。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看到“文革"轮廓，场面混乱不堪，这和学习文件时的感受大不相同。
53、“文革"造成各级党政机关一律打倒废除“文革"开始时间不长，全国县以上党委、政府全部推倒，所有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党组织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各级成立革命委员会。一时间，靠打砸抢起来的人，造反有理的人，其中有不少成为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更有甚者是，一些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各种社会渣滓，也进入革委会，取代各级忠于党和国家的革命干部。
在这种"革命路线”指引下，国家岂能不乱。没有人抓生产抓教育，到处都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停工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否则就会被戴上“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帽子，这样一来，黑白颠倒，社会岂能不乱。
54、“文革"划分出两条路线斗争
“文革"期间，中央提出“两个司令部"、“两种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广大干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站在刘邓反革命路线一边，这是打倒一切领导干部的依据，所以老干部统统要打倒。
55、军队中极"左"之风盛行，乌烟瘴气
"文革"之风刮遍全国，军队也难以逃脱。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江青、康生、陈伯达等鼓吹军队应该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叶剑英、徐向前、聂素臻三位老帅坚决反对。后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然而，这样的文件已经无法扭转“天下大乱”的局面，包括军队，许多军队单位无法开展正常地学习工作训练，影响了国防建设。
最可恨得是，"文革"中军队中具有"造反”精神的人受到“重用”。有一段时间，上级提出，军队提拔干部，要选择具有"造反”精神的人。当时，我所在的77师，就出现过少数有所谓“造反”精神的人得到提拔重用。1978年，我调到济南军区后勤机关工作，机关里还有“派性”作怪，影响工作，影响团结，因此，深感“文革"的遗毒极深，一时很难消除。
"文革"刚开始，军队虽然与地方有别，中央就有文件规定，团以下单位不准搞“四大”，但也得发扬民主，发动干部战士，给领导干部提意见。部队里一些极“左”分子，乘机向领导干部发难，认为给领导提意见，越尖锐越革命，越有造反精神，越有革命精神，就越有水平。致使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无辜迫害。
56、"文革”决不是一场好运动
我对“文革"的看法，经历了有“好”到“不好”的过程。
"文革”刚开始，军队组织学习"五一六”通知精神，大家普遍认为，党和国家进行“文革"，是为了吸取苏联赫鲁晓夫篡权变修的教训，我们党和国家进行反修防修、使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当然高兴。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领会文件精神实质，开始，我们只是把“文革”理解成一般的民主运动，师党委、机关的社会义教育，只嗅到了一点味道，没有完全理解文件上讲的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的所谓“实质”。“文革”后期到结束以后，我们才清醒认识到，我们国家何来"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反修防修"从何而谈。
随着不断的学习，运动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参加会议，参与社会实践，参加军队支持地方"左派"的活动，对“文革”的精神，才逐步“理解"。
所谓"文革"，就是要发动全国人民、特别是学生，打倒一切领导干部，越乱的地方，说成"形势越好"，“先乱后治”，不乱的地方，说成“死水一潭"。对此，让我这样去认识理解“文革”，我难以接受，所谓"文革"，完全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
对打砸抢的人，一些群众造反组织无论怎么作蹬，胡作非为，甚至打死人，一概不管不究，还反其道称其为“左派"和革命组织。不搞打砸抢的人和组织，称其为“保守派"、"保皇派。"
有些被称为造反有理的人，组织串连，周游全国，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工人农民不搞生产，学生不上学校，全国共计1100万红卫兵到北京串连，这样下去，危害经济，破坏社会安定，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年轻一代的成长。
由此，我对“文革"由初衷的是一场"好运动"，逐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即“文革”引起了空前的社会大动荡和大灾难，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国家面临颠覆性危机，任其发展下去，结局不可收拾。
57、李耀文陪同杨得志来到77师
我来到77师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场内乱初期，我和师党委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不介入”的指示，采取各种措施，保持了部队稳定。
1969年，济南军区副政委李耀文陪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到烟台福山县26军77师，在我们师住了十几天。
杨得志于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生涯中，历任中国工农红军4军45师班长、排长、连长，45师管理科科长、93团团长，红1军团1师1团团长、副师长，2师师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344旅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2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1旅旅长，晋冀鲁豫军区1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第19团司令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第19兵团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两位首长在77师期间，我经常陪同两位首长到77师各团、营、连视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杨司令员和李副政委每到一地，都详细了解部队训练以及对“文革”的看法，并经常发表一些精彩的讲话，使我受益很大。
两位首长亲切可信，每次见到杨司令员和李副政委，我都愿意和他们说些心里话。就"文革”问题，我和杨司令员、李副政委单独进行过交流，我和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是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革命军人，我们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生怕“文革”把社会搞乱，引起国家动荡，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我们时刻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同时，我们也随时作好准备，时刻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需要我们部队作什么，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58、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
59、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
60、组织部队野进行营拉练
61、抓好先进典型总结和宣传工作
62、尽心做好分管工作
63、"批陈整风”、“批林整风”
64、胜利油田为我国第二大油
65、稳定形势，搞好团结
66、抓好生产，提升产量。
67、只争朝夕，加班工作。
68、我认识的康世恩同志
69、在北京开会的日子里
70、巧遇粟裕大将
有一次，我在京西宾馆开会，巧遇中央军委常委粟裕同志。
粟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参加历次反“会剿”和全部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2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1师师长，后兼6师师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那一天，我们在京西宾馆散会后，在餐厅吃饭，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桌客人，我向这一桌其中一位客人看了好几眼，我总觉得像我们华野的老首长粟裕，他和工作人员在一张桌上吃饭。我认准是粟裕首长，乘饭后，粟裕首长向餐厅门外走来，我赶上前向老首长敬礼，粟裕问我，是华野几纵的？，我说8纵的，粟裕点头笑了笑，说8纵能打仗。接着，我和粟裕首长一起说起孟良崮战役。解放战争攻打孟良崮，全歼国军74师，这是陈毅和粟裕亲自指挥的。那一年，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粟裕见74师孤军深入，态势突出，与左右邻之间出现较大空隙，便毅然定下决心，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1、3、4、8、9等5个纵队16个师，全力围歼敌74师。当时，我在8纵77师230团任炮连指导员，这一仗打得不容易，因为74师战力不一般，我们全歼74师，非常不容易。
和粟裕首长说了十几分钟，首长要离开宾馆了，我目送他坐上车远去，心里总有一种不舍。
71、看望26军老领导
七十年代，我经常去北京开会，只要有空，我一定要去看看在京的26军老领导，他们是李耀文、陈宏、刘立封、韩友庆等同志。
李耀文，开国少将，时任外交部军代表。陈宏，开国少将，时任装甲兵司令员。刘立封，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韩友庆，时任二炮政治部主任。他任26军77师政委时，我任副政委，在一个班子共事过。
我每次在北京开会，和李耀文、陈宏等同志说好了，我在和平饭店散会后和他们见个面，结果，每会都是我在开会，他们在休息室里等我，散会很晚了，才和他们见个面，说不了几话，他们就告辞了，因为夜里十点多了，怕影响我休息。
有一年夏天，我去外交部看望李耀文政委，我刚坐下，和他说了几句话，他吩咐工作人员切好西瓜，他拿起一块西瓜还没吃，工作人员赶来，说周恩来总理找他有事，他和我匆忙告辞，去见总理了。当时，我想，外交部工作那么忙呀，李政委吃个西瓜的空都没有。
现在，每次想到我在北京和26军老领导见面的场景，都会让我十分想念这些老领导。
72、结束"支左”任务
“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严重内乱的形势下开始的。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全国处于“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状态。地方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之中，公、检、法等机关失去作用。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
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的五年多时间中，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要求，解放军先后派出两百八十余万人，分赴各条战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巨，是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军队“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保护了一些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对稳定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三支两军人员除少数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外，大部分陆续撤回军队。
1974年，我从胜利油田结束“支左”任务，奉上级命令回到26军。
73、没有回家送别去世的父亲。
我回到军里不久，便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我找军主要领导请假，没有得到批准，这位领导同志告诉我，他父亲病故时因为工作忙，也没有回家去送别。
我1940年参加八路军后，在鲁中蒙山一带跟随部队参加抗日战争，虽然离家乡并不远，但很少回家看望父母。抗战时期，与日伪军作战，敌强我弱，以游击战为主，任务既艰苦又危险，抽不出时间回家看望父母。解放战争以后，我跟随部队离开鲁中地区，与国民党军队打仗，和抗战不一样了，作战形式是经常打大仗，打一仗解放一片地方，又去新的地方打仗，我们部队从山东打到河南、浙江、上海。后来，又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我随部队驻防胶东，一直忙于军队建设。到六十年代初，我才请假回沂南县老家看望了父母。
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我心情十分沉重，觉着愧对父母，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我戎马一生，少有照顾年迈的父母，虽然月月寄生活费，但不足以满足我孝敬父母的心愿。我曾几次想把父母接到烟台家里养老，但他们不愿离开故土故乡。
此时，父亲病危了，我多么想回去看看、送别父亲，可身为军人，以服从组织命令为天职。当时我在军政治部，分管组织和保卫工作，任务比较繁重，只能服从组织安排，没有回去送别我的父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大儿子在烟台26军幼儿园，得了痢疾，住院报了病危。我在烟台开会，找领导请假到医院去看看孩子，但请假请不下来，好在医院抢救及时，化险为夷，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了。
那个年代，我们军人都是公事为大，私事为小，个人、家庭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军队利益。
